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旨在连任的“十亿美元”虚假信息战争

作者：麦凯·科平斯(McKay Coppins)

译者：李泓翰

本文作者在Facebook上假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之后，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究其原因，可以归咎于以布拉德·帕尔斯凯尔为首的特朗普竞选团队为达到连任目标所发动的一场耗资“十亿美元”的虚假信息战。特朗普竞选团队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径着重突出两个方面：微目标定位以及赢得话语权。前者主要依托Facebook、谷歌上的投放广告以及“点对点”式短信平台来重塑特朗普的形象以及打击竞争对手；后者则着重强调摧毁主流媒体以及开辟地方媒体，进而大力宣传共和党的叙事。其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关于2020年大选的一个替代信息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作者担心，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获胜，将来的选举在很大意义上不会是在政党、候选人或政策纲领之间做选择，而是对现实本身的投票。本文在2020年2月20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杂志（The Atlantic），作者麦凯·科平斯(McKay Coppins) 是美国记者和作家，也是《大西洋月刊》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在空闲之余创建了一个新的Facebook账户。在填写个人信息时，我选了一个不容易记住的名字，并将一张半遮脸的照片作为头像。随后，我在特朗普和他的连任竞选的官方页面上点了“喜欢”，Facebook的算法敦促我关注安·库尔特(Ann Coulter)、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以及各种名为“我们信任特朗普”(In Trump We Trust)的粉丝页面。与此同时，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分享给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并加入了几个面向“让美国再次伟大”铁杆粉丝的Facebook私人群组，其中一个群组似乎还需要一个用来屏蔽入侵者的应用程序。

当时，总统的连任竞选正处于一场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攻势之中，旨在重塑美国人对最近启动的弹劾程序的理解。成千上万具有目标性的微广告涌入互联网，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位打击外国腐败的英勇改革者，而民主党人则被描绘成为正在策划政变的小人。这种叙事与现实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其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进而导致右翼网站夸大其每一个主张，支持特朗普的论坛充斥着阴谋论。关乎着这个国家最大新闻事件的一个替代信息生态系统正在形成，而我想从内部对其进行了解。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在Facebook上所看到的叙事着实让我感到迷惑。我观看弹劾听证会的电视直播时，听到的都是些对总统行径表达不满以及愤慨的证词，而在此之后我打开Facebook上一个经过精心编辑的视频（由特朗普竞选活动提供），在其中却出现了关乎特朗普免责的相同证词。于是我不止一次询问自己，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我刷手机时，屏幕上满是支持特朗普的宣传：“没错，告密者自己的律师说，‘政变开始了……’”、“民主党听从普京的命令……”、“这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所能理解的唯一信息是带有毁灭性的……”、“只有一个人能阻止这场混乱……”。

我对其施加于我的影响感到惊讶。我曾以为，我的怀疑主义和媒体素养会让我洁身自好，但我很快发现自己会条件反射般地质疑每一个标题。正是在这种高度怀疑的状态下，我发现关于乌克兰、弹劾或其他任何事情的真相越来越难以寻觅，而每次滑动手机屏幕，可观察到的现实愈发得遥不可及。

我所看到的是一种被世界各地的非自由主义政治领导人所采用的策略。这些领导人学会了利用社交媒体的民主化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压制异议的声音。他们不再需要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在街上的叫喊，反之，他们可以用扩音器将其叫喊声淹没。学者们对此有一个名字：通过杂音进行审查。

2016年大选后，国外虚假信息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被大肆渲染。俄罗斯网军和马其顿假新闻工厂的故事浮现在国家的想象中。但是，当这些阴暗的外部势力占据政客和记者的注意力时，特朗普和他的国内盟友开始采用让世界各地的煽动者和铁腕人物收效颇丰的信息战策略。

虽然每一场总统竞选都有其编造和误导的成分，但今年的竞选将会格外不同。在与政治战略家和其他专家的对话中，一幅反乌托邦式的大选图景浮现在我眼前，其中包含了各种“僵尸”攻击、虚假新闻站点，针对性的散布恐慌，以及匿名群发短信。虽然两党都可以使用上述工具，但是在一个经常撒谎、兜售阴谋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操纵政府杠杆的总统手中，这些工具的使用将会造成巨大的浩劫。

特朗普竞选团队计划花费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党派媒体、外部政治团体和有进取心的自由职业者所组成的庞大联盟出资。而这些支持特朗普的力量准备发动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广泛的虚假信息战，无论特朗普能否成功连任，其留下的残骸都是无法修复的。

死亡之星

这场虚假信息战的大本营位于弗吉尼亚州罗斯林一座现代化办公大楼的14层。该地址坐落于华盛顿特区外不远处，玻璃墙的会议室可俯瞰一旁的波托马克河，而一排排线条优美的显示器则整齐地排列在主办公区。与2016年当选总统时的“自助操作”不同，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的虚假信息战中有着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并配有拥有数十名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一位共和党战略家将其称赞为“死亡之星”。

维京人布拉德·帕尔斯凯尔(Brad Parscale)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他身高6英尺8英寸(约合1.8米)，剃着光头，并留着三角形的胡子。作为特朗普2016年竞选活动的互动媒介总监，帕尔斯凯尔并没有像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凯莉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那样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任务，但他在特朗普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他的工作也将影响今年的大选。

在演讲和采访中，帕尔斯凯尔喜欢把自己的人生故事描绘成为一个白手起家的过程，而特朗普则穿插其中：他将自己描述成为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农场男孩（实际上他是托皮卡郊区一个富裕律师的儿子），并从一所“常青藤”名校毕业（实际他毕业于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加州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却眼睁睁地看着这家公司在9·11之后的经济危机中倒闭（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被指控非法转移该家公司的资金，尽管他们对其表示否认）；破产后绝望的帕尔斯凯尔用他“最后的500美元”(不包括他拥有的三处出租房产)在德州开了一家个人网站设计公司。

帕尔斯凯尔媒体公司自成立初便呈现出斗志昂扬的态势。在博德斯书店的科技产品书架旁，帕尔斯凯尔公司的员工会疯狂招揽一旁想要进行购书的顾客。随着时间的推移，帕尔斯凯尔为管道工和枪支商店建立了足够多的网站，进而吸引了大客户的注意，其中就包括特朗普集团。2011年，帕尔斯凯尔受邀为特朗普国际地产(Trump International Realty)设计一个网站。作为“谁是接班人”的忠实粉丝，他提出以1万美元的价格接手这项工作，而此价格远低于实际成本。“当时我只是编造了一个价格”，他后来告诉《华盛顿邮报》，“我知道我在圣安东尼奥只是个无名小卒，但能为特朗普工作就是一切”。于是一段有利可图的关系就这样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受雇为特朗普设计一系列网站，包括一个酿酒厂，一个护肤品系列，以及一场总统竞选。到2015年底，没有任何政治见解和竞选经验的帕尔斯凯尔已然在其笔记本电脑上管理着共和党党内领跑者的数字业务。

帕尔斯凯尔轻松地纳入了特朗普的轨道，不仅因为他廉价谦逊，没有一丝其他政客所特有的自命不凡，更因为他似乎有着与特朗普相匹配的气场。“布拉德是那种想要证明体制是错误的，并向世界展示其才华的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位前成员对其评价道。

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似乎对特朗普想要开展的竞选活动没有任何保留。种族煽动、打击移民以及歪曲事实等主题似乎都没有影响到帕尔斯凯尔。当一些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煽动性信息束手无策时，帕尔斯凯尔却想出了能够更有效传播这些信息的方法。

特朗普竞选团队一开始对前沿的广告技术没什么兴趣，所以在此之前，帕尔斯凯尔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他设计了带有“让美国再次伟大”LOGO帽子的销售页面。但此番形势在大选中有所改变，负责特朗普竞选活动的官员们发现其在电视广播上的火力不及民主党，在筹款方面也严重落后，于是求助于在广告投放方面价格适中但回报惊人的谷歌和Facebook。随着特朗普竞选团队将数千万资金投入到网络广告中，诸如希拉里·克林顿的犯罪行为和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等有利于特朗普竞选的主题被不断放大，而被称为“阿拉莫项目”的帕尔斯凯尔团队也拓展到了100人。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帕尔斯凯尔很受欢迎，并且是一个能干、专注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的A·J·德尔加多对其评价道：“他有能力把一件恶心的事情做好。”与此同时，帕尔斯凯尔还拥有讨好特朗普家族的才能。竞选顾问库尔特·路德哈特(Kurt Luidhardt)告诉我：“帕尔斯凯尔更善于向上管理，能够与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分享自己的功劳，并且还擅长利用特朗普对数字的无知来奉承他。”一名前竞选工作人员告诉我：“帕尔斯凯尔会告诉特朗普，他不需要听民意调查，因为根据他的数据分析，特朗普将会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我当时就想，‘拜托，伙计，别跟狗屁不通的人胡扯’。” 但特朗普似乎买账了。(帕尔斯凯尔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

Facebook的员工詹姆斯·巴恩斯(James Barnes)被派去与特朗普竞选团队进行密切合作，他告诉我说：“帕尔斯凯尔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反而使他愿意尝试该平台的新工具。一些头发花白的竞选战略家可能会说‘哦，这根本行不通’，而布拉德则倾向于说‘好吧，让我们试试吧’。” 从6月到11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Facebook上投放了590万个广告，而希拉里团队所投放的只有6.6万个。之后在一份被泄露的Facebook高管备忘录中有一句话：特朗普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发起了我认知中最好的一次数字广告宣传活动。

尽管一些战略家质疑这些广告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帕尔斯凯尔还是因特朗普的意外胜利而饱受称赞。媒体报道称他是“天才”，是竞选活动的“秘密武器”。在2018年，帕尔斯凯尔被任命领导整个连任工作，而这次任命被视作为一个信号，即特朗普的2020年竞选战略将会倚靠帕尔斯凯尔所掌握的数字战术。

自始至终，帕尔斯凯尔一直表现出对叙事的偏爱，而非真相。去年5月，他在迈阿密向一群捐助者和活动人士讲述了他的成功故事时，一位来自ProPublica的记者就其账户中许多令人误解的细节对他提出质问，而帕尔斯凯尔则对此嗤之以鼻，并表示：“我发表演讲时就跟讲故事一样，而我讲述的故事就是我真实的事。”

虚假信息架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彼得?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在他的书《这不是宣传》(This Is Not Propaganda)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菲律宾政治顾问“P”的故事。上大学时，P曾研究过“小阿尔伯特实验”(Little Albert experiment)。在这个实验中，科学家们为了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养成害怕毛茸动物的习惯，便在他每次遇到实验室里的白老鼠时，用巨大的噪音对其进行干扰。这个实验给了P灵感，于是他创建了一系列的Facebook群组，让菲律宾人讨论他们社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旦这些群组发展到一定规模（大约有10万名成员），他就开始散播当地的犯罪新闻，并指示他的员工留下虚假的评论，将这些犯罪新闻与贩毒集团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后，网站点击率激增，谣言纷飞，阴谋论盛行，而在许多人眼中，所有的犯罪都变成了毒品犯罪。

而这些Facebook群组的成员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全然利用，成为支持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一枚棋子。在当时，杜特尔特只是一位希望渺茫的总统候选人，而他的唯一闪光点是承诺要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时任达沃市市长的他曾吹嘘将会骑着摩托车穿过街道，亲自处决毒贩)。P的实验是一个“虚假信息架构”中的组成部分，这个架构还包括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以及在前呼叫中心工作的网军，专家称杜特尔特由于这些人帮助才得以崛起。据报道，自2016年上任以来，杜特尔特加大了打造“虚假信息架构”的力度，并主持了数千起法外处决。

在菲律宾所呈现的是一种旨在达到统治目的的新型宣传手段。长期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革新者（2011年，俄罗斯的一本公务员手册将他们的虚假信息方法比作“一种看不见的辐射”，并且能够在 “人们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被利用”的时候产生效果）。但随着过去10年的技术进步和智能手机在全球的普及，世界各国政府慢慢发现，利用克里姆林宫式技术对付本国人民是有效且成功的。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把上述手段视为解决弱民主体制国家问题的利器。但致力于让特朗普连任的人明白这些策略的力量。他们可能会使用更温和的术语来混淆视听，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制造一台旨在利用自己庞大的虚假信息架构的机器。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竞选活动的微目标定位，即将选民分为不同群体，然后用量身定做的数字信息吸引他们。这种方法的优点显而易见：一个呼吁取消对“计划生育”项目资助的广告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褒贬不一的回应，但它可以通过Facebook直接投放给给爱荷华州迪比克市的800名罗马天主教妇女，并得到更为积极的反响。如果候选人曾经需要被迫站在台上大声喊出自己的竞选承诺，微目标可以让他们悄悄接近数百万选民，并在他们耳边低声说出一系列个性化的信息。

这种微目标的做法并非帕尔斯凯尔首创。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在2012年就曾使用过这种做法，希拉里?克林顿也曾使用过，但2016年特朗普对其的使用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厚颜无耻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特朗普的团队试图通过在佛罗里达州的新闻推送中插入“希拉里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是暴力掠夺者”的广告，来压制黑人选民对其支持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共和党竞选官员向《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吹嘘说，这是“正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选民压制行动”之一。(另外两次行动攻击的对象是年轻女性和白人自由派人士。)

微目标的武器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科学家开创的。该公司最初是一个无党派军事承包商的一部分，利用数字化心理战来打击恐怖组织和贩毒集团，例如在巴基斯坦，它成功阻挠恐怖组织对圣战分子的招募；在南美，它通过传播虚假信息来让毒贩们背叛他们的老板。

当保守派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成为剑桥分析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并任命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他的核心人物后，该公司转变其工作重心。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剑桥分析公司利用从Facebook和其他来源收集的大量数据，为美国的每一位选民建立了详细的“心理档案”，并尝试利用某些性格特征来激发选民的偏执症和妄想症。在一次试验中，该公司询问白人男性是否同意他们的女儿嫁给墨西哥移民，那些说“是”的人会被后续问到“你觉得你有必要这么说么？”而这种做法，旨在政治正确性的约束下激起对方的愤怒。

克里斯托弗·怀利(Christopher Wylie)曾是剑桥分析公司的研究主管，后来在国会为该公司作证。他告诉我：“通过适当的激励，那些表现出某些心理特征的人可能会被推向更加极端的信念和阴谋论思维。班农并没有利用数据来干扰这种激进化的过程，而是逆转了这一过程……我们实际上是在为美国播下叛乱的种子。”

在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拍到吹嘘自己为客户使用贿赂和性的“蜂蜜陷阱” (该公司否认使用过这种策略)之后不久，剑桥分析公司于2018年宣布“立即停止所有营运”，并在英国和美国两地申请破产。从那以后，一些政治学家开始质疑其“心理上的”目标到底有多大作用。但是如今在伦敦H&M工作，并成为一名时尚趋势预测者的怀利跟我说：“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的工作量与未来相比微不足道。”

“如果朝鲜或伊朗继续剑桥分析的研究，会发生什么?”怀利指出，许多外国势力将想方设法干涉今年的选举，“有无数的敌对国家有足够的能力迅速复制我们所能做的……并使其更加复杂。”而这情景可能不仅发生在国外，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报道，一群由前剑桥分析公司员工成立的一家新公司正在与特朗普竞选团队合作。(而该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特朗普团队的竞选发言人拒绝置评。)

剑桥分析公司丑闻曝光后，Facebook因对用户数据处理不当以及散播虚假新闻而饱受批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对此承诺要做得更好，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是去年秋天，他却将改革措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拱手让给了说谎的政客，因为他说：“候选人将被允许继续在Facebook上发布虚假广告。”（相比之下，商业广告客户则要接受一系列审核程序）。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扎克伯格认为他的公司因为政治广告已经受到了太多的审查，所以不应该为政治言论的仲裁负责，相反，那些记者和监管机构应该担起责任，将那些选择撒谎的候选人刨根问底。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扎克伯格提到了Facebook新发布的“图书馆”功能。在那里，Facebook将它发布的每一个政治广告存档，公众也可以随时对其进行访问。由于这个项目有一定的透明度，所以其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然而，若花点时间浏览特朗普连任广告的档案，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种透明度存有局限性。

在给定的主题下，竞选活动不止投放一个广告，并且广告内容其会根据语言、音乐甚至是“捐赠”按钮的不同进行数百次更迭。在众议院开始弹劾调查后的10周内，特朗普竞选团队投放了大约1.4万个包含“弹劾”一词的不同广告，而想要对它们进行筛选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今年的选举中，两党都将依靠微目标广告，但特朗普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据报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特朗普竞选团队已经收集了每个美国选民的3000个数据点。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来手机能够获取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不仅包括选民的性别和地理位置，还包括其是否拥有枪支或观看高尔夫频道。

虽然这些广告可以用来争取尚未拿定主意的选民，但它们最常被用于筹款和激发信心，并且特朗普的顾问们认为，这次选举的主旋律是动员而不是说服。如今，特朗普竞选活动又回到了熟悉的主题：“非法移民”的威胁（据报道，帕尔斯凯尔推荐特朗普使用该术语）以及“腐败沼泽”。

除了Facebook，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投资了一个短信平台。该平台可以在未经选民允许的情况下，将匿名信息直接发送到数百万选民的手机上。直到最近，民众们还能够就是否纳入竞选活动的大众文本作出选择，但随着类似特朗普高级顾问加里·科比所开发的“点对点”式短信应用的出现，一名志愿者每小时可以发送数百条短信，而一条短信单击一次“发送”可完美绕过联邦法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2002年的一项裁决中限制了短信文本中的字符数，因此在限制字符范围以内的匿名短信无法被追踪和曝光。

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些规定将在2020年大选后的某个时候进行全面修订。而目前来看，两党竞选团队都在尽可能多地收集手机号码，帕尔斯凯尔也表示，短信将是特朗普连任战略的核心。短信接触选民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自动电话可能连至语音信箱，电子邮件可能会被困在垃圾邮件文件夹，而点对点短信至少有90%是能够被阅读到的。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竞选团队在这个周期的短信文本一直致力于筹款，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短信文本内容例如：“他们什么都没有”、“弹劾结束了”、“现在让我们粉碎他们的月底目标”）然而，团队之外的那些阴暗政客们可能也会滥用该技术，因为他们发现通过短信文本进行一场无法追踪的政治诽谤运动是多么容易。

2018年，随着田纳西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的预投开始，选民们开始陆续收到攻击两位候选人保守派资历的短信。这些短信像是朋友间的对话，不附带任何签名，若尝试回拨则会听到忙音。当地媒体报道了这场诽谤运动，并通知了执法部门，但是短信文本的源头却从未被发现。

一场媒体大战

去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与一名与特朗普家族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工作人员通电话时，他漫不经心地提到《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一名记者将会经历非常糟糕的一天。这位名叫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的记者在推特上发了一些惹恼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的东西，进而促使小特朗普的朋友和同僚们鼓噪出了一篇将会破坏该记者声誉的热门文章。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判该名工作人员幸灾乐祸的态度，大抵是特朗普圈子里的人都较为咄咄逼人。几个小时后，这名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条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一篇文章的链接。这篇文章基于一系列霍尔蒂万格在《商业内幕》开始工作之前的Instagram帖子，记录了霍尔蒂万格“对特朗普强烈仇恨的历史”，其中包括他嘲笑总统，和对自由抗议者的声援。

第二天早上，小特朗普在推特上向300万粉丝发布了这个故事，并谴责霍尔蒂万格是“愤怒的自由派”。其他保守派人士蜂拥而至，大量辱骂性信息和要求解雇这名记者的呼声不断。而霍尔蒂万格的雇主之后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其在Instagram上发表的帖子“不太合适”。虽然霍尔蒂万格最终保住了工作，但他将这种经历视作为“异乎寻常和令人不安的”。

布莱巴特新闻只是特朗普盟友联盟协调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曝光那些对总统进行批评性报道的记者的一些尴尬信息。（《纽约时报》去年夏天首先报道了这个项目，在此之后我对其有了更详细的认知）据知情人士透露，支持特朗普的员工已经搜集了数百名政治记者的社交媒体账号，并将他们多年来所发布的帖子整理成了一份档案。

通常，当一个特定的新闻故事被认为对特朗普有失公允，或者在政治上对特朗普造成损害时，小特朗普便会在其短信对话中对此进行着重标记。(一位熟悉总统的人告诉我，经常与总统的大儿子发短信的人中包括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两名共和党战略家塞尔吉奥·戈尔（Sergio Gor）和阿瑟·施瓦茨（Arthur Schwartz）、布莱巴特新闻编辑马修·博伊尔（Matthew Boyle）以及美国外交官理查德·格雷奈尔)。一旦一篇报道被标记为“攻击”，就会有人在档案中搜索该记者的相关资料。若是对该记者不利的污点被发掘出来，博伊尔就会把它变成布莱巴特新闻的头版头条，而白宫官员和竞选代理人会相继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进行转发。(白宫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对档案的描述各不相同。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我说，来自印度的一名程序员受聘把帖子整理成一个旨在让包含攻击性关键词的帖子更容易找到的数据库；另一个人告诉我说，这份档案已经扩大到至少2000人，其中不仅包括记者，还包括知名学者、政治家、名人以及特朗普的潜在对手。当然，这其中可能有些是夸大其词，但不能否认现阶段档案的整理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在过去的一年里，参与此项工作的员工已经盯上了CNN、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曝光了一名记者在大学里曾使用fag这个词(其为对男同性恋者的侮辱性称呼) ，还有一名记者在10年前发布反犹太和种族主义的玩笑。尽管这些可能不是结束记者职业生涯的爆料，但接近该项目的人士表示，随着竞选活动的加剧，他们计划开展更多针对反对声音的活动。右翼活动人士迈克·塞尔诺维奇(Mike Cernovich)对此表示道：“这根本不是创新……这是在盗用呼出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揭露媒体偏见。几十年来，保守派一直在抱怨媒体的自由主义倾向，但在特朗普时代，一个重要的转变已然发生，即今天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不再试图改革媒体，也不致力于批评其报道内容，而是想要彻底摧毁主流媒体。2017年，博伊尔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次演讲中宣称：“现在已经没有新闻真实这种东西了，所以一切都与信息武器化有关。”

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煽动者的经验中得知，当媒体作为一个机构被削弱时，基于事实的新闻只会在每日泛滥的内容中占据一小席之地，而这些泛滥内容的可信度与党派宣传差不多。相对主义是特朗普攻击媒体的真正目标，并且他的盟友消灭的“人民公敌”越多，特朗普获益就越大。去年，班农在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道：“一场文化战争就是一场战争，而战争就免不了有伤亡。”

这种态度已经渗透到特朗普的选民之中。在集会上，人们穿着印有“rope. tree. journalist. some assembly required.”的T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YouGov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中有只有11%相信主流媒体，而91%的人选择向总统寻求“准确的信息”。这种比例让媒体几乎不可能追究总统的责任，而特朗普自己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在2018年对一群人说：“记住，你所看到和读到的并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2016年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的布赖恩·兰扎(Bryan Lanza)现在仍是白宫的代理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美国人难以形成指导今年大选辩论的共同事实。当然这也不是他的目标，兰扎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比媒体更响亮地宣传我们的故事……媒体显然是站在自由社会主义的立场，而我们则与此相反，因此战争仍将持续。”

帕尔斯凯尔表示，他计划在这场媒体战争中开辟一条新战线，即地方新闻。去年，他说开辟这条新战线的目的是训练“大批代理人”，以削弱地方电视台和报纸的负面报道。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地方新闻的信任超过了对国家媒体的信任。但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这种信任将在11月被削弱。根据《棕榈滩邮报》提供的一份录音，帕尔斯凯尔告诉资助者：“我们不仅要在福克斯新闻、CNN和MSNBC上战斗，还要与当地报纸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在尝试利用地方新闻的可信度。过去几年中，数百个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网站开始出现，例如亚利桑那观察以及卡拉马祖时报。这些网站乍一看就像普通的地方新闻传媒，报道内容涵盖了当地的社区公告以及学校报告，但若细究则会发现这些网站通常没有报头，也没有笔者署名，更没有地方办公室的地址。他们中很多属于共和党游说团体的特定机构，另一些则属于一家名为Locality Labs的神秘公司，该公司由伊利诺伊州的一位保守派活动人士经营。读者在这些网站中看不到任何表现政治动机的迹象，而这也是这些网站的价值所在。

根据一位资深战略家的说法，候选人想要制造关于对手的负面新闻，可以花钱让他们想要的新闻标题出现在一些虚假新闻网站上。这些候选人通过与第三方咨询公司合作，而不是直接向网站付费的方式，能够在向联邦选举委员会申报开支时掩盖他们的参与行径。即使这些故事没有愚弄到精明的读者，这些标题也足够令人信服以至于能够出现在竞选广告以及筹款邮件上。

数字化的肮脏手段

去年11月肯塔基州州长选举投票结束后不久，一位名为@Overlordkraken1的匿名推特用户向他的19名粉丝宣布，他在路易斯维尔“撕碎了一箱共和党的选票”。

这种说法听起来荒谬至极，并且有足够理由去质疑其真实性，比如他连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名字都拼错。关乎州长的竞选相当激烈，而当时任州长马特·贝文(Matt Bevin)在总票数上开始落后时，一群推特机器人开始散播操纵选举的言论。

虽然最初的帖子在推特被删除了，但是在此之后成千上万的账户疯狂转发带有“停止偷窃”标签的截图，活跃的右翼网络分子也加入其中。很快贝文的竞选团队就对未指明的投票“违规行为”表达了不满，而当他的竞争对手赢得州长选举后，马特·贝文拒绝让步，并要求审查全州的投票结果。(由于没有发现破坏选票的证据，9天后他终于承认失败。)

2016年大选之夜的虚假信息闪击战完全是外国势力主导的产物。当时，俄罗斯网军通过冒充“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活动人士等方式，试图煽动种族分裂以及支持特朗普的阴谋论，进而污染美国的政治话语。（他们甚至在Facebook上组织集会，包括支持希拉里的穆斯林在华盛顿特区所举行的集会。在那场集会上，那些穆斯林每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拉里从未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伊斯兰教法指引我们通往自由”。）

但是当推特的员工后来围绕肯塔基州选举的活动进行回顾时，他们得出结论，即这些推特机器人的IP地址是在美国，这也就表明在美国，一些负责选举的工作人员正在模仿俄罗斯的网军策略。

当然，这种肮脏手段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新鲜。从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和罗杰·斯通(Roger Stone)，到芝加哥狡诈的机器民主党人(machine Democrats)，对于暗中操纵选举、诽谤对手以及干涉选举，美国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研究数字化宣传的塞缪尔·伍利（Samuel Woolley）告诉我，美国第一次有记录的推特机器人政治化部署发生在2010年，当时总部设在爱荷华州的一个保守派团体建立了一个名为@BrianD82的小型自动账户网络，目的为了宣传马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的民主党人玛莎·科克利(Martha Coakley)具有反天主教倾向。

从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的政权尝试新的方式来部署他们的网络民兵，推特战中的策略变得更加复杂。在墨西哥，时任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na Nieto)的支持者创建了诸多小号来冒充抗议者，进而破坏反对派运动；在阿塞拜疆，一个支持政府的青年组织在推特上发布大量带有威胁和侮辱的图片，旨在发起针对记者的联合羞辱运动。伍利告诉我：“一旦这些技术被证明是成功后，美国人就会加以改进它们。这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独裁政权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哥伦布交换。”

帕尔斯凯尔否认竞选团队使用了机器人，他在接受《60分钟》的采访中说道：“我不认为(它们)有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网军和机器人不太可能左右全国大选，但是他们仍有其用途，例如他们可以假装达成错误的共识，破坏真诚的辩论，以及把人们赶出公共场所。

根据一项研究，在2016年大选前的五周时间里，大约20%的关于2016年大选的推文是由机器人发布的。如今，推特上已经充斥着为了提升特朗普连任前景而设计的机器人。无论这些机器人来自何方，他们都会对社会的分裂、民众极端情绪的上涨以及民族仇恨的煽动造成持续的恶性影响。

负责贝托·奥鲁克(Beto O’rourke)竞选总统的数字总监罗布·弗莱赫蒂(Rob Flaherty)告诉我，2020年的推特会是一个“镜厅”。在他的描述中，一个神秘的账户发布谣言称，去年夏天在德克萨斯州敖德萨杀死7人的枪手的汽车保险杠上，有一张“支持贝托”的贴纸；而另一个人假扮成贝托的支持者，对一名记者进行种族主义谩骂。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策略与2016年大选如出一辙，当时俄罗斯的政治鼓动者们假扮成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进而激起了人们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愤怒。

弗莱赫蒂对我说道：“我压根不知道谁是策划这场行动的幕后黑手，并且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出逆转这一切的行动，奥洛克就退出了竞选……但你不可能一边看着所发生的一切，一边不觉得有人在背后搞鬼。”此后，弗莱赫蒂加入了乔·拜登(Joe Biden)的竞选活动团队，而后者也不得不应对类似的事实歪曲。去年，一个类似于拜登官方竞选页面的网站出现在互联网上。该网站凸出了可能会对拜登民主党初选产生不利一系列因素，例如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伊拉克战争，以及他与女性一系列尴尬遭遇的视频剪辑。该网站很快就成为与拜登相关的热门网站之一，而它正是由特朗普的咨询团队设计的。

以毒攻毒

随着总统的连任机器加速运转，民主党的战略家们发现他们正在讨论一个紧迫的问题，即他们能在不采取特朗普策略的情况下击败特朗普联盟吗？

反对上述观点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乐于尝试数字化伎俩而臭名昭著的德米特里·梅赫霍恩(Dmitri Mehlhorn)。在2017年阿拉巴马州的特别选举中，梅尔霍恩资助了至少两起针对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Roy Moore)的栽赃行动。其中一个方案是让一系列假的俄罗斯推特账户关注该候选人，让摩尔看起来拥有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而另一个方案则是通过一场名为“阿拉巴马戒酒”的虚假社交媒体运动，将摩尔与禁止饮酒的浸信会教徒联系在一起。（梅尔霍恩声称，他并不知道俄罗斯推特机器人的所作所为，也不支持散布虚假信息。)

当《纽约时报》揭露第二个方案时，参与其中的活动人士之一马特·奥斯本(Matt Osborne)辩称道：“民主党别无选择，只能采用这种肆无忌惮的手段……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显得束手束脚……你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做这件事，并且不惜一切代价。”

而另一部分支持上述观点的，则认为民主党人不应当放弃公平与诚信的理念。弗莱赫蒂告诉我说：“我的价值观不允许我去做一些糟糕的东西以及欺骗选民。而民主党内那个旨在以毒攻毒的团队，也将自己所做之事称之为‘谎言’ 。”一些人还指出，他们可以从多个领域抨击特朗普。致力于关注数字政治进步的时事通讯作者贾德·勒古姆(Judd Legum)告诉我：“我不认为民主党竞选团队需要编造关于特朗普的东西，他们可以就现有的真相展开攻击。”

而民主党内部的一位年轻且精通技术的战略家塔拉?麦高恩(Tara McGowan) 对上述观点持模糊态度。去年秋天，她和奥巴马的前顾问戴维·普劳夫(David Plouffe)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承诺投入7500万美元在网上攻击特朗普。而在那时，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Facebook和谷歌上投放的广告量比排名前四位的民主党候选人加起来还多。麦高恩的反攻计划中除了广告之外，还有更多创意和争议并存的措施。

例如，她成立了一个由一群作家所组成的媒体组织，专门制作左倾的“家乡新闻”故事，而这些故事可以在Facebook上微目标于一些可被说服的选民，并不显露任何政治集团幕后出资的迹象。尽管她坚称这些故事是完全真实的，但一些人认为这么做不太符合右翼所制定的策略。

当我与麦高恩交谈时，她坦率地表示，她愿意打破可能让一些民主党人感到不安的界限。在她看来，特朗普在2016年为了压低黑人对希拉里投票率所投放的“暴力掠夺者”广告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它们的确有一些事实依据。(克林顿在1996年使用该词来影射黑帮成员。) 麦高恩建议，保守派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她排除了在时间和地点上做文章来误导共和党人的企图（据报道梅赫霍恩曾考虑过这种策略，尽管他后来说是开玩笑），但她说她会采取任何“在法律范围内”的竞选策略。

麦高恩与我谈论时说道：“我们正处在一个彻底颠覆性的时刻。我们有一个每天都会毫无遮掩地进行撒谎的总统……我认为特朗普对于赢得这次选举极其渴望，因此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民主党内的分裂在去年就有所体现，当时州官员敦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正式拒绝使用机器人、网军和“深度伪造”(其以惊人的精确度对视频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让人看起来好像在做什么或说什么) 。支持者认为，这一提议是将民主党的价值观与共和党的价值观进行对比的一种方式，但经过数月的游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拒绝采纳该提议。

与此同时，担心国内虚假信息的专家们也在向其他国家学习。最近的一个成功案例发生在2016年的印度尼西亚，在强硬派伊斯兰主义者推动的一系列病毒式谎言和阴谋论导致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华人竞选失败后，印度尼西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打击。为了防止去年的总统大选出现类似的混乱局面，来自印尼的20多家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组成了一个联盟，目标是在虚假信息博得关注之前识别并揭穿它们。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模式，但它需要政府的积极合作，并对假新闻的提供者进行监控和逮捕。然而，这类做法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抵触。

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Richard Stengel)耗费近三年时间来对抗伊斯兰国和俄罗斯的数字宣传。在离任前夕，他告诉我说，他相信虚假信息将继续蓬勃发展，直到有大型科技公司被迫为此承担责任。斯坦格尔提议修改1996年的《通信规范法案》，因为该法案保护网络平台免受第三方发布虚假信息的责任。他直言：“Facebook和推特等公司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对其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和恶意挑衅行为进行监督。虽然这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肯定能发挥一定作用。”

另一个案例同样值得研究。在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期间，亲民主活动人士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反复揭露俄罗斯势力在幕后的动作，来消除关乎他们示威运动的许多虚假信息。但是根据斯坦格尔的观察，这种透明度是有一定代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宣传盛行的警觉可能会变成妄想症。众所周知，俄罗斯的技术人员会散布夸大自身影响力的谣言，从而助长这种焦虑情绪。最终，对秘密宣传的恐惧所造成的伤害和宣传本身一样大。

一旦你了解到自己可能已经被操控，那世间上所有的信任都会荡然无存。推特上每一个反对声音的背后都是俄罗斯机器人，每一个令人不安的标题都是栽赃祸害，每一个政治发展都是一场愈演愈烈阴谋的一部分。当信息生态系统在重压下崩溃时，由于你过分警惕，反而忽视了那些虚假信息者已经取得胜利。

在位者的权力

若是用一个词来描述布拉德·帕尔斯凯尔，那就是他管理细致：从竞选活动内部未经授权的泄露是罕见的；各大报刊中不存在关于共和党内部阴谋论的新闻报道。去年，当员工第一次搬进新办公室，想要定期邀请记者来进行参观时，帕尔斯凯尔终止了这种想法，因为他不想让那些记者看到一张本不该看到的纸片或是白板上的潦草字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白宫经历了没完没了的人事变动，但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团队自帕尔斯凯尔上任以来几乎没有出现什么人员变动。帕尔斯凯尔的资历是许多共和党人不愿在组织内部和公开场合谈论他的原因之一，但在总统的盟友中，对他的质疑似乎愈来愈多。

以前的同事开始注意到帕尔斯凯尔升职后的变化。突然间，这个专注于在电脑前工作的文静家伙开始穿着名牌西装，在竞选集会上扔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并在欧洲一个政治营销会议上发表演讲。过去几年里，帕尔斯凯尔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购置了一辆宝马、一辆路虎揽胜、一套公寓和一栋价值240万美元的海滨别墅。一位他的前同事告诉我：“他知道他拥有了特朗普家族的信任，于是变得更加趾高气扬。”当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一篇报道曝光了帕斯凯尔的挥霍无度时，他试图通过对特朗普的奉承来转移话题。“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他告诉该报记者，“和他多年的联系对我的家庭非常有益。”

但据一名了解此事的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被该篇报道激怒了，并且该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竞选负责人正在靠他发财。在那一刻，帕尔斯凯尔的地位似乎岌岌可危，但随后特朗普的注意力转向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再也没有回到这件事上。

一些共和党人担心，尽管帕尔斯凯尔有着数字媒体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没有指导特朗普连任的远见。历史上，没有比特朗普更不受欢迎的总统，即使是在红色州，特朗普也难以动员他的支持者进行特别选举。当关乎特朗普的信息对于选民们来说不再新鲜时，帕尔斯凯尔能帮助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么？“人们开始问这个问题，即正在构建关乎虚假信息架构的行径的确不错，但是什么才是共和党首要的叙事?”一位前竞选工作人员说。

但不管特朗普是否找到了新的叙事，与2016相比，他如今拥有了总统权力。虽然历届总统都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在任优势来赢得连任，但特朗普的意愿似乎更为强烈。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准备阶段，他抓住一个移民大篷车从中美洲前往美国的报道，便声称南部边境正面临国家安全危机。与此同时，他还向民众警告即将到来的“入侵”，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该移民大篷车被帮派成员渗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帕尔斯凯尔制作了一个30秒的广告。广告内容充斥着诸多拉美裔移民的画面，并在其中穿插了一名被判有罪的警察杀手的片段，而广告最后以一个呼吁式的标题结尾：杜绝移民大篷车，将票投给共和党。在大选前的最后一次行动中，特朗普将军队派遣至边境，并坚持认为，这次行动对于保证美国的安全是必要的，但是在几周内，军队被悄悄召回，这场“国家安全危机”显然在投票结束后就结束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禁要问：如果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为了获得一些额外的席位而愿意将边境军事化，那么当他的连任出现危机时，他和他的支持者会怎么做？

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力就可以设想最坏的情况：在选举日，不计其数的匿名短信不仅会把选民引向错误的投票站，甚至还可能散布安全威胁的谣言。深度伪造后使用种族歧视言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出现速度要比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它们的速度还要快。当新闻媒体争相澄清这些虚假信息时，成群结队的推特机器人将以诽谤和威胁作为回击，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会在大选的最后几天里高频率地在Facebook上发布广告，以至于没人能追踪到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在第一轮出口民调公布后，互联网中会出现一段来源神秘的视频，其中记录了非法移民在投票箱前进行投票。随后，特朗普便开始转发有关选票造假的推特，并建议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应该被派往投票站。福克斯新闻网站的字幕会显示：非法移民在窃取选举成果吗？而MSNBC则会报道：“俄罗斯人会是这些神秘视频的幕后黑手吗？”

于是，在选票甚至还没有清点完毕的情况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就已经对最终结果了然于胸。

万物皆假

特朗普的竞选集会是虚假信息文化影响美国的最佳见证之处。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穿过一张张如停车场迷宫般的折叠桌，上面摆放着带有“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的商品，然后走进了位于密西西比州图珀洛的竞技场。尽管距离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成千上万挥舞着上述标语的支持者们已经挤进了会场，亲自特朗普为加油。

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就会抛出一系列熟悉的谎言、大话和废话。他编造了关于乌克兰丑闻的历史，在其中乔?拜登是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他还错误地指责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斯泰茜·艾布拉姆斯想要“给予非法移民投票权”。在一次关于堕胎的即兴演讲中，特朗普漫不经心地谈到“弗吉尼亚州州长处死了一个婴儿”，进而使得人群中一名妇女尖声呼道“凶手！”

这种煽动性的捏造似乎没有引起我的记者朋友们的注意，他们正忙着撰写新闻报道以及拍摄幕后花絮。我打开推特，期望里面有大量的事实核查来揭露这个案件的真相：即州长一直在回答一个关于晚期堕胎的假设性问题；一场全国性的风暴随之而起；针对他的言论肯定有不同的解释，但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堕胎活动人士也不认为弗吉尼亚州长亲自“处死了一个婴儿”。

但推特却一反常态地平静，并且我发现关于这个话题转发最为广泛的来自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其发布了一段没有上下文的州长堕胎言论，旨在支持特朗普对该州长的抹黑。

集会结束后，我在一个出口附近闲逛，并与排队走出竞技场的人们聊天。在自由派的眼中，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容易上当受骗的个人崇拜派，由于他们被蛊惑，所以对自己领导人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这一说辞的吸引力在于，它暗示着真相仍然可以战胜谎言……一旦选民了解事实，一切都会回归正常。但是我与住在图珀洛的那些特朗普支持者交谈后发现，他们似乎不把事实放在心上。

一位女士告诉我，鉴于总统所取得的成就，她不介意特朗普“捏造一点事实”。一名男子对我提出的有关特朗普对媒体进行不诚实攻击的问题只是稍作耸肩，并建议媒体“应该偶尔试着讲真话”。34岁的维修工托尼·威尔诺(Tony Willnow)头上缠着一面美国国旗，他说特朗普获胜是因为他说了其他政客不会说的话。当我问他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否重要时，他想了一会儿，回答道：“他说了我想听到的……即使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听起来不错，所以去他的吧。”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写道：“20世纪最成功的极权主义领导人向他的支持者者灌输了‘一种轻信和犬儒主义的混合心态’。当他们被欺骗时，他们会选择相信；而当谎言被揭穿时，他们会声称自己早已知晓，然后开始钦佩领导人高超的战术智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宣传攻势会使人们习惯于‘相信一切，却又不相信一切；认为万物皆有可能，也怀疑万物皆为虚假’。”

离开集会时，我想到了阿伦特，想到了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民众都犹如她所描绘的一般。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获胜，将来的选举在很大意义上不会是在政党、候选人或政策纲领之间做选择，而是对现实本身的投票。

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