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歧視和被濫用的“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背後的種族矛盾

在喬治.弗洛伊德被拘捕他的警察虐待致死後，很多人會有疑問：在“政治正確”的美國，黑人的悲劇為什麼還會屢屢發生？這就是涉及到了“政治正確”背後隱藏的種族矛盾。在白人民族主義者看來，正是“政治正確”的過度延伸才導致了這場抗議浪潮。

在當代美國社會話語體系當中，“政治正確”是指在語言、行為和社會政策層面保護或是避免冒犯少數群體而形成的一種評價標準。在黑人平權運動中，“政治正確”將批判性指向種族主義觀念，反種族主義成為“政治正確”的內涵之一。在“政治正確”濃厚的氛圍里，沒有人敢公開歧視黑人，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被人扣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2002年，密西西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特倫特.洛特因為發表涉及種族隔離的言論，被迫辭去了參議院少數黨領袖一職。

在種族問題上，“白人歧視其他人種”被稱為政治不正確，但若公開說出“黑人、黃種人也有歧視”的事實，在美國社會是一種禁忌。所謂反種族歧視，大部分時候，針對的是白人的種族歧視。於是，在一些白人看來，他們不僅沒有了自美國建國以來的種族優勢，還在慢慢喪失社會各領域的主導權，這就構成了一種對白人的所謂“逆向歧視”。

自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登陸北美到美國立國的過程中，絕大部分社會契約確實沒有少數族裔的參與，無論《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還是美國憲法，都是由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所訂立的，黑人和印第安人長期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因此，“美利堅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即“建國神話”完全由WASP主導，除了極少數例外（如感恩節的起源），並無其他族裔的位置。民權運動後，美國被重新描述為一個由多元文化組成的國家，而非僅由白人精英創建和占有的國家，“美國人”的概念前所未有地擴大了，不同族裔為了爭奪本族群歷史敘事的主導地位而激烈角逐，美國的國家認同受到空前挑戰。

在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衝擊下，少數白人民族主義團體發展為極端“白人至上主義”者，甚而不惜以極端方式為“民族主義”辯護。自2016年川普在總統大選中獲勝後，美國右翼勢力逐漸抬頭，白人民族主義直接或間接製造的騷亂不勝枚舉。從各類報道來看，極右翼的美國白人民族主義者，也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暴力事件中煽風點火，加劇局勢緊張。

雖然白宮散布極左組織的陰謀論，川普更是直接發推疾呼“美國將認定極左翼激進勢力ANTIFA為恐怖組織！”但是聯邦調查局稱，沒有情報表明左翼的ANTIFA與反種族主義抗議活動的暴力有關，反而發出警告說，一名與極右翼有關聯的人呼籲極右翼煽動者攻擊聯邦特工，並對抗議者使用武器。不僅如此，拉斯維加斯警察局還逮捕了三名來自右翼極端主義組織Boogaloo的白人男子，指控他們在拉斯維加斯的抗議活動中密謀引爆炸藥造成破壞。

“身份”和“狗哨”：黨爭挑撥民意

客觀上看，美國歷史敘事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各種政治力量的較勁，藉此矛盾爭奪利益，更是點燃極端思潮的火把。黑人面對種族壓迫奮起抗爭，白人民族主義者乘機摻和其中，一起造成了全國動盪，如此惡性循環在美國的不斷反覆離不開共和、民主兩黨有心的引導和操縱。

民主黨從其信仰和利益出發竭力推動身份政治，結果是一些白人感受到了成為“少數裔”的危險；共和黨積極投身“狗哨政治”，既不觸怒中間派選民又不動聲色地取悅目標群體，拋出 “減稅”、“福利改革”、“法律與秩序”等看似無傷大雅的口號，挑起受眾對黑人群體的種種成見，刺激他們投票以“捍衛白人的財產和安全”。各路人士對川普上台後導致美國分裂大加抨擊，殊不知兩黨之爭早就在暗中有意無意地挑撥民意；川普則是大張旗鼓的利用種族主義。

“政治正確”其實並不是過頭了，而是被黨派之爭濫用，從而掩蓋對真正平等的追求。在美國，仍有大部分黑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根據2019年皮尤中心的調查，大約三分之二的黑人（68％）認為他們的膚色阻礙了獲得高薪工作、上所好學校的機會，55％的白人也持同樣觀點。在與警察打交道和整個刑事司法過程中，有84％的黑人和63％的白人認為黑人通常不如白人一樣受到公平對待。調查還顯示，黑人成年人認為，他們由於種族原因而遭到警察不公正逮捕的可能性幾乎是白人的五倍（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