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末期，陷入绝境的日军屡次发动“特攻”（神风特攻队）式自杀攻击。专门研究战争与冲突史的学者山崎雅弘指出：“之所以会实施这种非人道的‘自杀式撞击攻击’，正是因为存在着靖国神社——这一将士兵之死美化为至高荣誉的机构。”

※本文摘编自山崎雅弘所著《轻视战争的社会氛围：正走上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道路的现代日本》（朝日新书）部分内容。如下：

■特攻队：驶向死亡的单程车票

在那场战争中殒命的日军官兵里，最常被讲述为悲壮故事的，便是死于所谓“特攻”（海外称“神风特攻”）的士兵的最后时刻。

战争末期，日军内部普遍认定常规作战已经无法扭转战局，高层于是近乎破罐破摔，下令部队实施一种违背常理的战术：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舰船直接撞击敌方军舰。

当时日军将这套战术命名为“特别攻击”，简称“特攻”；海军组建名为“神风特攻队”的航空部队，持续派遣战机执行撞击攻击。各大报纸大幅报道该战术，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反响后，陆军航空队也组建同类特攻队，反复出击，扑向部署在日本近海的敌军舰船。

■“我已做好笑着冲向敌舰的觉悟”

鹿儿岛县在战争时期设有多处日军航空基地，知览、万世两地建有缅怀特攻队员的和平祈念馆。此外，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内的鹿屋航空基地史料馆，也展出着大量与特攻作战、特攻队相关的史料展品。

各馆中陈列着大量遇难特攻队员的遗照与遗书，不少参观者读罢遗书内容，都会潸然落泪。

特攻队员留下的遗书里，写满了早已下定决心赴死的年轻士兵看似纯粹的心迹，诸如“我已做好笑着冲向敌舰的觉悟”“倘若我身死，请诸位切莫悲伤，要夸赞我为陛下赴死，落得壮烈光荣的结局”“父亲、母亲，请体察荣的心境，荣将满怀欣喜展翅出征”等字句。

但活在后世的我们阅读这些遗书时，有一点必须保持警醒：要认清这些文字是在怎样的处境之下写下的。

■根本说不出“我不想死”

彼时的日本社会充斥着一种压抑的氛围，绝不允许人们将军人战死视作应当规避之事或是令人悲痛之事。非但如此，表面上整个国家还要求民众秉持靖国神社宫司所言的那种态度——要称颂战死之人。

奔赴特攻作战的士兵在写遗书时，为了不让留守的家人遭受周遭排挤、承受无端刁难，只能写下契合当时日本社会主流氛围的文字。即便心底真切想着“我其实根本不想死”“我痛恨下令发起特攻的长官”，也绝不可能将这些真心话写进遗书。

因为一旦写下这类文字，遗书大概率会在军方审查时被直接销毁，收到遗书的家属还会被旁人辱骂为“懦夫的家人”“非国民的家人”。反之，倘若写下符合当时日本社会世界观与生死观的遗书，幸存的家人便会被赞誉为“英烈之家”，有时还能在当地获得优待。

■不把人当作人看待的冷酷无道作战方式

诚然，每位特攻队员是以何种心境写下遗书，实情只有他们本人才清楚。想必当时有不少队员顺应时代价值观，怀揣着遗书中所写的那份心绪奔赴战场。

但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若将这些遗书视作“凄美佳话”，带着情绪化的心态去消费这段故事，我认为其中存在很大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便失去了批判的视角，无法去追责将他们逼入这般绝境的上级、军队体系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

直白地还原事实来看，特攻本质就是“肉身冲撞式自杀攻击”。

有人认为这种直白说法会让逝者显得凄惨，因此一直使用“特攻”这种委婉表述。可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一个现实：这种作战方式极度违背人道主义，二战期间，唯有日本作为国家层面，有组织地反复驱使士兵实施此类攻击。

以士兵牺牲为既定前提的战术，是完全漠视人性、冷酷至极的行径。

以往战争中虽也常有预估会产生巨大伤亡的“向敌阵冲锋”，但这类行动的核心目标本是“存活下来的士兵占领敌方阵地”，并非强制所有冲锋者赴死。

此外，如今我们还有一点必须警醒：倘若不存在靖国神社，特攻这种“肉身冲撞自杀攻击”的相关叙事与美化论调，或许便不会留存至今。

■日本军人所信奉的靖国神社“说辞”

靖国神社向日本军人灌输了一套宗教化的说辞：即便战死军人的肉身消亡，魂魄也会去往九段的靖国神社，在那里与战友重逢。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任何人都不容质疑这套说辞；而军人为了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似乎也主动接纳了这套论调。

上级、指挥官下令部下发动冲撞式自杀攻击，即便因此害死部下也毫无负罪感、得以减轻内心罪责，根源正是这套“肉身虽灭，魂魄归靖国”的说辞。倘若没有靖国神社将军人之死标榜为无上荣光，而非令人哀痛的惨剧，特攻作战这一战术根本无从诞生。

自1937年7月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种扭曲的社会氛围便在日本蔓延开来：人们不将军人战死视作应当规避、令人悲痛之事，反倒当作值得庆贺的荣耀，这也是无数士兵白白丧命的深层诱因。

■美化战死事迹的报社负有责任

许多送儿子奔赴战场的母亲，内心想必都真心期盼儿子活着回来。但当时日本社会充斥着这样一种氛围：军人战死，家人不可悲伤，反倒要当作荣耀之事称颂喜悦。这种社会氛围迫使母亲、妻子与子女，不能吐露自己期盼亲人生还的真实心声。

而各家报社刊载大量将战死包装成美谈、大肆渲染的报道，也助推了这种漠视生命的社会风气。

■相较于“取胜”，（战死）“赴死”反倒成了目标

奔赴战场的军人，即便心中或多或少早已做好赴死的觉悟，但死亡本应是“应当尽可能避免的结局”。

然而在战前及二战时期的日本，这样的常识彻底崩塌了。

整个社会弥漫着沉溺于冠冕堂皇的大义、轻视战争的氛围，还形成一股推崇出征日军战死、将其视作光荣的风潮。久而久之，一种本末倒置的观念席卷社会：军人战死沙场这件事本身，反倒成了最终追求的目标。

这般近乎畸形、漠视生命的社会氛围为何会在日本蔓延，无数民众不加反抗、一味盲从？

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1935年后极端化的“国体论”催生了扭曲的思维模式，日本人的认知逻辑彻底偏离理性与客观，大幅偏向充斥主观臆想与美好幻想的情绪化叙事。

人们不再直面真实的现实，而是先依照心中“理应如此、希望如此”的空想定下结论，再反向编造煽动人心的故事。报纸、杂志大肆运用这套叙事手法，深深渗透进民众的思想之中。

普通民众苦于日常煎熬的现实，一心想要逃避眼前的苦难，于是在如同麻药一般的情绪化叙事里寻求慰藉，最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曾有日军士兵被军部高层抛弃，孤身困守南方丛林。他们断粮断水，在饥饿中日渐消瘦、身体衰竭，无人照料，如同草木凋零般活活饿死。

若是这般平铺直叙地陈述事实，根本无法编织出能煽动大众情绪的故事。

■残酷至极的死亡被粉饰改写

一名年轻本分的日本士兵，忍饥挨饿躲避敌军追击，紧紧攥着家乡恋人赠予的护身符。他被困在四面受敌的南国丛林之中，一边为恋人祈求平安，一边毅然拒绝敌军的劝降，下定决心发起最后的冲锋。

随后，他扔掉子弹耗尽的步枪，沾满鲜血的双手紧握唯有肉搏才能发挥作用的刺刀，嘶吼着再也无法相见的挚爱恋人的名字冲向敌方阵地，浑身遭机枪扫射，倒在铁丝网下，落得所谓光荣战死的结局。

倘若用这类文字编织煽情故事，便会勾起读者心中各类浓烈情绪，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士兵的赴死是一场“壮丽的落幕”。事实上，不少将特攻队员年轻人套入这类叙事的小说与电影问世，收获了大量民众的追捧。

这便是用煽情故事包装、讲述战争的可怕之处。

■“英灵”“崇敬之心”“玉碎”……

那些参拜靖国神社、口称“感念英灵”的日本保守派政客，刻意回避地狱般残酷的战场真相，偏爱堆砌华丽辞藻编织煽情叙事。

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在参拜靖国神社时提及，上次战争中丧命的日本军人及军属里，六成约140万人死于饥饿，却仿佛所有约230万阵亡人员都是与敌军交战而亡。

这类政客的行为表面看似缅怀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官兵，实则截然相反，是对逝去官兵生命极大的漠视。

究其根源，他们从未展现出半点姿态，不去批判性梳理造成这些人死亡的根源，也不追责将他们推向死亡的责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