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体制的退行，就是由更多民主的制度退行到更少民主的制度，似乎是一个很少被人论及的课题。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先来征引一些基本的史实。 先说古代。地球上的第一批共和政体发生在古希腊。（更早还有，都不成气候。这里不做这方面的学术探讨。）这一批城邦制共和政体在历时约500年走完它们的上升下降曲线之后，在严重的普遍的衰败之中，被同为希腊人的君主制的马其顿灭掉。紧接古希腊之后最伟大的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在同样的约500年的辉煌之后，这回是在繁荣而不是衰败中，走向极端、过度民主化的末路。在这个历时数十年的动乱中，由将军们领导的罗马国家一直强大无比，并没有对外的危机，有的只是国内的政体危机。最后罗马共和国被帝国顺利地取代。然后有200年的高度繁荣，300年的日趋衰败。最后被中国东汉窦宪打败的匈奴人的败将的败将的东欧蛮族灭亡。这时候连帝国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大堆分崩离析的破碎政体。这种破碎状况竟然在欧洲持续了整整一千年或者可称一千五百年至今。因为直到今天，欧洲都还没有恢复罗马时代的统一。
这里已经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头来说共和/民主政体退行的史实。 大家知道，英国大革命的高潮是处死国王查理。以后英国成为共和国。这个短暂的共和国被克伦威尔（拿破仑的老师）军事夺占(称护国主）。克氏死后，斯图加特王朝复辟。 法国大革命及以后100年的法国更是波澜壮阔。首先，第一共和国被拿破仑灭掉，他可是正儿八经地称了皇帝。然后波傍王朝复辟。然后1848年有过短暂的第二共和，然后是小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到1871年法国第三共和成立后，共和制度才稳定下来。二战以后还出现内阁制的第四共和国，因为处理不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危机而让位于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大权独揽，讲到共和民主的程度，其实比起第四共和又有退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退行为希特勒的个人专制。也有墨索里尼把君主立宪的意大利变成一个法西斯独裁政体。 在俄国的1917年，也是先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二月革命，建立了一个短命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后又有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很快演变为领袖专制国。这些都是政制退行的昭然史迹。 在近现代的中国：比如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制，比起北洋军阀主导的北京政府，在政治制度上，有没有退行？又比如，1954年以及以后的好几个乃至现行的宪法比起1949年的政协《共同纲领》，政制上有没有退行？袁世凯张勋复辟不成功，我不征引。 我征引的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成了气候的重大史实。至于更小的国家，我没有功夫去查阅，可以想见，这类情况并不罕见。 不过我并不否认，共和政体的退行极为困难这样一个事实。还是观察上面那些史迹，很容易发现，退行都是在极为困难，混乱的局面下发生的。 首先，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都是在自身已经朽败以后，才被马其顿灭掉。罗马的共和政体也是在大小古拉格的极端民主化改革把政局搞得一塌糊涂以后，才被将军们灭掉的。 英国法国革命中两位将军的崛起的理由也是一模一样，激进的共和国搞得天下大乱，只好让会打仗的将军来收拾局面了。小拿破仑本事不大，他是袭了大拿破仑的余荫。 古希腊罗马的政制退行是文明的大周期导致，那些事情真是难崴。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政制退行都是历史冒进的反噬。几经震荡才能找到应有的位置。那些伟人似乎都是时势造的英雄。他们还是被历史摆布的，是历史的工具。 再以后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一类，是右派的极端势力代表。 斯大林毛泽东又是一类，是左派的极端势力代表。 他们的意识形态相差极远，共同点是手中握有强权，而这个对强权的需要都是在事前并不是他们本身制造的混乱的局面中产生的。 这四个人的共同点是他们似乎都是造时势的英雄。他们都开创了相当庞大的很遗憾的是负面很多的历史。在十数至数十年间，他们在摆布历史。当然最后他们还是要接受历史的审判。尘也得归尘，土也得归土。 （我这里申明一句。毛泽东对统一中华民族有贡献。我不对他一概否定。我的相关意见请参看我的过往博文《毛泽东建国有功劳，但绝不是红太阳，大救星》。) 综上所述，政制退行十分地困难，几乎总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它们基本上如果不是为了解决内战或外战，就是内战或外战导致的强横势力在战后畸形壮大的后果。和平的内部发展似乎很难观察到政制退行。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以下要探讨的问题。 现在暂时离开我习惯的实证方法，也来搞一下逻辑推理。 首先我们是否可以确立一个原则。人们建立某项机制是为了解决某项具体问题。一般而言，这个机制都应当是可以进也可以退的。或者进一步说，是可以调整前进的速度，以及必要时可以停顿乃至退却的。 先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比方。我们制造一辆车，可不可能只装油门而不装刹车？可不可能只装进档而不装倒挡？可不可能装一个离合器，只能从一档换二档直至五档，而不能降档？大家当然会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道路的情况和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千变万化，车不可能永远只往前开，不可能只是加速。升档降档都是必须的，停车和倒退也是必须的，油门和刹车也都是必须的。某种意义上说，刹车比油门更重要。因为油门坏了，顶多车不跑。而刹车坏了，是会出人命的。这些都是常识吧？ 好了，现在我们来比配政治学。君主专制，一档。君主立宪，二档。限权民主（没有普选的民主），三档。普选代议民主（现在通行的西式民主），四档。更高度民主（比如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比如王绍光教授设想的抽签民主，比如我都曾设想过的在互联网上投票的电子民主），五档。 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这些政制档次之间，只能进，不能退。退的事例比起不退的事例还是十分罕见，且经常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冲突，都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且有极多的宁死不退的局面出现。（比如泰国的黄红衫军之乱，真不知伊于胡底。） 为什么不能和平地退，我分析有以下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是意识形态上，人民主权的理论给了不退的道义高度。 根据这个理论，越多的人参与的政体，天然地就有越多的正当性。而普选自然就代表了最多的正当性。还可以说，直接民主、抽签民主或互联网电子民主还可以代表比普选民主更多的至高无上的正当性。这里，治理的效果，似乎不在考虑的范畴之内。或者它认定，参与人数越多的政体，就天然地可以导致更好的治理效果。一旦发生了治理效果不好的现实。从来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从民主太多的角度去企图分析主张修正。义正辞严的说法永远是民主不够。好像只要民主够了，天下的一切龌龊都会销声匿迹。 对这个由天赋人权导出的人民主权理论，我始终持有异议。我认为人类社会良好的治理的价值在人民当家做主之上。人民当家做主并不一定能保证导致良治。比如西方现在深陷的债务危机就不是人民不能当家做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造成的。（公众贪欲这个现象我几年前就在抨击，当时被一些人嗤之以鼻。）说到底，人类的政治治理永远是一种精英的事业。民主只能局限于如何去选择治理国家的精英和对他们的行为监督约束。民众的急功近利，必须得到精英阶层深谋远虑的足够综合调理，才能形成理性的治国方略。民众监督的主要作用是防范精英阶层过度地图谋私利。当然同时人民整体的利益也应当是一切人类政治治理的终极目标。这是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视域之重合部分。 人民主权的理论给予了人民的全体一种过高的道德地位。这种过高的道德地位，曾经现实地导致了古希腊城邦共和国群体和罗马共和国的崩溃。也是现在西方国家陷于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只不过现在西方的局面还没有糟糕到当年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程度。但是无法退行的窘境则是一样的。 第二，依照人民主权理论建立的宪法制度没有提供退却的可操作机制。 西方政制中的选举权，有一个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而扩展的的漫长历史过程。每一次扩大，当然都是先有的较少数的选民的多数的同意之后实施的。但是要退行，即收紧选举决策权利，则并不能照这个路数来。已经拥有权利的多数，若非不可抗拒的外部压力，绝不可能接受放弃权利。这种不可抗拒的外部压力，在1958年的法国就出现过，那就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抗命不肯撤离。今后也可能发生，最可能的场景就是太过严重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最后我想质疑的是，这种能进不能退的状况是不是一件好事？是不是人类政制发展的一种悖论，一个迷途？我们可不可能去寻找一种可进可退的政治制度？ 现实地说，泰国的政制能退吗？美国的政制能退吗？现在看来是不能，或者说还没有到不得不退的时候。不过我要先说的是，到了那个不得不退的时候，损失可是比早一些退大太多了。 我在这里探讨这些对现实的中国的现实意义，就是我反反复复说的那些话，我们应该中道而行，不要不走，也不要走太远，先搞加权限权民主。从今天以后我还要加一条，就是要力争去搞一种可调控的，可进可退的民主，不要搞那种进得去出不来，不撞南墙不能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能回头的僵硬民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