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歐洲時報》發起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徵文 。作為旅居歐洲的為數不多的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人士之一，我好像是責無旁貸，應當參與。不過想到我對這場革命的基本觀點，又覺得不可能符合徵文的頌揚宗旨，因此有點意興闌珊。 但我又想到，獲獎名額有16個之多，我至今又還未看到一篇應徵稿件刊出。而現在已是一個學術多元的時代，沒準我的異見還能見容於編委，文章容或可以見於報端，得一個什麼獎的也未可知。
       近日接獲該報梁主編的回信，希望能把字數刪到3000字以內。（徵文啟事上限定的是2000字，看來已經是法外施恩了。）倒是有肯定我“言人之所未言，獲獎機會不小。” 我當然只好照刪。但這個一直未向任何地方投遞的萬字長稿，就應當得到文身自由。

      我是萬維網的新博友。我十分欣賞此地的高格調的留言環境。歡迎大家討論此文。

      這篇文章在國內的《選舉網》今天上了大導讀的。
     【破題開篇】
      所謂革命，是指一個或一群類似政體內發生的全局性的影響深遠的激烈的社會和/或政治變革。近代以來的中國已經經歷了兩次革命。這第一次是以孫中山為領袖的同盟會-國民黨領導的辛亥革命，這個革命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這第二次革命是以毛澤東為領袖的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革命，這個革命創立了中國的第二個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體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其深度在社會經濟方面也真的不亞於一場革命。但由於政治領域的高度延續性，個人以為，只能稱之為半個革命。而這個革命在完成之後，第二共和國將部分質變為我所稱的第2.5個共和國。我對這2.5個共和的基本判斷是：以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義的三個方面來衡量：第一個共和，只成功了三分之一。第二個共和至今則已經成功了三分之二。而第2.5個共和則可能全面成功，並陪伴中國，走上世界的頂峰。
     【第一共和】

我不敢說，我比先賢們更能洞見歷史。我只能說，我比辛亥前輩們晚生百年，許多當年不可能看清的問題，今天再看，已經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可以看得十分地清楚。

這個第一個可以看清楚，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當時在中國進行共和革命，其實歷史條件並不成熟。想想100年後的今天，中國似乎都還沒有準備好接受真正的憲政體制，當年的歷史條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

當時的東方，學習西方有成的，僅日本一個孤例。他們搞的是君主立憲，而且是君主有很大權力的一種立憲。君主以外的權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軍方掌握。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在第一階段，遊走日、美、歐三方，最想模仿的對象是美國。那個時候的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工業強國。在歐洲，也至少有了法國這個經過兩個帝國，兩個復辟王朝，三個共和國，超過80年動盪，總算穩定下來的第三共和國。除此之外，在當時的世界上，（大型的）共和國還是一個稀罕的事物。孫中山領導創立的中華民國，可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當時的世人，顯然還沒有這個明確的覺悟，就是：“民主政體的成功實施運轉，其實需要相當的條件”。而且這種條件至今也為許多原教旨的民主派所否認。他們還是認為，西方的制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代也都靈”。不過，如今這個民主政體條件論，已經被廣大的學界所接受。但是卻至今不被西方的政府所接受。所以才會有接連不斷的在落後國家強制推行總是難以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失敗實踐。

而我自然屬於學界人士，我現在要來論證100年前的中國，其實實施美國式的民主制度歷史條件並不成熟了。我想不用我真的去列舉那些基礎條件：中國當時的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化、工業化的程度，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比重等等。1911年的中國的那些指標，比起今天的中國，或當日的美國，自然是低到不成比例。

我們着重來看一些基本的史實。

中國近代的政體革命，當自1898年，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群情激憤之背景中發生的戊戌變法算起。其實光緒皇帝當時發出的103道詔書中，並無一道論及立憲。但是從歷史的邏輯看，如果變法成功，君主立憲是必然的政制歸宿。與日本比較，這個改良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中國當時時運不濟，遇上了好幾個的確並非必然的不利條件。第一是光緒帝太年輕，太懦弱。他剛剛親政，羽翼未成。當朝一品大員中，只有他的老師翁同龢一個老人是帝黨。其餘的維新派絕大多數都是新人年輕人書生，官位除了袁世凱最多四品章京。第二個霉運是當時在清廷真正當權的是那個極為強勢而又保守的慈禧太后。時人黃遵憲詩云：“銜雛燕子渾無賴，眼見人瞋故故飛”是也。第三個倒霉的事是，唯一的一個握有軍權的新派人士，在天津小站練兵的二品侍郎袁世凱，又在關鍵時刻出賣了皇上。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第一個政改勢頭就這樣潰敗。

錯失的第二個改良政體的妥協機會是清末立憲運動。當時這個由地方士紳如張謇等人領導的政治運動與保路運動、地方自治運動結合在一起，也曾造起頗大的聲勢。清廷被迫於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甚至於1908年公布了一個《欽定憲法大綱》。終因清廷步伐太慢，大局已過度損朽，再加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各地不停地起事，直至武昌起義的衝擊，最後再加上袁世凱的二度叛變，（或稱反正，立場不同而已。）清廷終於垮台，立憲也就失去了基礎，只能共和了。這裡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清廷的統治民族是人口極少的滿族，而不是像明朝那樣的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三百年過去，民族畛域依然未消。所以孫中山的同盟會綱領的第一句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所以才有那麼多如洪門那樣的會黨支持革命。清廷的潰亡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故老的痛惜。

錯失的第三個妥協的機會是民初1912年的南北合議未成。當時在所有的新軍中，北洋獨大，袁世作為創始人又一言九鼎。孫中山承認現實，甚至把總統之位都讓與了他，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不計權位了。袁世凱的寶座是以武力為背景，談出來的。其實袁世凱若老老實實地當他的民國總統，他可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很好的貢獻。但是他卻偏要得隴望蜀，想去當那個“洪憲皇帝”，終至自己身敗名裂，然後留下了一個軍閥混戰的民國。孫中山此後領導無數次北伐，直至1925年病逝，皆因沒有自己的軍隊，想因人成事而失敗。其餘的無數更小的細節這裡就不說了。不知道這些足不足以說明，當時的中國其實並沒有足夠的條件迎接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要得天下還是只能靠武力。而在清廷垮台以前，除了革命黨不停的小規模鬧事，其實國內並沒有真正的內戰和軍閥割據。和平與安定真的比民國時期還強許多。

搞去搞來，我們空有了共和國的名號，卻始終沒有真正的共和國的體制。其實袁世凱就是沒有明白，他的確不可以再當皇帝，但是蠻可以當一個皇帝般專權的總統。請看他的後繼者就知道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那個時代，沒有足夠的槍桿子，就不會有政權。而靠槍桿子得來的政權，又無法對民權有足夠的敬畏。這是不是癥結之所在？

如果這些還不夠，歷史接着往下演進，還會繼續提供新的證據。

北洋軍閥的內戰還沒打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學習了蘇聯，聯合了中共的黃埔系新軍閥登上歷史舞台，參加了中原逐鹿。到1927年，蔣介石基本統一了中國，尤其是相當良好地控制了當時中國的最富裕發達的地區，江浙一帶。他當時的主要軍事對手就只剩下了割據各偏僻地方，尤其是江西南部的共產黨勢力。還有就是從1931年開始，已經竊據東北，隨時準備併吞整個中國的日本勢力。在這樣的局面下，那個民主建設自然還是沒有機會。蔣介石-國民黨全力關注的還是掃平共產黨的割據，和準備抗日。國民黨的天下是打出來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認為這樣做不正當，而應當是選出來的。

然後是抗日戰爭開打。中共在抗日中坐大。這戰爭期間自然無法談政體建設。

抗戰勝利結束後，百廢俱興，民主憲政的機會似乎來了。這個機會就是國民黨先後在重慶和南京主持的老政協。可惜的是國民黨自持強大不肯作足夠的讓步。共產黨最後退出，其它民主黨派也大都先後退出。國民黨憲政活劇最後演成了獨角戲。國共雙方當時都相信自己能在戰場上贏。一方戰場失敗以後，再想妥協已經沒有機會。最後失去的不僅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還有一個兩黨監督制衡，共創真共和的機會。這個選票和槍桿子，到底哪個重要？不用我說吧？至於民心，當時的共產黨當然比國民黨得到的多得太多。可是後來的演變又太出大家的預料。

如果我說，妥協“偶然”失敗的次數太多，就包含有必然性。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我說中華民國也有三分之一的成功，主要在民族主義方面。因為事實上，1945年，抗戰勝利（雖是慘勝）之時，中國已經成為聯合國的五常之一，外國殖民勢力（比如租界），已經完全退出中國。這個民族獨立，主權完整的任務，其實已經基本完成。但在民主和民生方面的任務，那就還差太遠了。

這一段歷史活劇的主角，已經不是清廷和袁世凱、孫中山同盟會，而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其它民主黨派，蔣介石、毛澤東、張瀾等人。但是劇本的實際演繹狀況還是差不太多。還是拳頭大就道理長。打不過就只好老實認輸。 而那民心再重要也是第二位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說的民國時期自始至終，實施民主的歷史條件都不夠成熟的理由還不充分，我們接着再往下看。

【第二共和】

這一段歷史活劇的主角又換了。國民黨跑到台灣退出了棋局。大陸中國的棋盤上只剩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 那場景是共產黨在北京主持新政協。那大家不妨去看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文章寫得好漂亮。新政協開始的那個局面真是壯麗輝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豪言。

建國初期，一片朝氣蓬勃，人人皆以為，盛世很快就會來臨。可惜好景不長，共產黨很快誤入了命定的共產歧途，搞起那在城鄉消滅私有制的運動。太過偉大的黨，那麼快地忘記了在新政協《共同綱領》中與私有制長期共存的信誓旦旦，擺脫了監督，為所欲為，終至釀成那眾所周知的連串大錯。

      錯在何處，古人都早已明白。（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為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可惜大權在握的人總是記不住。為什麼記不住？那還不是因為江山是打下來的，不是靠人們投票來的。但是投票建國在那個時候有可能嗎？或者說今天有可能嗎？軍隊聽黨指揮，黨卻要聽領袖指揮，並不聽人民指揮，而領袖則要指揮黨和人民。所以我說民主的歷史條件在1949年的大陸中國，依然遠未成熟。

在195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和城市裡的公私合營運動之後，城市鄉村的私有制都被摧毀殆盡，那時要搞民主，豈不是緣木求魚。在公有制下搞民主，歷史已經證明，過去從未成功，以後也不會有機會成功。在一個國家內占主導地位的公有制，在今天的全世界就只剩下北韓和古巴兩個例外，就不知還能堅持多久。

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也不是沒有重大成績，但全局性的錯誤實在是接連不斷。後三十年當然也不是沒有諸多嚴重的缺陷，但完全可以認定，成績是主要的，至少比前三十年成功得多。其實這前三十年的政治，簡單地就可以概括為消滅私有制。後三十年則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恢復私有制。這一往一來，有多少血淚生殺？民窮財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冤不冤枉喲！這筆賬真的還沒有人認真算過呢！所以我說：“消滅私有制”是前三十年的“原錯”（即幾乎一切其它錯誤的根源）。而“恢復私有制”，則是後三十年一切成就的“原對”（即幾乎一切其它正確決策的依據）。

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又號稱毛澤東時代。毛的個人專權的能量來源於何處也是一個始終沒有充分討論的問題。在我看來，簡單地說，是來源於中國幾千年的傳統，來源於第三國際斯大林主義。而斯大林的專權又生長於俄國的專制傳統。那是根深蒂固的遍及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專制傳統。歷史的繼承性真的很強，脫胎換骨真的需要時間。否則如何解釋1957年以後的錯誤的毛澤東何以那樣呼風喚雨，（他喚來的風雨都來自何處？）而無人可以阻擋呢？

今天的第二共和當然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一人專制。由於鄧小平的英明果決與主動垂範，中國已經遠離了終身制。江澤民任上，中國又建立了一屆兩任十年為限的最高領導層的限任制度。並且，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內部，大家都已觀察到了相當自由平等的合議制。也就是說，哪怕是在十年的有限任內，也已經沒有了個人專斷。九人的範圍內，應當已經有了足夠充分的言論和主張自由。伊斯蘭世界那種數十年連任的總統已經不會在中國出現，個人權力的泛濫和疲乏已經受到相當的制度約束。（這種最高層的平等合議制是不是最好，過些年又會是討論的課題。結論取決於實踐的效果。）

但高層政制向着更多的共和要素的演變，似乎眼下就到此為止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和整個政治局的關係。據我觀察，可不是依照民主或共和的原則，由政治局全體主動控制/自由選舉常委，而是反過來由常委會控制/指定（圈定，小圈子協商選定）政治局一般成員。而政治局則會控制整個中央委員會的構成。然後以此類推，由上至下直至政體基層。各層的選舉不是沒有，但絕不是主導的因素。主導的因素絕對是自上而下的選拔、指定與栽培。不過我並沒有認為這樣就一定不對或不好。我的基本體會是這種至上而下的集權（選拔）政體與西方的以至下而上的選舉為主導因素的民主制度，其實還是各有利弊。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折中融合，尤其是需要一個溫和的演變過程。不要搞革命，不要搞休克療法。

在經濟方面的演變，可以說已經完成了一多半，將來再如何演變，也不會脫出混合經濟，私有制占主導這個大框架。早在1993年，我就對此做過一個概括。我以為，最理想的經濟模式應該是：以私有制為主導的，以公有制為補充的，以社會福利制度和國家適度干預（主要通過金融、稅收和公共投資等手段）為節制的市場經濟。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演變，那肯定還沒有進行到一半。將來的演進路徑，還有三種可能。一種我把它稱作雅典式，或者西方式。另一種我把它稱作斯巴達式，或者半西方式，東西方混合折中式。最後一種是東方式。就是說東方幾千年一貫制的中央集權制，繼續基本一成不變。

我當然主張第二種東西方混合折中式。也覺得這種可能性一定最大，也一定最好。說得更具體就是我以前已經反覆陳述的過渡期間“加權限權折中過渡間接選舉強化政協的漸進民主制”，終極模式則是“由行政主導的受到民眾和資本兩方足夠監督的近似羅馬新加坡的新三權分立共和制”。這裡不再細述。

國民黨到了台灣，只剩下那小小的“復興基地”，倒是在兢兢業業地經營。到了1970年代的蔣經國時期，台灣的發展程度和均富程度，都大大進展，實施民主的物質條件開始接近成熟。這時的蔣經國，不失時機地邁出了應當的一步。以後雖然屢經波折，但台灣的民主還是站住了腳。如果沒有那個“國家認同”問題，台灣的民主政體，其實還可以發展得更為順暢的。

由於當下的中國始終維持着高速的發展，由於社會公平分配方面（主要指社會福利）也在迅速發展，也由於當局表現出的對宏觀政局的足夠掌控力，茉莉花在可以預見的最近的將來（若干年內）根本開不到中國來。若干年以後的局面當然變數就更多。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那個我反覆陳述的官民兩方之間的良性互動，政治妥協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但是我相信，至少是我期待，向好的機會遠大於向壞的風險。

我說第二共和成功了三分之二，更具體一點就是：在民族獨立方面，早已基本完成任務。在民生發展方面，也已經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基本任務，全國平均，已經小康了。還記得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提的宏偉目標嗎？到世紀末，翻兩番，人均800美元。事實上，最近30年，中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漲了十幾倍，已達4千美金。絕大部分家庭擁有私宅，大家都在瘋狂購車。以後30年，再漲5倍（只需平均年增率5.5%）就夠人均2萬，中等發達了。至於最發達，中國人口太多，不要妄想。至於民主進程方面，那恐怕只能說完成了三分之一。三項任務完成度加起來再除三，不正好三分之二嗎？

【第2.5共和】

這一節講的是將來，靠的只能是邏輯的力量，與前面兩節大量依賴實證意趣不可能相同。

關於辛亥革命，大家講得最多的第一成果是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那麼共和制度就是天然地比君主制要好上無數倍囉? 我看未必。因為事實上，當今這個地球上，共和國有近150個，除了那30來個發達國家（其中還有好些是君主立憲制），在發展中國家，堪稱成功的又數得出多少？而那君主立憲的國家，甚至君主專制的國家，當然現在是少數，好像穩定發展的反倒比重大得多呢。（據統計，在聯合國194個會員國中，君主國還有46個，占四分之一弱。其中遠超一半穩定繁榮。就是說比共和制度的總成績好得多。）我個人覺得，就當今的中國而言，當然已經完全不可能回到君主立憲，但也不可以貿然引進西方的現行制度。中國完全有能力，有資格去闖出一條比現代西方民主制更溫和一些的，更適應發展中國家狀況的新的道路。

我常常在想，如果當年美國的華盛頓接受部下勸進，當了國王（當然是類似英國的立憲君主國的國王）（說得更八卦一點，如果他有一個成器的兒子），世界上到今天，會不會有共和國這一政體？那個君主政體，在全世界那麼大的範圍內，那麼長的歷史時期中運轉，也創造了幾多宏大的成功文明，哪裡會毫無合理性。

君主制度最主要實質內容是君主專權和終身制。在那些不成熟的共和國中，這個問題普遍沒有得到解決。（為什麼普遍得不到解決？僅僅是因為這些總統們的個人品質統統都有問題嗎？）政體在名稱上換成了共和國，但這樣的共和國的總統們則幾乎總是繼續享有以前由君主享有的不受制約的並且終身的權力。既然叫共和國，那自然不會沒有議會之類的機構來代表人民的主權。但是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個人民的主權要變成事實，還需要萬里長征。（說句實話，說萬里還是大大地縮小了困難。因為如果不停地走，一天只要化三個小時就可以走三十里地，一年就是一萬里。可是這條路中國人民已經走了100年，怎麼說也已經走了一百萬里地了。可我還是不得不遺憾地承認，這條路我們還沒有走到真正的目的地。）

我真的覺得“人民主權”的學說，和這個政治學說的哲學依據“天賦人權”是一個虛幻的東西。說到底，人民的諸般權力是社會的、歷史的權力，它們是隨着社會的進步發展逐步出現的。（比如奴隸制的時代先要消除奴隸制，然後才可能談論選票。比如三餐不濟而又不識字的人不知如何把握人家塞到他手中的選票。他們首先需要的是吃飽飯和識字等。又如索馬里人民現在最需要的不是肯定不管用的選票，而是一個能夠蕩平割據，有效統治整個國家的將軍。）我覺得國家民族的整體長遠利益或者說長治久安才是建立政制和評價其質量的客觀標準。江澤民前主席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一個不錯的表述。（三個代表的新意在於，共產黨絕不是僅僅代表工人農民，相反是要着重代表那些不屬工農的人—請問是誰在更多地代表中國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而那個“最廣大”的“最”字想“最”進人民之中的又是誰呢？）這些都比民主（人民當家做主）或共產（消滅私有制）的兩種教條更加周延。人類社會良好的治理的價值在人民當家做主之上。人民當家做主並不一定能保證導致良治。比如西方現在深陷的債務危機就不是人民不能當家做主，而是人民當家做主造成的。公眾貪慾這個現象我幾年前就在抨擊，當時被一些人嗤之以鼻。這個整體的長遠利益或長治久安或三個代表或良治，並不能直接從人民主權和天賦人權中推演出來。它應當是社會的各個階級，說得更複雜各個利益集團長期互相複雜博弈的結果。它不是從算術平均的一人一票中就可以選出來的。權貴壟斷利益和公眾貪慾是必須避免的兩個極端。各個必要的社會集團（化到最簡也有三個部分：資本、民眾、知識精英）的利益的並非算術式的均衡照顧是其中的訣竅。

我認為，一個制度，無論它是何樣國體政體，都必須能完成一些起碼的功能。比如，維護國家的獨立完整，保證國內的統一與秩序，提供經濟順利發展的一切必要內外環境。這三條的價值，都在民主之上。如果一個具體的民主或共和國，不能保證這三條，那就絕不會是一個成功的制度，當然也不會是一個成功的民主制度。反過來，如果能保證這三條，那它就起碼是一個及格的制度，是一個有希望進一步成長到民主的制度。

我想簡單地把世界上的政體分為兩大類四小類。兩大類是君主制和共和制。四小類是：絕對君主制、有限君主制（立憲君主制）、有限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絕對君主制的當代實體比如沙特。有限君主制如英國。民主共和制如美國。那一大堆的在實施着多黨普選的發展中國家自然也應歸於民主共和制，但可惜大部分都不成功。我把它們稱之為，不成熟不成功的民主共和制。而有限的成功的共和制在歷史上也不少，比如古希臘的斯巴達、羅馬共和國、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當代現行的堪稱成功的有限共和制則至少有新加坡。沒有足夠規範成功的有限共和制，我認為這是當今世界政體序列的一個重大缺陷。專制到民主的變革總是要在瞬間完成，而這個變革總是充滿了風險與動盪（看看當下還在進行中的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真的就沒有辦法平穩過渡嗎？

沒有君主就是共和。當下的中國已經沒有毛澤東鄧小平式的無冕之王，也沒有最高權力的世襲，不是共和制又能是什麼制？不過我也承認這個現有的制度還很有待發展完善。我覺得，中國現在的制度，其實很有機會繼續和平演進，直到數十年後成為一個從現代東西方制度取長補短的新型的成功的制度。這中間，完全可以沒有斷裂，沒有革命發生。

這條路要成功的關鍵在於官、民兩方之間的足夠的良性互動與妥協。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實在官方，在官方足夠技巧地放鬆社會張力。更具體地說，是一方面用現在國家相當充裕的財力去儘快的擴大社會福利，保障社會公平。另一方面就是節制官權的傲慢奢靡封閉等。第三方面就是站在勞工與資本的中間，以公正仲裁者的身份對資本的驕橫加以足夠的節制。不能像現在這樣過度地偏向資本一方。

自胡溫2002年執政以來，已經提出了一條與江澤民時代略有不同的路線，由效益優先，兼顧公平轉向為公平優先，兼顧效益。提出了以民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偏重公平的政治理念。很多的重大政策已經重新轉向國家干預、社會主義（比如用宏觀經濟政策干預房市，大力籌建廉租屋等）。這裡又有一個度的問題，小心重新拾回大鍋飯。

再過大約10年，中國的社會制度建設（主要是指社會保障制度）應當已經基本完備。中國的GDP如果屆時還沒有真正追上美國，也一定相距不遠。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怕也會開始降低。這個時候似乎就是中國的制度建設上邁出決定性步伐的最恰當時機了。中國的政體出路絕不在於全盤模仿西方，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自己幾千年傳統中留下來的尤其是民本主義（即把人民大眾的利益視作國家的根本利益）還有賢能政治（通過科舉考試公平公開地選賢與能，讓知識分子而不是世襲貴族治國）等精華相結合，作出一種創新的制度。它的位置應當在我上面劃分的四個分類中的第三個，即有限共和制的範圍內。它應當是現有制度的有機成長與重大完善。所以我把它稱之為第2.5個共和，而不是第三共和。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契機。我推測，再過大概10-20年吧，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應當可能提上日程。不是說“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嗎？那麼說來，中華聯邦共和國也應當是可能的選項之一。我幾年前寫的在《歐洲時報》上還刊出過的文章中就提過這個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共享中國的主權，分享大陸與台灣的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個選項除了給小小的台灣以足夠的禮遇之外，還可以給中國政體的民主發展提供一個可貴的契機。為了體現聯邦性質，將來一定會有一個聯邦議會之類的機構出現，台灣一方在一些重要事項上，至少會擁有拒絕權。台灣人也應當有權參選聯邦的總統或稱主席。如果再寬宏，就可以允許國共兩黨甚或其它的黨到對方地盤發展組織了。這樣我們一直找不到的可以互相監督的對手就可能找到了。

民主的要義在多個勢力和平共處，互相制衡。哪怕是不講輪替，哪怕是常任一個監督者，也必須有足夠的實力。一方可以頤指氣使，另一方如何可能有效監督？一方臉色稍有不豫，另一方就得趕快噤若寒蟬，共和的制度精神哪裡來？

由於台灣的幅員與人口都只及大陸的1/50左右，這個改制的深度其實必然還是有限，未必稱得起第三共和國。所以我稱它為第2.5個共和。

民生的議題，在台灣和大陸兩個方面，現在都有極大的進展。可以說孫中山或毛澤東如果在天有靈，看到今天的基本局面，也應當是喜出望外的。

我以為，在中國大陸搞民主，100年以來，一直不成熟的歷史條件，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已經慢慢地開始成熟了。這個搞民主的第一條件，就是私有制的主導地位，已經在大陸全面恢復。中國的經濟真的很繁榮，各方面都在雖然難免不均衡地飛速發展。在政府以外運作的公民社會，也是在迅速成長。到今天，大陸沿海地區的大片地區，人均已經過萬，與台灣的蔣經國時代已經沒有差距。經濟條件不具備，已經不是理由。我們真的可以在政制改革方面開步走了。當然我並不主張全盤照抄西方的制度，我主張的只是折中，只是朝着更多共和要素的方向實質性地邁步。哪怕是向新加坡今天的體制邁進也算是有實質發展。我們總不能設想，現在的制度，已經接近完美，只需補苴一些罅漏，就可以把中國引領到世界一流強國的地步了吧？

我們要探索的新的路徑，如果概括成一段話，似乎應當是：這個政體始終有一個強大的，並不輪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須受到足夠的監督，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足夠的參與，必須是足夠的透明，足夠的流動，足夠地法制化……總之，這個核心主導力量必須做出一切足夠的讓步，以交換他的不被輪替，這樣才能符合這個政體的整體長遠利益，才能長治久安，才能三個代表。

我假設的這個終極目標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個詞組應當是受到有效監督的行政主導。這是至少東亞新加坡和香港兩個政體成功的共同特徵。這個行政主導、不輪替的核心，甚至透明、流動等概念都可以自東方傳統中導出。而參與、制衡、監督、法制等概念則來自西方。兩方面的恰到好處的嵌合則是我推薦的制度創新的核心路向。

展望未來，到本世紀中期，辛亥革命、共產革命、孫中山、毛澤東、共產黨、國民黨和全中國人民共同渴望百年的民族復興終將實現，中華民族真的有很大的機會重新贏回她在世界上曾經長期享有的一流地位。吾生太早，大有不能親眼看到這一天之虞。但我們就是到了泉下，也會和祖國的所有先人一道，為這一天的終於到來而鼓舞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