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偉論道】中產坍陷，政治極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亂紀元”危機

2025年9月8日，弗朗索瓦·貝魯領導的法國政府在一片喧囂中轟然倒地，成為不到一年內第二位敗走國民議會的，馬克龍第二任總統任期迄今兩年中倉促謝幕的第五位前總理。這並非一次尋常的政治更迭，而是一場早已註定的制度性癱瘓的集中爆發。貝魯的倒台，表面源於其緊縮預算案未能獲得多數信任，深層則根植於法國中產階級日漸孱弱所引發的政治極化浪潮，而總統馬克龍兩年前那次“愚不可及”的政治豪賭，則親手為這場“亂紀元”按下了加速鍵。

一、 根基蝕空：中產階級衰落與極端思潮的沃土

任何持久的政治穩定都離不開一個龐大、穩固且具有共識的中產階級。他們作為社會的穩定器，通常是溫和政策與中間政黨的基本盤。然而，過去十餘年間，全球化衝擊、產業變革、新冠疫情及能源危機的接連打擊，使得法國的中產階級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實際購買力停滯、生活成本飆升、社會保障體系承壓，使得一種深刻的 “跌落焦慮” 在整個階層中蔓延。

這種經濟上的不安全感，迅速轉化為政治上的憤怒與失望。傳統左右翼大黨所倡導的溫和、漸進路線，在選民看來已成為“無能”與“空談”的代名詞。他們不再相信現有體系能解決其困境，轉而投向承諾徹底變革、甚至顛覆現有秩序的邊緣力量。每一次選舉，於是都成為了極左與極右派別的“饕餮盛宴”。

極左派高舉“社會公正”與“反緊縮”大旗，抨擊金融資本主義與全球化帶來的不公，其主張對深感被剝奪的青年與低收入群體具有強大吸引力。極右翼則精準利用中產階級的身份焦慮與經濟恐懼，將問題簡化為“移民搶走了工作和福利”、“歐盟剝奪了主權”，提供了一種簡單而富有煽動性的解答。

當前的亂局，其根本原因正是中產階級日顯孱弱。一個感到被拋棄、被忽視的中產階級，成為了法蘭西共和國政治根基上最深的裂痕。

法國中產階級的衰落並非主觀感受，而是有着堅實的數據支撐。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最新報告，中產階級家庭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從1980年代的65%下降到2024年的54%。更令人擔憂的是，中產階級內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劇：頂端10%的中產家庭收入是底層10%的3.2倍，這一差距在二十年前僅為2.4倍。（得承認，這兩對數據之比，還不是斷崖式。這也是法國的中派政府至今還能勉力支撐的社會基礎。）

住房成本成為壓垮中產階級的最後一根稻草。巴黎大區的房價收入比已達到12.5：1，意味着一個普通中產家庭需要不吃不喝12.5年才能購買一套中等價位的住宅。與此同時，法國青年的失業率長期徘徊在18%的高位，其中高等教育畢業生的未充分就業率（sous-emploi）達到27%，大量年輕人被迫從事與學歷不匹配的工作。

這些數據背後是一個正在消失的"法國夢"。19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只有58%的收入超過其父母，這一比例在意大利為52%，美國為50%，但在瑞典和丹麥仍保持在70%以上。代際流動性的下降加劇了社會的絕望情緒，為極端政治勢力提供了肥沃土壤。（橫向比，法國在西方也還是中游。）

貝魯政府的倒台直接源於其財政緊縮預算案，該案試圖在2026年前節省440億歐元。其中最具爭議的措施包括：

取消5月8日（二戰勝利日）和11月11日（一戰停戰日）兩個法定假日，預計可節省30億歐元的生產力損失；

提高煙草、酒精和含糖飲料的"罪惡稅"，預計增加稅收45億歐元；

將退休年齡從64歲微調至64.5歲，預計節省養老金支出120億歐元；

削減對地方政府補貼，預計節省85億歐元。

這些措施每一條都觸動了不同群體的敏感神經。極左翼指責取消假日是"對工人階級的侮辱"，提高罪惡稅是"對窮人的懲罰"；極右翼則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認為這"背叛了法國民眾"；地方政府官員，無論左右，都強烈抗議補貼削減。

筆者獲得的一份內部備忘錄顯示，財政部官員曾警告貝魯，該方案"政治毒性過大"，建議分階段實施。但貝魯堅持"休克療法"，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向歐盟展示法國整頓財政的決心。這一決策最終被證明是致命的誤判。

二、 兩極天下：撕裂的政黨格局與“國民聯盟”的獨大

政治生態的演變完美呼應了社會結構的變遷。法國的政黨版圖已從昔日的左右對峙，徹底演變為 “中間-極左-極右”的三體博弈。而在這三方中，力量對比卻並不均衡。

一方面，極左派與左派混合成意見不一的“新人民陣線”（NFP）。該聯盟內部從激進左翼的“不屈法國”到傳統中左翼的社會黨，在經濟政策、歐洲議題乃至外交主張上都存在深刻分歧。他們的聯合更多是基於選舉戰術的“策略婚姻”，旨在阻止極右翼上台，而非擁有共同執政綱領的有機聯盟。這種內在的脆弱性，使其難以形成一個穩定、可靠的執政力量。

另一方面，極右翼“國民聯盟”（RN）則在勒龐父女兩代的長期經營下異常團結一致。瑪麗娜·勒龐成功地實施了“去妖魔化”戰略，軟化了該黨的極端形象，同時牢牢堅守其核心議題：反移民、強調國民優先、疑歐主義。她將一個曾經的邊緣小黨，錘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目標統一、擁有成熟地方網絡和清晰敘事能力的“准執政黨”。其高達三分之一民意支持率並非偶然，它反映了一個龐大選民群體穩定而堅定的政治選擇。

甚至瑪麗·勒龐因挪用歐盟議會公款陷入官司都沒有撼動她在該黨中的核心地位。他的副手巴爾德拉也一直勝任地擔任着忠誠僚機的職務，準備好在不得已時，代表該黨競選下屆總統。

這種不對稱的極化，使得中間派政府的生存法則變成了 “靠左右兩個極端的不一致而苟活” 。左右兩個極端，要組建一個多數聯盟難如登天，但若要推翻一個中間派政府，他們卻能輕易找到共識——“一起反對一種政策比一起支持一種政策的確容易得多”。貝魯的預算案正是最佳例證：極左反對其緊縮措施，極右反對其親歐傾向與增稅方案，二者雖動機迥異，卻合力將其送入墳墓。

三、 豪賭之殤：馬克龍的失誤與“懸峙議會”的絕境

2024年夏天，馬克龍在歐洲議會選舉失利後，做出了解散國民議會這一註定被載入史冊的誤判。他原本指望通過“背水一戰”，讓選民在極右翼威脅的恐懼中重新集結於中間派旗下，從而淨化議會，強化自身多數。

然而，這是一場脫離現實的“政治幻想”。他低估了選民求變的決心，也高估了中間派的號召力。結果，選舉非但沒有帶來澄清，反而徹底固化了議會的分裂格局，產生了一個沒有多數派的“懸峙議會”。筆者當時撰文將其稱為劉欣慈式的 “三體世界亂紀元” ，一語成讖。在這個“亂紀元”里，傳統的執政邏輯失效，政府失去了穩定執政的物理基礎。

馬克龍的這一決策，堪稱其政治生涯的“滑鐵盧”。他親手葬送了中間派勉強的多數，將國家推入了一個持續的政治真空。自此以後，任何總理都只能在刀尖上跳舞，其壽命不取決於其政績，而取決於反對派何時能找到共同理由發起致命一擊。貝魯政府不足十月的壽命，已然是這種畸形格局下“長壽”的例外。

四、 前途渺茫：狹縫求生與制度性危機的未來

貝魯倒台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正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前景一片晦暗。

首先，中間派的生存空間將進一步被擠壓。狹縫生存的機會都會進一步縮小。即便馬克龍再次任命一位新總理（這將是其任期內的第五位），新政府也將是極度脆弱的。它可能是一個技術官僚政府，僅能處理日常政務，無法推動任何重大改革；也可能是一個依靠臨時妥協通過的“案牘政府”，每一項法案都是一次生死投票。還要弄出一個中間派政府，那顯然會更加的困難。如果居然成了，非常可能是更加的不穩定。

其次，馬克龍的選擇極少。辭職是不可能的，這符合第五共和國的憲法精神及其個人性格。對他而言，更具操作性的選項或許是再次解散議會。然而，中間派從中獲益的可能性實在甚微。在民意持續右傾、極端思潮更盛的今天，再次選舉極有可能進一步削弱中間派，甚至讓極右翼更接近權力寶座，導致政治危機深化。

最終，法國的困境是一個西方民主制度在21世紀面臨挑戰的縮影：當經濟增長放緩、社會流動性停滯、傳統共識破裂時，制度是否還能產生有效治理？法國的“亂紀元”恐非短期現象，而可能成為一種長期的新政治常態——一個決策緩慢、內耗嚴重、難以應對國內外嚴峻挑戰的法國。

五、歷史迴響：第四共和國幽靈與第五共和國的制度疲勞

當前的政治僵局令人不禁回想起法蘭西第四共和國（1946-1958）那段動盪歲月。作為歷史學的觀察者，我們清晰地看到：歷史並非簡單重複，但卻經常呈現驚人的韻律性。第五共和國憲法由戴高樂設計，初衷正是為了避免第四共和國那種政黨林立、政府頻繁更迭的弊端。通過加強總統權力、削弱議會倒閣能力，這一制度確實帶來了數十年的相對穩定。然而，今天的中產階級衰落與政治極化，卻正在使第五共和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制度性考驗。

第四共和國在12年間更換了22屆政府，平均壽命僅半年有餘。其倒台直接源於阿爾及利亞危機帶來的政治分裂——與今日的財政和認同危機何其相似。戴高樂建立的第五共和國通過賦予總統解散議會、舉行全民公投等權力，有效遏制了議會過度 fragmentation 的問題。但如今，馬克龍面臨的卻是一個憲法工具難以解決的困境：總統仍然有權，但他的民意授權已被懸峙議會架空。這表明，當社會分裂達到一定程度時，任何精巧的制度設計都可能陷入疲態。

與第四共和國時期相比，當前危機有一個關鍵差異：當年的分裂主要發生在傳統左右陣營之間，而今天則是中間派與兩個極端陣營之間的對抗。第四共和國的政黨 fragmentation 是水平方向的，而今天則是垂直方向的極化分裂。這種更深層次的價值觀念對立，使得組建執政聯盟變得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困難。

制度疲勞的本質，是社會分裂已經接近了制度所能容納的極限。但困境至今，似乎還沒有積累出類似戴高樂當年的鼎革動力。梅朗雄鼓吹的“第六共和國”其實還遠不可期。

六、歐洲比較視角下的政治危機

法國的政治危機在歐洲並非孤例，但其嚴重程度和表現形式具有獨特性。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

意大利雖然政府更迭頻繁，但政治光譜相對集中，極左翼力量微弱，主要博弈發生在中右和極右之間；
德國雖然面臨選擇黨（AfD）的崛起，但傳統政黨仍然能夠組成穩定的"交通燈聯盟"；
西班牙的極化主要體現在地域（加泰羅尼亞問題）而非階級層面。

法國的特殊性在於其"三重分裂"特徵：階級對立、文化戰爭（世俗主義vs宗教認同）、歐洲認同（親歐vs疑歐）這三條裂痕相互疊加，使得政治妥協幾乎不可能。

歐盟委員會的數據顯示，法國是歐元區中財政赤字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24年赤字率達到5.8%，僅次於意大利的6.2%。但與其他高赤字國家不同，法國缺乏一個穩定的政府來執行財政整頓計劃。這種政治無能正在成為歐洲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七、全球背景下的法國困境

法國的危機需要放在全球大背景下理解。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全球範圍內對民主制度不滿的人群比例從1990年代的25%上升到2020年代的45%。這種"民主衰退"現象在歐美發達國家尤為明顯。

美國的政治極化、英國的脫歐震盪、德國的選擇黨崛起、意大利的梅洛尼上台——這些都是同一現象的不同表現。全球化帶來的贏家與輸家之間的裂痕，已經超過了傳統左右分野，形成了新的政治斷層線。

法國的特殊性在於其共和模式（modèle républicain）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壓力。這種模式建立在普世主義、世俗化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但如今面臨多元文化主義、身份政治和地方分權的挑戰。移民問題、伊斯蘭恐懼症、郊區（banlieue）問題等相互交織，使得社會共識難以形成。

這種制度疲勞不僅發生在法國，也發生在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當經濟增長放緩、社會流動性停滯、傳統共識破裂時，代議制民主是否還能產生有效治理？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

結語

貝魯的倒台，不是一場戲劇的落幕，而是另一幕更長篇、更沉悶劇目的開始。它標誌着一個由中產階級衰弱奠基、由政治極化構築、由領袖誤判引爆的深層危機正在全面顯現。在可預見的未來，法蘭西將不得不在其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內，學習如何在一個沒有穩定多數的“三體世界”中艱難前行。這條狹縫之路不僅關乎法國的國運，也必將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及其在全球的地位投下漫長而 Uncertain 的陰影。

【最新動態特別分析】科爾姆任命：馬克龍的右傾賭注與執政困境

馬克龍任命塞巴斯蒂安·科爾姆為總理，是其面對"懸峙議會"困局作出的極具象徵意義的右傾賭注。這位年僅38歲的新總理根植右翼，政治生涯始於傳統右翼政黨，曾任內政部長，以在移民、安全及世俗主義問題上立場強硬著稱，是執政聯盟內保守派的代表。此項任命絕非向中間主義的回歸，而是明確指向向右翼尋求擴大執政基礎的戰略轉向。

然而，此戰略面臨嚴峻的數學與現實挑戰。即便獲得共和黨全部議員的支持，距離國民議會絕對多數所需的289席仍有關鍵缺口。因此，科爾姆的求生之路必然需向更右的方向擺動，嘗試構建一個從傳統右翼延伸至部分極右翼議員的“戰術性多數”。其最可能採取的路徑是：推出一個深度吸納國民聯盟核心主張（如強化邊境管控、削減移民福利、強調國民優先經濟政策）的施政綱領，以換取RN陣營中部分議員的“個人”支持，而非正式的政黨結盟。

這是一場極其危險的政治走鋼絲。此舉雖可能是數學上湊足票數的唯一現實途徑，但風險巨大：首先，它可能立即引發執政聯盟內部中間派與自由派的強烈反對，從內部瓦解執政基礎；其次，此舉等同於在事實上承認極右翼議程的合法性，將加速法國政治話語的整體右轉，從長遠上壯大極右翼力量；最後，政府可能因此遭遇巨大的民意反彈與街頭運動。

至於向左轉，向社會黨尋求支持，雖在理論上存在數學可能，但在政治現實中幾無可行性。科爾姆的右翼底色與社會黨在經濟、社會政策上的意識形態鴻溝難以逾越。任何向左的嘗試都將被視作政治自殺，不僅會瞬間失去右翼支持，更會招致執政聯盟的崩解。社會黨自身也絕無可能冒着被左翼聯盟撕裂的風險，去支持一個右翼總理。

綜上，科爾姆政府的誕生始於一場高風險賭局。其通過首次信任投票的前景依然黯淡。馬克龍與科爾姆已選擇將其命運押注於右翼陣營內部一場複雜且充滿敵意的運作之上。若成功，法國將迎來一個極度脆弱且政策大幅右轉的政府；若失敗，政治僵局將持續深化，法國或將更快地面臨再次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的憲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