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场的内卷风刮进象牙塔。过去一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份内部文件在网上流传，令学术圈人心惶惶。 

这份7月31日公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学校对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今后，预聘教师每三年考核一次，原有长聘教师每六年考核一次、每三年中期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将面临降薪、降级、转岗甚至解聘。

这意味着，同济大学不会再与新入职教师签终身合同。即便是此前已经获得长聘职位的教师，也必须接受每三年一次的考核。用大白话说，大学教师不再拥有“铁饭碗”。

消息一出，网络讨论沸沸扬扬。有网民调侃：“同济研究生选导师一定要谨慎，可能你还没毕业，导师已经走人了。”

同济“打破铁饭碗”的改革之举，在舆论引发两极反应。支持者认为，此举有望破除部分教授获得长聘职位后“躺平”和“摸鱼”的现象，通过统一教师考核标准来盘活师资。

但反对观点指出，同济最出名的建筑和土木工程等学科，都需要多年投入才能出成果；每三年考核一次，很可能迫使教师从长期研究转向追求短期成果，甚至炮制注水论文。

在此之前，同济大学刚经历学术造假风波。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4月公开举报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于国际顶刊《自然》的论文涉嫌数据与图片造假。经调查后论文被撤稿，王平则被免职和降级。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本周在微博发文痛批，同济大学取消长聘制，就像美国某些红州学校近年来流行对已获得终身教职（tenure）的教授进行定期评估，“都是处于下滑状态的非一流学校的短视之举”。

张泰苏写道，原创性研究很少能在持续被考核状态下出现，因为研究者往往需要冒着大量学术风险。持续审核的做法将导致同济无法吸引顶尖人才，乃至无法从现有教职员中收获高质量成果。“短视如此，如果背后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行政或财政苦衷，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自残行为了。”

一些教育网站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26年同济大学预算经费为171.63亿元，虽比前一年减少1.9％，但经费规模仍在中国高校中位居前十。 

更令广大学者担心的是，如果连同济这样财力相对雄厚的头部高校都可能因财政压力而取消长聘，其他中国高校是否也会纷纷效仿？

《三联生活周刊》本周报道，高校的学科排名和办学绩效中有一项指标是科研经费；在政府拨款的纵向经费方面，地方高校难以和头部高校竞争，只能靠争取企事业单位拨款的横向经费来完成指标。为此，部分地方高校教师除了教书和做研究，还要想办法帮学校拉经费，有时甚至要自掏腰包。

报道引述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这两年高校间出现“比经费”趋势，许多高校为了提高经费预算，会把指标摊派到各个学院。这又与近年来财政拨款缩减、高校需自筹更多经费有一定关系。

吊诡的是，中国财政部官员上月底在记者会上披露，今年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带动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升至7.08%的历史新高。

中国官方本周邀请各领域专家代表参加年度北戴河休假活动。对比官媒 新闻稿，基础研究领域的排序从去年的第三位升到今年的第一位，也表明高层对基础研究愈发重视。而基础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周期长、失败率高、成果不可预测。

增长的研发经费来自哪里，又拨给了谁？为什么高层的重视无法转换为支撑长期研究的底气？

上月底中国籍数学家王虹与邓煜获颁菲尔兹奖后，曾引发对中外教育体制的一系列讨论，包括二人如果留在中国，是否还能得奖。本周的同济教职改革争议，又不禁让人联想，如果王虹和邓煜回到中国，面对每三年一次的考核，以及帮学校拉经费的压力，还能否潜心钻研学术？

这番逻辑不只适用于数学这样的古老学科，也包括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AI）行业。中国AI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今年5月与投资人座谈时就强调：“做研究是需要一个比较松弛的环境。你如果逼得很紧，就没法做研究。”

面对旷日持久的中美科技竞争，中国决策层日益看重“十年磨一剑”的长期研究。不过，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到大学里，不同研究人员处境或许也是冰火两重天。有的单位或企业人员也许能长期研究、攻关特定领域；而在 经济承压、财政紧张的大环境下，一些高校学者又面对“三年一考核”的短期压力。这看似矛盾的局面，凸显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复杂现实，而国家战略考量与基层学术生态间的错位，总是抹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