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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刘学伟博士的博客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在这里评论时事和研究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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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再考察(2/4) 萧功秦 2020-12-07 02:00:52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

 


林立果小集团是权力场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讲话,如此大造声势,却客观上对已经图谋不轨的林立果小集团,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还是个十分腼腆青涩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八月”,

就严令林立果不要参与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动,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远离北京的上海,让过去的老部下看护。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后,毕竟是“副统帅”的儿子,地位实在特殊。1967 年,林立果参军进了空军,为讨好林彪,空军司令吴法宪不久后就让林立果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给予极大的权势。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作“讲用报告”。8月4日,吴法宪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放,并吹嘘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的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吹嘘林立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他说:“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在权力环境中熏染过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话来说,在短短几年里,与过去相比,几乎判若两人。

副统帅之子当上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样的巨大光环,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林立果身边从此就拥有了巨大的可调动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这些人并无实战经验,可以说,是部队机关中对文革时局不满的小知识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边簇拥的这些人看来,只要林彪顺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林彪的当然接班人。中国未来的最高权力非林立果莫属。这些死党的利益驱动力是极强的。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们认为“老派不行”了,用他们在私下的话来说,“这些老总(注: 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过去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7页。)

   他们还自认为受格瓦拉影响,在政变失败逃跑前,在他们没有来得及焚毁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传》。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相信“唯意志论”,认定“天将降大任”于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后来回忆,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让她与自己一起听音响,放出来的是张宁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激动人心的摇滚乐,林立果在沙发上把头向后一昂,说:“世界上这么好的音乐,中国人听不到,旗手总让人听那些‘下里巴人’,我总有一天要让全中国的人都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更有政治经验的周宇驰连忙打住他,连说“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林立果与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相互影响所形成“勇武派”军人的行动性格,自我期许为

“中国第三代接班人”的权力欲膨胀,对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满,对西方生活的惊羡,要做惊天动地事业的、“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都复杂地纠合在了一起。

自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及此后的“批陈整风”,他们认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

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后,由于林彪地位明显不稳,那时情况就更难说了。林立果这样的“少壮派”觉得不能这样被动,必须要有积极的自主行动,来保卫林彪的权力地位。急于行动,便成为这一小批人的强烈政治冲动。

   1971年3月,他们在上海秘密讨论的基础上,搞了一个政变行动提纲,由余新野执笔,

林立果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以后,就想用他的“小舰队”来拼个鱼死网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个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被权力欲膨胀起来,快速地升到那样的位置,这让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渐进地习得的具体政治经验与知识,他对许多基本军事知识都近乎无知。对体制运行方式毫无经验,这就造成他的实际判断力很差,军事知识贫乏,头脑中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觉。这些致命弱点,在极左时代的林彪权力庇荫下,根本没有人会指出。

   通过二年催熟式的权力欲膨胀,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码的军队实战经验,经验与知识能力与自己野心极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在文革军队权力场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在策划政变的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择言,问会上的人,为刺杀毛泽东,能否进口一支小型原子弹?或让油库着火,即使让沿途铁路上的工人全烧死,只要能行弑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问江腾蛟,能否用喷火器攻击毛乘坐的专列?当江告诉他,喷火器对密封的列车一点没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设想的种种方案,由于基本军事知识缺乏,竟然没有一件是可行的。

   后来有政变参与者回忆,他们搞的水陆两用战车,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辆旧吉普车,破破烂烂,好多管子用胶带缠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与警卫下水推着走,说来说去就是个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148页,“采访吴新潮记录”。) 林立果策划政变后,他们确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杀毛;第二方案,是政变失败后去广州组织“临时中央”,实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挥;第三方案,是逃到苏联去。他们把这些方案称之为“上中下”三策。这三策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正如邱会作等人后来反复强调的,不通过军委办事处,在中国要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杀毛,就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国军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一个士兵“杀手”会听从这样的命令。

其次,在广州搞“临时中央”同样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时代,任何公开对抗毛的行动,立即会“天下共诛之”, 根本不可能在军队中调动起参与者。广州军区立刻会在几个小时内下命令,派军队把这些小集团分子包围起来,逮捕他们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时将毫无作用。

至于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军事指挥中心”,这一方案更是痴人说梦。可以想象的结果是,一旦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当局肯定会立刻将他们移送大陆,驱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这样的一批人来搞一场政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苏联这个“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让飞机起飞,并在空中控制住了驾驶员,又有足够的燃料,确实有可能的。不过那已经是逃命之举了。离政变者掌握国家权力的初衷目标已经甚远。

现在有争议的,是所谓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迹的人中,有好几个人认为“手令”

不像林彪写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较生涩。“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引前书,第231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为林彪策划政变的证据,因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于让统帅过百万大军的林彪,去支持一场相当于幼稚园智商的政变,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要他“有事多与王飞商量”的所谓亲笔信,同样被李作鹏认定是伪

造的,因为林彪与黄永胜有直通秘密电话,根本无须多此一举。且这封信并没有交给黄永胜,却保持在政变当事人手中。由此可见,伪造它的目的,只不过是林立果挟林彪权威,以令其死党去干事而己。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团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梦,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样的胡闹,根本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家、国家元帅、著名战将林彪的作为。(《李作鹏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页。)

叶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叶群深度参与了这个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她与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构筑这些图谋。叶群的参与,使这个小集团进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环,因为叶群有着直接挟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间与能量。

叶群在其中表现的狂热与荒唐,也同样超出人们的想象。由于叶群是成年人,在体制内颇有经验,她为什么会参与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变阴谋,似乎有点令人费解。然而,人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知道,强烈的权力欲望会使人疯狂,利益欲的熏染会使一个有常识的人,也会陷入弱智状态。

 叶群是政变集团中两个主角中的一个,她在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由于惊惶失措中误判,

而决定当夜北逃苏联,这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关键。叶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与叶群关系,以及叶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众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读书,不看报,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怕风怕水,怕阳光,且长期病态。林彪脾气发作时会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里把毛颁发给他的委任状撕掉。又有一次,江青亲自来林彪家问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愤怒地当面叫江青“滚出去”。这样的人是无法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也是无法适应文革复杂局势的。

   叶群则不断在林彪身边起保全修补作用,不断纠正林彪,避免林彪犯严重政治过失。叶群也习惯于通过欺骗、隐瞒的方式,抑制林彪过度的冲动,避免引起林与毛的直接冲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叶群的做法,冷静下来后,也知道叶群的做法对自己还是有利的,于是也就容忍、认可了叶群的做法。然而,叶群本人又是一个不安份的人,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林彪助手与家庭主妇,她的野心随着林彪权势的高涨而日益膨胀。叶群也借此机会与条件,在林彪的名义下,夹带自己的私货,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后来回忆说,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于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妇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

同时又因病而处于日益失能的状态,叶群也就越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谋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个病人,不能不依靠叶群打理与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虚荣、强势,控制欲极强的女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胆大妄为。

   林彪对叶群不断控制自己、违反自己意志的欺瞒行为,既恼怒,又不得不容忍,而叶群则以“这一切都为林彪好”的名义,不断以说谎欺骗林彪,这已经成为叶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旧地重游,叶群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让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飞机上全程欺瞒,直到飞机将在大连着陆时,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来要去的南昌,他对此也无可奈何。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有效办法。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里的。

在畸形的文革权力场,在林彪的副统帅羽翼下,逐渐滋生出林立果与叶群这样的畸形人,

也就并不奇怪了。文革时代的中国的命运,就不得不承受这种畸型格局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九一三”事件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林立果请姐姐将秘密计划告诉林彪,遭到拒绝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变中的一个重要日子,此前两天,即9月5日与6日,他从两个渠道知道了毛已经在南方点了林彪的名。林立果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决定要进行政变。为进行政变,他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林豆豆,以庆贺林豆豆订婚的名义,要她立刻乘飞机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对刚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计划。他明确对姐姐说,从毛的南巡讲话中可以得知,父亲将被当作刘少奇一样打下去,其后果与刘少奇、贺龙一样悲惨,父亲身体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样,肯定活不下去,与其等死,不如发动一场政变。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哪怕鱼死网破。他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还称,自己会得到野战军的好几个军的支持。

   林豆豆问林立果,形势真有那么糟糕吗? 首长(林彪)的态度怎么样? 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果进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盘计划报告给林彪,请求得到父亲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第 227 页,“采访林立衡记录”。)

   由此可见, 9月7 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变的事,为什么林立果在如此关键时刻,本人不去对林彪说,却偏要刚从北京来的姐姐去转达?原因是,他骨子里还是有些怕父亲,在家里只有林豆豆才与父亲说得上话,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转话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绝。林豆豆作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凭常理就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么荒唐,林立果说他掌握了好几个军的指挥权,一听就根本不值得信。凭这么几个空军办公室的小干部,搞小儿科的政变,必然失败,失败后全家遭殃,她当然不会同意弟弟的冒险行动。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叶群)骗首长!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能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来,你也跑不掉,首长是不会原谅你的! ”

   林立果说:“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毛泽东)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睁睁地看看首长挨整? !”

林立果于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与林豆豆谈过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对,林豆豆还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这时,无论林豆豆怎么说,林立果都不开口了,不过神情上却流露出一点点犹豫。林立果借故去北京看牙医,当夜就乘飞机回北京组织政变去了。

林豆豆为什么不向林彪报告

   林立果离开北戴河回北京后的四天里(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向林彪报告这一严重情况的。如果她能及时地把弟弟要政变的图谋,直接告诉林彪,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国的这一段重要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林豆豆一旦这样做,而林彪又确实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会让他的卫士长李文普把林立果与叶群秘密关押起来,不让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后大事化小。这一切当然林彪肯定会向中央隐瞒的。处于副统帅这样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党组织对林彪的监视与组织约束。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隐瞒真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来看,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主要是外勤,根本无权探听、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变死党们,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挥,群龙无首,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使行动上有蛛丝马迹,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在林彪的权势下,小集团不会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却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始终没有勇气与魄力,跨进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间,把林立果政变的惊天计划,直接报告给林彪。关键时刻,一个权势家庭中的弱女子,由于不能当机立断,苦果只能此后终生自己品尝。这应该是她此生中最应该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机会。

   林豆豆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向林彪告发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忆中披露了当时的考虑。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与她私下的秘密谈话,是两人之间进行的,口说无凭,对质起来,林立果与叶群都不会承认,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会遭到弟弟与母亲的严重报复与迫害,成为弟弟“大义灭亲”的牺牲者。过去她也因为家中生活琐事,而被叶群禁闭过。历史上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其次,林豆豆认为,父亲林彪已经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经系统疾病已经相当严重,也已经不能正常思维,往往刚听到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过去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林彪的判断力实在令人可忧。这样的父亲会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吗?

第三,她对弟弟还抱有些许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她在与林立果两次秘密谈话过程中,

已经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对搞政变还有些犹豫不决,似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她想,说不定他这次去北京后,发现成不了事,自己也会改变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后来又什么也没有干,不是让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烦吗?

所有这些复杂的个人考虑,都是人之常情,会在一个特定时期,支配着个人的关键选择。这让林豆豆失去了改变林彪家族命运的最后机会。

   反复考虑之后,就在9月7日当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计划,告诉了林办卫士长李文普与警卫参谋刘吉纯。她要求他们既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去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所有这些考虑都表明,她想在内部解决问题。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卫员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她幻想内部解决后,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响,以为下面解决了,就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他的反应是三点。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复说,你这么说没有证据呵,你也是听林立果说的呀,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其次,他认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权力去禁闭叶群与林立果这样的现任高官?组织没有交给我这样的权力呀。这话也对,事实上。在严密的中央集权组织体制中,任何下级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做没有授权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观察,一旦他们要绑架首长,我一定誓死保护首长。

   林彪的这位卫队长,长年跟随林彪左右,谨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欢。李文普对自己的评价是,文化不高,头脑简单,是个大老粗,对高层斗争不感兴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务好。林彪也是多年来看中了他的这一点,对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这样一个不明白大事、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临如此复杂巨大的紧急事态,他缺乏应有的当机立断与判断能力。李文普既没有向自己的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向林彪汇报,北京的中央更无从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宝贵时间里,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共和国的危机与重大事变即将发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请求下,李文普只是答应,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会拼命保护林彪

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动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飞机上,一旦我发现情况不对,我再与他们拼!我们警卫人多,一定拼得过他们。”某种意义上,小事谨慎,大事糊涂,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这样参与了共和国的大历史。

   在以后的这几天时间里,林豆豆既没有给林彪报告,也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而李文普既没有向上级报告,也不敢在没有组织同意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关键的四天里,无论是林彪本人,还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的机会。

   在9月8日到12日这关键四天里,在这个家庭的四个人中,林彪始终处于不知情状态,叶群与林立果是政变死党,林豆豆知道实情,却六神无主,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里的人,四天的日子过得很安详。直到9月12号上午,也即发生“九一三”出逃 事件10个小时以前,那时林立果还没有回到北戴河,林彪还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发生深厚兴趣,他还问秘书:“尼克松什么时候到北京?”秘书告诉他以后,林彪还说,尼克松到北京后,他准备接见尼克松。这应该是林彪不知情的关键证言。

很难想象,如果林彪已经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试图刺杀领袖,此事将很快影响林彪本人及

其家族的命运时,他还会悠然自得,设想自己接见尼克松的荣耀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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