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以竞选与宪政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这一直是国内、国外思想界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在这种争论远没有尘埃落定的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令全世界政治观察者大多瞠目结舌的现象：原来一直表现良好，为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羡慕、令其决意追随，并且赢得了冷战胜利的西方政治制度，现在突然表现出失灵，丧失了有效调节社会的功能，使西方社会呈现许多原来不可想象会发生的乱象与衰态。

以美国为例，美国朝野两党相互扯后腿、争论无休止，目的只是让对方的议程失败，因此而多次导致中央政府濒临关门，双方完全不顾国家大局，几乎让中国的观察者以为，回到了北洋时期的议会政治氛围；“黒命贵”等运动展现的族群矛盾、社会撕裂、地方与中央离心，其激烈程度不但是美国人见所未见、难以想象，更令中国人不能不回想起文革——类似文革的激烈内斗、内耗，不可能在现代西方国家发生，这曾经是让人深信不疑的政治结论，如今却被事实推翻；移民与反移民的斗争，地方与中央差点动武，这些确实在美国历史上曾因种族冲突、平权运动发生过，今天只是重演，但在这种社会基础上所支起的政治潮流，却再次颠覆人们想象——像特朗普这样性格、主张都很极端的人，如果是在15年前参选，可能连党内初选都过不了，但现在，他却两次当选，让美国内外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西式政治随着社会撕裂、制度失灵而极化，秋千被越荡越远，客观上存在甩出去的危险，到那时，可能是整个西方秩序的崩盘。

美国以外的西方，相同趋势都存在，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就在几天前，法国城市利摩日，上百名蒙面持械分子与警方对峙。当地市长称，这是一场“城市游击战”，不法分子“有组织、有领导、有预谋，有计划、有武器，还伏击警方和行人”。另一城市尼姆，不少街区被贩毒集团控制。法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屡有各种失控、失灵的表现。

为什么曾经运行良好的西方政治制度现在突然失灵，而且表现为越来越趋于失控？当下西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而导致这样的改变？

其实，西方政治制度的失灵现象早就存在，而且是普遍存在，只是此前多发生在与西方社会环境大相径庭的后发展国家，例如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这些欠发达国家在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后，普遍运转不灵，不但远没有表现出如西方国家的高效、可控，有的还频繁引发政变、内战，如南斯拉夫、塔吉克斯坦、缅甸、泰国等。由于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人们普遍将其政治制度失灵的原因归结为明显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色或国民受教育程度等。但是，现在西方国家本身也发生了制度失灵，在此期间，西方的经济、文化并没有退化到后发展国家那种程度，这说明，导致制度失灵的，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色或国民受教育程度等以外的其他因素。那么，有什么是西方原来与后发展国家不同，现在却变得相同的因素呢？答案呼之而出——那就是西方原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现在正变得越来越趋向于不发达国家的金字塔型结构。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以中间阶层为基础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1912年，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中，将中产阶级描述为社会的“稳定器”、“解压阀”，至此，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被视为西方政治制度能够运转顺利的重要基础。国内一些自由派学者，也承认中产阶级是西方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如秦晖曾撰文称，由于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占主流，他们具有中间价值偏好，可以左右选举和政策倾向：当政策过于偏右，他们会在下次选举时联合左的力量，换一个主张偏左政策的竞选者上台，反之亦然；中产阶级这个稳定器的存在，保证了政策能及时得到调整，不会在左右两个方向走得太远，只会像钟摆一样进行小幅摇摆（大意如此）。

所以，不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高低，也不是其文化教育的先进、落后，而是有没有一个可以作为稳定器的中间阶层之存在，才是决定西方政治制度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之所以制度失灵或失败，根本原因是社会两极分化，中间阶层弱小，不足以充当稳定器；放开政治参与搞竞争性选举的结果，就是激化两极矛盾，使他们难以和平共处，更不可能展开合作。所以，竞争不是表现为对方向的调节，而是对几乎每一个进步的破坏，制度因此失灵，极之走向失败，陷入频繁的政变或内战。

之所以很多人陷入一个认知误区，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是因为如果只考虑内部因素，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出现。这也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政治西方化转型比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更为成功的原因。

主张即行西化的人，一直批评经济水平决定论，其理由也充分：西方于近代开始尝试这套政治制度时，经济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确实如此，但当时西方的做法，一是严格限制了选举权的适用范围，如要求必须是拥有一定财富的成年白人男子，其目的之一，就是保证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能在选举中占据优势，成为竞选制度的稳定器；二是大力推行海外殖民，不惜动用炮舰、战争，目的是占有海外资源，实现金字塔下层的外移，使本来在国内处于下层的部分有一定收入的白人，在海外被殖民者的铺垫下，提升为中间阶层，从而维系西方政治体系的稳定。

所以，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西方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可以变通（如限制选举权范围，对外殖民），但不能没有。只有在中间阶层占优势的结构下，即使竞选制度刺激两边相斗，因为中间平衡稳定器的存在，双方都不会走向极端。

但最近十几年出现的几个趋势，改变了西方的这种社会结构。一是东升西降，全球收入的地区比重之变化，确定了这种变化趋势：发展中国家整体GDP占比从2000年的40%提升至2025年的58%；‌‌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比重突破5%，财政赤字率超过7%，美元储备货币份额降至58%（2015年为73%）；‌‌欧盟经济增速连续十年低于2%，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下滑至全球第9位。这种变化，‌‌开始挤压西方社会的财富总量，削弱其平衡内部分配的能力。

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西方国内的分配结构，制造业流失导致蓝领工作机会大量减少，越来越多人被甩出中产阶级行列：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约1/3，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家具）就业人数下降尤为显著。

三是全球南方的崛起，遏制了西方割韭菜的能力，使得西方以外部资源垫起内部中间阶层的传统做法难度大增；通过美元潮汐制造金融危机对全球进行收割的新套路，获利的只是美国金融资本等少数人，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放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

四是移民进入西方的速度增快，直接改变西方社会结构，放大了金字塔的底层：1990-2000年，中国每年移民美国的人口从98.9万增至约142万，年均增长率约6.35%；2000年后，美国的移民政策进一步放宽，各国进入美国的移民进一步增速。

以上几大因素叠加，共同搅散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在所谓产业升级即去制造业方面走得最远，2008年才发现路子走错，但为时已晚，所以必须甩锅中国）的橄榄型结构。于是，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失去内部稳定器，内斗走向极化，社会开始撕裂，一是出现了不少原来从没出现过的新问题、新状态，如社会撕裂的广度，特朗普胜选等；二是一些原来就存在但并不严重、可以被制度调节的问题，现在变得严重且制度调不动，如贫富分化，两党斗争等。

西方社会在政治制度失灵后会走向何方？其他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却操作失败的国家，或许可提供一种视角。当然，今日西方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化，并没有达到后发展国家那种程度；西方长期发展所达到的成就、积累的资源、拥有的手段，都不是后发展国家的模仿者可比的。所以，西方未必会跌得那么惨。但西方的变化还在继续，不知伊于何底；且西方一旦开始下跌，不会只是单纯内部因素作用的自发过程，而是会叠加东西阵营高烈度对抗的挤压效应。所以，西方也有可能跌得比那些只是自然下落的国家更惨。

另一方面，不排除西方在阵痛后做出成功改革，或者走出一条新路——视线之内，特朗普就代表了一种新的尝试，但其表现至今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