杜月笙的女兒自述

  2017年我重回上海，站在新復原的杜公館舊居西雲樓前，87歲的我，突然驚訝發現大門上方，赫然雕刻着四個字：竹苞松茂。

  “松茂”是我先生的名字，而父親杜月笙親手設計這杜公館時，我和先生都還沒有出生，難道冥冥之中父親早已為我們牽下了紅線？

  大家都以為，杜月笙的女兒肯定會腰纏萬貫，實際上我繼承的也就只是個“杜”字。我就像只小鳥，一生躲避狂風大浪，飛過千山萬水，四處做窩。

  但不管我身處何處，年少時在杜公館裡的玩耍嬉戲，一直仿佛還是昨天。

父親只喜歡一個稱呼：杜先生

  見到我的人，都喜歡問我怎麼評價我的父親，是天賦異稟還是時勢造英雄？

  不管外界怎麼評價他，在我心中，他就是一個對子女要求嚴苛的父親。

  父親出生在浦東高橋，他6歲時，我奶奶在生產時病逝了，當時家裡窮得連棺材都買不起，就用蓆子捲起來用爛泥土埋了，後來這裡長出一棵樹，樹根把蓆子連人都包起來，大家都說這是風水好。

  奶奶死後，嗷嗷待哺的姑姑只能送人。父親14歲那年，我爺爺也病逝了。父親徹底成了孤兒，孤兒父親很調皮，常常惹是生非，也不好好念書，成了孩子王。後來惹事逃到浦西開始流浪，做了水果店的夥計，削得一手好梨。

  父親後來在上海灘的傳奇大家也都知道了，但對於我來說，父親只是嚴厲的家長。父親膝下共10個子女，他對家裡的傭人倒是和顏悅色，對子女卻很嚴厲，見他要預約批准，見面後主要是問讀書，然後給50塊老法幣做零花錢。

  記得有一次我外語考試成績不好，父親要用鞭子責打我10下。阿姨心疼我，讓我多穿兩條褲子去挨打，結果父親下手更重，還不許叫，叫一聲就重打。

  父親天資聰慧，是讀書的料，只因家裡太窮，只讀過半年私塾，後來一直聽評書自學。他對文化人極其尊重，言談舉止溫文儒雅，接人待物謙卑恭敬，一年四季着長衫，最上面的一顆紐扣也從不解開，他只喜歡一個稱呼：杜先生。

父親的處世之道：廣結善緣

  抗戰初期，父親還在上海。聽人說，父親那時不知用了什麼手段，讓上海租界裡的英美煙草公司都要出錢抗日，不出錢就做不成生意。

  後來父親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捐建醫院、學校，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帶着手下的兄弟跟隨國民政府一路輾轉到重慶，全家老小几十口卻都留在淪陷的上海。

  有一次我聽母親說，父親在重慶令她拿出鑽石變賣，總共有400多克拉，資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動的抗日人士。

  變賣的錢，父親還要上海的家人親自送到地下抗日人士的手裡，如果被日本人發現，這是要殺頭的。而那段時間，家裡常吃白菜燉豆腐，為了哄我們小孩子，過幾天就換個菜名，叫豆腐燉白菜。

  那時期，父親與共產黨也打過交道，他向山西前線的八路軍捐獻了一千套防毒面具，上海被日本人占領後，他又幫助新四軍維持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線，給共產黨的根據地運輸藥品和槍彈。

  父親的處世之道就是廣結善緣，認識他的人幾乎都接受過他的幫助。

  在國民黨的諸多高官中，父親和戴笠伯伯關係更為親密。他來見我父親，我們都得待在屋裡，不能出來的。有一天他主動問父親：“你的女兒怎麼樣？”

  我這才看到戴伯伯的真容，我真是抖啊，他那眼睛，好像一看就看穿你，很叫人害怕。

  如果他來時，正好趕上父親在抽鴉片煙，父親得趕緊讓傭人把煙具藏到床底下，躲進屋裡，讓大家幫他聞袖子，看有沒有煙味。如果有，趕緊噴香水，然後用濕毛巾擦臉，直到沒有一點煙味。

  他怕戴伯伯怪他又抽煙。這事情很奇怪，我父親怕戴笠，戴笠也很怕我父親，可能是他們倆的個性都太強了吧。

  1946年3月17日，戴伯伯坐飛機失事，父親聽聞消息一下子就崩潰了。當時我們住7層樓，我父親拉開窗子就要往下跳，看上去特別傷心，不斷說：完了，完了……

  3個月後，父親才慢慢恢復。後來國民黨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父親越來越失望，動了離開上海的念頭。上海解放前夕，父親害怕共產黨會找他“算賬”，決定離開上海。

父親在上海堅持到最後一天

  1949年，風雨飄搖。我清楚地記得，2月6日那一天，父親令我帶着弟弟坐飛機從上海先到香港。

  那年我19歲，剛剛考上上海聖約翰大學，通知書已拿到，還沒來得及去註冊。離開時我就隨便帶了點衣服，想着等回來再去大學報名。

  我以為，自己很快就要回來的。後來才知道，那一天，我拎着衣箱，出走了大半生。

  三個多月後，5月27日那一天，父親帶着家人和手下一百多口，從上海坐輪船到了香港。在香港，病中的父親與我聊起離開時的情景，感慨無比。

  那一天，上海城“解放”，父親堅持到最後一天才離開。他說，輪船開近吳淞口，他在船上能清楚地看到大批八路（即解放軍，父親習慣了叫八路軍）開進上海。

  可八路沒有海軍，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坐着船，從黃浦江上一路順利逃離。

  父親還在黃浦江上遠遠看到了岸上的申新紗廠。他對我說：“當年你奶奶就是在申新紗廠做工，一天只掙兩個銅鈿，後來我苦心經營，做到了申新紗廠的董事長，但現在，都只能丟掉了，我們都逃難到香港來了。”

  在香港，父親幾乎閉門不出，他擔心自己被暗殺，過得戰戰兢兢。抗戰時四處奔走患下的哮喘病越來越嚴重。

  儘管父親在上海跺跺腳地皮也要抖一下，其實是面上賺得多、里子花得更多，入不敷出。到了香港，境況更差，我們住的房子，也是父親好友陸根基免費提供的。

  一百多人在香港，每天的生活起居費用就要六七千港幣，基本是靠故舊和朋友接濟，捉襟見肘。當時我已二十歲出頭，父親讓我管全家的賬，我天天要精打細算，才能把一大家子的開支勉強應付過去。

  當年在上海，父親最喜歡民國大總統黎元洪送的那幅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那景象，在香港是沒有了的。

  我們天天盼着回上海。問父親，父親說：很快的，一年回不去，兩年一定能回去的。抗戰我們都勝利了，從重慶回到上海，以後也會的。

  我們都篤信不疑。

 海那邊就是浦東老家啊

  父親從不跟我談大事。但我猜想，他心裡對共產黨是有些害怕的。他不敢學師父黃金榮留在上海，把全家老小和手下的命運都押上。後來，83歲的黃金榮在上海“大世界”門口掃馬路。

  何況，父親常說一句話：好馬不把雙鞍配、一人不把二主從。

  那時大陸和台灣都在爭奪身在香港的父親，父親也有着自己的盤算：兩邊都不得罪。

  父親在上海時和法租界打交道多，他想帶全家從香港移民去法國。但父親很講義氣，不願丟開忠心耿耿的手下，還有一些在抗戰中犧牲人士的遺屬。

  算下來，去法國的男女老少總共有140多人。護照等各種費用要15萬美元，而父親當時所有的積蓄，只有保存在宋子良先生那裡的10萬美元。

  錢不夠，父親只好放棄了移居法國的打算，說：要死大家都死在香港吧。

  有一天下午，外頭來了兩個人，求見父親。父親把他們迎進客廳，關上了門，不讓我們進去。

  平時家裡來客，都是我這“大小姐”端茶送水，這次我好奇怪，我就扒在門縫裡偷看，兩個人都是一身短打扮。兩個人走後，我聽到父親對母親說：“是那邊來的人，邀請我們回去。”

  第二天，父親對我說：“美如，今天我帶你到淺水灣兜兜風，你誰都不要講。”父親帶着我去了淺水灣的一家飯店。

  在飯店裡，巧遇到了電影明星胡蝶，父親和她寒暄了幾句，就讓我和司機自己吃，他到外頭透透氣，單獨找了個能看海的地方。

  他一個人對着海坐着，足足坐了兩個多小時。司機吃得很開心，他悄悄問我：“大小姐，老爺不知在想什麼呢。”

  我跑去問父親：“您在想什麼呢？”

  父親說：“我在看海啊，海的那邊就是浦東老家啊。”

“我不想你們一生都在討債”

  淺水灣吃飯回來沒多久，父親的病又加重了。出於經濟原因，也考慮到安全，父親沒請護士，靠家裡人幾班倒照顧他。我是每天晚上六點到天亮輪班。

  那天我正在客廳照料他，突然父親的朋友楊管北慌慌張張地跑來：“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

  原來大陸來人求見父親的那段時間，父親托好友錢新之同時給周恩來和蔣介石寫信，表達同一個意思：杜月笙先生願意回你們那邊。

  可錢伯伯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稀里胡塗地套錯了信封，把給大陸的信寄給了台灣，把給台灣的信寄到了大陸。

  一切都已註定，一直在觀望局勢、不想站錯隊的父親竟落得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了。

  一直在糾結到底回大陸還是去台灣的父親，終於下定決心：哪裡也不去，留在香港苟且度日吧。

  心灰意冷、身處絕境的父親哮喘病越來越嚴重。到了後來，每天我都在床頭舉着氧氣瓶讓他吸氧。

  宋子良先生從報上得知父親快不行了，主動打電話給我母親，說父親還有10萬美元存在他那裡，並且很快就把錢匯給我們。

  父親按照“先外後內”的原則，分給家人和手下，我未出嫁，分到了6千。這是父親留給我們的唯一遺產。

  父親對我說：“美如，阿爹對不起你，沒能看到你出閣，送你出嫁。”我含淚安慰父親，隨後就按他的吩咐，出門去滙豐銀行，從專用保險柜裡取出些“紙頭”。

  從銀行跑回來，把“紙頭”交給父親。父親拖着病體，當着我們的面，一張張地把它們撕掉，那是別人寫給他的欠條，欠款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政界高官。我來不及全看，只偷偷瞥到有借美元的，有借金條的，其中有個借了500根大黃魚（金條）。

  我們守在病床前，都很錯愕父親為什麼要這樣做。

  父親說：“我不想你們今後一生都在討債，不想你們在我死後費盡力氣打官司。現在兵荒馬亂，借錢的人，手頭哪裡有錢？今後他們有了錢，若是感恩，一定也會幫你們的。”

  父親還再三叮囑我們，將來一定要把他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

  1951年8月16日，父親去世。迴光返照時，留下最後一句話：“我沒有希望了，可你們大家有希望，中國還有希望。”

孤兒般遙望着海峽對岸

  父親去世後，我們孤兒寡母一大家子，只能靠變賣首飾在香港度日。還好母親是蔣總統夫人的朋友，她向我們伸出了援手，邀請我們全家去台灣。

  後來錢新之伯伯和楊管北伯伯也到了台灣。楊伯伯有個外甥，就是後來在美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

  母親帶着我們兄弟姐妹，護送父親靈柩，在台灣安頓下來。原以為很快就能回大陸，父親的棺木遲遲沒有下葬。後來回大陸越來越無望，1952年才把父親葬在了台灣基隆。

  以後我們為了生活各奔東西，分居在全球各地。有嫁了阿拉伯小伙子的，有娶了白人姑娘的，如同一個小聯合國。

  在台灣，蔣夫人對我們一家老小關照有加。母親也經常與蔣總統夫婦見面、小聚。但母親沒有固定收入，還須常常拿當年父親給她的首飾去變賣，維持家用。

  來台灣時，正值朝鮮戰爭爆發，台灣反而安全多了。大陸那邊一時難以顧及，打不過來，我們全家難得過了幾年兵不荒馬不亂的太平日子。

  我們是原鄉人，雖然台灣不是上海，可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只要太平，心安處，就是家。

  我25歲時，為了躲避追求者，和朋友們跑到嘉義去玩，在那裡的一次露天舞會上，我認識了飛殲擊機的飛行員蒯松茂，和我同歲。

  蒯松茂祖籍安徽省肥東縣店埠鎮，家境小康，抗戰時父親去世，母親帶着他們年幼的兄弟幾個，一路逃難到大後方的四川，投奔在國民革命軍當空軍的大女婿和大女兒。

  那時候，國民政府效仿蘇美空軍預校模式，在成都灌縣開辦了空軍幼年學校，招收小學或上初中的孩子，培養飛行員。蒯松茂13歲時自己去報名，被學校錄取，做了少年學員。

  跟我這個養尊處優的富家小姐比，蒯松茂的少年是悲慘的，國家動盪不定，他們也跟着吃苦。他說很多同學的家鄉被日本人占領，連寒暑假也只能在校園裡度過，學校經常被日本人轟炸，不比共產黨長征時吃的苦頭少。

  他永遠都記得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一天晚上。空軍幼年學校放暑假，他回到成都北門外的家中，晚上與同學到電影院看電影，放映到一半，屏幕上突然打出一行字：日本無條件投降！

   頓時，電影院裡所有人都跑出來，大家把帽子拋到半空上，一路跟着人流，跑到成都最熱鬧的春熙路上，那裡人山人海。人們笑呀笑呀，不認識的人彼此擁抱，不由分說把大街上的幾個美國士兵抬起來，拋到半空中，接他們，再拋到半空中…….

  1949年，蒯松茂隨軍隊撤到台灣，駐防在嘉義空軍基地。他的母親和兄弟都在大陸，生死不知，音訊全無，他如同孤兒般遙望着海峽對岸，就像當年我父親，隔海遙望着海那頭的故鄉上海浦東。

蔣總統夫婦送我們新婚賀禮

  我們相戀時，蒯松茂還很窮，他坦率告訴我母親，自己所有的積蓄只有一千美元，還是被派到美國空軍受訓一年、省吃儉用才攢下來的。

  更要命的是，他是殲擊機飛行員，大陸那邊“一定要解放台灣”，台灣這邊也一定要“反攻大陸”。解放台灣也好，反攻大陸也好，都是隨時要打仗的，戰場上槍炮子彈不長眼睛，要是機毀人亡，一點不意外。

  母親沒有阻攔我嫁給一個隨時可能會陣亡的軍人。她對蒯松茂說：婚禮你別管了，不用你出錢，一切我來籌辦。

  1956年，我們結婚。蔣總統夫婦得知後，請我們吃了一頓便飯，還送了兩床繡着龍鳳圖案的大紅被面和一套西餐具，這套床品我一直珍藏着。

  婚後我搬到先生的駐地嘉義，先蝸居在日本人留下來的一室一廳里，後來才搬到空軍的眷村東門町。軍眷宿舍地點很偏僻，條件很簡陋，我放下大小姐的身段，學會了煮飯做家務。

  我母親和外婆都是京戲名角，我自己也愛唱京戲、聽京戲。一個人在家時，我常常把收音機頻道撥到大陸那邊的電台，聽各種流派的京戲。

  有一天，我正在家聽得入迷，跟着收音機哼唱，先生回家撞到，大驚：我在嘉義空軍基地就是管偷聽敵台的，太太怎麼還能聽敵台？絕對不允許！趕快關了！再不能聽了！被人知道，第一個就要抓你！

  我嚇得趕緊關掉，不想給先生帶來麻煩，只好忍痛不再偷聽。可背地裡更加思念大陸的故鄉，想念遠在大陸的外婆筱蘭英。我小時候，慈愛的外婆總抱着我們姐弟哼京戲。

  1949年，外婆沒有隨我們逃難，留在大陸，住在北京草廠六條的胡同，直到她高齡去世，我們一家再也沒有見過她老人家。

  蔣總統也愛看京戲，可他發誓：反攻大陸不成功，不進戲院。蔣夫人為哄他開心，就想出折衷辦法：請京戲演員到總統官邸來唱，這樣蔣總統還是沒進戲院，不算違誓。

  當時台灣大街小巷到處都張貼着標語“勿忘在莒”，意思是不忘故國，據說蔣總統的辦公室里也掛着這四個字。

  先生這些飛行員，不止一次被告知，隨時做好反攻大陸的準備。

  有一次，他與其他飛行員半夜接到軍令，要求立即上飛機“反攻大陸”。他人已上了駕駛艙，美軍顧問匆忙趕到總統府阻止，說如果台灣方面一意孤行要打，美國不會提供後續軍援。美國是擔心台灣輕舉妄動會引起連鎖反應，蘇聯捲入，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先生也明白，反攻大陸根本不現實，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後勤援助，比如加油機的配合，所有的戰機都會有去無回，因為大陸太大、縱深太長了。

我做起中餐館老闆娘

  上世紀50年代台海危機爆發，先生開着戰鬥機參加金門炮戰。炮戰打完後，上頭有指示，儘量避免直接衝突。先生開飛機在沿海巡邏或者掩護補給艦時，常與大陸那邊的飛行員在空中相遇，大家在空中心照不宣，客客氣氣地打個招呼。

  婚後沒幾年，先生從一線飛行員轉到台灣駐約旦大使館，做了空軍武官。1969年，我帶着孩子也來到約旦隨任，那時正趕上約旦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爆發戰爭。

  當時覺得好奇怪，每天一到中午11點鐘，槍炮都沒聲音了，下午5點鐘也沒有。後來才知道兩方面的軍人都去喝咖啡去了。咖啡喝完了，砰砰砰又打起來了！

  在約旦做外交官夫人，與皇親國戚交往不少。有一次，王太后的法語翻譯臨時有事，我就臨時充當了她的翻譯。那些外國外交官沒想到我一個中國人能把法語說得這麼地道，問我是不是從小生活在法國。

  他們不知道，我是當年法租界公董局華董杜月笙的女兒。

  這時我就無比思念父親，想起小時候他打我逼我學法語、學英語，想起他的話“既要識字，也要識人”。

  約旦國土狹小，絕大部分都是沙漠，別的中東國家都是富得流“石油”，可它沒有。這個“上帝的棄兒”四周又被強敵環繞，全靠國王侯賽因長袖善舞，夾縫中求生存。這麼個小國，竟然在多年的中東亂局中闖出一片安寧。

  侯賽因國王，很像上海灘時代的父親。

　  1976年，約旦與大陸建交，台灣使館撤了，先生要奉調回台灣。可我們已經喜歡上了約旦，喜歡上了國王一家，不想回台灣。先生就辦了退役，留在約旦。

  國王侯賽因家族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有一天，國王與先生閒聊時說，世界上很多國家首都都有中華菜館，中國菜真好吃。國王的弟弟哈桑王儲也對我們說，世界到處都有中餐館，約旦卻沒有，不如你們在約旦開個中餐館吧。

  就這樣，我卸下了外交官夫人珠寶首飾，文君當壚，荊釵布裙，做起了中餐館老闆娘。為了籌足到開餐館的本錢，我們一次性提取了台灣的全部養老金。

  1979年，約旦的第一家中餐館“中華飯店”開張。以前我對美食只會吃和批評，現在我硬着頭皮上陣，和先生既當老闆又當雜工，既當廚師又當跑堂，既做採買又做賬房，睡過地板，白手起家，苦心經營，甚至先教當地人用筷子。

  在約旦開了近三十年的中餐館，皇親國戚是常客，大陸來訪的官方代表團，聽說杜月笙的女兒在這裡開了家餐館，也總是很好奇，要來光顧下，還要合影。

  大家的要求，我都是有求必應。看到他們，我覺得很親切，好像大陸就不遙遠，年少時在大陸的時光也不遙遠。

父親冥冥中為我們牽下紅線

  憶及年少芳華時，曾是驚鴻照影來，可我們杜家人，怎麼敢回去？

  兩岸解禁後，兩邊的交流越來越多，但我們卻一直忙於餐館營生，遲遲未能回家。直到2001年，我才首次回到上海，這次我還辦了台胞證。

  2005年，先生又帶着我，回到他的故鄉安徽，給親人掃墓。

  先生遠赴台灣時，婆婆跟着先生的四哥流落到長江北邊的小城安徽樅陽。直到1973年去世，老人家一直飽受思念和驚嚇，至死再也沒有見過海峽那一頭的兒子，更別說見過我這兒媳。

  先生離家時，還是英俊少年，回鄉時，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黃土！母子已天人永隔。在樅陽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親草萋萋的墳頭，燒紙，痛哭，我也在這從未謀面的婆婆的墳前下跪，磕頭。

  萬水千山，渡盡劫波，笑泯恩仇。所有的顛沛流離，都由江，走向海，所有的離合，都由動盪，歸於平靜。

  杜家的後代散枝落葉在全球，我和先生已四世同堂，三個孩子文鵬、文琦和文瑞，無論在世界上走得有多遠，但每年過年，他們依然回來，按中國的老禮，向我們磕頭。

  而年近九旬的我們，回到了台灣定居，但常回大陸，我們去浦東看過杜家祠堂，去過北京逛琉璃廠，去過前門老舍茶館聽京戲，還去成都看闊別七十多年的空軍幼年學校……

  而2017年年底那一次我們去上海，在復原到嘉定的杜公館舊居西雲樓前，我和先生驚訝地發現，杜公館大門上方，赫然雕刻着四個字：竹苞松茂。

  這房子是父親在上海灘剛發達時親自設計建造的，當時我和先生都還沒有出生，我想起父親過世前，為沒能看到我出嫁而難過，原來他冥冥之中早已為我們牽下了紅線。

  走了一山又一山，過了一江又一江，四海漂流，我們終於可以在夕陽下享受故園的祥和靜美。只是父親要葬在故鄉上海浦東高橋的遺願，至今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