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偉論道】特朗普調停以哈戰爭，值不值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剎那停火，還是歷史轉折？

一、引言：突如其來的靜默

2025年10月中旬，世界的目光驟然轉向中東。經歷了兩年的慘烈戰火，流血的加沙與劍拔弩張的以色列忽然安靜下來。

10月9日，以色列內閣批准了一份停火與換俘框架。幾天之內，第一批人質和遺體完成交換，大批救援物資車隊重新進入加沙。10月13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耶路撒冷克內塞特發表演說，豪言“戰爭結束”，場面鋪張，頗有“勝利凱旋”的意味。幾乎同一時間，埃及召集二十餘國領導人在沙姆沙伊赫聚首，聲稱要推動加沙重建。

這場衝突曾讓無數家庭流血流淚：數萬平民死傷，百萬難民流離，世界輿論對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譴責與辯護交織不休。如今突然停火，哪怕只是階段性的，已讓許多人感到恍若奇蹟。畢竟，放眼當下國際舞台，俄烏戰爭還在消耗，台灣海峽危機陰雲未散，中東卻意外先行“靜默”。

但歷史提醒我們，這並不是中東第一次突然迎來“和平時刻”。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在戴維營簽署和平協議；1993年，奧斯陸協議開啟巴以和解希望；2007年，安納波利斯會議曾試圖重啟兩國談判。但這些時刻往往曇花一現，短暫希望隨即被新的衝突淹沒。

於是，一個問題自然而然浮現出來：這位曾經被視作“攪局者”的特朗普，是否因此反倒成了和平的締造者？他是否值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二、以阿衝突的歷史脈絡

要理解今天的停火意義，必須放在七十多年的歷史大背景下。

1. 四次中東戰爭

·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建國即遭阿拉伯聯軍圍攻，戰爭導致70多萬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埋下了“難民問題”的根。

·     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因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埃及與以色列交火，雖以色列獲軍事勝利，但英法殖民勢力開始衰退，美國與蘇聯成為主導。

·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奪取西岸、東耶路撒冷、加沙、戈蘭高地、西奈半島，成為區域霸主，巴勒斯坦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與敘利亞發動“贖罪日戰爭”，以色列雖最終反擊成功，但軍事與外交壓力使其不得不接受談判。

2. 巴勒斯坦起義與和談

·     第一次起義（1987-1993）：石塊對坦克，巴勒斯坦民眾的長期抗爭推動了奧斯陸協議。

·     奧斯陸協議（1993）：拉賓與阿拉法特在白宮草坪握手，被譽為“歷史性一刻”，但最終破滅。

·     第二次起義（2000-2005）：暴力升級，造成數千人死亡，巴以關係徹底倒退。

·     加沙撤軍（2005）：以色列單方面撤出加沙，但很快哈馬斯掌權，加沙變成新的火藥桶。

3. 加沙戰爭的循環

2008年以來，以色列與哈馬斯爆發多次戰爭，2008、2012、2014、2021，每一次都以停火告終，卻從未解決根本問題。2023年以後爆發的衝突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造成的傷亡和破壞遠超以往。

歷史教訓很清楚：停火併不等於和平。真正的和平，需要解決難民、耶路撒冷地位、安全保障和建國這幾個核心議題。而這，始終是“無解”的難題。

三、諾貝爾和平獎的邏輯與爭議

1. 獎勵“過程”，未必獎勵“結果”

1994年，以色列與巴解組織簽署《奧斯陸協議》，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外長佩雷斯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共同獲獎。當時人們滿懷希望，認為中東和平終於迎來曙光。但沒過幾年，拉賓遇刺，奧斯陸進程停擺，第二次起義爆發，衝突比以前更殘酷。和平獎卻已經頒出，成了一張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

1973年，基辛格與北越代表黎德壽因“巴黎停火協定”獲獎。黎德壽拒絕領獎，因為戰爭並未真正結束。美軍撤出後，南越不久即告淪陷。美國學者後來回顧時說，這更像是一場“體面的撤退”，而不是和平。

2. 獎勵“願景”，不必等待成果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剛剛上任不久，就因“外交努力與國際合作的願景”而獲獎。那時他既未調停成功任何戰爭，也未解決任何危機。授獎理由聽起來宏大，卻幾乎沒有具體成果。隨後美國繼續在中東出兵，阿富汗戰爭拖延，諾貝爾委員會因此飽受批評。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2016年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身上。他因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達成和平協議而獲獎，但協議在公投中被否決，武裝衝突仍然持續。

3. 獎勵“象徵”，強調歷史轉折

有時諾獎強調“象徵意義”。南非的曼德拉與德克勒克獲獎，象徵種族隔離的終結。緬甸的昂山素季獲獎，象徵“非暴力抗爭”。但曼德拉之後南非仍陷入深重困境，昂山素季更是經歷從“民主偶像”到“軍政府同僚”的跌落。

這些案例揭示出一個共同點：諾貝爾委員會更看重“姿態”與“過程”，而非最終結果。只要能暫時停止流血、開啟希望，即使和平未必持久，也可能被授獎。

如果沿用這一邏輯，特朗普促成以哈停火，至少符合“姿態”的要求。他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四、特朗普的複雜形象

特朗普的政治風格世人皆知：高調、好鬥、張揚、離經叛道。執政時，他退群加稅、四面出擊，幾乎把全球秩序攪得人心惶惶。他自稱是“交易的藝術大師”，把外交當作商場討價還價，既可以口無遮攔地罵盟友“占便宜”，也可以突然翻臉與對手握手言歡。

然而，特朗普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特點：他不愛打仗。在任四年，美國雖然四處施壓，卻沒有發動新的大戰。特朗普甚至自豪地說：“我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朝鮮問題上，他三次與金正恩會面，哪怕成果有限，也讓半島危機降溫。在伊朗問題上，他撕毀核協議，但並未直接開戰，而是通過制裁和刺殺蘇萊曼尼來施壓。在俄羅斯問題上，他與普京關係曖昧，卻的確沒有讓美俄衝突升級。

這使特朗普形成了一個悖論：一方面，他是國際秩序的“攪局者”；另一方面，他又樂於扮演“調停者”。這次以哈停火，再次體現了他的雙重身份。

五、“20點計劃”與停火框架

據媒體披露，特朗普團隊提出了一份“20點計劃”。這份計劃不僅包括停火與換俘，還涵蓋未來治理安排。核心內容包括：

·     立即停火、凍結戰線；

·     以色列軍隊分三階段逐步撤離加沙大部分地區，但保留安全帶；

·     所有人質交換與囚犯釋放，並包括遺體返還；

·     人道援助提速，每日數百輛卡車進入加沙；

·     拆除地道、解除武裝，建立獨立監督機制；

·     哈馬斯退出治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改革後接管；

·     美國、埃及、卡塔爾、土耳其等多方提供保障與重建協調。

這份計劃本質上是一個“停火—換俘—去武裝—治理交接”的路徑圖。

與歷史對比：

·     戴維營協議（1978）：埃及與以色列在卡特主持下達成和平，核心是“撤軍、互認、逐步過渡”。

·     奧斯陸協議（1993）：強調“分階段、自治、談判未決地位”，試圖以漸進方式解決。

·     安納波利斯會議（2007）：再次提出“兩國方案”的框架，但無果而終。

特朗普的計劃與這些並無本質不同，只是更強調“交易”式的交換：你撤軍，我放人；你停火，我給援助。但是否能真正落地，仍然未知。

六、天時地利人和：停火為何此刻發生

必須承認，特朗普的“斡旋”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

1. 戰爭的疲憊

雙方都打累了。以色列雖然在軍事上占盡上風，卻仍未能消滅哈馬斯，地下地道網絡依然存在。幾十萬軍隊長期壓在加沙，財政和政治成本高昂。哈馬斯雖然頑強抵抗，卻損失慘重，民生凋敝，再戰下去難以為繼。

據聯合國人道事務辦公室統計，到停火前夕，加沙已有超過4萬人死亡，10萬以上受傷，150萬人流離失所。以色列方面，軍民傷亡達數千人，經濟損失數百億美元。如此高昂的代價，讓雙方都意識到無法承受長期消耗。

2. 以色列的局限

以色列的“全面勝利”並未實現。它仍不得不承認哈馬斯是談判對手。無論人質還是遺體，以色列都只能通過談判向哈馬斯索要。這意味着哈馬斯依然存在現實的政治與軍事力量。

3. 國際壓力

區域大國與國際社會的壓力不可忽視。埃及、卡塔爾、土耳其紛紛推動停火，美國也擔心衝突升級殃及地區穩定。歐洲國家多次呼籲人道停火，聯合國大會通過相關決議。特朗普趁勢介入，正好填補了這一“政治空檔”。

換言之，停火的最大推手，不是特朗普個人的魅力，而是戰爭的疲憊與政治現實的逼迫。特朗普不過是那個“恰好站在舞台中央”的人。

七、難解的後續：哈馬斯與加沙治理

停火之後，真正的難題仍然存在。

1. 哈馬斯解除武裝的可能性

哈馬斯是否會全面解除武裝？答案幾乎是否定的。武裝既是它的生存之本，也是它的談判籌碼。特朗普宣稱哈馬斯已經同意解除武裝，甚至說可能會以某種強制方式落實，但哈方真的會束手就擒嗎？這一點令人懷疑。

歷史經驗表明：巴解組織在上世紀90年代選擇“去武裝”，才有可能進入奧斯陸談判。但哈馬斯的立場更加強硬，其根基在於抵抗，以色列不可能輕易相信它徹底放下武器。

2. 加沙治理的難題

加沙的治理更是燙手山芋。特朗普設想把加沙變成“度假勝地”或“工業園區”，這種異想天開忽視了最根本的現實：兩百萬居民、幾代難民，世代流離，既沒有正常經濟，又缺乏政治安置。

除非有力量能把他們大規模遷往周邊穆斯林國家，但這是自1948年以來從未解決過的問題。七十多年過去，難民的孫子都長大成人了，仍然在難民營里生活。

3. 兩國方案的困境

若要真正釜底抽薪，仍需落實“兩國方案”。這是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共識，但現實極其艱難。以色列右翼堅決反對建國，哈馬斯與法塔赫內鬥不止，美國自身也缺乏一致立場。特朗普更是對“兩國方案”興趣不大，他更傾向於“交易解決”。

因此，加沙治理與兩國方案，仍是困局。即使短期和平可維持，局部暴力衝突也難以避免。

八、特朗普的功勞與局限

綜合來看，特朗普的功勞在於他在關鍵時刻推動雙方坐上談判桌，把停火與換俘框架轉化為政治成果，並藉助個人舞台把本來零散的談判包裝成“大事件”。

但局限同樣明顯：

·     停火尚屬脆弱，隨時可能破裂；

·     去武裝與監督機制的落實幾乎無解；

·     加沙治理和難民問題仍是死結。

從歷史縱向對比：

·     基辛格的調停，是“體面撤退”，並未終結越戰；

·     卡特的戴維營協議，維持了埃以和平，但沒能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     克林頓的奧斯陸協議，以失敗收場；

·     奧巴馬甚至在沒有成果時就獲獎。

特朗普的貢獻，介於這些之間。他確實阻止了一場更大的流血，但距離真正的“歷史性和平”仍有不小差距。

九、國際格局與中國角色

特朗普調停成功，不僅是個人與美國的勝利，也是國際格局的映照。

1. 美國的力量與局限

美國仍是中東最強大的外部力量。無論以色列還是哈馬斯背後的支持國，都不得不顧忌美國的態度。美國在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和政治庇護無可替代；哈馬斯背後的卡塔爾、土耳其、伊朗，最終也必須與美國打交道。特朗普正是藉助這種結構性力量，才可能順勢調停。

但與此同時，美國的相對優勢正在下降。中東國家逐漸多元化，不再完全依賴美國。沙特與阿聯酋與中國加深能源合作，埃及與俄羅斯保持軍事聯繫，土耳其更是在美俄之間左右逢源。特朗普即便掌握了中東調停的舞台，也很難像冷戰時期的美國那樣“一言九鼎”。

2. 歐洲的尷尬

歐洲國家在這場衝突中始終高喊“人道停火”，法國、德國、英國多次表態，但實際影響力有限。歐盟雖有經濟援助的優勢，卻缺乏軍事與政治槓桿，難以成為主導力量。可以說，歐洲在中東問題上依舊是“道義巨人，行動侏儒”。

3. 俄羅斯的有限角色

俄羅斯因烏克蘭戰事而分身乏術，但仍維持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間接影響局勢。普京與伊朗關繫緊密，支持敘利亞政權，在哈馬斯與以色列衝突中扮演“攪局者”的角色。但整體而言，俄國力有限，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

4. 中國的潛在空間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角色。2023年，中國曾促成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被稱為“中東外交的突破”。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一貫強調“兩國方案”，在聯合國場合始終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同時與以色列保持經濟合作。

中國的方式與美國不同：美國依靠軍事與安全槓桿，中國依靠經濟與政治勸和。若美國與特朗普式調停無法持久，是否會為中國提供空間？未來十年，中東或許將成為“中美外交競爭的新舞台”。

十、諾貝爾和平獎的可能性

如果以諾貝爾委員會的一貫邏輯，特朗普確實可能獲得提名，甚至獲獎。理由很簡單：他促成了停火，減少了流血。這與1994年奧斯陸協議的邏輯完全一致。

但如果參照1973年越戰停火的教訓，諾獎未免過早。停火協議很可能只是“休養生息”，並不能阻止下一輪衝突。

1. 時間差的因素

今年的和平獎已經揭曉，特朗普的調停來得太晚，自然不可能被納入考慮。但若停火能維持，明年再獲提名並不稀奇。

諾貝爾委員會的慣例是：即便成果不穩，也願意獎勵“象徵性的過程”。這意味着，特朗普即使只是“暫時減少了暴力”，也可能獲得肯定。

2. 雙重機會

更大膽的設想是：若特朗普未來還能在俄烏戰爭上發揮作用，那將是“更大規模的和平”。一旦俄烏停火，他幾乎必定獲獎。如果機緣巧合，兩次停戰分屬兩年，他甚至有可能連續兩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還沒有這種情況，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本身就充滿“破格”的可能性。

十一、延伸與展望

1. 大地震比喻：能量的釋放

衡諸中東歷次戰爭，現在這一場已極大程度地消耗了雙方的戾氣，好比一次大地震釋放了能量。地殼運動導致能量長期積聚，最終以一次大震爆發。爆發後，短期內反而不太可能再發生同等規模的地震。

同樣道理，以哈衝突的慘烈程度，已經消耗了數十年的仇恨與報復動能。個人以為，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內，大規模的巴以熱戰極有可能不會再發生。局部衝突或許難免，但大規模戰爭的概率已大大降低。

2. 美國與中國的命運

特朗普調停成功的根源，並非所謂人格魅力，而是背後的美國國力支撐。在中東，美國仍有壓倒性影響力；但在經貿和中國問題上，美國的相對優勢已明顯下降。特朗普再有“交易藝術”，也難以一手遮天。

歸根結底，國際政治的邏輯仍在於力量格局，而非個人表演。美國可能在中東仍能保持主導，但在全球層面已難獨占鰲頭。中國的上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正所謂：人力有時盡，天命難違。

十二、結語：藍圖還是完工？

和平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但和平不是一紙藍圖，而是一項艱巨的工程。諾貝爾和平獎若要真正名副其實，應當獎勵那些能把藍圖落實到現實、能讓人民真正免於流血的努力。

特朗普這次調停以哈衝突，確實在某種意義上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喘息時刻。若僅從“減少當下的暴力”來看，他的確比許多靠炒作“民主運動”的得獎者更值得嘉獎。

然而，如果停火不穩、治理無果、衝突重燃，那麼再華麗的調停也只是曇花一現。諾貝爾和平獎究竟該獎勵“剎那的停火”還是“長久的和平”，這是對委員會的考問，也是對世界的考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