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的日子裡 新鳳霞 我無故地被上右派帽子，心裡確實十分難受，也感到冤屈。但不能扭轉事實了，現在不能考慮自己了，要考慮祖光需要我的力量，要跟他一起衝鋒陷陣改變現實，要做“韓世忠的梁紅玉”、“楊宗保的穆桂英”，增強自信心。 我被戴上右派帽子，回到東城王府井馬家廟家，祖光可沒少被批鬥，各種顛倒黑白、編假造謠、莫須有的罪名一股腦兒地壓在他的身上。我日夜擔心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像那位副部長說的——把他送走。我倒是真願意跟他一道走。只要有祖光在一起，再苦我也幸福。我每天都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可祖光神態自然，安詳鎮定，看書讀報，一切照常，還常抱着小女兒玩兒。 這一年，他把家裡的傭人辭退了，一位給我蹬三輪車、掃院子、燒煤火的男同志——老何和看兒子的女傭人淑嫻。記得那天天陰沉沉好冷啊！祖光把他們叫到北屋，對老何、淑嫻說：“我家現在的政治情況，你們也知道了，你們在我家做了這些年工，一向很好，合作得很知心，可是說不定哪天我就要離開家，去向也不會知道，鳳霞的生活能力和負擔，都會遇到很多困難。我還沒有得到走的通知，先把家安排安排，你們姐弟就先離開我家，三輪車老何你就拉走，這裡有兩百塊錢，就算作對你辛苦這些年的感謝吧……”老何是位非常老實善良的勞動人民，剛剛解放，我從天橋往城裡大眾、長安劇場演出，他就拉車送我；我跟祖光結婚後，他就跟我們一道蹬三輪車，又把他姐姐介紹來一道工作。他們姐弟一聽祖光讓他們兩個離去，一下子都哭了。淑嫻守寡多年，在我家幫工我們都照顧她姐弟。她們一哭我也流了淚。老何邊哭邊說：“吳先生、新先生這些年，待我像親人一樣，現在受了委屈，遭了難，我們不應走開，可是，我們也知道，要是吳先生一走，新先生挑這麼重的擔子，也是夠困難的，老的、小的都要靠新先生了……”老何姐弟哭得泣不成聲，他們收拾了東西，放在三輪車上，老何姐弟千恩萬謝，臨走要給祖光磕頭，祖光再三攔阻；我的孩子可不幹了，看見她姐弟走，便哭叫：“我不讓淑嫻阿姨走……我要老何叔！……”孩子們一哭，我們都流淚了！我的淚流不止，孩了的祖母哭着送他姐弟離開了我們的家。我知道祖光總有一天會被送走的，非常害怕這一天的到來。孩子的老祖母也跟着我們提心弔膽，天天精神緊張，祖光整理自己的書房，收拾東西。果然在一天早晨，祖光告訴我：“今天晚上有車來接我，還有丁玲的愛人陳明一道走，去的人不少都是右派。”啊？我的心轟的一下子，不可避免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我硬是控制住感情問：“到哪兒去？”袒光說：“不知道具體的地方。叫帶四季衣服，到了那兒我會隨時來信。”這時我才想起，怪不得這幾天看見祖光自已在收拾衣服。他說：“早告訴你，怕你跟着擔心着急，反正總是要走的，你不是早就聽那位副部長說了嗎？”祖光還說：“這一大家人，娘是經過風浪的，怕的是你沉不住氣經受不了……”我聽他要走，又不知道去向，簡直山要倒了！我可如何經得了哇！家裡老的老，小的小。劇院領導都是整我的，很多老夥伴帶着幸災樂禍的目光看着我。我半天不能說出一句話來，祖光看出我的心事說：“對人總要想人家好處，對事往大處看，不要小心眼兒。你是個演員，要心胸寬闊，我不在家也是給你鍛煉學會管家料理一切的機會。我把給你看的書都放在你用的書架上了，需要先讀的放在上層。”他多麼冷靜啊，還像平時出差一樣，每件事都對我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心裡一陣陣翻滾，老婆婆在院裡走來又走去不安的着急。祖光把行李打好，他看了看在床上的父親，告別了滿頭白髮的母親，親親還在熟睡的小女兒，又看了看睡在床上的兩個兒子。我看着即將遠離的祖光，千言萬語，心裡的話真不知怎麼說。那時候，我們的大孩子還沒有上小學，小女兒還不會走路，我們兩家的父母都是七老八十了。我從小唱戲，沒有離開過父母，一切事都是母親照顧處理。結婚後一切都是祖光照顧家替我辦，大小事一向我都依靠祖光，祖光一走真像天塌下來了一樣，唉！比天塌了還難過呀！我的兩條腿腳發軟，心好像都空了。在台上我唱過送夫離別的曲段，這時我才親身體驗了生死離別的痛苦。 祖光看望了父母，別了兒女，我幫他提着臉盆網線袋，送他到了大門。這是夜裡，一直送他上了吉普車。我沒有叫他看見我流淚。他走了，我轉身關上大門，一個人趴在大門上痛哭了一場。我的腦子裡出現了兩齣戲，一出是《林沖發配》的長亭送別林娘子別夫，另一出是《孟姜女》，是萬喜良修長城別妻。我可萬萬沒有想到新社會裡，輪上我在生活中演這樣的悲劇——“別夫去改造”。可是接着我就想到祖光對我說的話“向你一生負責”。他走了，不知去向，更不知什麼時候能回來。我們兩個的老人、孩子、弟弟妹妹還都小，肩上這麼重的擔子我要挑起來，一定要向他負責，政治上他受了這麼大的冤屈，這個家無論多麼苦，多麼慘，我也決心為他保住。我是個演員，在台上演了多少賢妻節婦哇！雖說我比不了她們，可我這時是個受難丈夫的妻子，我了解他，保護他就是應當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丈夫走了，我是演員，又年輕無知，難免招來是非閒言碎語……我得為祖光保住人格。祖光走的第二天，我把三個孩子交給老人，安排了兩個家的生活，我就搬進了中國評劇院宿捨去住，過集體生活。我這麼做，是防止有人在生活上造我的謠，破壞我的名聲。我搬進宿舍，時間安排得很緊，練功、排戲、演出，出入把鑰匙交給傳達室處，有交待。我每月回家給老人送生活費，看看孩子。 跟祖光婚後的生活，最大的好處就是他教會我讀書了，系統地讀了不少中外名著，如《西遊記》、《紅樓夢》、《鏡花緣》、《今古奇觀》、《水滸傳》、《唐人小說》、《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小說。搬進宿舍一天到晚都很忙，心情還好，晚上演戲回來，看着那一雙一對的夫婦回家，我就覺得自己孤獨，回到宿舍看書，寫日記，寫信，這時候是我一天最安靜的時刻。收到了祖光的信，這可是我們全家的喜事。我按時給祖光寫信，寄衣服、食物和其他一些營養品。這時是困難時期，一些日常用品，每人按定量供應，連蠟燭、衛生紙都不好買。 我在劇院可說是“人緣不錯”，做布景的木工劉金波同志，他很同情我，常對我說：“鳳霞，你丈夫不在家，有什麼困難對我說，我能幫你點兒什麼，也算是義氣。我家孩子多，困難時你幫過我……”我感謝金波同志在這困難時刻跟我說的這些話。我說：“我沒有什麼大困難，祖光在東北比咱們這兒還困難，我得想辦法給他寄點兒營養品，你能給我做個小木盒嗎？”金波一聽說：“那是小事，我給你做，用邊邊沿沿的剩料就做了。”他可好每月一定給我做一個，都是在交給我時說：“你買食物困難排不了隊，我幫你去買，現在是過荒年啊，活命要緊！”有了金波的支持，我每月都必按時給祖光寄一個木盒子。 發生過兩件事我被團長叫去訓斥，她接到王府井帥府園馬家廟街道辦事處的一封揭發信，是說我家門口有一輛汽車，夜裡1點來5點走，說是胡同人揭發我同一個男的在夜間來往……團長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開口就訓斥：“新鳳霞！你知道你是什麼人？你是右派！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再加上‘壞分子’，你還想……”我一聽簡直是陷害，我當面對團長說：“這事絕對不是我，因為我自從祖光走的第二天，就搬進劇院住了，我的出入都有傳達室的劉寶鑫證明，因為我把門鑰匙都是交給他，特別是我夜戲回來沒有再出去過，這絕對不是我。”團長聽後也無法再堅持，但她仍是臉沉得像海水，斜着眼睛帶着懷疑的樣子看着我。另一事也是這位團長，她把我叫進辦公室又出口就訓斥：“新鳳霞，你給吳祖光每月都寄東西嗎？”我說：“是的。”心想糟了！是不是劉金波因為給我做木盒的事她知道了？這可害了金波大哥了！我這一想，團長又開口了：“你可真不老老實實地改造哇！還這麼臭味相投哇？每月都給大右派吳祖光寄東西，還寄奶粉、奶油、巧克力糖、罐頭，是真的嗎？”我心裡倒鬆了一口氣，因為沒有金波大哥的事，就是對我，我不在乎。我說：“是真的，吳祖光在北大荒生活實在太艱苦了，我寄東西是對他的身體支持，有了好身體才能幹活勞動，這不叫犯錯誤。”團長大發脾氣說：“你還有理了！你是反革命右派！跟我這麼說話？星期一檢討會上見吧！”星期一是檢討會日，也是大家沒事找事，雞毛蒜皮事也在會上作檢討，那些小匯報、鬥爭右派的所謂積極分子們，就在這會上表現，他們就在這會上說假話。作個屁檢討，就是改造表現得好。知識分子教育改造時期，他們這號人能入團入黨。我是這個會上的批鬥改造對象。星期一會上，團長開始發言，她從來沒有作過一次檢討，但她在這次發言就把我給祖光寄東西的事說了，主要是說我不服從改造，跟吳祖光還是乾絲萬縷……可是她沒有想到，廣大群眾並不都如她的願，有人說：“新鳳霞是吳祖光的老婆，寄東西是應當的，她有這個力量給吳祖光寄，我們管得着嗎？”更多的人說：“星期一檢討會老在這上攪和，太不該了，新鳳霞願意寄，是她的事，反右派運動批鬥過去了，讓新鳳霞今後自己自覺點兒吧，寄少些也行啊……”團長可不同意：“新鳳霞，你如果再這樣不接受改造，組織上要再作新的處理！你別以為不給你登報，你右派名字人家不知道了，我們可以給你登上報。這是給你的出路，看看你的表現。” 星期一檢討會，抓我也習慣了，大事、小事，沒事找事，每星期必須挨一通斗，可是劉金波大哥仍是照樣給我做木盒，原來是我去劇院不遠的郵局給祖光寄東西，被我團的所謂積極分子去郵局查看過，匯報給團長。但是這事反而給了我勇氣，本來我都是躲躲閃閃的拿着木盒出門，這回我就拿着出大門，這不是不服改造、反動……甜、酸、苦、辣，天天都能嘗到。在台上演出觀眾熱烈的掌聲，無論是古裝戲還是現代戲，觀眾喜歡看，都是天天滿座，但會上看我笑了，他們說：“新鳳霞，你別翹尾巴……”我不聲不響他們又說：“新鳳霞，你別無聲反抗……”穿着打扮好些說：“新鳳霞她能忍耐得了嗎？她也想招蜂引蝶……”不打扮說：“看看她那副寡婦臉，有意顯得她很可憐，堅守反革命大右派吳祖光啊……”規定的勞動、演出我都兢兢業業地努力完成，天天隨時都被領導批鬥。學習開會前女演員們打毛線，是那時的時髦，都在打。我本來喜歡打，也有不少女演員找我學習毛織花樣，我因此也帶着毛線。但大家織團長不好開口，我把毛線針一拿起，團長就喊叫上了：“新風霞，你幹什麼？你怎麼能跟革命同志們比哪？你是什麼人？一個有罪的右派分子，也輕鬆地在會場打毛線？你能改造好嗎？” 所謂會場是什麼樣的呢？就是磨時間浪費人力，開會叫我把會場房間桌椅等擺好，我是照例靠邊坐下，而收拾完了場就不走了，因此頭一名是我在會場，跟着來的是領導三三兩兩的都到了，來的領導等先鬧着玩兒，女書記某某把唱小生的某某某的襪子扒下來，用刷子刷腳心，女同志當然扭不過男同志了，男同志反過來把女書記某某扭壓在身上，咯肢她，兩個人滾來倒下再動手，女書記被“咯肢”笑得透不過氣來說：“某某某，你等着我的，開完會我再收拾你……”因為我在牆角上坐着，一不顯眼，二她們也不怕我在場。我看在眼裡，寫在小日記本上，表面是我低頭學習，什麼也沒有看見，心裡想，人格、興趣真夠低下的呀！人們來不少了，女書記已恢復了她的正常態度，臉黃黃的，嚴肅得嚇人。她開始訓話了：“每星期的檢討會是‘雷打不動的、風颳不倒的’，大家都知道這個重要的時間，都來了嗎？”沒有人回答，她用手邊指點邊看着，四下尋視。開會的人打毛線的，咬着耳朵小聲講話的，談論着哪裡有處理品、便宜貨……孩子抄起笤帚打人，不好好上學，夫妻不和鬧離婚，第三者插足等等雞毛蒜皮事。會場嗡嗡的小聲到大聲，女書記生氣了：“這是怎麼了？是開檢討會呀？還是你們開生意買賣交易會呀！別說話了！”會上最難聽的三角戀愛，各自檢討，無聊的交待他們偷偷幽會的情景，真是討厭！這些事一具體就叫人聽了起雞皮疙瘩，可是當事人滿不在乎。一個女同志的丈夫也在場說跟情人如何見面，第三者是唱小生的。因為我懷孕了生孩子產期休假，劇團安排了一個原來跟我演配角的某某某。她當時跟我一起演出，觀眾也很喜歡她。我休假了，領導安排讓她演主角，我的角色她也演，《劉巧兒》我對她也作些輔導幫助。 小生小旦是在劇團里，台上情人，在台下也容易成為情人的，這是近水樓台，真真假假，假戲真唱，最後弄假成真的慣習，這位小生因跟某某某配戲、說戲，接近較多，平時某某某跟我演配角路活，不太顯眼，這一演主角，領導大會、小會表揚，某某某自己也覺得很得意了，台上演戲小生和某某某的劇情戀愛相互有內心的動情。因為他們各自的婚姻也有點兒不大稱心，他們各自家庭夫妻感情都不是很美滿，這時的機會接近多。又加上某某某丈夫去河北省某縣深入生活，時間相當長，這又是他們兩個偷情的好機會，小生的母親又是個江湖戲班有經驗的，也可說為了兒子也作了很多聯繫搭橋，比如夜間某某某去他家，這位母親在門前等候，把某某某領進兒子房，某某某給這位母親手裡交一把錢。這些看來都是個隱私，也都是他們兩個各自的婚姻本來不美滿而造成的，沒有必要在這個檢討會上都擺在眾人面前的，可是這也是每星期一雷打不動的原因，為了填滿這個時間，就得沒事找事，閒事往大事上拉。這兩個情人，後來都離了婚。現在回想起來，領導這樣辦事，就把人的尊嚴破壞了。 實際上領導開會的某某，她自己的生活和這位小生也有拉扯。星期一檢討會大都是對準我的，造謠、假話誰編造得好，誰是積極分子，就是浪費時間、群眾受愚弄，更可憐的是犧牲好年華，人的浪費太冤了。 我住的宿舍，是一間很小的房間，劇院辦公的後院，和學員班宿舍住一排房，孩子們對我都很尊敬，他們都是新來的十三四歲的孩子，頭腦很簡單，由於他們看了我的戲，對我很好，願意跟我學戲，可他們的學員班領導不讓孩子們接近我，說：“新鳳霞是右派有問題的人，跟她接近學的反動……”但這些孩子們仍是偷偷地接近我，但不叫他們學員班領導知道，孩子們對我很親，他們雖是十幾歲的孩子也能分辨是非，他們說：新老師為人正派，不像他們嘴裡說的自己辦的兩回事……後來有兩個，原是演員，一是女演員唱小生，另一是演彩旦的，因為唱戲不怎麼好，就去學員班工作了，這兩個雖都是女人，可唱小生的這人，她在舊社會就是個怪人，像個野小子，跟一些青幫混混在一起，抽煙、打牌，比那些流氓頭子還要野，後來抽上了白面，吸毒，跟唱彩旦的某某某兩個一見就好上了，生活中也像兩口子，這一對調進學員班，名義上是教戲，可她們教不了，學員們也不服她們。她們行動詭秘，都是女人，可像夫妻，學生們都看着不順眼，也就因此不服她們，還給她們倆編了順口溜：“兩個女人像夫妻，睡在一屋是同居，時常吃醋又生氣，兩個大吵真發急！”因此學員班叫她們這兩個鬧得影響很不好，這兩個人上台唱戲不是好角兒，可是搞政治運動，她們可是能將，入了黨，當上了領導，整人是真有兩套，小匯報來得很快又及時。我正是在她們的領導下，可真倒霉呀！一個是男不男女不女，一生也沒有跟男人搞過對象的人，可是在舊社會，她就結交女人、妓女、演員，哪號人都有。跟那些雜七雜八的男人也不是女人跟男的關係，而是哥們、爺們的交情。這樣的人可在領導面前是紅人。 在學員班當領導，在我們團也是領導。我們中國評劇院下屬有兩個團（一團、二團）、一個學員班。小白玉霜、喜彩蓮在二團，我在一團，因為我是從軍委總政治部轉業到地方的，因此我們是一團。二團原來是小白玉霜、喜彩蓮所在的新中華評劇團，歸文化部，後來就跟我們解放軍評劇團同時歸了文化部，成立了中國評劇院。住在宿舍的只有我一個人，又跟學員班宿舍住一起，因此學員們跟我好也是很自然的。我很喜歡青年小孩子們，1950年在北京市實驗評劇團，那時我們團第一個辦學員班的。當時起名是實驗評劇學校，我當校長。那時我對管教孩子就耐心，也很喜歡孩子。這些小孩子常常吵架，夜裡不睡覺，相互扔枕頭，只要我過去，一進他們宿舍，他們都規規矩矩地說：“新老師來了，咱們不許再鬧了，新老師來，她是冒着受批鬥的風險的，因為她跟咱們接近，上邊是不高興的……”孩子們懂得我的處境，在他們幼年心裡，就懂得在領導面前不敢跟我接近講話，可暗地跟我很好，並同情我的難處。他們練功有時怕苦，我耐心勸他們，講自己幼年學戲的困難，他們很聰明，聽我的話。我為他們縫補衣服、襪子，有了臨時的活，來找我，我都是滿足他們。 有的老師嘴裡叼着香煙，習慣手裡端着小茶缸子，兩隻手撓撓着從屋裡出來，說話習慣像演戲，我看着這些是習慣的，因為從小在戲班，這作風看慣了，可是對這些孩子是很新鮮的，他們晚上互相學老師，後來發展白天也偷着學，有時老師在前邊走，他們偷偷地在後邊扭着學習老師樣。我晚上看他們領導不在了，就去跟他們講：“有的老師有些習慣是舊社會帶來的，你們應當同情，可不要用醜化諷刺的態度來開心哪！……”學生們都是從學校來的，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民間藝人出身的老師，學生們聽她們講話教戲，心裡有些看不起。我心裡很難過，覺得這些少年人怎麼就先不學藝，先產生嫌棄老師的態度？我跟祖光認識時，我不認字，可是祖光從沒有嫌棄過我，對我總是同情。我又不能跟他們講祖光，因為祖光在我生活中，是不敢提的，領導時常用“吳祖光”三字欺負我，無論是聽了什麼小匯報，領導都把我叫去說：“這又是吳祖光教你的作風……”在學員班裡：“你們看新鳳霞她在台上演戲多好，可她是反動藝術，是受吳祖光領導的藝術……”我不能跟他們講祖光對我的幫助，可是我要幫助他們，我用講故事的辦法來幫助他們。講一個舊社會過來的不識字的演員，嫁給一位讀書人，那位有學識的讀書人，並不嫌棄他，幫她認字，同情她的舊社會遭遇……對這些學生講這些也要擔着風險，因為總有走漏了風聲的，果然領導知道了，找我談話，說我對學員進行腐蝕……這些少年學員，有的很聽我講的，心裡也明白是講自己，他們同情我對他們講丈夫有些顧慮，也有的學生他們學了兩面做人，當面對我好，背地向領導匯報，我挨批鬥，匯報的學生受表揚，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學會了兩面派，端上小茶缸，窄窄着胳膊，在院裡走着，像個小老藝人。 記得我給祖光寫信說了這些事，我多管閒事還挨批鬥，不落好，今後我才不說、不看，工作這麼忙，我犯不上、劃不着……可是祖光來了一封很長的信，主要講做人的責任，對於這些無知的少年人，如何給他們良好的影響，讓他們懂得起步的重要，為他們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對他們也是一次提高認識，你要接近他們，因為你跟他們住在一起。你做的事是給學生教益，不是討領導表揚。這些學生有的聽了我的話跟我不錯；學抽煙的看見我就把抽煙的手躲在背後，後來不抽了；怕苦不愛練功的開始努力練功了。記得為1959年排演向建國十周年大慶獻禮的《金沙江畔》，從學員班調來一個學員朱某某參加演勤務員，這個學生跟我也在學員宿舍建立了感情，他看我早起晚睡，演出又忙，“大躍進”年代一天要演三場、四場，最多演過七場，黑天起來就化妝扮戲，他把父母給他營養的雞蛋，偷偷拿給我，一定讓我當面吃下去，這個學員很懂事。我們一起演出排戲，我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來照顧他，但都是不叫領導看見知道。學員們跟我有感情。我經常在領導不在的時候，她們來找我學戲，唱唱給我聽，我也對她們真誠地指出哪些對和哪些不對。我演出多，還要擔負很重的勞動，比如給排練場生爐子、劈柴、推煤等等，學員看在眼裡記在心中，有幾次因為勞動手受了傷，他們同情我，偷偷地為我把火生好，替我添上煤。 在團帶班學戲，也容易同時學來那些戲班的舊作風，比如早談戀愛、說損話等等。我看見他們的表現不對，就當面告訴他們，讓他們知道，哪些是戲曲演員應當有的，哪些是很陳舊的不應該學的……他們不喜歡練功，怕累，可看我比他們累多了，一早就掃排練場，拖完排練場的地板，就帶着一身汗水練功了，他們就跟我一起練功。我們的關係越來就越親密了。 在宿舍我住了三年多，我看着他們長大，看他們畢業演出，有的男生和女生搞戀愛成了對象。有幾位學生分配在一、二團，分在我們一團的幾個學生朱某某、劉某某……朱人聰明，表演不錯，劉某人也聰明，但他的扮相不大好，在學員班不大受老師喜歡，分在一團他常跟我練功，我在業務上照顧他，比如我演《李三娘打水井台認母》，我要求他跟我演咬臍郎。為了培養他，我在表演、唱腔上都對他進行幫助。艱苦時期“大躍進”年代呀！人們過舊年；我自己困難都經常照顧他。我們一道去石景山工廠體驗生活，臨時表揚工人的新人新事，需要當場編唱詞，當場唱，我知道他演戲有一定限制，鼓勵他學習寫東西，他很聽我的話，我們一道寫了唱詞，我當時就能唱出來，為了培養他，我說：“這唱詞是學員劉某某寫的，很順口好唱。”他感動得要掉淚。 在這時候，我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寫信給祖光，祖光也像給學生批改作文一樣，對我的信用紅筆批改。有時我不會寫出來，就畫出來，比如演出勞動實在太累了，我的胳膊腫了，“胳膊”兩個字我不會寫，我就畫出粗腫胳膊。祖光來信說：“在我們的緊張勞動中，看到我的信最多，人家很羨慕我，但我給他們看你的信，寫的字好壞不說，那些好玩兒的畫太逗了……”給祖光寫信是我每天晚上寫完一天日記必要的事，把一天的經過也都寫出來，告訴祖光，回家也是要把祖光的來信帶回宿舍。 祖光走時，小女兒吳霜還不記事，我常拿出祖光的照片給她看：“爸爸在東北北大荒……”小女兒學說話先會說：“爸爸在北大方……”她用小手兒指着說：“爸爸，北大方……”祖光關心孩子們的成長，那是困難時期，沒有糧食呀！我過一段時期，就把孩子的手放在信紙上畫下來，然後寫上孩子名字，一張張寄到東北，叫祖光知道孩子慢慢長大了。每次小女兒看見哥哥站着讓媽媽畫手，她都知道站在兩個哥哥後邊乖乖地排隊等着，笑着叫我畫她的手。孩子的祖母總是說：“鳳霞，給祖光寫信，別把那些你不愉快的事告訴他，他不放心呀。要讓他別惦記家，說孩子們都很好……”我的信總是讓祖光看了高興，知道家裡都好，把有趣的事告訴他。 我和祖光從認識到結婚，可說總是忙忙碌碌，連一次一起去公園逛逛的時間都沒有，因此那種戀愛甜甜蜜蜜親親愛愛的、寫信用文字表達情人的關係，我沒有體驗過。可是他在北大荒這三年，雖然我們不在一起，卻天天有聯繫，時時通消息，好像我們更親近了。我的信多，寫得囉囉唆唆，他回信批改的紅字密密麻麻，也是對我的幫助，我們是函授，祖光是我的函授先生。 我在劇院雖然是挨批鬥的對象，但我一點兒也不自卑，什麼事都硬硬氣氣，理直氣壯地做人，時常是我母親來劇院跟我住，因母親從小保護我，我總是接三過兩地請母親同我住，是鎮住那些不正派、有企圖破壞我名聲的人。我母親保護我，很多老夥伴都知道，他們說母親：“這老媽媽是看挑的！”看着我防備被人欺負。 生活負擔重，我仍是要過得好些，不願叫那些整我的人幸災樂禍地看着我。跟我接近同情我的樂隊同志較多，路子明、連榮笙、狄志恆同志，他們都是樸素年長的好人，被領導看成是落後分子。我每月把錢都分成幾份，自己只留下吃飯的錢，把雙方父母的家用裝進信封，還有一些臨時水費、房租費，算計不好了就沒有我自己的錢了，因為買了兩盆花，我又趕上家裡補水費，水錶漏了水，六七十塊錢，八十塊錢，我決不向劇院借一個錢，結果只好賣東西。 這個困難時期，我也是最困難的，又不能向任何人講，躺在床上前思後想，暗暗流淚！“大躍進”，演出忙得團團轉，家裡老的老，小的小，一幕幕幼年艱苦歲月也出現在眼前了，記得提着大銅壺去水鋪買水，因為狗打架躲閃摔倒了，熱水燙了腳，膝蓋摔破了，有人來拉我，我不讓，自已爬起來，這是我從小就這樣，自己摔倒自己起來，自己的困難自己來解決，不是在跟那位副部長打了賭、講了大話嗎？這點兒困難算什麼？可是我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們的營養，還有遠在北大荒祖光的身體，賣東西為了活命，一定爭這口氣！ 又想到祖光在北京被批鬥的形象，他在這麼緊張時刻，一切照樣不慌不亂，看報讀書，在去首都劇場接受批判時，我們全家都緊張得很，可是祖光一定要跟兒子的小朋友打完一場乒乓球，而且打贏了，穿戴得整整齊齊，帶上筆和日記本，跟母親說：“娘！我去了，會散了就回來。”他那樣沉着冷靜自信，他對待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從來就一笑了之。給他評定的級別很不公平，他連一字都沒說，著名導演張駿祥很為他抱不平說：“太不像話了……”但祖光肚量寬厚，他覺得一切困難都是暫時的，他對當前那些不公平的待遇，也就不在意、不生氣，由此我也增加了更高的信心。祖光總是在這時給我來信講：“在北大荒真是感到國家大呀，勞動得痛快。如割豆子，早上剛剛有點幾亮從頭割起，當中吃兩次飯，到了下午天快黑才割到頭，這有多麼長沒計算過，但我覺得我們國家地大物博的氣勢體會到了！個人在這大天地里多麼渺小哇……”我說：“家裡負擔是重，兩個家，但我要盡力做到，讓老人和孩子都生活得好。”祖光來信說：“沒有錢你就把能換錢的東西賣掉，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人哪！……”祖光的信也起了作用，我真的實在困難了，就賣了不少東西，最可惜的是祖光的字畫，一件件都是他親自買來的。一個畫商他了解祖光有些真品，親自來我家買畫，裱畫的專家劉金濤是祖光的朋友，他陪同那個畫商來的，記得拉走兩輛平板車，都是齊白石等著名畫家的畫。 我這時也體會了處處遇見好人。為了老人和孩子們的健康，和精神上的苦悶，想盡辦法在可能的時候，我帶上母親、婆婆和三個孩子，去東安市場內和平餐廳吃一頓，吃一個冰激凌，孩子們就高興的跳着。餐廳老闆認識我，也認識祖光，老闆關心地問：“吳先生怎麼樣？”我說：“他到東北去了。”老闆同情地說：“唉！難哪！今天吃飯我請客了，吳先生我們是朋友，他回來，請過來，我還要請他……”實際上老闆是同情祖光，也了解我的情況。 西城的缸瓦市有一家飯館“砂鍋居”，我帶着老小也去過，飯館老闆也了解我，每次去，他都在我臨走時，用飯盒為我裝一盒魚肉，說是送的。這些人都是我的觀眾，也是了解我的情況，同情我！這些好人在那個艱難時期，給我的溫暖，至今不忘啊！ ………………………………………………………… 新鳳霞寫自己的故事活靈活現；各種人物的刻畫入木三分。 我父親被打成“右派”是去安徽“改造思想”四年。1958年我已記事；現在還能回憶起一些。哎，不想說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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