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贸易代表、现为华府智库主席的弗罗曼（Michael Froman）最近撰文提出警告，世界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能力已越来越接近临界点，如果越过临界点，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接踵而至，而世界各国可能都无法有效应对。

在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里，弗罗曼提出，过去20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全球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为1.2万亿美元，增速是国际贸易增速的三倍。这个模式对中国有战略利益，也曾给世界带来反通胀作用，但在 政治上和经济结构上都已不可持续。 

弗罗曼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拥有全球工业生产能力的约30%，到2030年还可能达到45%。除了二战结束不久的美国经济外，世界不曾有过工业能力如此集中的现象。他也进一步申论，中国的强大工业能力得益于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显示，中国公司所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有六成与政府补贴有关。不过，OECD的同一份调查也反映，政府补贴并非中国独有做法，过去20年里，各国企业所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约22%可归因于补贴。

过去两年多来，“中国产能过剩论”与补贴争议，已成为西方世界与中国除国家安全、科技安全，以及地缘政治与主权争议之外的摩擦点。美国已祭出高关税进行回应，欧洲正焦虑不安，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国家也开始为中国制造大量涌入而忧虑。大家发现，中国极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可以通过完善的物流系统和销售渠道出口世界，无远弗届，给当地企业带来强大竞争压力，也为“中国产能过剩论”增添柴火。 

对此，中国商务部7月下旬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恰好反映这场争议到了中国必须系统性应对的时候。这份文件解释，当前的全球产能格局是产业分工合作形成的结果，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区域生产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分别为17%、17%、38%。几十年前，美国也曾经是世界工业中心，工业产出在1953年的全球占比高达44.7%。

中国商务部也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也不等于产能过剩。至于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中国商务部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说法反击：各国宏观财政政策才是关键原因；美国积累了巨大的债务失衡，需改善财政状况，欧洲投资不足，需提升生产率，中国需扩大内需。 

换言之，中国官方并不否认需要扩大内需，但反对“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说法。不少中国学者则认为，“产能过剩”是美国前财长耶伦炒热的话题，是“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该概念颠覆了200多年来经济学上最基本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产能过剩论”的支持者则搬出“中国补贴说”，来证明中国工业能力增长并非源于比较优势。中国则反驳，欧美也都发补贴。最终，双方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循环反复，各执一词。 

应该说，“产能过剩”的概念在经济上是可议的，比较温和的说法是“产能过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口顺差不断扩大的局面不可能无惊无险地长期持续，因为国际 政治现实不允许。中国制造纵有再强的竞争力，当地产业也需要生存，正如弗罗曼警告的，受影响地区将以贸易保护主义回应。再说了，美国在一战前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产出超过全球四成，这构成美国全球霸业的重要条件。而今在中美争雄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能力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战略问题，美国会有更大动力施压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上周中国前副总理朱镕基逝世后，网络上出现许多回顾朱镕基政治遗产的文章。许多理性评论都正面肯定朱镕基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借力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功绩。但时隔20余年后，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可能也超越了当年的模式，经济结构需要再调整。去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0%，但作为大型经济体，还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为让经济再平衡，中国可以让人民币升值，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服务业水平，完善社会安全网让民众安心消费，加大内需对经济的贡献。 

以上是这个时代用得上的改革，它不必像1990年代江朱时代一样轰轰烈烈地进行，可以文火慢炖；而以中国现在的条件，改革难度又远比当年小多了。反过来说，正因为内外部经济压力不像当年那样强烈，改革的动力也远不如当初，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