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再考察（四之一）

蕭功秦 

轉發者劉學偉按：經蕭功秦先生授權，於此發布此文。蕭先生申明放棄版權，歡迎各家網站轉載，歡迎各位讀者轉發此文，以達廣泛傳播之目的。（題頭作者照片由蕭先生提供。）

作者按： 作者認為，整個林彪事件，根據現有史料，已經大體上可以形成相對清晰的證據鏈的輪廓。如果把這些史料加以綜合分析，還原事件基本真相的條件已經成熟。作者根據多年來掌握的史料，提出對林彪事件的前因後果、具體過程與歷史影響的分析，並對社會上有關林彪事件的一些傳聞，提出自己的點評與解釋。

為了方便閱讀，將四萬餘字的全文，分成四部分：一，毛林關係的破裂； 二，禍起蕭牆；三，逃離北戴河；四，離離原上草。建議讀者收藏、下載後分段閱讀。電腦閱讀效果更佳。

此文是多年來自認為寫得最用心的文章，一位青年朋友來信告訴我，他一口氣讀到凌晨，

這樣的閱讀體驗，也讓作者倍受鼓舞。也懇切期待讀者的批評與建議。歡迎讀者以各種方式傳播、轉載與發布。但未經作者同意，文字內容請勿改動。

 百年中國史上的最大謎團

1971年9月13日深夜12點20分，在山海關機場的寒風中，林彪禿着頭，喘着氣，爬上自己的256號三叉戟專機臨時放下來的軟梯，飛機起飛後二個小時就墜落於蒙古溫都爾汗。這就是“九一三”事件，發生至今很快就50周年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的這一重大事件，震驚全國與世界。其前後經過與前因後果，至

今在世人心目中仍然撲朔迷離，網上可以看到許多有關傳聞。最離奇且傳播最廣的一則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據稱已經獲得了256號專機的現場“錄音”，其中披露：駕駛員潘景寅接受上峰“秘密使命”，讓飛機故意飛往蒙古國並引發爆炸。這則錄音在社會上影響甚大。

由於信息極度不對稱，大多數讀者在複雜的歷史面前，都是弱勢群體，於是一些謠言的編造者比騙小孩子還容易得手。也有人著文，把林彪描述成共和國的“失敗的英雄”。另外，據當事人林彪女兒林豆豆的回憶（見於《林豆豆口述》，舒雲整理，明鏡出版社

2012年出版，下稱“林立衡回憶錄”），周恩來9月12日晚上接到林豆豆報告，得知林立果將挾持林彪上飛機逃走，周總理在電話里讓林豆豆也一起上飛機。由於林彪飛機起飛二個小時後就墜毀，許多人推論，這就是周恩來故意讓她與林彪一起被滅口的“鐵證”，以此來證明，這是一場在飛機上安放定時炸彈刺殺林彪的驚天陰謀。前面提到的所謂加州大學的“黑匣子錄音”似乎也“印證”了這一判斷。

可以說，中國自近代以來，林彪事件是最為眾說紛紜、同時也是最大的歷史謎團。在林彪事件發生將近半個世紀之際，人們都希望能知道這一事件的廬山真面目。

   必須承認，如果在十年以前，要搞弄清環繞這一事件的種種謎團，確實極為困難，即使是國內權威學者與專家，也無法澄清原委。這是因為，文革時期高層政治的秘密，無論學者與百姓都難以知曉。即使是當事人事後的言說與判斷，由於各自觀察角度的局限，往往都是彼此矛盾的、碎片化的一己之見，無法讓人們看清事件的整體真相。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國際權威，如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麥克法夸爾教授，在他的最後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史著作中，對林彪事件，也是一筆帶過，語焉不詳。他的有些重要判斷也明顯錯誤。例如他推論，毛澤東是故意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以便林彪像劉少奇一樣被打倒。（麥克法夸爾：《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第329頁，根據2006年英文版譯出。）

   然而，所幸的是，自2009年以後，與林彪事件直接有關的大量回憶錄，包括文革時的軍委辦事處的林彪系四大愛將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等人的回憶錄，已經在海外出版。許多高層人士與當事人的一系列口述訪問實錄，也在國內與海外相繼問世。作者本人就有幸讀到過一本林彪事件一百多個當事人的訪談紀錄匯集，該書還詳細標明了訪談人與當事人談話的時間、地點。

   近年來，沒有上飛機的副駕駛員康廷梓的回憶錄也已經出書。作為事件親歷者與飛行專業人士，他考察與思索林彪事件有四十年之久，此書對我們了解“九一三”事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專業信息。另外，毛當年的秘書謝靜宜的回憶錄也於近年出版。本文作者也是在疫情期間，偶然讀到她在書中無意中透露的周恩來接見她講話時的一個細節，它對我們解開林彪事件中最重要的謎團，可以起到關鍵作用，這就讓作者獲得了對林彪事件貫通性的解釋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作者現在寫此文的契機。

尤其要指出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林彪事件當事人多以作古，目前在世的已經不多，且

大多數已經八九十歲，可以說，歷史留給歷史學者與當事人共同探究、核實歷史真相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很希望他們都能讀到作者發表在此的文章，也希望與他們有聯繫的讀者，或他們的親友，能把本文介紹給他們，期待他們對作者的分析判斷，提出批評、意見、更正與建議。這樣做，也是對未來中國人負責。我們不應該再把謎團永遠留給未來的子孫。

在此作者要感謝多年來尤其是2009年以後發表回憶錄的所有當事人，沒有他們提供的

種種寶貴信息，沒有他們深懷社會責任感的積極努力，作者是無法寫出此文的。 

第一部分  毛林關係的破裂 

林彪是怎麼一個人

林彪並不是某些人說的共和國的失敗英雄，他長期以來，一直是極左思潮的強大推動者。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其內心而言，林彪就並不是毛的崇拜者，他私下裡對毛的一些做法就心懷不滿，然而，只要毛召喚他來中央開會，他總是以比任何人更極端的左的姿態，出現在大會講台上。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時是如此，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也是如此，1966年5月下旬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名批判朱德是“野心家”時又是如此。多年來，林彪不斷鼓吹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把中國推向深重的極左災難。為了迎合極左政策，說了許多變本加厲、推波助瀾的狠話、左話。對中國文革中的極左化，他是負有重大的歷史責任的。

林彪雖然是共和國的一位傑出戰將，對共和國建國貢獻甚大，但他並非一個襟懷坦蕩

的軍人。他性格陰鬱內向，心胸並不開闊，長期病症折磨也使他的心理發生一些扭曲變態。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念“政變經”，講了古今中外各種政變。經過他的創造性發揮，中共高層已經被他渲染成布滿“政變地雷”的危區。

   正因為他通過葉群向毛打報告，總參謀長羅瑞卿成為文革爆發後最早被打倒的將領；在他的挑動下，康生把賀龍打成莫須有的“二月兵變”的主持者。必須指出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鼓吹與迎合極左路線方面，並非是被動的，而是十分積極主動的。他是領袖的繼承人，是文革初期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利用各種機會，清除異己的山頭，一開始做起來也得心應手。 

   武漢的“七二零”事件發生時，林彪故意誇大“七二零事件”的嚴重性，稱有政變可能，想讓毛離開武漢，並在北京與江青共同舉辦大會，把陳再道打成反動分子。他想利用這一時機把非四野的紅四方面軍幹部打下去，讓林彪系的四野的人取而代之。江青也支持這樣做。林彪利用江青來實現自己清除異己的目標，中央文革派則利用此機會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是林彪系與江青系關係最好的時期。

   武漢“七二零事件”以後，他支持並積極宣揚要“揪軍內一小撮”，也表現出他的機會主義一面。林彪把極左化進一步推向最高潮，“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論，就是在這時出籠的。

   但林彪還是有一個優點的，他內心的常識理性並沒有完全泯滅，對造反、武鬥造成的極左災難，在文革的不同時期，他也在進行反思。比如，煤炭部長張霖之被領袖點名為“走資派”，並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林彪把張的夫人請在自己家中，在合影留念時，堅持讓這位“走資派”的未亡人坐在正當中，自己則陪坐在她身邊，以示對死者的敬重緬懷之情。這表明，對文革，他內心是也有反感與質疑的。

林彪的兩重性格  

   可以說，由於文革時代中國政治的極端複雜，林彪在適應這一生存環境的過程中，是具有複雜的兩重人格的。為什麼從五十年代末到文革前期，林彪會變得這樣左？其實，這是林彪複雜的兩重性人格的反映。當文化大革命來臨時，這種兩重人格又進一步向極端發展。分析林彪處境與林彪的兩面性格演變，是理解林彪事件的關鍵。

一方面，作為久經沙場的軍事家，林彪有着樸素的務實的常識理性，早在建國之初，他

就認為，中國經濟還沒有恢復，千孔百瘡，朝鮮人應該自己在本國打游擊，不要讓中國參戰。相較毛，他對發展生產力，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搞階級鬥爭更感興趣。九大時，他指示陳伯達為他寫出強調抓生產的政治報告初稿，就讓毛頗不滿意。

   另一方面，自高崗事件以來，黨內高層不正常的政治環境日益惡劣，出於高層政治生存的需要，他學會了一種通過迎合領袖的左的政治傾向來保護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毛在廬山會議上把林彪當作救兵，他就從隱居狀態前來會場講台，高調讚頌毛。當他這樣做時，得到領袖更大的信任與巨大的利益回報，他由此而當上了國防部長。這也讓因長期病患而處於邊緣狀態的他，由於重新回到聚光燈下而深受鼓勵。

   七千人大會上，彭真建議領袖在黨內進行自我批評，在彭真的要求下，毛老人家在大會上為三年大饑荒承擔了自己的責任。

   在此關鍵時刻，毛再次請林彪出來救駕，林彪用比在廬山會議上更高的調子，讚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與偉大英明。他說：“我們在大躍進中所犯的所有過失，都是因為沒有聽領袖的話，只要我們聽了領袖的話，就不會犯現在這些錯誤了。”

   林彪的出場，再次語出驚人，原先已經形成的黨內反思與糾錯氣氛，被他一掃而空，領袖對他的感激是可以想見的。毛後來對身邊一些高級幹部說：“林彪這樣好的發言，你們誰能做出來？不能就好好學嘛。”

領袖對林彪再次投桃報李，林彪在黨內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作為一個因嚴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處於邊緣狀態的人，這種榮耀感，往往如同強心針一樣，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體驗。

這樣做，難道林彪內心沒有矛盾？他畢竟是一個有常識理性的人，他如何自我解釋自己

在大會發言中不顧事實的說法？他確實為自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現在中國處於困難時期，越是困難時間，黨越不能分裂，中國越不能沒有毛這樣的領袖，否則就會陷入一盤沙散，這將對中國的革命事業與社會團結不利。在他看來，自己是毛的嫡系，也是就他自己所說的“雙一”系（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是領袖嫡系中的嫡系。那麼，我林彪現在不出來為毛主席站台保駕，還有誰更有資格？

   當他內心這樣想，以這樣的理由來安撫自己，並用這樣的話語對別人說時，他內心的糾結也就平和了。聽的人也只能沿着他的思路來思考，在當時的體制下，人們這樣想也順理成章。     當1966年8月初，毛通過汪東興打電話，通知他前來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時，他正在大連海灘休養，內心並不想回北京。她的女兒林豆豆聽到，當時林彪輕聲嘆了一口氣，且自言自語地說：“不是說好我已經請假休養了嗎？”一到北京，他就被安排住在人民大會堂內，毛就親自前來看望他，與他談事。（《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1999 年第2期）這是何等的殊榮。不久，他就取代劉少奇成為毛正式的接班人。

   當毛再次要他上北京開會，他內心多少已經猜想到，這是他繼1959年廬山會議，1962 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人生中第三次出山。然而，六十年代初生過一場大病的他，在心理上與生理上，已經是一個嚴重病患者，這種帶有憂鬱症傾向的病患，使他缺乏生活的樂趣，也缺乏權力給予健康人的那種尊榮與愉悅感。不論從心理上還是生理上講，他都是個嚴重的病人，但領袖這樣看重，他現在不能不出山了。

   此時，他內心對政治並無太大興趣也是事實。邱會作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述，1966年8 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林彪已經被毛指定為自己的接班人。當時開會的一批四野老部下，乘這次難得的機會，去林彪住處看望他，以表示祝賀之意。出人意料的是，面對老部下，林彪卻一點也沒有表現出高興的感覺。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實，他的憂慮大於興奮，因為他身體狀態與心理狀態，已經不能讓他享受權力高峰的樂趣，安靜與休養對他更重要。他並不願意捲入到複雜的政治生活中去，他太了解其中的難處了。

然而，一旦進入高層政治其中，他又像打了興奮劑一樣變成另一個人。他亢奮地、聲嘶

力竭地稱頌領袖的偉大，他深知領袖很喜歡聽這樣的話，領袖當時也自認為這樣的個人崇拜，對實現他的偉大革命目標是必要的，是革命政治的需要。

   人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林彪確實沒有必要在中國政治極左化的方向上火上加油，他完全可以選擇低調一些，完全沒有必要如此高調地把極左的東西推向更為極端的方向上去；他保持低調，決不可能因此而失去一個共和國功臣安心養病的條件與權利，那麼他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錯上加錯呢？

   這裡也許涉及到人性中最隱密、最深層、最複雜的方面，任何好心腸的同情的理解，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只能用一位深知林彪性格的老部下在文革後接待林豆豆時的話來說。那就是：“不管怎麼說，你父親確實是有私心的。”

處於病痛退隱狀態的林彪，對處於巨大權力光環下的老部下，確實也有心理上的妒意。例如，林彪不喜歡位高權重的羅瑞卿，他讓葉群代表自己向領袖告了幾個小時的狀。毛讓

“羅長子”下台，這固然出於對羅瑞卿與劉少奇的關係有疑慮，但也可以看作是毛對林彪要除掉羅瑞卿的要求的滿足。

於是就形成這樣的惡性循環：林彪說假話，是為了更大的好處；林彪得到好處的同時，

也就必須進一步迎合領袖左的政策方針，於是陷得更深。領袖犯的錯誤與過失越大，幹部中怨言越強烈，領袖對林彪的極左高調發言，也就越感到需要，而林彪出於“黨內不可分裂” 的堂皇理由，進一步名正言順地、雄辯地強調領袖的偉大。

   林彪以軍人的果斷與簡潔風格來表達“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有些話講

得非常過頭，粗聽起來難以讓人接受，但卻在革命戰爭形成的體制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效果，它能激活人們在戰爭中熟悉的東西， 把它當作維護大局的命令與號召來接受。毛在獲得林彪個人崇拜的支持的同時，又進一步浪漫主義地解釋自己的革命宏願，於是又陷入進一步的錯誤，從大躍進、反右傾到發動文革，於是又進一步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惡性循環又周而復始。從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毛林互動邏輯就這樣重複着。

   林彪再次受到重用，但黨內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黨內生活本來已經有可能形成的糾偏機會再次喪失，黨內高層政治思維不再以常識理性作為基礎，而是以左的意識形態的高調程度，來作為標準，黨內政治生活良好秩序的破壞，林彪負有重大政治責任。

   然而，在這種惡性循環中，林彪在邊緣狀態得到充分心理與精神上滿足的同時，更加如臨深淵，他的務實理性也陷入焦灼狀態。領袖以越來超越常識的革命浪漫主義發動文化大革命，並視全國性的大武鬥、大內戰為實現理想主義新世界的戰略部署，林彪則從常識理性出發，本能地更加反感。他在情緒失控時，甚至會在家中把毛髮給自己的委任狀都撕掉，做出這樣的極端行動，說明他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強烈到何等程度。

   然而，他深知任何直接向領袖表露心跡是無意義的，只能順從，當他對自己這種無條件順從都感到厭倦時，他連在批文上簽名的事，也會讓秘書仿效他的筆跡去完成。與其說是林彪懶政，不如說是出於對極左文件的極度逆反與厭惡。

   一方面，林彪在私慾驅動下的極左高調，讓他可以受到領袖的青睞，從而擺脫了長期病患中孤獨狀態，享受到鮮花掌聲中的巨大的權力地位。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嚴重生理與心理疾患的病人，對世俗生活的無趣，對政治的厭倦，以及常識理性不斷在內心的呼喚，也讓他難以接受毛的激進政策，

   可以說，林彪是黨內在公開場合最為高調地讚頌領袖的人，同時，又是黨內在私下裡對領袖評價最低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在林彪身上複雜地糾結在一起，形成他特殊的雙重人格。可以想象，正是林彪的兩面性，使他在私下裡對林立果說了許多對毛的狠話，這位給全家帶來災難的兒子後來的所作所為，林彪本身要負很大的責任。

毛林關係是如何走向破裂的

   林彪與毛的最早分歧，是1967年初中央文革開始對他施加壓力，堅持要發動軍隊內的文化大革命。軍隊的激進造反派對大批老幹部進行殘酷批鬥，他的部下邱會作被打得死去活來。寫紙條請他救命，他收到紙條後，氣得發抖。

   二月逆流時，他內心是完全支持老帥們的，毛十分機智地把自己與林彪聯繫在一起，毛說：“林彪呵，你的地位也不穩呵。”他還說，自己準備上山打游擊，帶林彪一起走，以此暗示林彪不要加入進去。一旦領袖發了火，他林彪就立刻轉變了過來，與老帥們劃清界限。但他內心對文革的質疑從此則越來越深。

   九大時，他的接班人地位被載入黨章，這是領袖對他的投桃報李。但林彪在委託陳伯達為自己準備的九大報告初稿中，卻逆毛的意志，強調要發展生產力，這一變化應該看作是林彪身上的務實理性的呼喚。這就讓毛開始對他產生不滿。但這種不滿是隱約的。毛只是在大會上淡淡了一句：會上那麼多軍人，難怪外電說我們是“軍事官僚專制”。

由於隱約感覺到林彪與自己的分歧，毛對林彪的猜忌也就產生了。九大以後半年左右，

珍寶島事件後，林彪發布對蘇備戰的“一號命令”。此傳閱件送到毛澤東那裡，毛疑心是林彪要搶班奪權的預演，極為憤恨，甚至當着汪東興的面，劃火柴把傳閱件燒掉（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出版，第 14 頁），後來才知道，所謂“一號命令”是當時的具體經辦人員出於編號的需要而臨時取的名稱，林彪並不知情。毛林裂痕此時已經深深地形成。

   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確實是錯誤估計了局勢，他受陳伯達、汪東興的影響，錯誤地以為，江青、張春橋已經不再得到毛的信任，他認為他對政敵江青發動攻勢的機會已經成熟，於是在大會上發表了批判張春橋的長篇發言。雖然沒有點名，但卻引起大多數參會的中央委員出於內心的強烈支持。會場上，中央委員們慷慨激昂地要揪出張春橋的氣氛是如此強烈，讓毛看到文化大革命面臨着在他身後被否定的危險。毛於是決定，以“批陳（伯達）整風”方式，反擊林彪。

   廬山會議後，毛通過各種方式要求林彪檢查，但林彪就是不檢查。任何人勸他也沒有用。在林彪看來，毛已經對自己不再信任，毛就是要通過要他寫檢查，來讓他靠邊站，他就是不給毛這樣的機會，看毛怎麼辦。

   毛對林彪不願意檢討越來越不耐煩，於是採取“拋石頭”、“摻沙子”、“挖牆角”的方式對林彪施加壓力，林彪仍然不為所動。兩人的矛盾越來越深。

   1970年10月下旬，毛患病，且病情越來越重，並轉成肺炎，因為他的保健醫生在外地，周恩來派了另外3名專家級的醫生來診斷，毛火了，就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揮”治病。毛用雙拳錘擊前胸說：“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臟爛掉。”

   林彪越不檢討，毛越對他不滿。毛預感到，林彪這樣的法定接班人，會使他的文革理想不但不會被這位繼承人進一步推進，而且可能全盤否定。此後相當一個時期，毛內心充滿不安與焦慮，往往整夜無法入眠。

   於是毛屬意毛遠新在1971年2月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說出了“廬山事件是未遂政變”的重話。林彪為什麼一反常態，逆毛的意志，如此僵硬？建國以後，高層幹部受到毛批評後拒不檢討，這種情況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這可以從林彪的個性與心理方面來解釋。

   首先，林彪認為，毛肯定不會讓他繼續接班了，檢討只不過為領袖打倒自己提供藉口與理由而己。林彪身體不好，在廬山九屆二中會議以後，他就認為毛決不會放過自己，既然如此，那乾脆就是不檢討，看領袖能拿自己怎麼辦。林彪的個性本來就極為倔強，他是毛欣賞的愛將，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特殊的保護，沒有經歷過延安整風與各種運動，沒有經歷過忍辱負重、能伸能屈的磨練。這是他與其他高級幹部最大的不同。

林彪失去與毛和解的最好機會

不過，對林彪來說，局面不久後就柳暗花明，峰迴路轉了。

   將近1971年4月，在軍委辦事處的四大將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向毛澤東提交了自己的檢討書之後，毛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們，順水推舟地接受了他們的檢討，並說：“這件事到我這裡，就算是處理結束了。你們可以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不要再有思想負擔。”

   邱會作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述，到1971年的7月底，也就是“九一三”事件發生前一個多月，南巡前的兩個星期，毛還要總參謀長黃永勝去毛的寓所，專門談對蘇備戰問題。這表明針對林彪而發起的“批陳整風”運動，到此已經過去了。林彪及其在軍委辦事處的將軍們，確實也放下心來了。黃永勝等軍委四將還輕鬆愉快地私下舉辦了慶賀宴。

   為什麼1971年4月初毛會放棄追究林彪系？毛的這次讓步，也是讓人們不得其解的。因為此前的二個月，毛遠新還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以毛的口吻與說話風格，公開說：“廬山會議上的事，就是一場未遂政變，這次政變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你們內部沒有協調好。” 眾所周知，毛遠新在黨內還是一個小人物，如果沒有得到毛的指示，決不敢在黨的如此重要會議上，公開說出把副統帥林彪在廬山上的活動定性為敵我矛盾的重話。然而，毛本人卻在此時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居然息事寧人，這又是為什麼？

其實，毛確實長期處於糾結與兩難矛盾之中。一方面，毛看到林彪對文革的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這是他不能容忍的。既然林彪不肯向自己檢討，那就意味着，如果他身後林彪掌權，文革被否定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如果就因為廬山會議上林彪發言時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就要將其打倒，理由上實在是不充分的，在全黨與全國人民中，也是難以讓人信服的。更何況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經載入黨章。林彪系的軍隊精英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中，已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毛所信任的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派，完全沒有力量取而代之。從常理論，軍委辦事處四將呈交上來的檢討也夠誠懇了，再上綱也只能如此了。這也是毛在1971年3月底決定順水推舟，不再繼續追究林彪的原因。

   至於毛是暫時放棄追究，等候新的機會，還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原來確定的毛林體制中，我們無法從已有的資料得知，至少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從4月到8月的近四個月裡，一切似乎太平無事，回到了過去正常狀態。

   這四個月也是周恩來自文革以來最為輕鬆的時期。周恩來是務實派，他有大量日常工作需要有人幫助他做，相較於咄咄逼人的江青這些中央文革激進派，他與軍委辦事處四將軍的關係還算不錯。林彪系與江青張春橋這些中央文革派一直有矛盾，江青對周恩來不斷打壓時，軍委系的這些將軍總是幫助總理解圍。在4月到8月的三個多月里，黃、吳、李、邱經常邀請周恩來餐聚休息，周恩來也在緊張中得到放鬆，為此，鄧穎超還特地感謝過軍委辦事處的這四位將軍。

 按理說，此事到此結束了。然而，天又有不測風雲。

   五一節天安門城樓上的觀燈晚會，本來是林彪與毛重修關係的絕好機會，沒有想到的是，林彪居然拒絕出席天安門城樓上觀燈晚會。在葉群的強烈乞求下，在周恩來的電話催促下，才勉強出席晚會。林彪比毛來得還要晚，與對面座位上的毛冷冷相對，低着頭，沒有言語交流，只過了十來分鐘，就當着毛的面，不辭而別。連攝影師拍毛林合影的機會都沒有。

   毛已經在一個月前結束了對軍委派的處理，“批陳整風”已經結束，這應該是令林彪高興的大好事，林彪應該對毛表示感激才是，為什麼林彪如此一反常態？

   可能的解釋是，林彪對毛的怨恨積累太深。在林彪看來，自己為領袖出生入死，在廬山會議和七千人大會上，多次解救領袖的政治困境，對推動對領袖的崇拜又是如此積極，而僅僅因不點名批評了張春橋，且事前徵求過毛的意見，並得到毛的允許，毛卻把廬山的事，定性為“未遂政變”。雖然，毛後來不再追究了，事情已經過去，然而，這就如同小孩子被哄後哭聲更響一樣，他長期被壓抑的埋怨情緒，終於突然爆發了，他固執的個性再次倔強地表現出來。

 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公然冷遇毛，就是要向毛表達這樣的意思：我林彪是病人，長期請假，

不問政治，本來就在北戴河養病，沒有想當接班人，是你在1966年8月把我叫到北京來，硬要我做接班人的，還讓我上了黨章。我就這個樣了，你能拿我怎麼辦？對像林彪這樣一個有嚴重病症的人，一個對生活世界的任何事物興趣索然，情緒又極易失控的人來說，他長期壓抑的不滿，通過這種方式得以爆發。作者相信，連他自己都無法控制。可以想象，他甚至可能有一種釋放壓抑的情緒後而產生的快感。

   然而，林彪這樣的情緒爆發，確實不是時候。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舉動，讓毛極為震驚。對毛來說，自1943年以來，他就從來沒有受到過部下這樣的冷遇，尤其是被他列為接班人的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庭廣眾面前，對他表現出如此的冷淡，實際上無異於對他的蔑視與羞辱。毛是共和國的締造者，被全國人民尊崇的偉大領袖與政治家，是何等自尊的人！當他已經想退一步息事寧人時，對方卻突然翻臉，羞辱自己。他看到了他與林彪之間的鴻溝是有多深。不用說，他心理上的第一反應肯定是，一旦他百年後，林彪肯定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事決不應該完。

   可以說，從1971年5月1日到8月初南巡講話以前這三個月，毛雖然隱忍不發，但內心是充滿糾結矛盾的。據毛身邊的人回憶，這一段時間，是毛心情最為鬱悶的時期。林彪決不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但要取消林彪的繼承資格，又一時還沒有充分的理由。

   五一節城樓事件以後，林彪冷靜下來，也對此後悔過，他擔心自己會有劉少奇同樣的命運。在潛意識的緊張與焦慮不安中，5月21日，他寫了一封永遠沒有發出去的給毛的信。在信中，他向毛提議，對黨的高級幹部，包括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主席同意，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一士兵，且每過一段時期反覆傳達一次”，以此來保證高層幹部的安全。

   林彪寫的這封沒有發出的信，充分體現了他內心的焦慮與惶恐不安。然而，這封信中他提出的建議實在有點荒唐，尤其是建議每隔一個時期，就反覆向每個基層警衛士兵傳達“不可處分高幹”這一條，豈不是要士兵拒絕“亂命”？任何人讀了這封沒有發出去的信，都會覺得其政治判斷力之弱，智力與思維能力退化，已經到嚴重的地步。

   其實，林彪晚年已經有精神系統的疾病。有人曾把林彪的名字隱去，只介紹林彪的症狀，精神病院的醫生看後說，這麼嚴重的病，為什麼不趕快送來?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草  

   兩個多月後，毛南巡。從1971年4月初批陳整風結束，到8月南巡，其間有四個月時間，這一突變的原因是什麼？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不告而別，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這並沒有讓毛最後下決心。值得注意的是，邱會作回憶錄中披露了一則重要史實。邱本人並沒有對此作進一步引伸解釋，然而，這件事很可能是毛決定採取行動，重新清算林彪的轉折點。

1971年8 月初，四屆人大即將召開以前，周恩來把一份擬定的國務院與政府新任領導人名單呈送給毛，其中赫然有被毛批判過的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的大名。在周提交的名單中，黃永勝將成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邱會作將實際負責國務院日常事務，吳法憲將擔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彪將在會上繼續向全國人民作政治報告。這就意味着，林彪勢力不降反增了。

   周總理遞交的這份名單草案，從原則上說，並沒有錯，一切都合符組織原則與政治邏輯。這首先因為，既然軍委辦事處四將的問題已經處理完了，他們又沒有受到進一步處分，他們的檢討書，毛也已經通過了，那他們就可以輕裝上陣，正常工作了。以他們現在的地位而論，讓他們擔任政府工作也順理成章，更何況毛還在不久前在自己家裡親自召見黃永勝，與黃商量備戰這樣重大的問題。

   其次，文化大革命幾乎把所有能夠工作的文職系統老幹部，如彭真、薄一波等人，幾乎全都打倒了，現在能工作的，也只能是軍委辦事處中的這些林彪的年富力強的老部下。周恩來年歲也大，日理萬機，確實迫切需要有助手與接班人。

   然而，周恩來送交的名單卻極大刺激了毛。毛意識到，自己身後，將是林彪派系的一統天下，這本來是文化大革命中通過讓軍隊支左而造成的客觀政治格局，然而，卻恰恰又是此刻的毛絕對不願意看到的。

   在毛看來，如此下去，文化大革命將前功盡棄，因為這些被他批判過的林彪系軍人與江青、張春橋恰恰正是勢不兩立，形同水火。這些對文革懷恨在心的人的地位，不降反升，黨政軍大權在握。毛心裡想，自己百年後，這些人怎麼可能不否定文革成果？在毛看來，這就是不清除林彪的必然後果。毛髮現，從時間上看，林彪最終將仍然會是勝利者。

   恰恰此時，毛又從總參謀部的一位負責人熊向暉那裡得知，“批陳整風”中黃永勝的檢討報告，並沒有下達到幹部中去。1970 年的“批陳整風”匯報會文件中四大將的檢討書，中央文件發給軍事系統 60 多份，可是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他們扣住了，只發了 7 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可見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冼維月編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第 159 頁） 這就讓毛找到了黃永勝“死不改悔”的鐵證，為毛打倒林彪系，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這件事，可以說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毛是永不服輸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在此後幾天裡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那就是除惡務盡，立即南巡。他要親自向各省軍政要員打招呼，為清算林彪作輿論準備。毛南巡是突然決定的，這也讓熟悉毛日常習慣的中南海的主管汪東興，在後來寫的回憶錄中說，連他也感到異乎尋常。

   毛在南巡過程中先後到達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每到一地，就找當地軍政要員個別談話。談話內容大體相同，那就是，“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當中肯定有‘鬼’，他們還有後台。”“1970 年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每次談話結束時，就讓大家一起唱《國際歌》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然後要求受接見的人會後立刻討論，並把討論紀要立刻發給他看。接着再乘專列開往下一站。

   南巡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實是，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聽到毛批評林彪的話後，隨口迎合說，下次全國黨代會召開時，應該在會議上建議林彪同志公開承認錯誤並寫檢查。毛聽了劉豐的話，特別興奮，拍大腿說：“對，就是要這樣！”毛要劉豐在下次中央開會時，就把這個建議在會上公開提出來。在毛看來，這樣做，就能在全黨面前看到林彪的當眾檢討，他也就可以以此機會，順水推舟，把林彪予以靠邊處理。這正是毛想通過南巡講話達到的目的。

   多年以後，劉豐見到出獄的邱會作時，對他的這位老戰友說，自己終生對當年在毛面前的“失言”非常後悔。因為他居然主動去夾在毛澤東與林彪兩個巨頭之間，左右不是人。如果在黨代會上不作讓林彪檢討的發言，毛那邊他過不了關，如果作這樣的發言，林彪那邊他以後也過不了關。他說，像他這樣一個夾在兩個巨人中的“小人物”，命中將註定不會有好結果。

   在這一過程中，毛又從江西軍政要員程世清那裡聽到匯報，得知葉群的一些可疑活動，根據毛的警衛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回憶，毛聽完略有所思，把眼睛咪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除此之外，謝靜宜的丈夫蘇某在空軍機要局，毛從謝靜宜那裡又得知林立果在空軍搞不正常活動的一些消息。這讓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

   於是，他提前決定立刻從杭州到上海，在上海只作了最短時間的停留。毛的專列出乎意料地於9月12日中午就回到了北京豐臺。

正是在這個歷史的節骨眼上，林彪自己最珍愛的“潘多拉盒子”，卻已經被打開了，林彪本人已經無法控制了，這個“潘多拉盒子”如何成為是林彪事件的中心內容，並決定了林彪本人的命運，將是下一節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