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中国” 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外国人，会习惯听到有人反驳你：“你不了解中国。”这通常是对当前一些令人不安的现代问题的下意识反应，或是为了捍卫中国大陆的孩子们被灌输的世界上不可动摇的众多历史神话。不过我们也确实是不了解中国。其实，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甚至中共政府也是。 我们之所以不了解中国，是因为几乎每一条来自这个国家或关于这个国家的信息都是不可靠的、片面的或扭曲的。这个国家的规模之大，加上不断增长的审查制度和对信息共享的普遍偏执，削弱了我们了解中国大陆的能力。出于宣传目的和升官的目的，官方数据一再被修正。对中国公民来说，获取信息有时可能更容易，但获取信息的成本可能更高。 例如，我们不知道GDP增长的真实数字。长期以来，GDP增长一直是衡量官员职业生涯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各个层面的相关数据都存在偏差，因为报告GDP增长意味着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如果把各省发布的GDP数字加起来，这个数字比中央政府最终发布的数字会高出10%，而中央政府本身是经过数据的“微调”以达到政治目标的。近年来，各省政府越来越多地承认这一点，但这种造假行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们不知道银行通常会隐瞒不良贷款的规模。我们不知道大多数中国金融资产的构成。有时经济复苏的“好消息”掩盖了很多糟糕的现实情况。我们其实不清楚中国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实际基尼系数。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数据之所以比大多数数据显得更可靠，可能只是因为它的不可靠性受到了太多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自己也曾多次指出报告数据有误的例子，现在又试图自己直接收集各省的数据。中国进行了清理，并试图纠正过去的错误——尽管党国主义日益意识形态化和偏执化的转向，可能阻碍了这些努力。 但我们所不知道的远不止中国大陆的经济学方面。看看中国的任何一个部门，你都会发现扭曲或隐瞒的公共信息；如果你去相关当局，他们通常会私下承认最令人震惊的做法。 我们不知道中国人口的真实规模，因为不愿意登记未经批准的二胎，因为这样做计划生育部门就是未能控制生育。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农村县被鼓励多报人口数量，以便从更高级别的政府那里获得更多好处，而城市区报告较低的数字，以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北京的官方人口为2170万；可能会达到3000万到3500万。官方数据显示，有数千万——也许是上亿——农民工在农村，但实际上是在城市。我们不知道最近冬天把穷人赶出大城市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在呼吸洁净的空气还是在喝洁净的水，因为环境数据漏洞百出。 我们对中国高层政治一无所知。正如我所知，我们最多只能做出有根据的猜测。我们不知道中南海的内部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国政客不会写什么都说的回忆录；中国的记者写不出一场火与怒，写不出它需要什么，甚至写不出游戏的改变。我们不知道习近平是真正重视中国的财富和权力，还是只重视他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我们不知道“腐败”的官员的活动真的非常腐败、淫荡的或危险的，还是他们只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我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党派之争有多严重，尽管我们知道它的存在被习和他的派系谴责的频率有多高。我们不知道官员喋喋不休地赞扬了习，实际上是相信他们所说的，还是出于纯粹的恐惧和贪婪。 作为外国人，我们不知道人们的真实想法。我们不知道在一个政治压迫的国家，被采访者是否真的支持政府，或者当一个陌生人问他们问题时，他们是否会做出谨慎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告诉民意调查专家，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信任他人，而实际上，对他人意图却是如此的猜疑，以至于街上的老人得不到帮助，担心他们在行骗；像蹒跚学步的王悦这样的孩子被车撞死。 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国防预算。我们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日常情况，因为对军事报道和士兵的限制比平民更严格。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学校到底有多好，因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提供的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数据，经常被引用，这些数据来自于对上海少数精英学校的研究。一旦这一范围扩大到另一个大都市北京和两个富裕省份，结果就急剧下降（PISA只愿意接受这有限的样本，这是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轻信和顺从的典型表现，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我见过许多外国教育家沦为明显的波坦金主义的受害者，包括相信北京第四中学——大致相当于伊顿公学——是一所“典型的中国公立学校”）。我们不知道农村教育崩溃的程度。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识字率是多少，尤其是因为农村和城市的识字率是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的——这是很多人常用的伎俩。 我们不知道真实的犯罪数据，特别是在城市，可能只占实际总数的2.5%。我们不知道新疆维吾尔族独立运动的死亡人数，用一位政府反恐专家的话来说，当地官员“扭曲的数字和大跃进时期一样多”，我们也不知道目前有多少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顺便说一句，我们不知道在大跃进中有多少人死在了村里的沟渠里，或被遗弃在空旷的草原上：官方统计的1650万人，或一些历史学家估计的4500万人）。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这些都是已知的未知，但未知的未知同样令人担忧。我们可能错过了最重要的未来，那些现在就会动摇或改变中国和世界。外国记者只能在几个主要城市居住，主要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当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旅行时，他们会被跟踪和骚扰，并且发现很难到达乡下（根据官方的人口数据，经常被描绘为新中国标准的北京和上海，拥有的住房还不到全国居民的4%）。中国记者的情况要糟糕得多；在本世纪头十年，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能力已很有限，但当局现在认定，除了党以外，不会有任何监管。恐惧笼罩的喉咙，那些曾经说出名字的人现在都是匿名的，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说话了。 我们的信息来源本来就很少，但在过去几年里，由于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曾经是了解省级投诉和丑闻的有限窗口，现在它被大量审查；微信上的私人信息组取代了它。微信群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信息服务，去年被大规模审查。 随着习近平建立完全的独裁统治，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在我们看来，越来越不重要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07年向美国外交官抱怨，他无法了解他当时统治的省份的基本经济信息，而且他需要派朋友和同事去秘密收集数据。 詹姆斯·帕默是《外交政策》的副主编。Twitter: @BeijingPalmer。 ……………………………………………………………… 其实这篇记者报道没什么“新东西”；只要你关注中国大陆，就应该有上述的看法。 30年前出国的时候，我在中央部委的统计部门干活；中国大陆统计是怎么回事我早就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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