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窺豹黃馬甲，西式民主啥困局？一、法國人的好逸惡勞才是黃馬甲運動的真正根由大家都知道，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已經發起四次周六示威活動，其中已經參雜了很多暴力的因素。這種暴力在12月1號的周六達到最高峰。8號的示威在警方嚴防死守下已經有所收斂。所有具體情形，已有各種媒體持續深入傳播，想本人無需贅述。已經聽到馬克隆周一晚間萬眾矚目的演講。現在還是難以預估，此後法國的局勢是否就可以繼續放緩，法國人究竟是否可以過一個沒有黃馬甲的聖誕新年。 在類似圍城的氛圍下，政府和黃馬甲們的對話，才剛剛開始。整個輿論界的深入討論也一樣。以本人年齡，已無力到現場觀摩瀰漫的硝煙，但尚有餘力貢獻思考，望對大家理解事態有所助益。 運動的導火索是區區6.5個生丁的燃油稅，背景當然比這複雜得多。概言之就是馬克隆政府上台一年半以來，施政的總方向有所偏差，沒有足夠地注意到哪怕是必要的改革的負擔也要讓社會各階層公平負擔，最貧窮的尤其是勞動階層的利益受損而最富裕的階層反而獲利，最終導致社會反彈。 現在筆者要探討的是，馬克隆也是一個在2017年才創造了選舉奇蹟的曠世奇才，何以他不明白某個關竅，這麼快就把事情辦砸，讓自己下不來台？ 這個關竅其實並不深奧，那就是法國的經濟自2008年以來，一直復甦乏力。馬克隆一年半以來的改革也沒有達到法國人寄予眾望的成效。蛋糕做不大，以至稍微改動一下切法，就會有人受損，而這回傷及了太多的人，於是就翻船了。 西方各國的現狀，最可比較的失業率狀況大體如下：美國的失業率眾所周知，只有創60年記錄的3.7%。歐洲的德國、英國作為歐洲大國，失業率分別是3.3和4.0%。最優秀的捷克，現在失業率居然只有2.2%！歐盟的平均是6.7%。在歐盟國家中，法國名列倒數第四，現在還有8.9%，僅比近期最高的2015年低下1.5%。最差的希臘和西班牙的失業率也已從2012-2013年的高達28-26%降到現在的18.6和14.9%。葡萄牙的失業率也從2013的16.2降到6.7%。愛爾蘭的失業率已經從2012年的16%降到今天只有5.4%。東歐國家的失業率今天都在6%以下。現在歐洲高於平均水平的國家只剩四個，就是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病豬五國其實應該改稱爛無花果四國（Figs：French，Italy，Grece，Spans）了。 法國為什麼會那麼差？多數人都是把矛頭指向馬克隆執政的失誤。和現在主流批評意見不同，本人還是覺得他的初衷和選取的大方向並沒有錯。最簡單的概括就是法國的政策必須適當向右轉，給企業鬆綁，不能再增加福利。在執政的頭一年，他也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相關的人民都很厚道地容忍了損失。他的最明顯錯誤是向大批最貧窮的階層尋求蠅頭小利，比如讓退休金和住房補貼受到很小的縮減。國家財政收益極有限，但大批民眾的感覺卻非常不爽。 至於巨富稅，情況有點複雜。因為世界上有太多的國家不收這項稅，（大國如德國、英國和美國。）如果只有法國收而且收得高，就會降低富人投資意願，激發資本外逃。那些聰明的大腦也會向外流失。竭澤而漁可能會讓法國的稅基縮小，長遠來看並不會合算。馬克隆在演講中拒絕恢復巨富稅，理由和這裡說的相仿。 相反地，各種慷慨的福利則會吸引各地的窮人蜂擁進入，讓法國的福利體系不堪重負。那些高福利高稅負的國家，像垃圾桶，對懶人笨人有極大的吸引力，而把那些勤勞而能創造財富的人排擠出境。用中國的古話說，就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而那些用種種辦法鼓勵勤勞致富不養懶漢的國家如瑞士就像聚寶盆，留下了的都是精英。 說句扎心但真實的話：對富人越苛刻，富人就會越少。對窮人太好，窮人就會太多。 2012年，瑞士全民公決拒絕把帶新年假從四周增加到六周。2014年，瑞士全民公決否決22瑞郎的最低小時工資。（1瑞郎≈0.89歐元。）2016年，瑞士全民公投拒絕2500瑞郎的無論有沒有其它收入都可以獲取的普遍收入。所有這些，在法國如何想象？ 筆者一直很遺憾法國怎麼沒有一個與美國類似的技術移民政策。靠着這個政策，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吸收了數百萬科技人才，造就了西海岸硅谷的輝煌，為美國延壽豈止20年。 這次法國人的一個主要、核心訴求是要求提高購買力。迫於黃馬甲運動的巨大壓力，馬克隆在演講中做了四大減稅和提高福利的許諾。這樣當然可以立竿見影增加表面的購買力。但這兩種方法都不會增加生產力。如果生產力不增加，減稅和提高福利的結果就必然是增加國家債務。可是法國的債務已經達GDP的97.3%！這條已經走了30年路顯然已經不能再往前走。 這次法國民眾的一個訴求是提高SMIG（法定最低工資）。本人的體會是，這項政策如果實施，它的主要受益者僅是現在的SMIG獲得者，主要的受損者是潛在的就業機會。因為SMIG越高就會有越多的老闆覺得不合算而不肯僱傭工人。 法國的法定最低工資屬於舉世最高之列，這真的是法國失業率那麼高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們假設取消這個限制，是不是馬上就會有大量的人獲得工作？他們的資薪就算比現在低，也會高於低保，也會產生上繳的社會福利攤款，而且不是讓那麼多人呆在家裡吃社保，空養懶漢精神。 馬克隆這次允諾把SMIG提高100歐元，而且全部從福利攤款中扣除。這樣基本不會影響老闆僱工的積極性，只是國家或者說其他的納稅人增加了負擔。 看到諸多訴求中，有一條涉及到要求恢復60歲退休。除此之外，法國人在陳述苦難的時候，從未提及他們的全世界罕有的35小時周工作制和每年5周的帶薪假。多幹活多掙錢為太多的法國人所不屑。少幹活多掙錢，不幹活也掙錢似乎才是法國的時尚。“共體時艱”這樣的詞在法國的詞典中似乎沒有。法國人好像真的不明白，只有像德國、瑞士和北歐國家的人民那樣嚴謹認真、努力工作，法國才有出路？ 去打聽一下法國那些獨立勞動者，比如出租車司機，小店主，問他們每周要工作多少個小時？每年又度過多少假期？你會赫然發現，他們與那些工薪勞動者不是生活在一個國度。 筆者近期到西班牙旅遊，剛剛見識了那裡的午休習慣。上午上班10-13點，午休3個小時，下午上班16-21點，餐館晚高峰從22點開始。該國人民的悠遊暇郁，比起法國又有過之，失業率18.6%，也不枉然。 法國的國民性還有過於激情四射的一面，所以才有自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五個共和國，兩個帝制和兩個復辟王朝。現在還有法國人在呼籲第六國和國呢！而英國則自1688年光榮革命330年以來， 一直都是一脈相承，從無革命的君主立憲。 法國的統治階層甚至老闆集體也的確不善和不愛妥協，有人說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所以才有那麼多人上斷頭台。馬克隆也是直到局勢大亂的今天才開始尋求妥協。 希拉克似乎是法國最後一位有父親形象的總統。至此以後，大體一蟹不如一蟹。悲夫。 明年五月就要舉行的歐盟議會選舉，就會很透明地暴露各種政治勢力民意分野的最新現實。因為這個選舉採用大名單比例代表制，主流黨派合力阻擋非主流黨派的長期戲碼無法上演，極左極右民粹勢力的擴張將無法掩飾地暴露。馬克隆的共和前進黨根基淺薄，難於歸類等弱點都會見天。在這個制度下，民意如流水，隨時會變。 馬克隆還有沒有挽回局面的機會？本人至少是期待於此。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他現在當家，真不知道他又能拆掉哪段東牆來補他剛剛許諾的西牆。筆者還是認為，他秉持的適度向右轉的大方向並沒錯。希望微調後的總政策，不會影響已經十分脆弱的法國經濟復甦。 黃馬甲運動還有人訴求馬克隆辭職。筆者要告訴你，這絕不可行。法國沒有副總統，如果總統辭職、失智或過世，依據憲法，那就是由參院議長代行臨時總統，並儘快重新舉行大選，而且是連帶議會一起選。 照現在的民眾情緒看，只怕剛剛潰敗的社會黨（比如以羅亞爾為候選人）再回來的可能性都比交棒給傳統共和黨的機會大。共和黨新任主席沃基耶明顯比中派的馬克隆還右一些，他能在如此挑剔的法國人面前把事情辦好的幾率似乎也大不了多少。那個虛擬中的競選時可能出現的亂象，2017年的只怕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能再次避開極左的梅郎雄或極右的勒龐上台恐需僥天之幸。這樣適度向右轉的歷史使命無法完成，法國經濟真正復甦的機會就會更加渺茫了。 難道那麼偉大的法國真的就沒救了嗎？筆者至今天實在還不肯作此設想。 二、西式民主離開橄欖型社會就會打蔫，錢多都沒用上篇分析了法國黃馬甲運動的直接背景。本下篇擬做一些指向超出法國、跨越總統任期的長期的社會、文化、歷史和制度背景等的更深入一些的分析。範圍廣泛，千頭萬緒。限於篇幅，只能極簡單地進行概述。 西方的經濟制度大體上分英美系和歐陸系兩派。東歐國家自休克療法以來20多年，還在追趕途中，福利有限，體制大致接近英美系。前者比後者社保福利和勞動保障少得多，勞動者得更多地自食其力。經濟危機來襲時，這一系國家失業率馬上飆升；但經濟一旦好轉，失業率也就迅速下降。社保福利高的國家則情形相反。危機來襲時，企業難於解僱員工，失業率降得慢；但經濟復甦時，企業懼於增雇員工，就業率也升得慢。甘蔗沒有兩頭甜，現在福利國家就吃着不甜的那一頭了。 有人會說，那北歐國家福利也高，為什麼他們的失業率不高？那你就得分析他們的國民構成和勞動態度了。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西歐甚至東歐都一樣，從北到南，分成三個發展梯度。北面的國家發展最好，中間的其次，南部的國家發展就相對明顯要差。想過沒有？為什麼？筆者告訴你，人民不一樣啊！ 有人會說，人民能有什麼兩樣？法國現在局勢不好，當然是薩科齊、奧朗德和馬克隆等人沒有正確地執行人民的意願所致。根據政治正確，所有的人民都一樣，他們的意願從來就是真理的標準，哪裡會錯？那不會有錯的人民怎麼接連選出三個有這麼多錯誤的總統？為什麼不會有錯的人民對社會福利的沒有厭足的渴求現在無法再滿足？ 到過美國或亞洲旅遊的歐洲人都應當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那些地方的人民有高得多的勞動積極性。服務人員的臉上可以看到真誠的笑容，下班的時候有見唱歌跳舞。他們更富裕，或發展得更快，是不是理所當然？ 筆者現在接着要說的是，西方的人民主權學說，把地球上所有的人民等量齊觀，把每一個國家內的不同階層的每一個人民也等量齊觀，還把所有不同的發展程度、不同富裕水平的國家的人民都等量齊觀，而且把他們都賦予至高無上的正確性，那是多麼的不靠譜。其實這些人民的質量和他們的領袖的質量完全是全息鏡像。“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這話真的千真萬確。 不過這個在西方至高無上的政治學說卻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建立一個全世界的主權人民的概念，各個人民都只能在各自的國家內行使主權。其中的奧妙，你能想明白嗎？ 這個筆者也可以告訴你，就是不願意非西方的窮國籍此來要求共發達國家的產。 簡言之，和西方古代最偉大的先賢亞里士多德一樣，筆者認為中產階級才是任何正當民主的唯一可靠社會基礎。中產階級強大，民主就可以強大。中產階級衰落，民主就必會衰落。有橄欖型社會可以依賴才是西方戰後民主體製得以成功的唯一秘訣。而這個橄欖型社會的形成又有賴於諸多並不能普世、也不能隨時保證擁有的主客觀條件。現在西方社會的橄欖型正在渙散，這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在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 進而筆者認為，這很可能正是西式民主制度無法在世界普及的原因。因為全世界的橄欖型社會，非常可能永遠也無法建成。 有人肯定會問，依你上一篇文章所述，除了四個新爛無花果國家，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經濟都大有起色，你為什麼說西方的橄欖型社會和民主制度正在走向渙散？本人只能說現在西方的短暫復甦，還很可能遠遠沒有改變這個文明慢慢走向衰敗的大趨勢。西方的整體財富的確還在繼續增加，但中產階級卻在難以阻擋地日益萎縮。 這個題目展開來說來話就太長，筆者這裡只能提要。大體主要有四個原因。 第一、西方自身的享樂主義盛行。這個主義的普遍流行從戰後30年的黃金時代就開始醞釀。在法國則是從1968年開始了。這個主義的第一號標籤就是各種各樣的自由，然後是各種各樣的權利。紀律、秩序、責任、義務、家庭、勞動等傳統價值觀都不在他們鼓吹的序列之中。自殺、吸毒、LGBT、各種不婚不育單親家庭盛行、就業率、生育力低企，負債率、低保率、艾滋病率高飆等等等等。這不，2017年美國人的芬太尼等毒品使用過量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7.2萬，以至成為阿根廷G20會上中美談判貿易戰的頭號課題。該不是筆者在危言聳聽吧？ 第二、東方的外部競爭。這個競爭從日本崛起就開始，然後是四小龍，然後才是決定性的中國崛起。由於中國的體量太大，以至於崛起才到半程就讓西方感到了不可承受之重。但中國得益最多的現在這一輪全球化的確是由西方的產業界主導，他們當初只看到東方勞動力的廉價，沒有考慮好產業外移的全部後果，現在是悔之晚矣。這個題目可以說很多。此處從略。 第三、不同文明背景的移民大量進入，內部的多元文化主義盛行，社會同化和融入沒有達到期待的效果。法國是歐洲外來移民最多的國家，但絕不是融合最成功的國家。其負面作用何可勝數，比如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更長遠的後果是整個法國/歐洲的人口/文化結構的深層改變。這不，剛才，斯特拉斯堡又發生了的死傷慘重的以”真主偉大“為名的恐怖襲擊。只是這次法國的黃馬甲運動與移民和多元文化沒有太多直接關係，這裡也就不離題多述。 這個第二條和第三條都可以被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概括。他真的很有遠見。 第四、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對腦力勞動的大量殺傷。西方發現產業大量外移副作用太大，開始努力節制已有多年。現在已經極度第三產業化的西方的尤其是服務業和腦力勞動方面的就業機會的繼續喪失，其實人工智能造成的影響已經遠在產業外移之上。該問題地球人還沒有開始認真應對。不過東亞和北美在這場新的革命中的地位比歐洲好許多。數字鴻溝的贏家一邊可能只有東亞、北美和一少半的歐洲。一大半的歐洲和整個南方一樣，似乎都在鴻溝的另一邊。 上一輪大競賽，全球化的最大贏家是東方和全球的資本集團。東方如果在人工智能革命這新一輪競賽中也能是贏家之一，那將來和西方一起分享天下的主導權就大有機會了。 全球50家科技巨頭中，北美28家，東亞14家，歐洲7家，其它1家。 不過離奇的是美國的這一輪科技繁榮並沒有緩和反而是加劇了該國的兩極分化。創新產生的財富高度地集中在西岸和東岸的少數城市和科技精英手中。美國中西部大片地區嚴重衰敗。這也正是特朗普勢力崛起的基本原因。 最後要講西方在現存制度下找出路，那真是有難度。簡而言之，就是要恢復它的唯一合理社會基礎橄欖型社會（標本：瑞士），這樣自然就能夠恢復中產階級的主導地位，就能讓選出來的領袖像瑞士的七位任期一年的輪值總統中的任何一位一樣溫和而穩健。（誇張的說法：你就是放一隻猴子或一個木偶做瑞士的總統，也不會有事。）如果做不到，那就必須想其它的辦法來保證規模縮小的中產階級的主導地位。比如收縮現行的普選制度。據筆者觀察，在習慣於大眾參與的西方，如果社會由橄欖型退化為寶塔型，由多數人意志主導的西式普選民主制度，真的是很難正常運行。（法國今天的黃馬甲運動就是樣例。）但收縮普選制只怕也是太難做到。因為預感權利受傷的普羅大眾屆時一定會以比今天的黃馬甲們大出不知多少倍的幹勁進行抵抗。 那麼這個題目在西方似乎就是無解囉？筆者在期待智者，也在等待事實演進的提示。 而東方的制度，不如說其將來可能發展出來的兼容東西方制度優點的新的折中的制度，則可能可以在一個胖腰寶塔型的社會中正常運行，因為它並不要求占人口多數的普羅大眾來做最終的裁決。它還有可能比起西式的分散的制度可以更順利地容納現代大數據挖掘技術提供的對龐大複雜社會的新型管理手段而形成某方面的制度優勢。 宋魯鄭說：“西方民主這種制度設計對人民的要求非常高：不但要理性，還要有長遠目光，還能為了全局利益犧牲局部利益，為了未來犧牲當下，為了集體犧牲個人。但這樣的人民基本上不存在........”這個說法，本人不能苟同。事實上，即使不多，這樣的人民也還有倖存在，比如在瑞士、瑞典、挪威和芬蘭。 只可惜，法國不是瑞士，不是德國，也不是北歐五國。本人還是深感憂心，法國今天的總統馬克隆，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中，在這樣的民情中，能否為法國找到一條可以走過去的出路。 作為結論兩段引言：低山淺水說和劉學偉猜想這裡，本人再一次引用自己那段“低山淺水說”，作為本文最後的哲學結論。
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學上的熱死寂。在那裡一切都會失去動因，而絕不會是一個理想社會。當然筆者也並不反過來認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筆者認為理想自然在自己一貫主張的中道，在取得一個理想的，合適的差距。這樣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經濟共產主義和政治共權主義都認為人類發展（至少理論上）的終點應當是絕對的平等，即使是實際上終究達不到，也要努力無限趨近。就是說：所有的山都要儘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終極目標，就是一馬平川。筆者認為這個發展的理論終點是達到一個最恰當的動態均衡。在那裡，適度的其實還是相當大的差距才是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須有山有水，錯落有致，水要有處下泄，人要有處攀登，才會是一個現實的、美好的人世間。 換一個表達方式： 毫無疑義，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政治主權，就如同人民的全體擁有全部的財產主權。但這種擁有事實上並不算術平均。由於種種原因，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權，正如一部分人民擁有更多一些的財產主權。政治主權如同財產主權，過度的均平並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體的長遠利益。當然政治主權的過度不均衡，同財產主權的過度不均衡一樣，也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我們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個恰到好處的相對的均衡或不均衡。 最後，再引用一次本人已經發表多年的關於人類政治今後數十年發展的一個重大猜想。
一個相當不確定的預測，（劉學偉猜想。）等着未來歷史的證實或證否。
國際共產運動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第一大迷途。所幸已被完全放棄。但也有可貴的遺產留下，那就是社會福利主義。不過就是這個遺產似乎也被過度使用。但是退卻很難。
國際民主運動（定義是多黨普選輪替）可能是人類當代歷史上的第二大迷途。現在正處進退兩難之際。如果西方終於戰勝危機，贏回活力，繼續長期引領世界，我的話算沒說。如果危機遷延不愈，在至多數十年後，終至整體崩盤，那也絕不是人類的末日。我們還可以繼承民主的遺產，那就是共和制度（各類加權折中低度中級民主）和大眾參與。
希臘人，包括他們最傑出的智者亞里士多德，在那個時代，被平等公民權和公民大會決事的思維定勢所禁錮，直到他們的制度崩潰，都沒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為因應由於持續的經濟困難，中產階級已經占不到公民多數的新局面，改行一種民主較少的制度。）也沒有想到，用一個有等級的公民權和尤其是用一個由卸任執政官和其他高官終身任職的元老院決事，希臘人的繼承者，羅馬共和國可以創立一個比全部希臘城邦共和國加在一起還大50倍的事業。
在羅馬共和國之後，還有更加鼎盛輝煌的羅馬帝國。（這裡基本就沒有民主的事了。）這個帝國在西方的歷史上實現了唯一的一次整個文明的統一和同樣絕無僅有的長達200年的羅馬和平。
不應當忘記，在古希臘共和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的末期，到處都是過度的民主、過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經濟危機。而古希臘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成功征服東方所帶來的希臘化。相當大一部分的工商業的機會都跑到了離市場更近，勞動力也更便宜的東方城市。而希臘本土反而因這個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蕭條。這段希臘化的歷史的原因和後果，與當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實是，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從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經濟困難攪在一起的三重危機中成功退卻而最後徹底崩盤。我要問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是，這種類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卻嗎？唉，這些歷史似乎都已經太過久遠，當代的西方人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是，我為那些古代歷史與當代現實的過分相似而深感憂慮。
或許，我說的是或許，在現在的西方民主主導的時代之後，人類會有一個更加和平，更加繁榮，但擁有一個更加溫和而協調的民主的時代。不過，這個時代，也許，再說一次，也許，會被另一個文明所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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