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爷爷王焕文全家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十多年后,我却在同一座港口,采访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谈论美日同盟。短短几天内,我在环太平洋军演见证美日官兵并肩演训;又走进珍珠港纪念园区,回望两国曾经兵戎相见的历史。更意想不到的是,这段旅程让我重新理解自己的家族故事--我的爷爷曾在二战期间两度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他的经历,最终与我站在珍珠港的这一刻,产生了跨越八十年的连结。 珍珠港/华盛顿 — 在美国之音(VOA)采访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行程的最后一天中午,我刚刚结束了对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的专访。 7月13日的这次采访行程,由美国海军协助安排,接送记者往返采访地点的美国海军上校迈尔斯,曾派驻日本。一路上聊天我才发现,对美军而言,赴日本服役相当普遍,有人曾派驻横须贺、有人待过冲绳;而日本自卫队军官也经常赴美进修和交流。我了解到美日同盟合作的紧密。 曾经兵戎相见的两个国家,如今并肩站在同一个阵线 采访中,日本自卫队的小林卓雄少将时常强调美日及其他伙伴国家的同盟,身兼环太平洋军演联合部队副司令的他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的安全问题”,超过30个国家齐聚在一起进行演习、凝聚伙伴关系,是维持区域稳定的核心力量。他表示,“我们参与这项演习已超过40年。这段长远的历史使我们更加强大,并建立了更加成熟、坚实且深厚的伙伴关系。” 
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环太军演”联合部队副司令小林卓雄2026年7月13日在夏威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王愉贺专访。 采访结束后,距离搭机返程还有一点时间。珍珠港国家纪念馆距离檀香山国际机场只有约十分钟车程,我们决定在离开夏威夷前,顺道走一趟这座改变世界历史的港口。 没想到,这趟参访,将让我对八十多年前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如何影响了我的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 战争往往不是在第一声炮响时才开始 走进“战火前夕”(Road to War)展厅,墙上的一句话,让我停下脚步。 
珍珠港国家纪念园区展厅“战争前夕”(Road to War)。(美国之音记者王愉贺摄于2026年7月13日) 展厅上写着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1941年11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一句话:“如果美国不放宽对日本的这些制裁,我国的军人将会被逼走投无路,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绝望行动。” 
珍珠港国家纪念园区展厅中,记录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于珍珠港事件前的发言。 展览的文字介绍指出,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当天清晨,美日外交官仍在华盛顿谈判,希望避免战争。 美国要求日本撤出中国,并切断与德国、意大利的同盟关系,才愿意考虑解除部分经济制裁;日本则希望美国取消石油禁运等制裁措施,并停止援助中国,以换取日军撤离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一带)。 然而,双方始终无法跨越彼此的底线,外交的努力终究没能阻止战争。就在同一天,日本帝国海军的舰载战机飞抵珍珠港上空,对美国展开突然袭击。 
珍珠港国家纪念园区展厅展示日本战机飞往珍珠港上空的景象。 阅读着这些文字的当下,我感受到跨越八十多年的时空交错。 我刚刚看到的是美国与日本军官之间自然的互动与笑容,谈的是美日同盟以及如何共同维护印太安全;而此刻,我却站在美日曾经兵戎相见的历史现场,阅读着两国在战前最后的外交谈判。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那些展板上的文字,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回头看1941年的纪录,那些关于制裁、谈判与冲突的字句,并没有因为时代久远而显得陌生。历史的背景不同,主角不同,但国际政治中的许多语言与逻辑,却仿佛跨越了八十多年,仍在不同时代反覆出现。 当时的人们或许也未曾想到,那些出现在新闻、外交声明和会议纪录中的字句,最终竟演变成珍珠港上空的炮火。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是在第一声炮响时才开始,而是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写进了一份份报道、一场场谈判的发言之中。 
1941年12月7日清晨的日本航空母舰“赤城”号还原模型,甲板上36架战机,仅需15分钟便可全部升空。 展厅里,一座日本航空母舰“赤城”号(Akagi)的模型吸引了我的目光。模型重现了1941年12月7日清晨的情景,甲板上36架军机整齐排列,等待起飞,它们将执行对珍珠港的第一波攻击。模型中甲板后方一排又一排的官兵,高举脱下的帽子、朝着战机们挥舞,为即将出征的飞行员送行。 站在“赤城”号模型前,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站在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USS Theodore Roosevelt)飞行甲板上的画面。相同的是,一架架舰载机整齐排列,官兵各自在甲板上忙碌穿梭;不同的是,1941年的战机即将飞向珍珠港开启改变历史的战争,而2026年的战机,则正准备与曾经的敌人共同投入一场联合演习。 标志战争开始与结束的两艘战舰 珍珠港国家纪念园区最具代表性的两处历史地标分别是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USS Arizona)战列舰与“密苏里”号(USS Missouri)战列舰。两艘军舰相距不远,却分别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开始与结束。 
珍珠港国家纪念园区,远方可见“密苏里”号战舰(左)和“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右)。 “亚利桑那”号象征的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亚利桑那”号遭炸弹击中,引爆前方弹药库,短短几分钟内沉没,造成1,177名官兵罹难,成为珍珠港事件伤亡最惨重的军舰。如今,沉船仍静静躺在港底,纪念馆横跨船体之上,提醒人们那场改变历史的攻击。 我采访的小林卓雄少将,在这次的环太军演期间,率领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前往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献花,向珍珠港事件罹难者致意。 
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护卫队群司令小林卓雄少将率领官兵,前往珍珠港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献花致意,向阵亡将士表达敬意。(2026年6月24日) “密苏里”号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点。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就在“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主持受降仪式,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看着“密苏里”号战舰的我此时意识到,如果没有日本投降,我本人今天或许不会站在这里。 我的爷爷躲过原子弹 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间历经近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我的爷爷。 
台湾《壹周刊》2005年3月31日对王焕文的采访报道。 我的爷爷王焕文于1922年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 1895年,中国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两国签署《马关条约》,日本随后开始统治台湾,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五十年。 爷爷成长的年代,台湾仍是日本殖民地,日语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语言,日本的历史、地理与文化,也成为那一代台湾人成长的一部分。 我的名字“愉贺”是爷爷取的。这不是一个常见的中文名字,我后来才知道,他喜欢日文名字 “Yuka”(ゆか)的发音,因此取了日文可读作“Yu”的“愉”字,以及可读作“Ka”的“贺”字组成了我的名字。 爷爷在台中长大,小学毕业后便赴日本留学就读京都中学,并考上东京中央大学。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末期,日本强制征兵。 爷爷就是在东京中央大学就读二年级时被征召入伍。爷爷回忆,军官直接来到学校,要求学生写从军志愿书、盖上手印。随后他被编入驻广岛的船舶部队,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1945年8月1日,他随部队前去鹿儿岛演习一周。 没想到,这趟任务竟意外让他躲过一场世纪浩劫。五天后的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爷爷在2005年接受台湾《壹周刊》的采访时回忆,当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原子弹,只知道城市遭到前所未有的轰炸,两天后军队回广岛,只见惨不忍睹,“整个大城市变成平的,房子剩灰烬。周围虽然还有活人,可是全被灼伤,每个人包得像木乃伊。” 
军阶少尉的王焕文在日本军中合照。 爷爷命大躲过原子弹,然而,命运似乎还不打算放过他。原子弹袭之后,日本准备进行反击。爷爷所在的船舶部队打算派出自杀小艇,而爷爷竟然被分配到8月16日开小艇。 那是一项几乎没有生还希望的任务,我很难想像,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等待那一天到来。 命运再次出现转折,在他出发前一天,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透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战争终结,爷爷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如果爷爷8月1日没有随部队前往鹿儿岛,如果日本帝国8月15日没有宣布投降,爷爷很可能无法活着回到台湾,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家人,更不会有今天站在珍珠港采访“环太平洋军演”的我。 
王焕文全家福,笔者父亲王为丕(左),笔者爷爷王焕文(中),笔者奶奶林丽冠(右) 爷爷亲身经历的是那场战争,而我亲眼见证的,是那场战争结束后八十多年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 珍珠港见证的转变 ——战火之后 战后,美国主导日本重建,解散日本帝国军队,并推动制定新宪法。受到和平宪法限制,日本成立的是“自卫队”,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冷战期间,美日逐渐从昔日死敌走向亲密盟友,1960年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建立延续至今的同盟关系。 曾经在珍珠港兵戎相见的两个国家,如今共同规划全球最大的多国海上军演。若回望1941年,这样的画面几乎令人难以想像。 许多人形容珍珠港是“二战开始与结束的地方”(Where WWII Began and Ended)。“亚利桑那”号见证了战争的爆发;“密苏里”号见证了战争的终结。 相隔八十多年后,这座港口又成为美国、日本及多国海军共同演训的基地,见证昔日兵戎相见的国家如今走向同盟。 这座曾经硝烟弥漫的港口告诉人们,国际关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曾经的敌人可以成为盟友,曾经的冲突也可能化为合作。 而珍珠港纪念园区还提醒着人们,铭记历史,不只是记住一场战争,也是记住那些被时代洪流卷入其中,一个个被战争改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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