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秘附录十一

赵汀阳《惠此中国》肯定的精彩与可能的疑问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看到网上各处在谈论我的好友，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赵汀阳先生今年几乎同时有两本专著行世。分别叫做《惠此中国》和《中国的当代性》（以下简称《中国》和《天下》），其中，《惠此中国》的核心论点“中国漩涡模式”最早发表于《江海学刊》而引起热烈讨论。公认的说法是，这两部著作都有很多的创意。也因此引起甚至超出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人为此文，也是为了向大家推荐此书。您读后一定会觉得脑洞大开，获益匪浅。

赵先生这两本书的最大文字特点就是摆脱了西方学术的本位，用中国化而又现代化的自创术语来解释中国/天下，让人真的觉得是耳目一新。承惠赵先生寄我两书，不揣鄙陋，写成此文，先就《中国》一书读后的感想，就教于赵先生和各位大方之家。

还要申明一件事，就是赵先生是一位哲学家，他非常习惯于逻辑推理。而本人学历史出身，对这种推理方法十分的不习惯。经过努力，能把赵先生的这种论述都看懂，自己就已经觉得很是满足。我习惯的论述方式，是历史学的方式，用赵先生的说法就是从事（to do）出发，用归纳法来建立所有的概念和判断。

三项精彩：漩涡模式、汉字核心说、以变而在方法论

赵先生此书精彩之处甚多。限于篇幅，也无法一一尽道。本段简述三项尤其的精彩。

一、漩涡模式

先说漩涡模式。此点赵先生叙述得十分的详尽，从这个漩涡的诞生，到成长，真的是娓娓道来，而且引经据典，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博学者的深厚功底。他把中国在那个时代就形成的文明中心形象地称之为文明漩涡，意在强调在这个文明中心的招引下，周边文明要素的主动汇入。本人觉得很有新意。因为以往的人们通常更强调的是华夏文明的扩张与传播。在春秋时代，黄河流域，东周、郑、卫、宋、齐、鲁、晋等国，就是最古老的华夏文明的漩涡中心。燕、秦、楚、吴、越等国，就是第一圈外围。它们都最先被卷入漩涡，最后都统统被同化。后来更有众多游牧部族不断卷入中国漩涡。

赵先生说的当然远远不止上面引述这么简单。请大家阅读原作，会有许多惊喜。

我也想给一点小小的补充：就是从汉朝以后，接着被卷入漩涡的，主要是前仆后继，源源不绝的各种北方的游牧族。因此，自汉朝以后的地缘政治，基本就是南来北往，居住于中部南部的华夏人和居住北方的游牧人的冲突为主线。我想把它称之为季风模式。希望能成为漩涡模式第二阶段的一个补充称谓。

二、汉字核心说

关于华夏文化优势的核心是汉字的论述，赵先生也说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详细。赵先生的条分缕析，篇幅太大，也是无法详细转引，还是直接用赵先生引用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吧：“ 中文却径取图像符号为主， 文字孳衍乃在形体。 语言文字寖寖分别并行， 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 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 二者恒得维系不甚相远， 今古之间即不甚难通。 时间距离恍若为之缩短。 而字义寄于字形， 异族异地不碍相袭（故远如朝鲜， 日本， 越南等处亦都尝采用中国文字， 流传中国典籍）。 其结果， 遂使种族隔阂为之洞穿，语言限制为之超越， 久而久之， 一切同化浑忘， 三四万万之众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 却竟共一历史记忆， 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p94）【本文引述《中国》一书之处甚多。仅标页码。引述自它处的，会更详细标明。】赵先生的详细分析，也只能请大家去阅读原著。

我这里只有一个不大的补充，就是觉得还是不要过于地夸大汉字优点的普适性/普世性。而且还想指出，汉语和很可能好些东方语言共有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巨大缺陷如下：

“汉字象形，无需读音就可自带意义”。这当然是一个巨大优点。所以它能被至少中、日、韩、越四个民族共享。但它似乎并不能被万国共享。汉语动词的语态时态等都是用副词来表达。但是西方语言没有那么多的副词，他们还是需要语态时态变格变位的一系列方式来表达各种细腻区别。这个自带意义的汉字就不好用各种西方语言来读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汉语中没有关联词（如英语的who、what、that，法语的que、qui、dont等），（估计好多东方语言也类似。）动词也没有分词，因此无法造出复杂的复合从句。这大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高水平的西文中常见的长达数行的复合句，翻译成中文，必须被拆解为几个分立的句子。这些句子之间的主从关系在汉语中经常就很难贴切表达了。

三、方法论，变在、以变而在

赵先生用了整整第四章48页的篇幅讨论中国的方法论。认为方法论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内容，认为这个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对变化，永无休止的变化方式的深刻研究。赵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不停地变化而能永远适应新的情况，是中国文明具有不死性（immortality）的关键。本人觉得非常的精到。

赵先生在《中国》一书中创立了好些新的术语，而且提供了这些新术语的标准英译。我最喜欢，最欣赏的其实就是这两个：变在  becoming  、以变而在  being in becoming。（p134）

其实becoming作为名词时的通常译法是形成、发生、变为。尤其是“变为”，已经含有变化然后成为之意。已经和变在的意涵十分的接近。赵先生化腐朽为神奇，把being存在和coming来到合并为变在，既有存在论的意义，又有辩证法的意味，且像个地道的哲学名词。实在让人叹为绝妙！

赵先生说：“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方法而不是教义。如众所见，历史上各代不同法，地不同俗，历来移风易俗，古今变化更新，而今尽弃西周近悦远来之礼乐，不见先秦舍生忘死之风度，难觅唐宋豪迈诚挚之才情，文教文章几乎无一可取，可谓大悲，唯余顽强之变通古法，仍然蕴含无限革新与再生的余地。”（p141）

这里本人感觉到赵先生为华夏文明的优秀道统的大量丧失的深深叹息。也感觉出对华夏文明仍余无限生机的共同庆幸。中国的古典，除了孔夫子的仁义纲常，就是《易经》和《道德经》传下的方法论，辩证法，关于变化的哲学最为深邃，被传承得最好。华夏文明的无限韧性，的确很可能就来自于此！

两项商榷

赵先生比本人年轻十岁，但学问则是大得多。以下开始一些商榷，都有点班门弄斧之嫌。但想到君子之交，可贵就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人于赵先生结交，就缘起于5年前的一篇商榷文章《“天下”者，谁的天下？》。所言不通之处，敬请赵先生和各位专家不佞指正。

下面开始，是笔者对赵先生《中国》一书的两项商榷。

 一、“配天”与“神性”

“配天”和“中国的神性”是赵先生《中国》一书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中之二。由于其哲学性太强，本人理解起来相当吃力。赵先生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提到“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可见他把这个中国的神性看得十分的重要。这是赵先生的一个创见。

赵先生说：“关于中国，有三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共识：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文明具有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文明有着广谱的兼容性；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宗教，而且大多数都不是超越性的宗教，于是，中国文明被认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p33） 

赵先生发现，与其它伟大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没有超越性的宗教，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因此，非常努力地要想为中国的传统重建神性。

神性的关键在于超越性，在于它必须比人性高出许多许多，必须让人产生无条件的信仰。华夏文明几千年传承，在通常所称的宗教的范围内，的确是找不出这样的超越的神性。在赵先生之前，也有不少人看出这个问题。他们一般都是用儒家的伦理学说来顶替这个神性。所以整个的华夏文化圈被称作儒家文化圈。但儒家学说的确只是一种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综合。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论死，不事鬼，只祭祖宗，基本上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儒家学说实在是不具有神性。我觉得，这不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劣势，而是优势。

大家都知道，宗教冲突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多少流血冲突，直至今天的极端宗教恐怖主义。中国也有多种战乱，但少了一些宗教的题目，也应该还是少了好些战乱。而且当今世界中越现代的社会对神性的倚赖显然越少。那些对神性依然仰赖很多的地区通常都更落后。这也应当是印证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非宗教化不是落后而是先进。

赵先生这两本书，有一个极为核心的概念，就是“无外的天下”。这个概念由周朝制度的制定者周公在3000年前（公元前约1000年，那时的纪年还不确切。）创立。

赵先生说：“三代之中国不是大一统模式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无外’天下，是一个在理论上潜在地容纳世界万国的天下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世界政治秩序。尽管当时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却被想象为世界，并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因此，三代的历史既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严格地说， 天下的世界史只属于周朝， 夏商可能已有了天下的想象和眼界， 却尚未在事实上建立世界性的天下秩序。 成为法定制度的天下体系实为周朝的创制……”（pxxi-pxxii）

这里本人要加一段重要的评论。笔者以为，周朝开端时，周公所面临的天下，并不是从那个时代直到今天的天下/世界的一个恰当的典型代表。公元前1000年，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实属十分十分的早期。连大家常说的奠定了东西方文明基调的轴心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雅典时代）都在500年以后。周公当时面临的天下太简单。要把周公依据那个早产的天下设计出来的制度推衍到今天复杂了至少1000倍的天下/世界上，好像是比刻舟求剑的难度还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倍数。

笔者以为，周公之所以认为“天下无外”，是因为当时至少相对而言很先进的中原文明的四面，都没有其它可相比拟的文明存在。四面走出去，都是越益落后与荒芜，渐无人烟。他因此想当然地认定天下的中心就在中国的中原。四面再怎么走，也不可能变出更大的花样。因此，他就满有资格制定一个“无外的天下”了。今天的人们当然明白，真正的天下，哪怕是在3000年前，也远比周公看见的大而复杂。他设想的“无外的天下”即使在当年也不符合实际，更何况今天。

赵先生接着说：“天下之所以是神圣的，正因为天下具有无外性质而与无外的上天同构，因此，无外的天下就足以 ‘配天’，而配天的天下因为与天同构而具有神性，如老子所言，配天乃自古以来之原则。正因为中国内含天下结构，所以中国成为一个配天的神性概念，谓之 ‘神州’。”（p31 ）

“配天”是赵先生的又一个核心概念。“天下无外”与“上天无外”相配，“配天”，所以就“具有神性”了。

上天有没有外，我们可以先不去探讨。周公的“天下”有没有外，前面已经粗略探讨。这个“上天”和“天下”的无外，寻根究底，其实都不符合事实。因此“配天”也并无实在性。

当然在智慧未开，天还充满神秘的古代，把“配天”说成中国具有神性的根源，用天/“配天”来为古代中国提供神性，来解释古代中国的稳固性好像还有一定的解释力。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赵先生的解释也许能通。但是赵先生显然还想把“天下无外”的概念运用到今天，还要用“配天”来解释今天的“天下”依然“无外”，就很牵强了。在今天，宇宙飞船都上了天，天文望远镜已经可以望到上百亿光年以外的星系，天的神秘感已经所剩无几，“配天”就不再具有古代那样的神秘力量了吧。

赵先生说：“宗教感或神性是人类几乎没有例外的一种自然情感。宗教感来自某种免于质疑的神性信念，往往是一种文化的稳定性之所在，因此很难想象一种稳定连续的文化没有宗教感……”（P53）“中国文化里不存在人与神的约定模式，所以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但另有信仰形式，即人道与天道的相配，所谓配天，凡是达到配天的存在皆为神圣存在，也就成为信仰。中国的精神信仰之所以隐而不显，是因为被默认而不知，其实，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或者说，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神圣信念。”（P31）赵先生在这里给出了《中国》一书的核心判断，其神圣和具有超越性的根本依据就是“配天”和“无外”。

本人觉得，这是《中国》一书给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论断，比漩涡模式还要独创。不过好像不及漩涡模式的论据充足，论述周延。

我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只习惯于从事（to do）出发，用归纳法来建立概念和判断。漩涡模式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说服力。

但是“无外的天下”因为“配天”所以就具有“神性”，然后具有“神性的中国”就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这种推理完全是思辨式的。在本人看来，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来佐证，就缺乏说服力。

赵先生有一个方法论本人十分地不习惯，就是他通常都想建立一些超越时代背景的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的概念。对这样的概念，本人通常都极感困惑。比如西方人的普世价值。比如赵先生说的“无外的天下”。在与赵先生沟通中，赵先生告诉我，哲学必须建立一些超越时空的概念，否则就不需要哲学了。当然他也说了某个哲学概念是否超越时空，也要具体分析。这些显然都很对。

比如赵先生这里说的神性的中国，好像只涉及中国人，空间有限制。但是他还告诉我，这个神性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效，时效超过今天。

为了让国家具有宗教感或神性，赵先生的主要说辞就是“内涵天下的中国配天”。这在明智未开的古代也许说得通。可是我觉得，现在处于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西方的人民主权的价值观已经家喻户晓，要让中国人相信国家具有神性，真是太难太难。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天（老爷）是非人格化的。赵先生在《天下》一书中已然引用：“上天不言而通过自然变化去显示天道，正如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孟子也有同样的解释：“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该书p64 ） 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天的神性是有限的，远不如其它一神教的上帝/造物主。

中国古代天与人沟通的方式就是天人感应，其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此段引自百度百科】

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实中的天并没有天人感应学说中说的那么高的德行。否则，世界上不应当有那么多的罪恶在泛滥。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早都应当遭到天谴。希特勒那样的大魔王也不应当出现。如果中国人的天只管中国人的事，那中国的历史上也不应当有那么多的磨难。我听到的天的声音似乎是：“你们人类的事情自己搞定。不要来麻烦我。”其实今天的中国人很少还信天人感应。那天又如何与中国人交流呢？

关于天，中国的古典中，其实还有另两种说法。一种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就是说，认为天只是自然现象，没有意志，没有感情。人世合理应对则吉，否之则凶。这当然是本人最赞赏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道德经】 要找证据，当然是以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为最了。那是可以“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然后就是大规模战乱。那也是可以“出门无所见，白骨遮平原”的。如果天（道）是天下的主宰，它当然也需要为此负上至少间接的、概括的和最终的责任。好像一国的总统必须为该国内发生的一切最终承责一样。

我实在基本上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还是倾向于觉得，所有的神都是在人类在蒙昧时代为了自我麻醉造出来的。现在早已不是还可以造神的时代。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基本无神论的国家。而今更甚。想要中国人重新去拜一个什么神，哪怕是中国神，哪里会有可能。

赵先生还告诉我中国神性的第二个依据：“我说的中国神性与宗教无关，而是一种方法论，所以我说，中国是个方法论，是以变在的方法论而配天，所以能够在万变中永远存在。这种不死性（immortality）就是神性。”【出处？？】

我相信变在方法论的确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至少之一。但我觉得这个方法论有极充分的哲学性，也有一些神秘性，但还够不上神性。神性就是要人顶礼膜拜，无条件服从。这里没有吧？

二、  华夷之辨、民族国家

这是我要和赵先生讨论的第二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讨论有点长。

赵先生说：“古代中国或有生活方式与礼教之分，或有农耕游牧之别，却无种族或民族之分。”(p113) “中国是‘ 四方万民’（现代的可疑说法是‘ 多民族’） 汇集之地， 中国历史也是万民合力之作， 是一个多线索交织而成的故事。” （p18)  

赵先生似乎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多的民族参与”的提法有些不满意。他看到的是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有太多的交融，实在很难分清各自之间的界限。其实本人也是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处理的方法是比较折中地提出一个华夏人的概念。那么华夏人与更通用的中国人、汉人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中国人是一个法律概念。凡有中国籍者，就是中国人。这个和法国/德国籍者就是法国/德国人一样。但我用的华夏人和高卢人/日耳曼人的概念一样，是一个明确的族群概念。两者并不相等。比如在法国还居住着许多不是高卢人的外来种族。

中国也一样。其实华夏人的定义和汉人极近，但又略宽。因为它还可以包括其他一些和汉人十分接近的或正在同化途中的少数民族。以南北朝为例：新来的同化以前的五胡族就不是华夏人。同化以后就是。以夏、辽、金为例：外来的游牧统治民族不是，大量的说汉语的人民则是。那些统治民族被同化以后也是。以元朝为例：蒙古人和色目人是外来统治民族，不属于华夏人。（其时，他们是元朝国民，是元朝辖下的众多民族中的拥有特权的另一部分。）其余的大体都可以是。以清朝为例：开始时，满人蒙人不是。后期那就都、尤其是满族人就可以是华夏人了。

在现代中国，其实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已经深度汉化。比如回族、土家族、广西壮族、云南白族等。他们都至少通用一种汉语方言，各方面的习俗也与正宗的汉族十分相近，或者不比不同的汉族支派之间的差别更大。他们可以不属于汉族，但很可以属于本人这样定义的华夏族。这个概念的内涵当然是模糊而且流变的，大家会意它指的是族群/血缘而不是国籍概念，是用来把内地人和新近外来还没有完成同化的游牧族相区别可也。华夏人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主体。这一点，我和赵先生并无分歧。一点细微分歧就是我似乎更看重华夏人的主体地位，而赵先生更强调外来族群对华夏整体文明的贡献。

我反复使用华夏文明而不是中国文明也是类似的考虑。它可以有两个尺度。狭义就等于中国/汉文明。广义则等于汉字/儒家/筷子文化圈。它包括曾经或现在仍然大量使用汉字/受到儒家学说深刻浸润的/使用筷子的四个国家/民族：中国、韩国/朝鲜、日本和越南。但是北方的游牧族属不属于华夏文明，则必须因时而异。比如元朝清朝时的蒙族满族肯定属于华夏文明。汉朝时的北匈奴、或者明朝时独立的蒙古属不属于，就不好说了。因为照一般通行的概念，那个时候的他们，是中原王朝的敌国。现在的外蒙，已经独立，恐怕不好算。内蒙则当然属于。

以下有四段关键引言：“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 只有政权之实； 没有法定边界， 所谓治下领土， 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 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 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 所谓逐鹿。与宋酣战的辽军统帅韩德让是汉人， 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也是汉人， 如以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为准， 他们会被追认为汉奸， 但在历史语境里， 他们都是出生并生活在北朝的居民， 而北朝也是中国， 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国。 只是张弘范相信天命在元， 而文天祥相信正统在宋。”（p17-18）

“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 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就征用天下概念论证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 天地之间， 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 是你南朝之养之乎？ ……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 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 ……天命归之， 遂有天下。” 后来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 中所论也是同样道理。”（p71）

“在理论上说， 天下无外意味着世界的共有性和共享性，任何人都有权利参与建构天下秩序， 任何民族都有可能成为天下秩序的主持者。 正因不设文化边界， 所以天下概念具有普遍的诱惑力和解释力。 历史上许多族群不同程度地入主中原， 特别是辽、 金、 元、 清王朝， 都以天下概念去解释其合法天命。”（p80）

“宋明儒家的华夷之辨虽然也引经据典于先秦， 托词于孔子春秋大义的‘攘夷’原则， 实则有悖于周朝传统的天下无外和天命无私的概念。”（p67）

赵先生这四段文字完全地排斥了华夷之辨，让笔者觉得比较地难以接受。在这些段落里，赵先生不陈述入主的外族大量使用暴力，大量屠杀汉人/华夏人，也不使用周公的“天道无常唯德居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高道德原则，让本人觉得遗憾。

这些概念要推而广之，是会有扞格的。努尔哈赤使用的天命，完全可以用强力来解释。他说的其实就是：“我打得过你，‘天命’就归我。” 用西方人的说辞则是：“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赵先生在书中陈述明朝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时，也是这样说的。唯一的充足理由就是它曾经拥有整个中国的土地。至于民心，则避而不谈。（p66）

事实上，被异族统治通常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不自愿/不情愿，通常都充满了暴力的抗拒。尤其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凭借武力强行征服、统治居于多数的先进民族时，这种痛苦和不情愿更甚。对其时被征服方出现的暴力抗拒不做任何道德评价是不合适的。比如岳飞等人，难道能是内战英雄吗？辛弃疾、陆游等人的爱国诗篇，难道能是无病呻吟或自作多情吗？

本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忍不住想摘引笔者最钟爱的诗人陆游的一些断句，让大家感受一下：“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江声不尽英雄恨，天地无私草木秋。”“四海一家天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爱君忧国孤臣泪，临水登山节士心。”“晚岁犹思事鞍马，当时哪信老耕桑。”“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那个爱国忠君之情操，处处溢于言表， 实在让我感叹儒家学说的精神力量，比起今天的人权民主，在凝聚国民向心力方面，并无逊色。

而且，就是先进民族凭借全面的政治、军事、文化优势入主落后民族，落后民族也可能非常痛苦，非常不情愿，并进行极为剧烈的暴力抗拒。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从头到尾到处发生的故事。也是自1840年以来前仆后继的爱国者为中华民族奋斗呼号、流血牺牲的理由。也是1929-1945年在中国发生的抗日战争的实际内容。

如果反过来，先进民族居于多数，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加以包容，靠先进的经济、文化实力和大量的人口去融合，则“德”得多矣，“文”得多矣。不过这个办法也不是到处可行的。

现在再来谈谈“德”字。

本人完全同意赵先生申明的周朝高举“德”字，作为“得天下”、“得天命”的唯一标准。但是我想补充，周朝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像周朝那样在那么大的程度上靠“德”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天下的，恐怕再没有出现过。而且赵先生也指出了。这个对“德”的过多依赖，造成了周朝立国“以小驭大，以少治多”的先天缺陷，种下了后来周朝虽无失德，却最后亡国的祸根。

我觉得周公阐发的这个“有德者得天下”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以华夏范围为界。因为游牧族都是打（屠杀）进来的，而不是“德”进来的。“德”进来也是有表征的，那就是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能是“解民倒悬”的“王师”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游诗句】那些打进来的游牧族何曾得到过华夏人这样的感戴。

赵先生说：“上天决定保佑谁， 不在祭祀， 而在于德行是否配得上天命。 殷商失德， 而周德显著， 所以上天把天命转给了周。”（p92）

但是，南北朝时南朝的败亡，北宋南宋的败亡，恐怕和殷周鼎革的情形大不相同。相比北朝和辽、金、夏，南朝和两宋未必失德，未必失去民心。那真的只是在强力下的失败。不然，怎么会有崖山10万臣民随陆秀夫背负的小皇帝昺一起韬海自尽呢？

个人认为，“民族大义”（差不多等效于“华夷之辨”）确实存在。本国的统治者，除非实在太坏，是不会被本族人民抛弃而去迎进外族统治者的。民族的界限并不容易跨越，毕竟连语言文字穿衣吃饭祖宗庐墓的形制都不一样。比如国民党很差，但是面对日本侵略，人民还是拥护它领导抗战。

如果讲到世界历史，那只能说周公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是相当的迂腐了。国际征伐，史迹斑斑，那些大帝国或不大的帝国或大的王国等等等等，有几个是仅靠或主要靠“德”建立的呀？就是殷周鼎革，不也有牧野之战吗？

本人发现，赵先生在论述游牧族入主中原的正当性时，把“德”字放到了一边。但在另一些场合，又把“德”字的地位好像抬得是过于的高了。笔者感觉，“德”或称“道义”，在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国内政治中，是可以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起主导作用的自始至终，主要还是实力和利益。也就是赵先生批评的事实上的天下始终“有外”，“万邦”总是不那么“和协”。我们之间的一点分歧就是，这种“天下有外”的状态，正常还是不正常。

又看到赵先生来信中的一句精彩的话：“唯有王者能够治理天下，但首先要成为王者。”然哉。王道也要先成王者之后，才有资格施行。当然也有很多人成王之后，却施霸道。

赵先生说：“现代主权国家至少有两个基本型： 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各国） 和合众国（例如美国、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合众国同样具有法定边界和法定主权的现代国家根本性质， 只是以多民族多文化而区别于民族国家。 就目前趋势来看， 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正在慢慢演变成合众国， 欧洲多国的阿拉伯人、 非洲人、 东欧人和东亚人的人口增长迅速，已很难说是原本意义的民族国家了。 因此， 合众国很有可能将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类型。” （p16）“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 民族国家都不是国家形态的主流， 而是一隅（欧洲） 一时（欧洲三十年战争） 之结果。”（p17）

这两段话本人也是很不能苟同。事实上，单一民族国家的确不是主流，但有一个主体民族的国家则是主流，而且是压倒多数的绝对主流。一个太过多元，尤其是其中几个主要的元又势均力敌的国家，几乎注定不得安宁，非常容易以解体告终。多元国家能长治久安的真的很少。在现代，除了欧洲的比利时、瑞士，还有哪个国家？在历史上，奥匈帝国、南斯拉夫、奥斯曼帝国、苏联等等，是不是都是因为内部太过多元经不起磨难考验而垮掉的？元朝、蒙古的四大汉国，是不是因为落后民族，仅靠武力，统治庞大地盘而失败？南北朝时的北朝五胡、两宋时期的辽、金、夏，清朝的众多少数统治民族，是不是因文化落后，人口数量不足，而终被华夏族同化掉？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血液和文化当然不假。但赵先生也承认，华夏文明，始终保持着正统的主流的地位。比如孔夫子就一直是万世师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也没有贡献出一个类似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哪怕是暂时的。

赵先生说：“古代中国没有一神教， 因此各种信仰都未有唯我独尊的强势要求而能够接受兼容存在； 也没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因此各地文化都没有不可商量的排他性， 虽也存在某种自然产生的文化差异或族群隔阂，但在精神力量上远弱于天下概念的诱惑， 终究还是较容易接受兼容存在。”（p102）

赵先生《中国》一书极少谈及宗教。华夏文明在其开端的周公时代的确没有成型的宗教，但在以后的漫长历程中也多有发生宗教冲突。比如从汉朝就开始的佛教的传入，也并非一路和顺，也发生过历次灭佛运动【具体请查百科辞典】。又比如西域一直到中亚地区，在这两千年的前半段很长一段基本是佛教的天下。比如在阿富汗还留下后被塔利班炸毁的举世最高的巴米扬大佛。8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中亚乃至西域就慢慢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天下。清末张之洞收复新疆也仅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已经就改不回来了。这种情形与赵先生上段引文描述的情况又有出入。还有天主教、基督新教在近代的传入，都改变了“古代中国没有一神教”的状况，平添了民族融合融洽的一些困难。

关于中国国内的民族政策，总体而言，笔者赞成胡安钢等人提出的仿效美国大熔炉政策的民族政策2.0，用种种具体政策加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淡化多民族意识，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种族、文化过于多元带来的种种困境覆辙。最终长远目标是让中华民族高度同一，民族畛域尽可能地抹除。

     “无论古代中国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识，重要的是， 外族并不被理解为必须回避的禁忌， 罕有不可逾越的族群界限。 对于古代政权， 政治权力是最要紧的利益。 一个王朝是否拒绝其他族群分享政治权力， 就是对族群意识最直接的检验。 王桐龄发现， 无论谁主政中国， 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族群开放。 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族群。”（p116）

我们还是可以举出好些个带全局性的反例：唐朝的安史之乱，是唐明皇昏庸，把太多的军事权柄交给了不可信任的异族导致的滔天大祸。“安史之乱后，河北一带彻底胡化，不听中央号令，直到六百年后，朱元璋北伐收复故土，这块土地才重新回到汉人王朝的控制中。安史之乱后，国势骤降，已然无力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甚至连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带，也被吐蕃占去，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吐蕃不过占领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时间，已将当地汉人全部同化，汉人的小孩不学汉话，都学吐蕃话，对唐王朝更无效忠之心，甚至把唐朝当作敌人。所以才会有司空图的那首 《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引号中此段引自网文：伊斯兰教为何没有征服过中国？】

后晋的夷人石敬瑭为当儿皇帝，出卖燕云十六州与契丹，遗下两宋数百年祸患，生灵涂炭，何可胜数。清初满人入主中国初期，发生过多起骇人听闻的民族大屠杀。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强改汉人衣冠习俗，迫使男人留大辫子，也激起过大范围暴力冲突。还有南北朝时期由于五胡入侵带来的无计其数的各民族之间的仇杀。

当然我也不能否认，汉族/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征服/镇压也都大量存在。但是如果讲到主导因素，也不应否认，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用兵，原则上基本都是自卫反击，或者是防御性进攻。包括西汉霍去病“封狼居胥”、东汉窦宪“燕然勒石”都是这种性质。因为华夏农耕经济自给自足，并不贪图漠北土地。打他们纯粹是为了自卫。把东北正北西北大片土地甚至西藏带入中国的主要就是游牧族入主的蒙元和满清两朝。有一种说法，那些土地是他们带来的“嫁妆”。不仅形象，好像实质上还相当准确。

赵先生在其它的书中，说到过时间的分叉。放到历史学，应当是说历史的发展并非唯一注定，而是具有多种可能，可能走上无数的岔路。回望中国的史迹，只能说，中国人交的好运，还是远多于厄运。（比如抢先占住楞大一片膏腴之地，周围再没有另一片类似沃土可以发育出另一个敌对文明。其次就是周边的民族与华夏人基本都是同一种族，融合起来可以不留痕迹。还有再其次的好运略去不述……）再加上自身的非凡努力，才至于有今天的成就

赵先生说：“天下秩序是能够化解旋涡的激烈冲突而兼收并蓄的万民共在制度，它开创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也创制了权力分治一体模式。即使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天下精神也作为遗产而化为中国国家的内部结构，因此得以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所谓大一统，实质就是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p37）

赵先生书中，数千年中国的民族融合历史，一片祥和，可叹历史本身还有真实的另一面。上段引文中的“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模式”，事实上倚靠周公遗下的“天下秩序”也没有“化解”掉上述或未述的大批“激烈冲突”而真正达到“兼收并蓄”的“万民共在”。

上段引文最后一句：“大一统就是天下结构”也有疑问。元蒙四大汗国，奥斯曼帝国，大英殖民帝国比中国的历代大一统王朝应当是还要更“天下”，更“大一统”。笔者以为，多文化多民族并不是中国的大一统成功的原因，汉族/华夏族一直的经济、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和人口的众多才是成功的原因。少数民族三个方面都处弱势，又是以添油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加入的。加入最猛的是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加辽、金、夏然后的蒙元。入主者即使以军事优势攫取政权，却依然憾不动华夏人的经济、文化、人口三重优势。但华夏人还是花了几个数百年的时间，无数的鲜血，才把那些强力进入的外族融化掉或驱逐出去（元蒙）。这其间，可不仅仅都是在享受成功融合的喜悦。

按照本人今年7月受赵先生先行发表在《江海学刊 》上的的《中国》一书的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一文的启发，写的一篇网文《华夏文明何以欠缺阳刚之气？》的归纳，“华夏文明赖以延续两千年的头号致胜法宝就是：用华夏族强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口优势收纳周边强悍民族血液。”这个法宝华夏人在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在全国规模上使用了四次。与赵先生的说法略有不同的就是，我想强调，华夏族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一直据有的核心地位。我觉得，我的说法和赵先生的说法不是异曲同工，而是和而不同。

我要反复反复地庆幸，中国现在不是处于那种被外族统治的状况。我要反复反复地感谢，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融合的艰难任务。我要反复反复地告诫，千万不要重蹈现代西方文明过度文化多元的覆辙。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遗下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当代人为了当代的需要会曲解历史真相。我则愿意把它理解为“研究历史总是想为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借鉴。”这也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意思。笔者很可能是被所居住的欧洲日趋严重的多元文化冲突所圉限，而无法远观到赵先生倡导“无外的天下”“万国和协”“万民共在”的境界。笔者的确是很担心自己活不到“天下”可以“无外”的一天，但还是祝愿这一天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