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欧洲时报》发起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作为旅居欧洲的为数不多的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士之一，我好像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不过想到我对这场革命的基本观点，又觉得不可能符合征文的颂扬宗旨，因此有点意兴阑珊。 但我又想到，获奖名额有16个之多，我至今又还未看到一篇应征稿件刊出。而现在已是一个学术多元的时代，没准我的异见还能见容于编委，文章容或可以见于报端，得一个什么奖的也未可知。
       近日接获该报梁主编的回信，希望能把字数删到3000字以内。（征文启事上限定的是2000字，看来已经是法外施恩了。）倒是有肯定我“言人之所未言，获奖机会不小。” 我当然只好照删。但这个一直未向任何地方投递的万字长稿，就应当得到文身自由。

      我是万维网的新博友。我十分欣赏此地的高格调的留言环境。欢迎大家讨论此文。

      这篇文章在国内的《选举网》今天上了大导读的。
     【破题开篇】
      所谓革命，是指一个或一群类似政体内发生的全局性的影响深远的激烈的社会和/或政治变革。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这第一次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第二次革命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中国的第二个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深度在社会经济方面也真的不亚于一场革命。但由于政治领域的高度延续性，个人以为，只能称之为半个革命。而这个革命在完成之后，第二共和国将部分质变为我所称的第2.5个共和国。我对这2.5个共和的基本判断是：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共和，只成功了三分之一。第二个共和至今则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二。而第2.5个共和则可能全面成功，并陪伴中国，走上世界的顶峰。
     【第一共和】

我不敢说，我比先贤们更能洞见历史。我只能说，我比辛亥前辈们晚生百年，许多当年不可能看清的问题，今天再看，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力，就可以看得十分地清楚。

这个第一个可以看清楚，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在中国进行共和革命，其实历史条件并不成熟。想想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真正的宪政体制，当年的历史条件不可能成熟，是否昭然若揭？

当时的东方，学习西方有成的，仅日本一个孤例。他们搞的是君主立宪，而且是君主有很大权力的一种立宪。君主以外的权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军方掌握。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在第一阶段，游走日、美、欧三方，最想模仿的对象是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在欧洲，也至少有了法国这个经过两个帝国，两个复辟王朝，三个共和国，超过80年动荡，总算稳定下来的第三共和国。除此之外，在当时的世界上，（大型的）共和国还是一个稀罕的事物。孙中山领导创立的中华民国，可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当时的世人，显然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觉悟，就是：“民主政体的成功实施运转，其实需要相当的条件”。而且这种条件至今也为许多原教旨的民主派所否认。他们还是认为，西方的制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也都灵”。不过，如今这个民主政体条件论，已经被广大的学界所接受。但是却至今不被西方的政府所接受。所以才会有接连不断的在落后国家强制推行总是难以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失败实践。

而我自然属于学界人士，我现在要来论证100年前的中国，其实实施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历史条件并不成熟了。我想不用我真的去列举那些基础条件：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化、工业化的程度，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比重等等。1911年的中国的那些指标，比起今天的中国，或当日的美国，自然是低到不成比例。

我们着重来看一些基本的史实。

中国近代的政体革命，当自1898年，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群情激愤之背景中发生的戊戌变法算起。其实光绪皇帝当时发出的103道诏书中，并无一道论及立宪。但是从历史的逻辑看，如果变法成功，君主立宪是必然的政制归宿。与日本比较，这个改良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中国当时时运不济，遇上了好几个的确并非必然的不利条件。第一是光绪帝太年轻，太懦弱。他刚刚亲政，羽翼未成。当朝一品大员中，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一个老人是帝党。其余的维新派绝大多数都是新人年轻人书生，官位除了袁世凯最多四品章京。第二个霉运是当时在清廷真正当权的是那个极为强势而又保守的慈禧太后。时人黄遵宪诗云：“衔雏燕子浑无赖，眼见人瞋故故飞”是也。第三个倒霉的事是，唯一的一个握有军权的新派人士，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二品侍郎袁世凯，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第一个政改势头就这样溃败。

错失的第二个改良政体的妥协机会是清末立宪运动。当时这个由地方士绅如张謇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与保路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结合在一起，也曾造起颇大的声势。清廷被迫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甚至于1908年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终因清廷步伐太慢，大局已过度损朽，再加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各地不停地起事，直至武昌起义的冲击，最后再加上袁世凯的二度叛变，（或称反正，立场不同而已。）清廷终于垮台，立宪也就失去了基础，只能共和了。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清廷的统治民族是人口极少的满族，而不是像明朝那样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三百年过去，民族畛域依然未消。所以孙中山的同盟会纲领的第一句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才有那么多如洪门那样的会党支持革命。清廷的溃亡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故老的痛惜。

错失的第三个妥协的机会是民初1912年的南北合议未成。当时在所有的新军中，北洋独大，袁世作为创始人又一言九鼎。孙中山承认现实，甚至把总统之位都让与了他，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不计权位了。袁世凯的宝座是以武力为背景，谈出来的。其实袁世凯若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民国总统，他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贡献。但是他却偏要得陇望蜀，想去当那个“洪宪皇帝”，终至自己身败名裂，然后留下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民国。孙中山此后领导无数次北伐，直至1925年病逝，皆因没有自己的军队，想因人成事而失败。其余的无数更小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不知道这些足不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条件迎接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要得天下还是只能靠武力。而在清廷垮台以前，除了革命党不停的小规模闹事，其实国内并没有真正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和平与安定真的比民国时期还强许多。

搞去搞来，我们空有了共和国的名号，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共和国的体制。其实袁世凯就是没有明白，他的确不可以再当皇帝，但是蛮可以当一个皇帝般专权的总统。请看他的后继者就知道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的枪杆子，就不会有政权。而靠枪杆子得来的政权，又无法对民权有足够的敬畏。这是不是症结之所在？

如果这些还不够，历史接着往下演进，还会继续提供新的证据。

北洋军阀的内战还没打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学习了苏联，联合了中共的黄埔系新军阀登上历史舞台，参加了中原逐鹿。到1927年，蒋介石基本统一了中国，尤其是相当良好地控制了当时中国的最富裕发达的地区，江浙一带。他当时的主要军事对手就只剩下了割据各偏僻地方，尤其是江西南部的共产党势力。还有就是从1931年开始，已经窃据东北，随时准备并吞整个中国的日本势力。在这样的局面下，那个民主建设自然还是没有机会。蒋介石-国民党全力关注的还是扫平共产党的割据，和准备抗日。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是否认为这样做不正当，而应当是选出来的。

然后是抗日战争开打。中共在抗日中坐大。这战争期间自然无法谈政体建设。

抗战胜利结束后，百废俱兴，民主宪政的机会似乎来了。这个机会就是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主持的老政协。可惜的是国民党自持强大不肯作足够的让步。共产党最后退出，其它民主党派也大都先后退出。国民党宪政活剧最后演成了独角戏。国共双方当时都相信自己能在战场上赢。一方战场失败以后，再想妥协已经没有机会。最后失去的不仅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还有一个两党监督制衡，共创真共和的机会。这个选票和枪杆子，到底哪个重要？不用我说吧？至于民心，当时的共产党当然比国民党得到的多得太多。可是后来的演变又太出大家的预料。

如果我说，妥协“偶然”失败的次数太多，就包含有必然性。不知大家是否同意。

我说中华民国也有三分之一的成功，主要在民族主义方面。因为事实上，1945年，抗战胜利（虽是惨胜）之时，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五常之一，外国殖民势力（比如租界），已经完全退出中国。这个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任务，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但在民主和民生方面的任务，那就还差太远了。

这一段历史活剧的主角，已经不是清廷和袁世凯、孙中山同盟会，而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蒋介石、毛泽东、张澜等人。但是剧本的实际演绎状况还是差不太多。还是拳头大就道理长。打不过就只好老实认输。 而那民心再重要也是第二位的。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民国时期自始至终，实施民主的历史条件都不够成熟的理由还不充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第二共和】

这一段历史活剧的主角又换了。国民党跑到台湾退出了棋局。大陆中国的棋盘上只剩下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 那场景是共产党在北京主持新政协。那大家不妨去看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文章写得好漂亮。新政协开始的那个局面真是壮丽辉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

建国初期，一片朝气蓬勃，人人皆以为，盛世很快就会来临。可惜好景不长，共产党很快误入了命定的共产歧途，搞起那在城乡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太过伟大的党，那么快地忘记了在新政协《共同纲领》中与私有制长期共存的信誓旦旦，摆脱了监督，为所欲为，终至酿成那众所周知的连串大错。

      错在何处，古人都早已明白。（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为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可惜大权在握的人总是记不住。为什么记不住？那还不是因为江山是打下来的，不是靠人们投票来的。但是投票建国在那个时候有可能吗？或者说今天有可能吗？军队听党指挥，党却要听领袖指挥，并不听人民指挥，而领袖则要指挥党和人民。所以我说民主的历史条件在1949年的大陆中国，依然远未成熟。

在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城市里的公私合营运动之后，城市乡村的私有制都被摧毁殆尽，那时要搞民主，岂不是缘木求鱼。在公有制下搞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过去从未成功，以后也不会有机会成功。在一个国家内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在今天的全世界就只剩下北韩和古巴两个例外，就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也不是没有重大成绩，但全局性的错误实在是接连不断。后三十年当然也不是没有诸多严重的缺陷，但完全可以认定，成绩是主要的，至少比前三十年成功得多。其实这前三十年的政治，简单地就可以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后三十年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恢复私有制。这一往一来，有多少血泪生杀？民穷财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冤不冤枉哟！这笔账真的还没有人认真算过呢！所以我说：“消灭私有制”是前三十年的“原错”（即几乎一切其它错误的根源）。而“恢复私有制”，则是后三十年一切成就的“原对”（即几乎一切其它正确决策的依据）。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又号称毛泽东时代。毛的个人专权的能量来源于何处也是一个始终没有充分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简单地说，是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来源于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的专权又生长于俄国的专制传统。那是根深蒂固的遍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专制传统。历史的继承性真的很强，脱胎换骨真的需要时间。否则如何解释1957年以后的错误的毛泽东何以那样呼风唤雨，（他唤来的风雨都来自何处？）而无人可以阻挡呢？

今天的第二共和当然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人专制。由于邓小平的英明果决与主动垂范，中国已经远离了终身制。江泽民任上，中国又建立了一届两任十年为限的最高领导层的限任制度。并且，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内部，大家都已观察到了相当自由平等的合议制。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十年的有限任内，也已经没有了个人专断。九人的范围内，应当已经有了足够充分的言论和主张自由。伊斯兰世界那种数十年连任的总统已经不会在中国出现，个人权力的泛滥和疲乏已经受到相当的制度约束。（这种最高层的平等合议制是不是最好，过些年又会是讨论的课题。结论取决于实践的效果。）

但高层政制向着更多的共和要素的演变，似乎眼下就到此为止了。比如，政治局常委和整个政治局的关系。据我观察，可不是依照民主或共和的原则，由政治局全体主动控制/自由选举常委，而是反过来由常委会控制/指定（圈定，小圈子协商选定）政治局一般成员。而政治局则会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构成。然后以此类推，由上至下直至政体基层。各层的选举不是没有，但绝不是主导的因素。主导的因素绝对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指定与栽培。不过我并没有认为这样就一定不对或不好。我的基本体会是这种至上而下的集权（选拔）政体与西方的以至下而上的选举为主导因素的民主制度，其实还是各有利弊。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折中融合，尤其是需要一个温和的演变过程。不要搞革命，不要搞休克疗法。

在经济方面的演变，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多半，将来再如何演变，也不会脱出混合经济，私有制占主导这个大框架。早在1993年，我就对此做过一个概括。我以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以公有制为补充的，以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适度干预（主要通过金融、税收和公共投资等手段）为节制的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演变，那肯定还没有进行到一半。将来的演进路径，还有三种可能。一种我把它称作雅典式，或者西方式。另一种我把它称作斯巴达式，或者半西方式，东西方混合折中式。最后一种是东方式。就是说东方几千年一贯制的中央集权制，继续基本一成不变。

我当然主张第二种东西方混合折中式。也觉得这种可能性一定最大，也一定最好。说得更具体就是我以前已经反复陈述的过渡期间“加权限权折中过渡间接选举强化政协的渐进民主制”，终极模式则是“由行政主导的受到民众和资本两方足够监督的近似罗马新加坡的新三权分立共和制”。这里不再细述。

国民党到了台湾，只剩下那小小的“复兴基地”，倒是在兢兢业业地经营。到了1970年代的蒋经国时期，台湾的发展程度和均富程度，都大大进展，实施民主的物质条件开始接近成熟。这时的蒋经国，不失时机地迈出了应当的一步。以后虽然屡经波折，但台湾的民主还是站住了脚。如果没有那个“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的民主政体，其实还可以发展得更为顺畅的。

由于当下的中国始终维持着高速的发展，由于社会公平分配方面（主要指社会福利）也在迅速发展，也由于当局表现出的对宏观政局的足够掌控力，茉莉花在可以预见的最近的将来（若干年内）根本开不到中国来。若干年以后的局面当然变数就更多。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那个我反复陈述的官民两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政治妥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至少是我期待，向好的机会远大于向坏的风险。

我说第二共和成功了三分之二，更具体一点就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早已基本完成任务。在民生发展方面，也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基本任务，全国平均，已经小康了。还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提的宏伟目标吗？到世纪末，翻两番，人均800美元。事实上，最近30年，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涨了十几倍，已达4千美金。绝大部分家庭拥有私宅，大家都在疯狂购车。以后30年，再涨5倍（只需平均年增率5.5%）就够人均2万，中等发达了。至于最发达，中国人口太多，不要妄想。至于民主进程方面，那恐怕只能说完成了三分之一。三项任务完成度加起来再除三，不正好三分之二吗？

【第2.5共和】

这一节讲的是将来，靠的只能是逻辑的力量，与前面两节大量依赖实证意趣不可能相同。

关于辛亥革命，大家讲得最多的第一成果是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那么共和制度就是天然地比君主制要好上无数倍啰? 我看未必。因为事实上，当今这个地球上，共和国有近150个，除了那30来个发达国家（其中还有好些是君主立宪制），在发展中国家，堪称成功的又数得出多少？而那君主立宪的国家，甚至君主专制的国家，当然现在是少数，好像稳定发展的反倒比重大得多呢。（据统计，在联合国194个会员国中，君主国还有46个，占四分之一弱。其中远超一半稳定繁荣。就是说比共和制度的总成绩好得多。）我个人觉得，就当今的中国而言，当然已经完全不可能回到君主立宪，但也不可以贸然引进西方的现行制度。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资格去闯出一条比现代西方民主制更温和一些的，更适应发展中国家状况的新的道路。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美国的华盛顿接受部下劝进，当了国王（当然是类似英国的立宪君主国的国王）（说得更八卦一点，如果他有一个成器的儿子），世界上到今天，会不会有共和国这一政体？那个君主政体，在全世界那么大的范围内，那么长的历史时期中运转，也创造了几多宏大的成功文明，哪里会毫无合理性。

君主制度最主要实质内容是君主专权和终身制。在那些不成熟的共和国中，这个问题普遍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普遍得不到解决？仅仅是因为这些总统们的个人品质统统都有问题吗？）政体在名称上换成了共和国，但这样的共和国的总统们则几乎总是继续享有以前由君主享有的不受制约的并且终身的权力。既然叫共和国，那自然不会没有议会之类的机构来代表人民的主权。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人民的主权要变成事实，还需要万里长征。（说句实话，说万里还是大大地缩小了困难。因为如果不停地走，一天只要化三个小时就可以走三十里地，一年就是一万里。可是这条路中国人民已经走了100年，怎么说也已经走了一百万里地了。可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条路我们还没有走到真正的目的地。）

我真的觉得“人民主权”的学说，和这个政治学说的哲学依据“天赋人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说到底，人民的诸般权力是社会的、历史的权力，它们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逐步出现的。（比如奴隶制的时代先要消除奴隶制，然后才可能谈论选票。比如三餐不济而又不识字的人不知如何把握人家塞到他手中的选票。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吃饱饭和识字等。又如索马里人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肯定不管用的选票，而是一个能够荡平割据，有效统治整个国家的将军。）我觉得国家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或者说长治久安才是建立政制和评价其质量的客观标准。江泽民前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一个不错的表述。（三个代表的新意在于，共产党绝不是仅仅代表工人农民，相反是要着重代表那些不属工农的人—请问是谁在更多地代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而那个“最广大”的“最”字想“最”进人民之中的又是谁呢？）这些都比民主（人民当家做主）或共产（消灭私有制）的两种教条更加周延。人类社会良好的治理的价值在人民当家做主之上。人民当家做主并不一定能保证导致良治。比如西方现在深陷的债务危机就不是人民不能当家做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造成的。公众贪欲这个现象我几年前就在抨击，当时被一些人嗤之以鼻。这个整体的长远利益或长治久安或三个代表或良治，并不能直接从人民主权和天赋人权中推演出来。它应当是社会的各个阶级，说得更复杂各个利益集团长期互相复杂博弈的结果。它不是从算术平均的一人一票中就可以选出来的。权贵垄断利益和公众贪欲是必须避免的两个极端。各个必要的社会集团（化到最简也有三个部分：资本、民众、知识精英）的利益的并非算术式的均衡照顾是其中的诀窍。

我认为，一个制度，无论它是何样国体政体，都必须能完成一些起码的功能。比如，维护国家的独立完整，保证国内的统一与秩序，提供经济顺利发展的一切必要内外环境。这三条的价值，都在民主之上。如果一个具体的民主或共和国，不能保证这三条，那就绝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当然也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反过来，如果能保证这三条，那它就起码是一个及格的制度，是一个有希望进一步成长到民主的制度。

我想简单地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两大类四小类。两大类是君主制和共和制。四小类是：绝对君主制、有限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有限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绝对君主制的当代实体比如沙特。有限君主制如英国。民主共和制如美国。那一大堆的在实施着多党普选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应归于民主共和制，但可惜大部分都不成功。我把它们称之为，不成熟不成功的民主共和制。而有限的成功的共和制在历史上也不少，比如古希腊的斯巴达、罗马共和国、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当代现行的堪称成功的有限共和制则至少有新加坡。没有足够规范成功的有限共和制，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政体序列的一个重大缺陷。专制到民主的变革总是要在瞬间完成，而这个变革总是充满了风险与动荡（看看当下还在进行中的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真的就没有办法平稳过渡吗？

没有君主就是共和。当下的中国已经没有毛泽东邓小平式的无冕之王，也没有最高权力的世袭，不是共和制又能是什么制？不过我也承认这个现有的制度还很有待发展完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制度，其实很有机会继续和平演进，直到数十年后成为一个从现代东西方制度取长补短的新型的成功的制度。这中间，完全可以没有断裂，没有革命发生。

这条路要成功的关键在于官、民两方之间的足够的良性互动与妥协。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实在官方，在官方足够技巧地放松社会张力。更具体地说，是一方面用现在国家相当充裕的财力去尽快的扩大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就是节制官权的傲慢奢靡封闭等。第三方面就是站在劳工与资本的中间，以公正仲裁者的身份对资本的骄横加以足够的节制。不能像现在这样过度地偏向资本一方。

自胡温2002年执政以来，已经提出了一条与江泽民时代略有不同的路线，由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转向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益。提出了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偏重公平的政治理念。很多的重大政策已经重新转向国家干预、社会主义（比如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房市，大力筹建廉租屋等）。这里又有一个度的问题，小心重新拾回大锅饭。

再过大约10年，中国的社会制度建设（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已经基本完备。中国的GDP如果届时还没有真正追上美国，也一定相距不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怕也会开始降低。这个时候似乎就是中国的制度建设上迈出决定性步伐的最恰当时机了。中国的政体出路绝不在于全盘模仿西方，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自己几千年传统中留下来的尤其是民本主义（即把人民大众的利益视作国家的根本利益）还有贤能政治（通过科举考试公平公开地选贤与能，让知识分子而不是世袭贵族治国）等精华相结合，作出一种创新的制度。它的位置应当在我上面划分的四个分类中的第三个，即有限共和制的范围内。它应当是现有制度的有机成长与重大完善。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第2.5个共和，而不是第三共和。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契机。我推测，再过大概10-20年吧，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应当可能提上日程。不是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吗？那么说来，中华联邦共和国也应当是可能的选项之一。我几年前写的在《欧洲时报》上还刊出过的文章中就提过这个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共享中国的主权，分享大陆与台湾的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选项除了给小小的台湾以足够的礼遇之外，还可以给中国政体的民主发展提供一个可贵的契机。为了体现联邦性质，将来一定会有一个联邦议会之类的机构出现，台湾一方在一些重要事项上，至少会拥有拒绝权。台湾人也应当有权参选联邦的总统或称主席。如果再宽宏，就可以允许国共两党甚或其它的党到对方地盘发展组织了。这样我们一直找不到的可以互相监督的对手就可能找到了。

民主的要义在多个势力和平共处，互相制衡。哪怕是不讲轮替，哪怕是常任一个监督者，也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一方可以颐指气使，另一方如何可能有效监督？一方脸色稍有不豫，另一方就得赶快噤若寒蝉，共和的制度精神哪里来？

由于台湾的幅员与人口都只及大陆的1/50左右，这个改制的深度其实必然还是有限，未必称得起第三共和国。所以我称它为第2.5个共和。

民生的议题，在台湾和大陆两个方面，现在都有极大的进展。可以说孙中山或毛泽东如果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基本局面，也应当是喜出望外的。

我以为，在中国大陆搞民主，100年以来，一直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已经慢慢地开始成熟了。这个搞民主的第一条件，就是私有制的主导地位，已经在大陆全面恢复。中国的经济真的很繁荣，各方面都在虽然难免不均衡地飞速发展。在政府以外运作的公民社会，也是在迅速成长。到今天，大陆沿海地区的大片地区，人均已经过万，与台湾的蒋经国时代已经没有差距。经济条件不具备，已经不是理由。我们真的可以在政制改革方面开步走了。当然我并不主张全盘照抄西方的制度，我主张的只是折中，只是朝着更多共和要素的方向实质性地迈步。哪怕是向新加坡今天的体制迈进也算是有实质发展。我们总不能设想，现在的制度，已经接近完美，只需补苴一些罅漏，就可以把中国引领到世界一流强国的地步了吧？

我们要探索的新的路径，如果概括成一段话，似乎应当是：这个政体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并不轮替的核心力量。但它必须受到足够的监督，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足够的参与，必须是足够的透明，足够的流动，足够地法制化……总之，这个核心主导力量必须做出一切足够的让步，以交换他的不被轮替，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政体的整体长远利益，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三个代表。

我假设的这个终极目标模式的最大精髓概括成一个词组应当是受到有效监督的行政主导。这是至少东亚新加坡和香港两个政体成功的共同特征。这个行政主导、不轮替的核心，甚至透明、流动等概念都可以自东方传统中导出。而参与、制衡、监督、法制等概念则来自西方。两方面的恰到好处的嵌合则是我推荐的制度创新的核心路向。

展望未来，到本世纪中期，辛亥革命、共产革命、孙中山、毛泽东、共产党、国民党和全中国人民共同渴望百年的民族复兴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真的有很大的机会重新赢回她在世界上曾经长期享有的一流地位。吾生太早，大有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天之虞。但我们就是到了泉下，也会和祖国的所有先人一道，为这一天的终于到来而鼓舞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