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对法国负债累累负责？

郑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国最好的文友之一。作为一个专业记者，他在文字方面的成就我不能望其项背。而且郑先生的法文水平达到可以代表中国上法国电视台舌战群儒的地步。按说，我并无条件与郑先生商榷。不过我斗胆觉得，相比郑先生，我还是可以有一些长处，就是对历史和政治学的可能更多一些的了解。现在我想就郑先生发表于本月6日的《“福利社会”是法国巨额债务的真正原因吗？》一文提出商榷。请大家观察我们之间的君子之争，可不可以作为范例。

郑先生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大体是：法国官方认为“福利社会”是法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说法不确。以往积欠下的国债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军费开支、公共行政开支、还有（比如医疗）资本的贪婪，都比国民的健保、退休、失业开支对公共债务的形成负有更大责任。

我的答案与郑先生是略有不同的。我认为应对这个巨额债务直接负责的当然是历届的政府。但历届政府则受制于历届的议会，历届的议会则受制于历届选举这些议会的选民。说到底，在民主制度下，选民的意志和选民由之表达意志的制度，是造成现在这个难以摆脱的债务危机的最终责任者。

郑先生说的那些就算都是事实，也都只是一些可以直接看到的症状。而病根则要通过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我们必须把病根挖出来，才有可能治愈病患，消除那些症状。或者，这些病已经进入膏肓，非药石可治了。

下面开始具体分析。

首先，选民的意志，能不能控制议会，议会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政府？或者极言之，总统需不需要向民意低头？

我不得不承认，在法国这样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大体还是这样的。

再远的我们就不说了，就从第五共和的创始者，当代最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说起吧。

戴高乐创立第五共和国的背景是第四共和国无法对付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叛乱。不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叛乱，而是法国在当地的驻军的叛乱。前政府要放弃该殖民地，而驻军不肯。政府管不住驻军，只好请出“最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将军。戴高乐的要价可是不低，终结二战后才成立，不过十多年的第四共和，另立法统，自己任大权在握的总统。但是在1968年的学潮之后，戴高乐发现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就辞职了。他一共在任11年。自此以后，第五共和国就再没有出一个像戴高乐那样有声望的领袖。

在死于5年任上的蓬皮杜之后，德斯坦当政7年。就我所知，他做过一件当时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但今天才知道后患无穷，无法改正的大错，就是大量引进非洲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的移民，以承担已经被1945-1975“光荣的30年”养得娇贵起来的法国人不愿意做的环卫、建筑、守夜、安保等一系列低级劳动。精英们都没有这个远见，你如何能指望民众未卜先知。

然后就是法国左派社会党领袖的密特朗的14年。密特朗是第五共和至今50年中唯一的左派总统。他的任期是1981年到1995年。我82年到法国。就是说，除了上任那会儿的民众狂欢我没有看见，我亲历了他几乎的全部任期。其实刚到法国，我就已经听见法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法国不再富裕。”但我不得不承认，那依然是我看见的法国最富足的时代。不过盛极而衰的迹象已经到处可见。我的法国老师带我到乡下去玩。指着那些流浪汉说：“这是新穷人。”意思是说：前些年，这样的流浪汉是看不见的。到今天，唉，在那太多的红绿灯前乞讨的壮年男子已经成了法国的特色景致了。在那已经不见好的经济大环境中，密特朗为法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一下子就把退休年龄从65岁改到60岁，成为欧洲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龄。

经济太差时，民众选出右派占多数的议会，这个议会的领袖希拉克成为共治的总理。这又是法国的特色政治。总统和总理可以分属对立的党派。这时的法国政治通常都运转艰难。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希拉克总统任内（1995-2007）又出现过。左派的若斯潘也曾任过共治的总理。并在那仅有的不过两年的经济好景中，争分夺秒，为法国人谋下了一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福利，就是把以前的39小时周工作制不许减一分工钱地改到35小时。

我看得很清楚，左派为法国人做出这两项“伟大”贡献时，法国百姓一片欢声，除了老板和少量清醒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法国人去想到，这会对法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这些伤害在以后的年代慢慢地显现出来。可是要想改回去，真是比登天还难。比如萨科齐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把退休年龄推迟了两年。左派已经扬言，一旦上台，立马废除。但所需之钱从何而来？我只知道，多印钞票都不可能，因为这个的权力已经归属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

5年以前，法国人用罕见的54%的选票把有好些明显缺点的萨科齐送进爱丽舍宫，指望他能拯法国于危难。可惜他仅上任一年美国就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后法国就和全世界一样在运行危机对策。长远的降低债务的任务让位于为了拯救眼下经济的赤字财政。债台继续往高里筑。终于在去年年中，首先在希腊，整个西方已经运用了三十多年的用债务延缓危机的政策终于撞到了铁板而无法再使。

以上陈述的基本转折无疑都是在法国多数民众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下发生的。所有的向左转即更多的福利推行起来，就如同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坐滑梯那样容易。而相反的一切举措则像迫使人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一般地艰难。这就是我化了好几年的功夫才总结出来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叫做“公众贪欲”。西方现行的普选制度显然至今无法抵御这个贪欲。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只顾眼前的公众允诺更多的福利。今后西方的公众会不会在危机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们等着一起看事实。

郑先生所说的其它一些毛病，比如官员们的贪欲，一如在中国，也无法治。因为行政开支数量，议员们的工资福利，都是由议员们说了算。事实证明，民选体制，也无法约束官员们的自肥自利。至于世界第三大的军事开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至少是拥有主权的法国公众对此并未表示反对。比如这次打利比亚，不是连左派都支持吗？还有对资本的监管不力，不也是这个（关进笼子的）制度过于软弱的责任吗？至于那个历史上积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利息，那不该由法国的下一代付又该由谁付呢？郑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国家行政机构大大花超了钱。国家欠债，却要百姓买单，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是法国人选出来的政府。政府欠的钱，法国百姓不还，还可以由谁还？政府自己还？政府的每一分收入都来自税收，政府还与百姓还，有什么区别？有人建议政府可以变卖国有资产，把国营企业私有化。还有卢浮宫里的藏品也可以租赁抵押乃至变卖。但到了那一天，法国真的就离破产很近了。
        欧元或者欧盟会不会崩溃？法国会不会破产？直到今天，我当然还是倾向于认为不至于。但是我们还得看：看希腊会不会被逐出欧元区。看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危机能不能止损。看法国如果真的丢失了3A评级，国债利息会上升到多少。还要看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在最近几年究竟能否录得稍微像样的，最狂妄的幻想也不过是1-2-3%而已的增长率。看过去真是关隘重重。依我看，可以抛弃的只有希腊。再多一个，欧元区就会垮，法国就必会被拖下水。而法国一旦落水，搞了50年的欧盟就会土崩瓦解了。我真是实在不愿意看到那么阴暗的前景。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前景离我们是那么的近，风险是那么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