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附录之四和之五）点击这里，可看本书稿（一至附录三）
简论强势领袖和强势政党
第一节 东亚的强势领袖和强势政党这里先概括一下广受关注的“中国模式”。笔者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小成。将来当然还有大成和圆满的境界，需要用数十年的光阴去追求。中国的模式嘛，自然也已经小成，而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个小成的模式或可简单地这样概括：市场经济与国家的强力宏观调控相结合，各种规模的民营经济与大型的国营经济相结合，强有力的国家和活力日增的社会相结合，始终主导的一党与渐具监督力量的其它政治势力相结合，“民本”始终主导与“民主”成分的逐步增加相结合……总之是各种各样的折中吧。 中国的成功当然有其政治特征。这个特征已被广泛议论，可以概括为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势政府。其实这个特征绝不仅为中国所有。就在东亚范围，二战以后，都可以找到好些的实例。 中国的模式如果说前面还有榜样，那最像的应当是新加坡。新加坡的人均已有5.1万$，已是亚洲首富，不仅远超4.7万（现在已经贬值到3.4万）的日本，也已经超过人均5万的美国。只不过它也和绝大多数的超级富国一样，人口规模只有数百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直独大，迄今执政已达55年。其领袖兼国父李光耀退而以后长期拥有巨大影响力，一直享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一言九鼎的地位。现在李光耀已经过世，权位传给长子李显龙。）一党民主，政府强势，超级廉洁，超级富裕，在在都像是中国的楷模和理想。但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新加坡的250倍。如果中国的路走通了，其世界性影响又岂是新加坡可比。 中国的模式至少已经在东亚被越南和老挝成功模仿。它们跟随在中国之后，都在以超高的速度发展。越南有9千万人口，在东亚居第五位。但它的发展速度比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东亚（也包括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高出数倍。可惜它的经济起点比中国还低，发力的时间比中国也晚。假以时日，它未必不可能在拟议的亚盟中据有分量。这两个国家都是党执政，不是个人执政，但依然强势。这与现在的中国类似。 在东亚的范围内，类似的强势成功政府强势领袖强势政治势力似乎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和巫统。马氏从1981年到2003年连任4届22年马来西亚总理，成绩可称卓著。该国自1957年独立以来，巫统一直是执政联盟国民阵线中的主导力量。那里是在东亚一党一直成功执政的又一范例。在整个东亚，马来西亚的人均GDP，除了那五个富裕政体外，在发展中国家中拔得头筹，也是唯一比中国更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至少在人均GDP上的下一个追赶对象。巫统（国民阵线）执政至今已经60年。他还执行过一个扶持比较落后的本地多数马来族，压制太过聪颖富裕的华族的种族政策。其成效一直倍受争议。但马来人自然感念他是能够长期庇护本族的好家长。 其实日本都可以归纳进“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势政府”的范畴。战后至今已经68年，日本自民党曾连续执掌政权长达38年（1955-1993）。然后，1993-1996，2009-2012年，自民党两度失去政权。但这20年间，领政依然长达14年。二战以后的72年中，自民党65年执政。日本战后的辉煌时代，都在自民党的多位强势领袖领导之下。而超过20年的停滞，则在政党轮替之中，在一连串的弱势领袖的走马灯般的轮替之中。 台湾的国民党的执政历史中的很大一部分也符合这个一党长期执政强势政府的范畴。它也有它的两代明智而又强势的领袖蒋介石和蒋经国。强势领袖辞世后，其治理成就还是保留了下来。而轮替后由民进党陈水扁执政的八年，台湾经济严重滑坡。所幸虽然几经曲折，现在的台湾还是已经发展到非常接近西方定义的富裕成熟民主的境界，而实在并不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样不堪。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68年中，该党执政59年，除2000-2008，由陈水扁的民进党执政，但局面很不好。2008到2016轮替回去由国民党马英九执政，局面也不甚好。还是那个国家认同问题拖累了这个政体。（2016又轮替过去让民进党的蔡英文执政。效果不好堪比陈水扁。） 韩国自1948年，李承晚领导自由党一党独大，以后经历届军事强人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执政直到1997年才由自由派的金大中轮替。之前50年一直由保守派掌权。而世人称道的汉江奇迹，自1973年在朴正熙手中发轫，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当下的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正是那位开创汉江奇迹的强人朴正熙之女。（大家都知道朴槿惠现在呆在监狱。“嫁予国家”，还得这种下场，她好像很不幸。）韩国事实上是迄今还维持着相当发展速度的唯一有相当体积的工业民主发达国家。那个三星电子早已经是把美企苹果都比下去的韩国在世界上雄起的招牌。 还有柬埔寨的韩桑林也是一个强人，他的业绩，也真不赖。首先是领越南人打进自己的国家，灭了把自己的国民杀掉四分之一的疯狂红色高棉，真是吊民伐罪，解民倒悬。后来他也成功把越南人请走。恢复君主立宪制、多党制、议会制、市场经济、私有制，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多次选举，他都赢得多数。2012年最后一次选举也有60%的选票。但是反对党桑南西却要求立即夺权。依笔者看，桑南西当一届强势反对党，下一届选举再争取多数执政多好。经济上，1978年红色高棉垮台时，柬埔寨可以说是一片白地，只有累累白骨。找到的数据是年人均70$。2012年人均947$。也算不赖。韩桑林的人民党执政至今已是39年。 这样的强势领袖在东亚还有印尼的苏加诺和苏哈托。这两位是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任（1949-1967）和第二任总统（1967-1998）。他们两位的故事和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些相仿。苏加诺曾同情共产党，积极参与不结盟运动，并在最后1966年9.30因屠杀华侨和共产党后收不了场而结束统治。苏哈托则实际得多。执政32年间，印尼的人均从69$一直成长到1 995$.。他于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失败下台。1998年印尼人均重新落回470$，到2011年，再度成长到3 472$。2004年直接选举总统，变成多党制，政局和经济发展都堪称稳定。这两个领袖比前述那些强人的成就都差一些，这个民族的国民素质水平也差一些嘛。现在印尼已经选出了一位不太强势，注重内部发展的新总统佐科·维多多。佐科出生贫寒，为人廉洁奉公，一路靠政绩升迁，是一个倾左的人物。本人预祝他能带领印尼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观察这类政府其实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是否存在一个强势的领袖，以及这个强势领袖过世或离任以后，留下的没有强势领袖的强势政体能否继续成功运作。人亡而政不熄那才是这种政体的真正成功境界。因为那种强势的就是有魅力的，又不滥用其强势魅力的领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降神物。 符合东亚当代范围一党长期执政强势政府（强势领袖）这个定义的还有朝鲜的三颗金太阳。但他们并不成功，只能当做负面教材。看看下面这张照片，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二节 世界其它地方的强势领袖和强势政党
走出东亚，还在当代，这种一党长期执政，强势政府强势领袖而又成功的例子，至少还可以举出俄国的普京。西方人期期不认可俄国的普京独裁，但又无法否认俄国在普京治下可是比他的前任叶利钦时代好出岂止十倍。笔者对普金真是激赏至极。当今举世的国家领袖，无人能出其右。他真是上山能射虎，下海敢骑龙。 其实，一党长期执政，在西方也实在常见。比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执政长达39年。保加利亚社会党，一直执政52年。捷克社会民主党，执政51年。这两个党历经苏东波颜色革命而不下台，真是不简单。丹麦社会民主党，执政55年。德国基民盟，执政44年。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执政 62年。 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是第四度连任，任期如无意外，会达16年。无人说她独裁，恋栈。 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如塞尔维亚社会党，执政已经64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执政至今60年。但这两个国家，还是欧洲最落后。塞尔维亚还搞丢了一个南联盟。这个真不怪塞尔维亚人，作为一个主导民族，它实在太弱了。除了铁托，谁也不能依靠塞尔维亚维持住这六个民族的联盟。 还有俄国共产党，连续执政74年，打赢二次世界大战，拉起一个三十多个国家的共产阵营，长期雄踞GDP世界第二。但也实在造下许多孽障，最后才难免轰然崩塌。如今那个帝国只是留下无尽废墟，供后人凭吊。它所剩余的不再崩解的果核俄罗斯，至今在东西方之间，犹疑彷徨，无所适从，难以自处。 还有瑞士的长期四党联合执政，七人的联邦委员会相当于一个集体总统。该国却是超级的稳定、富足与民主。它和北欧诸小国一起，成为西方的最后几片净土。 在拉美，也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至今58年，中途只有很少时段丢失政权。洪都拉斯国民党，执政58年，情况与墨西哥类似。古巴共产党执政48年，情况大家都知道。哥斯达黎加国家自由党，执政37年。 南亚的印度由国大党长期执政，经济成果虽然不彰，但至少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 阿拉伯世界，最有标志性的国家是埃及，它的三任总统纳赛尔（1956-1970）、萨达特（1970-1981）和穆巴拉克（1981-2011）都十分强势，执政效果也就差强人意。一直保持着在阿拉伯世界的强势地位，但与以色列可是屡战屡败，经济发展也一直乏善可陈。茉莉花革命以后，该国失去政治重心，政局多时不稳。现在军人塞西获选总统，整体恢复到于以前那三位差不多的模样，至少政治恢复稳定。 倒是什叶派的波斯民族的伊朗的政体发展，有一些独创，有一些模样。其最大的特色是有一个名为大阿亚图拉的高居总统之上的具有宪法地位的精神领袖，（现任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继承自更伟大的创立此制的精神领袖霍梅尼），他终身任职，并统帅军队。因此多党竞选产生的总统的权力也就比西方君主立宪国的首相还要小一些了。靠着石油，顶着制裁，这个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算过得去。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余力经常与西方、与以色列打对台（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 现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已经连续执政52年。其领袖布特弗里卡，逆历史潮流而动，已经取得总统四连任。他在该国政声尚可，至少没有天怒人怨如利比亚的卡扎菲。 中东伊斯兰世界有好多长期一党执政的国家。比如也门、叙利亚，和中亚的五个斯坦都是。执政成绩则是有好有坏。最好的大概是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他从1991年一直连任总统至今，而且有权无限期继续连任。最差的大概是也门的国民大会党。 土耳其也是基马尔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已近百年。现在的困境是伊斯兰主义正在回潮，基马尔主义已经开始失势。欧盟不可能接受一个穆斯林国家入盟。而土耳其绝无可能放弃伊斯兰教。他们现在有一个相当强势的领袖埃尔多安，可是他的意志与基马尔不同，他正在把土耳其慢慢地领回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撒南非洲，长期执政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成功的几率极低。在这两块地方，多的是模仿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政体，一样不得安宁，一样不能成功。事实上就是，共和国几乎是怎么都不能成功。反倒是阿拉伯半岛上的6个君主国，靠着足够多的石油财富，倒是可以保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非洲也有好些终身执政者，好像没有一个善终的。恶名昭著的有乌干达的阿明、扎伊尔的蒙博托和中非的皇帝博卡萨。现在又添了一个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执政37年，总算和平下台。 南非自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一直由代表黑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非国大）执政。换人不换党，已历曼德拉、姆贝基、祖玛三世。最近祖玛又经选举，获第三届连任。效果似不太理想，但又无从轮替。 一党制，经普选的还是不经普选的，和两党制/多党制一样，有好有坏，有成功有失败。还是要看地域、看人民、看时代、看领袖。 请大家注意：长期执政成功的好政党或好领袖，或反过来的差政党和差领袖，都按文明分野成片集聚。请大家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在欧洲，可以成功地一党长期执政，甚至强势领袖长期执政而能善终。他们既不可能专制，也不会（太过）腐败。 在东亚，这种强势政党/强势领袖就有许多个取得过至少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成功，甚至政治上也转型成功。 拉美的强势政党/强势领袖，其发展历程比起亚洲就更颠簸、更漫长，但终究还是有不少国家慢慢地熬过动荡期，走向政治稳定与（比亚洲较慢、但比非洲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样的领袖和政党，如果在伊斯兰世界，成功的几率就更低. 在撒南非洲，成功的几率就微乎其微。看来精英和人民的素质都不一样。 关于领袖于人民的关系，已是先哲的普赖汉诺夫有一篇雄文《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迄今垂范。他的核心观点概括成一句话应当是：“历史规律的力量高于英雄人物个人的意志。英雄人物的个人意志只有在符合历史规律的时候才会有力量。” 他的这个结论很深刻，但是并不能概括全部历史中可能出现的重大现象。历史上真有那种太过杰出的领袖，他们可以引领人民，可以规制政府，可以建立制度，甚至可以改造整个社会。但他做得对还是不对，就只能对他自己心中的敬畏负责、对良心负责。最终，当然是要在历史面前，对人民负责，对客观规律负责（比如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比如拿破仑、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对外战争，比如国际共运的诸位领袖和整个运动的结局）。有没有这种太过伟大的领袖，这种领袖又把国家领到何处？这些都是民族/国家/人类的宿命。人民、甚至整个精英阶层加在一起，有时都无法摆布这样的领袖，而只能让领袖去摆布国家/民族/人类的命运。我为那种时代的该民族/人类祈祷。 关于国际共运，可能需要补充这样一句：也许，那是人类为了认识一条当初看似相当可行而在实际走过之后才明白实在走不通的 错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前人已经总结出：正常（就是说排除例外）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政府。最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如下这些：五月花号上的移民，才可能缔结出“五月花公约”。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300多年，没有过革命。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不到230年，有两个帝国、两个复辟王朝、五个共和国，平均每个寿命30年。中国的西式民主怎么也搞不成，但是却可以有毛泽东、（这个有些保留，因为他晚年犯大错太多。）邓小平那样的杰出领袖。东南亚都能有胡志明、李光耀、马哈蒂尔那种类型集权但成功的领袖。俄国会有列宁、斯大林那样的大权独揽者。以后有几个弱势领袖，现在还是会回到普金那样一个强人。但是俄国的这些领袖会有相当成功，因为他们依托的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人民。拉美会有考罗迪主义（军事强人政府）。中东和撒南非洲就盛产不成功的独裁者。（卡扎菲、萨达姆、阿萨德、穆巴拉克、阿明、博卡萨、蒙博托等。）破天荒出个几乎没有毛病的曼德拉，但交班以后，国家的整体状况却只能是每况愈下。 本人斗胆把他的结论加以补充如下：伟大的领袖只能引领伟大的人民走向成功。如果一个伟大的人民暂时只拥有平庸的领袖，他们自然会想办法、找机会换掉他。如果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拥有平庸的人民，那他的大概也只能抱憾终身。一个平庸甚或差劲的人民实在难于选出优秀的领袖，他们也真的是难于走向成功。当然最优秀的领袖也可以把人民领向成熟。再概括得简短一点：人民与领袖互相引领和互相规限。 笔者的文友，同样旅居巴黎的宋鲁郑先生总结到：“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一个制度既要有灵活性也要有延续性，西方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阿拉伯社会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只有中国两者兼备。”这个总结相当精辟，但也有漏洞。比如在阿拉伯世界，撒南非洲，哪怕是换人又换党，还是搞不好的太多。而换人不换党，也没见几个成功的例子。（比如南非非国大？） 欧洲有换党，有不换党。比如丹麦社会党执政已经58年。也有领袖连任多届的，比如以前英国的撒切尔，现在德国的默克尔。但一定不会专制，不会终身。这是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的不同。 亚洲有换党当然换人，出乱子的较多。比如菲律宾（换谁都不灵-人民革命也不灵）、泰国（换不成）、柬埔寨（想换而未换成）、日本、台湾、（两个政体都是几度换去换来。）韩国和印尼换而运作良好或可以运作，还是少数。 拉美各种政体形式都有，也是成功失败互见。总之达不到西欧北美的水平。这不是政体决定的。无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一党长期执政还是数党轮流执政，有强人（如查韦斯、庇隆、卡斯特罗）、无强人，都达不到西欧、北美、大洋洲的治理水平。决定这个差距的根本原因我想还是国民整体素质。 有人给笔者说，一党长期执政也有两种，一种是经过多党选举的，一种是不选的。笔者认为这种划分，用佛家语说，是太过着相，太过看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在笔者看，成功的、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哪怕是没有经过选举的一党政治，也比经过选举的，哪怕是多党的，不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政治（比如现在的乌克兰、泰国、埃及……）强得多。 笔者认为，西式的制度，对社会的现代性【比如人民的自治能力（投票）、中产阶级的强大、足够高度的国家认同（没有太大的民族/种族对立、宗教/教派冲突）、精英阶层的足够庞大的数量（轮替）……】有太多的依赖。就是对西方文明中的国家，这些条件，也难于稳定满足。对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条件，就更是难于同时满足。因此，至少是作为一种折中，一种过渡，对上述现代性有较少倚赖的威权制度有它的积极进步意义。笔者还认为，对非西方的文明，由于来自长远历史的基因就不同，它们的终极政治模式也一定与西方不同。它应当是一种各种政治文明的精华的融合结晶。总之，对它们而言，全盘西化，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说到底：还是该国的国民素质水平，或者该国精英阶层的集体素质水平，决定了该国可以达到的治理水平；该文明、该文化的全部历史传承，决定着今后的政治走向。一个有过辉煌成就的文明，脱胎换骨，易脑重生的可能性实在不大。你会经常看到，现实的演变好像真有天命在指引限定，非是人力所可强求。 比如埃及的民选的穆尔西总统还是会垮台，军人塞西还是会回来执政。比如土耳其历经100年基马尔主义全力西化，到头来还是会回头伊斯兰化。比如伊朗还是会有一个终身任职的，但并不管具体事务的最高精神领袖。比如俄罗斯还是会等来那么一位强势的总统把国家搞定。 中国也一样，已经超过110年，无论历代自由派如何殚精竭虑，也不可能把西方的制度真正移植到中国，除非他们能把中国的人民全部或大部分都换成西方人。现在的中国已有一些建设成就。其领袖似乎已经开始不鸟西方的制度，要独自去走自己的，与中国历史传统更多契合的路了。 似乎是，这些有自己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才能成功。
迟竹强国民素质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民的平均智商因素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国民的平均智商越高，越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其它所有参考因素（条件）相同时，国民的平均智商越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原因是国民的平均智商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许多因素。重要的影响有，国民平均智商可以影响大家的理性储蓄水平。家庭获得的财富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在人们的储蓄中，包括理性储蓄与习惯性储蓄。 从最佳生存角度上看，大家都需要一些储蓄，这些储蓄就是理性储蓄。国民的平均智商越高，国民的知识或理性就会多一些，就会尽量的搞一些理性储蓄，或会有更多家庭搞一些理性储蓄，不搞理性储蓄的家庭会比较少。国民的平均智商越高，家庭平均的理性储蓄量就会越多。理性储蓄是国家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高的国民平均智商，有利于实现比较高的国民总储蓄率。国家储蓄率大小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因素。智商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国民的平均储蓄率，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智商对人们的劳动行为也有影响。一般来说，较高的智商有利于增加人们的工作时间。因为理性的个体，会充分考虑工作与收入的关系，较多的收入有利于体面的生活。人们会相互攀比，人们的荣誉感、虚荣心，可以迫使人们更多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以获取更多的收入。较高的智商，一般伴随着较高的荣誉感、虚荣心。智商因素会通过影响国民的劳动（工作）愿望，影响劳动力价格，通过劳动力价格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更重要的影响是，国民的平均智商对国民的平均知识水平及创造力有重要影响。国民的平均智商越高，越有利于国民学习各种知识，在相同学习时间内，国民平均智商越高，国民学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多少与内容，对国民的各种素质起着重要影响。国民较高的知识水平，有利于国民适应更多的职业，实现国民就业的更大自由度。较多的知识与较高的智商，有利于国民更快的适应自己的工作、更快的变成熟练工人，从而有利于企业劳动效率的提高。 国民较多的知识与智商，有利于国民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而技术与管理水平决定企业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运行效率决定企业创造财富的水平。企业创造财富的水平，决定国家富裕程度的增加速度或国家富裕程度。 国民较多的知识与较高的平均智商，有利于产生更多优秀的资本家，这些优秀的资本家能使企业更好的运行。这些善于寻找投资机会的资本家，可以更快的发现社会存在的新机会，以及更好的把握自己的机会，能较大促进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提高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国民较多的知识与较高的智商，有利于国民发明创造。国民的平均创造力与国民的平均智商以及知识水平成正向关系。而创造力对企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作用极大，其效果与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类似，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民较多的知识与较高的智商，有利于国民组织更和谐的政府机构，以及其它的公共机构。在机构工作人员素质相同时，和谐的机构有利于提高这些机构的运行效率。国民较多的知识与较高的智商，有利于实现政府及公共机构较高的工作人员素质。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在机构组织和谐程度相同时，有利于政府的高效运行，有利于实现更合理的政府决策或较少的失误决策。国民可以在政府机构上，用较少的开支实现较多的服务。政府等公共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富裕程度。也有利于企业的运行，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北部是热带季风气候，类似南亚气候，是适宜种植业发展的地区，这里的平原地带拥有着密集的人口，成为这里经济最繁荣的地区。马来群岛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高温多雨，本来应该属于人口稀少的绿色沙漠区域。由于这里是板块交界地带，多火山活动，火山灰为这里带来了生机，这导致这里的平原区域依然适宜种植业的发展，可以养活密集的人口，成为世界热带雨林气候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 东南亚也曾经全部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由于气候的炎热，没有吸引多少欧洲殖民者，这里的欧洲后裔很少，依然以土著人口为主。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穷苦华人大量自发移民东南亚，成为东南亚人口构成的重要一部分。这一部分华人人口比例虽然小，但是对东南亚经济状况却影响巨大。马来群岛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也吸引了一些南亚移民，也成为那里人口构成的一部分。总体上看，东南亚地区应该算是非移民地区，以非移民国家为主，只有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才算是移民国家。 东南亚与其他地区一样，什么样的人口构成，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状况。马来群岛土著人口的经济天赋水平与南亚人口类似，甚至略低一些，可以对比新加坡的南亚后裔群体与马来族群体的富裕程度差异，感受二者的经济天赋水平差异。 马来群岛的白人后裔很少或没有，这导致华人移民群体对这些地区的富裕程度影响格外重要。由于华人没有象其他殖民地的白人可以继承权利，这严重削弱了马来群岛华人的综合影响，严重不利于马来群岛的经济发展。如果华人能继承当地权利，智力天赋较高的华人群体可以把马来群岛治理的比现在要好许多。新加坡由于华人人口比例大，华人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并且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这导致新加坡表现优异，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 马来西亚华人比例也较大，但是关键时期由于华人群体的分裂（大陆派与民国派），导致华人群体没有获得马来西亚的领导权。低智商的马来族控制了政权，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的健康发展。由于华人经济天赋很高，人口比例也较大，这导致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成为东南亚比较富裕的国家。如果马来西亚华人掌握权力，继承英国良好的制度，发展到现在，马来西亚人均收入会比现在多许多，马来西亚很有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 东南亚最大国家印度尼西亚，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亿。虽然有近千万的华人，但是华人占印尼的人口比例并不大。纵使华人经济天赋在高，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的华人，也难以根本上改变印尼经济状况。这样的人口构成状况，决定印尼经济状况不会多好，印尼经济状况会一直处于马来群岛垫底的状况。印尼族群结构意味着印尼离富裕国家几乎是遥不可及的。 天主教的菲律宾的各种状况显示了土著人的经济天赋水平或政治天赋水平。菲律宾继承了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经济或政治天赋水平太低，现在搞的是一团糟，有损民主国家风范。 马来群岛土著人口属于经济天赋最低的黄种人，同为黄种人的中南半岛土著人的经济天赋要略高一些。但是中南半岛受到苏联的影响太大，这严重影响了中南半岛的形象。中南半岛没有受苏联影响的泰国，经济表现处于中南半岛最高水平。泰国人均GDP暂时比中国人均GDP还高，这对于泰国人的经济天赋来说，这个经济状况表现已经是很不错了。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人口经济天赋水平不会低于泰国，处于类似水平，如果不受苏联影响，这些国家也完全可以取得类似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比现在增加几倍。如果这样的话，中南半岛的综合经济水平就有些类似于拉丁美洲的综合经济水平了。这样的对比显示社会制度因素对经济状况的重大影响。受到苏联影响的国家，吸取了苏联的思想或制度，吸取的思想或制度明显阻碍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南亚有6个国家，混合了三大人种的血统，以白人血统为主、黑人血统次之、黄人为辅。南亚半岛南部以黑人血统为主，广大的中部白人血统为主，北部人有大量黄人血统。北部的尼伯尔可能以黄人血统为主。 现在的南亚宗教复杂，主要拥有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还有佛教，佛教比较次要。南亚经常发生宗教冲突。 南亚民族众多，其民族复杂性要比东亚大。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内都没有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这是南亚容易发生社会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南亚各国，同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亚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同一个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这些因素，导致南亚内部分化严重，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益体，为各种可能的冲突带来了机会。 印度教搞的种姓制度，延续了很多年，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对南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使南亚不可能有成功的农民起义。 这个种姓制度与大陆的户籍制度类似，有两个不同，其一，时间长短不同。其二，大陆不同户口的人之间，可以相互通婚。其实还有最不相同的地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其实就是不同种族的分类。印度的种姓制度，上层种姓其实就是入侵的白种人，还有一部分黄种人。下层的种姓，是几千年前被征服的土著人，以黑种人血统为主。上层的种姓与下层的种姓之间，没有婚姻来往。而大陆的户籍制度，是在同一个民族内部，根据居住地不同而划分的，血统类似，相貌与文化类似，因此，不同户籍之间容易相互通婚。 南亚全部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基本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优秀制度，大部分国家拥有民主与法制。因此，制度的不足，对南亚的发展影响并不算大。如果说，硬要找一些制度对南亚经济发展的阻碍内容，还是可以找一些的。其实，南亚部分国家，最主要的制度缺点是，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 独立的印度，走了一段弯路，竟然向苏联学习大量的经济发展办法。主要学习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必然伴随的，兴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对国内及国外自由贸易的限制政策。对外资的限制也是明显愚蠢的。以上的这些向苏联学习的内容，都较大的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印度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现在苏联消失了，上面的学习内容也逐渐消失了。马克思思想对南亚的危害，已经逐渐被清除了。南亚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自己以前快了。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依然不够快，依然无法与类似社会制度，东亚某些国家及地区相比。东亚的国家及地区，在社会制度与南亚类似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类似时，其经济发展速度，几乎可以比南亚快一倍。这是为什么呢？这应该从社会制度以外的因素寻找。那就是，组成的人口不一样。这才是唯一的答案。 南亚人口的平均智商在84，东亚三个主体民族汉族、朝鲜族、大和族的平均智商都在105。二者相差21点。智商的高低，对一个国家经济投资的效益有影响，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组织水平有影响，对政策水平有影响。智商还会影响人们的理性储蓄行为，可以适当的影响储蓄率。因此，智商相对较低，是南亚与东亚某些国家及地区，在经济水平类似时，经济发展速度，没有东亚这些国家及地区，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60年代的韩国，50年代的日本，还有我国的台湾，在经济发展程度与南亚类似时，经济发展速度都比现在的南亚快许多。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还有，民族平均自由储蓄率，以及民族平均自由愿意劳动程度。由于东亚民族是温带农耕民族，南亚民族是热带农耕民族，二者在长期进化中，民族平均自由储蓄率与民族平均自由愿意劳动程度，相差较大。这与二者的智商进化类似。也是由于两者的气候不同，导致的进化方向不同。 民族平均自由储蓄率，通俗的说，就是大家在相同状况下的节俭程度。民族平均自由愿意劳动程度，就是大家在相同状况下的勤劳程度。（世界各类民族之比较与现代经济发展勤劳与节俭的程度，每个民族都不一样。 勤劳与节俭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深刻影响。凭我们的常识，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假如大家都懒的不得了，大家都不干活，经济怎么会发展呢？同理，大家都把自己的收入吃光，没有积蓄，社会怎么会有投资呢？社会没有投资，经济怎么会发展呢？极限情况的假设，能让我们很好的理解这个问题。实际情况是，大家并不是都完全懒惰，与完全奢侈。但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确实与节俭程度与勤劳程度成正向关系。东亚主体民族，在勤劳与节俭程度上，要比南亚人强许多。这两个因素合起来，才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在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程度与南亚一样时，经济发展速度比南亚快的最主要原因。 拉丁美洲是世界中等富裕国家的集中分布地区。是世界中等生活水平的地区。拉丁美洲的生活水平仅次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以及富裕的石油国家。与东欧国家及二流石油出口国家并列，成为世界的中等富裕者。在拉丁美洲下面，还有非洲、南亚、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等。因此，拉丁美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拉丁美洲为什么会处于此种表现呢？可以考察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与气候等各种因素，可以发现，拉丁美洲是世界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人口稀少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是移民地区。由于人口相对稀少，人均自然资源自然不少。至少人均自然资源不比大部分欧洲国家少。拉丁美洲气候也不错，应该是一个好地方。可见，这个地方相对发达国家贫穷的原因，应该不是人均自然资源因素，与气候因素。 拉丁美洲国家有几十个，只有两个是内陆国家，剩余的都是临海国家或岛国。拉丁美洲国家还紧邻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文化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美国。可见，拉丁美洲相对发达国家贫穷的原因，不是地理位置导致的。 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都是19世纪初期独立建国的。比如，最早建国的是海地，只比美国晚了28年时间。其它的拉丁美洲国家，建国时间基本比美国只晚50年左右。到现在这些国家基本都建国170年以上了。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建国时间都早，比如，比韩国早。比日本明治维新早，比新加坡更早，比加拿大与新西兰也早。可见，拉丁美洲相对发达国家贫穷的原因，也不是建国长短因素导致的。 拉丁美洲在近现代可以说是人间天堂，因为战争很少。欧洲可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参与了世界大战。如果说，要是发战争财的话，拉丁美洲可能是真正发战争财的地方。可见，拉丁美洲相对发达国家贫穷的原因，也不是战争因素导致的。 是没有高度民主导致的吗？这个因素应该也不是。拉丁美洲国家，确实在过去，不是高度民主国家。现在的发达国家中，有一部分国家，在过去也不是高度民主。如拉丁美洲的两个宗主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如韩国等。可见，拉丁美洲相对发达国家贫穷的原因，应该不是过去没有高度民主导致的。可以排除这个因素。 拉丁美洲有两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墨西哥与委内瑞拉。从人均上看，委内瑞拉要比墨西哥人均产石油多，人均出口的石油多，但是委内瑞拉没有墨西哥富裕，原因应该是两国制度的细微差别导致的。委内瑞拉大搞国有化运动，对自己经济发展很不利。可见，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制度的差别，确实影响了各自的经济发展速度，自然就影响了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 除了某些国家因为制度因素，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之外。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都受到制度的危害比较小。虽然制度因素，确实是拉丁美洲国家相对发达国家落后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因素的总体影响并不大。应该是一个次要因素。 拉丁美洲之所以相对发达国家落后的根本因素，是人的天赋因素导致的。拉丁美洲人口的平均智商，没有发达国家的平均智商高。国民平均勤劳程度，没有发达国家的平均勤劳程度高。国民节俭平均程度，也没有发达国家的平均节俭程度高。这三个，人的天赋状况，与发达国家国民天赋的差别，是拉丁美洲相对发达国家贫穷的根本因素。这三个拉丁美洲人口的，天赋平均状况，也是拉丁美洲比非洲相对富裕的根本因素。拉丁美洲在世界上之所以处于，现在这个经济状态，原因就是拉丁美洲人口的这三个，国民天赋因素，在世界上，处于这个中间状态。拉丁美洲的经济表现，与拉丁美洲人口的天赋水平相适应。基本是一种正常表现。因此，拉丁美洲经济现状的表现，不是偶然的，具有某种必然性。 社会制度因素虽然对拉丁美洲的危害不大，但是，对东亚高智商国家，却具有决定性。东亚某些国家贫穷的因素，完全是社会制度因素导致。如果这些国家社会制度适宜，其表现水平应该会是世界一流，迅速成为发达国家也是正常的。
迟竹强：祖籍烟台招远，80后，国家发改委中投委新能源投资促进中心投融资管理副主任，中国智库发起人，人大财经论坛专家、多家媒体财经评论员。这里引用的四段文章都来源于他的博客或专栏。你把迟竹强和文章的题目打进百度就都可以找到出处。这些文章的写作与发布时间在2012-2014年之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