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歧视和被滥用的“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背后的种族矛盾

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拘捕他的警察虐待致死后，很多人会有疑问：在“政治正确”的美国，黑人的悲剧为什么还会屡屡发生？这就是涉及到了“政治正确”背后隐藏的种族矛盾。在白人民族主义者看来，正是“政治正确”的过度延伸才导致了这场抗议浪潮。

在当代美国社会话语体系当中，“政治正确”是指在语言、行为和社会政策层面保护或是避免冒犯少数群体而形成的一种评价标准。在黑人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在“政治正确”浓厚的氛围里，没有人敢公开歧视黑人，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2002年，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特伦特.洛特因为发表涉及种族隔离的言论，被迫辞去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一职。

在种族问题上，“白人歧视其他人种”被称为政治不正确，但若公开说出“黑人、黄种人也有歧视”的事实，在美国社会是一种禁忌。所谓反种族歧视，大部分时候，针对的是白人的种族歧视。于是，在一些白人看来，他们不仅没有了自美国建国以来的种族优势，还在慢慢丧失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这就构成了一种对白人的所谓“逆向歧视”。

自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陆北美到美国立国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社会契约确实没有少数族裔的参与，无论《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都是由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所订立的，黑人和印第安人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因此，“美利坚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即“建国神话”完全由WASP主导，除了极少数例外（如感恩节的起源），并无其他族裔的位置。民权运动后，美国被重新描述为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而非仅由白人精英创建和占有的国家，“美国人”的概念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不同族裔为了争夺本族群历史叙事的主导地位而激烈角逐，美国的国家认同受到空前挑战。

在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下，少数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发展为极端“白人至上主义”者，甚而不惜以极端方式为“民族主义”辩护。自2016年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后，美国右翼势力逐渐抬头，白人民族主义直接或间接制造的骚乱不胜枚举。从各类报道来看，极右翼的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也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暴力事件中煽风点火，加剧局势紧张。

虽然白宫散布极左组织的阴谋论，川普更是直接发推疾呼“美国将认定极左翼激进势力ANTIFA为恐怖组织！”但是联邦调查局称，没有情报表明左翼的ANTIFA与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的暴力有关，反而发出警告说，一名与极右翼有关联的人呼吁极右翼煽动者攻击联邦特工，并对抗议者使用武器。不仅如此，拉斯维加斯警察局还逮捕了三名来自右翼极端主义组织Boogaloo的白人男子，指控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抗议活动中密谋引爆炸药造成破坏。

“身份”和“狗哨”：党争挑拨民意

客观上看，美国历史叙事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劲，借此矛盾争夺利益，更是点燃极端思潮的火把。黑人面对种族压迫奋起抗争，白人民族主义者乘机掺和其中，一起造成了全国动荡，如此恶性循环在美国的不断反复离不开共和、民主两党有心的引导和操纵。

民主党从其信仰和利益出发竭力推动身份政治，结果是一些白人感受到了成为“少数裔”的危险；共和党积极投身“狗哨政治”，既不触怒中间派选民又不动声色地取悦目标群体，抛出 “减税”、“福利改革”、“法律与秩序”等看似无伤大雅的口号，挑起受众对黑人群体的种种成见，刺激他们投票以“捍卫白人的财产和安全”。各路人士对川普上台后导致美国分裂大加抨击，殊不知两党之争早就在暗中有意无意地挑拨民意；川普则是大张旗鼓的利用种族主义。

“政治正确”其实并不是过头了，而是被党派之争滥用，从而掩盖对真正平等的追求。在美国，仍有大部分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据2019年皮尤中心的调查，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68％）认为他们的肤色阻碍了获得高薪工作、上所好学校的机会，55％的白人也持同样观点。在与警察打交道和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有84％的黑人和63％的白人认为黑人通常不如白人一样受到公平对待。调查还显示，黑人成年人认为，他们由于种族原因而遭到警察不公正逮捕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五倍（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