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何以寻求变制
览过近代史实,再通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就可以发现:
清代以封闭视野内向守成
清廷以边夷小藩的满族入主中原,凭一时骁勇确立统治地位,然后全方位向先进的汉族
学习,通盘接受延续二千年的君权一统架构﹑无世袭世禄而唯皇帝任命行年俸的官僚体系以
及等级有序的儒家价值观,用来维护如今已在满人囊中的广袤国土和代表国家及政权的至高
无上的君威.
客观地说,清廷学习得不错,但这种殚思极虑的学习和追赶几乎耗尽了他们的学养﹑智
慧和能力;同时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成功也遮蔽了清代统治者再越过这既成宗
法和定制窥看其他取舍的可能.深一步看,即便其有那样的雄心和远见,以小族作大国统治者
的先天脆弱和顾虑也命定地束缚它的作为.这份无法摆脱的脆弱在清廷后来企图自救的步步
失策和无奈中彰显无疑.
在以中原沃土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和临近的边乡僻壤组成的“天下寰宇”这一概念范围
内,数千年社会稳定的相对成功和严格依据等级来规范社会需求,既使社会避免了乱序,也使
社会全体成员的真实物质需求难以表达,因此缺乏急迫的动力来呼唤和追求新的知识以解决
社会求变提出的新问题或寻求新的高效率的物质生产方式以满足不断高涨的新需求.这个稳
定的社会架构中唯一的周期性变动是改朝换代的变乱,但乱后易姓的新君主照样依据行之有
效的旧制一再重复,于是这个体系几乎提供了一个自反馈﹑自我修正的答案.自战国后期形
成的铁器农耕﹑分散自足的生产方式二千年间无根本变化,仅靠地广人众的规模来支撑庞大
的一统集权体制.而重农轻商﹑分散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也是君主维护政权的切实战略需要.
这种停滞封闭守成的情况,对在这个系统中处于落后一端的清代统治者来说,能费尽心机追
赶到与同系统内先进者并驾齐驱的地位已经难能可贵,很难奢望他们再能有什么突破,何况
在当时的中国信守的是祖宗的成法,自大自足之下从不外视,也没有耳目一新的参照系来比
对.
在清廷由1644年入山海关,从此处心积虑要坐稳大中国这片江山的数百年间,同一时代
的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又是怎样的状况?我们且略过那些能力有限﹑因此无法与中国关联相交
集的国家,集中看看那些把坚船利炮系泊在中国要隘门户﹑把刀架在国人脖子上的列强们.
列强因外向扩张召唤新知识新科技倍增国势
1644年在西方列强的历史上并不是个划时代的年份.为看清来龙去脉,需再往前推一﹑
二百年至1400年代.那在中国,是明代于郑和大航海后弃船闭关﹑施行海禁的年代, 停滞﹑
封闭﹑守成的风气,如出一辙.
西方自十五世纪始,由强烈的好奇﹑蛮族历代相传的外向扩张倾向及推行其时已为他们
接受而认作自我精神归属的基督教的狂热情绪推动,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领先的是濒临大
西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王子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资助并领导探索非洲海岸的
航海活动(1418-1460),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首航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并回到
西班牙(1493).伽马(Vasco da Gama)环绕非洲航行并发现抵达印度的航路(1498).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和他的船队成功实现了环球航行(1519-1522).这些空前的发现鼓动
了上至皇室﹑下至平民对未知新世界的财富的向往和追逐.
活字印刷和油墨等创新技术的实际结合使用,使廉价大量印刷书籍成为可能.古登伯格
(Johannes Gutenberg)印制的42行/页《圣经》(1455)就是实证,它为广泛普及传播新知识
奠定了基础.
经历文艺复兴前后的西方,在探索认识外在客观世界上有了许多开创性的新见识.哥白
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了地球绕日旋转学说(1543);伽利略(Galileo)使用天文望远
镜观察到了木星的卫星(1610);牛顿(Isaac Newton)完成了地球引力实验(1664);莱布尼兹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微积分》发表(1684);启蒙运动的代表作《百科全书》
自1751年起陆续在法国出版.新知识冲击着人们沿袭千年的旧观念和习惯生存的旧世界.
新大陆和域外未知的财富召唤新的探险﹑殖民和不断开拓市场.追逐利润和力图满足前
所未有的市场需求促使新知识化为应用技术革新.瓦特(James Watt)成功发明蒸汽机(1765)
和阿克莱特(William Arkwright)获得纺纱机专利(1769),这两件事被看成工业革命开始的
标志.接着,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制成第一台实用的蒸汽火车头(1814);第一条载
客铁路在英格兰建成(1825);苏伊士运河开挖和建成(1859-1869);美国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
开通(1869).新的发明也接踵出现.诺贝尔(Alfred Nobel)发明现代炸药(1866);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取得电话专利(1876);爱迪生(Thomas A. Edison)发明电灯
(1879).
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大机器生产给西方国家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和遥遥领先的国力.耶鲁
大学历史学家Paul Kennedy的研究2指出,世界制造业的份额,1750年时,全欧洲加总为全
球的23.2%,英国是1.9%,中国是32.8%.到1860年时,全欧洲加总占到全球的53.2%,英国一
国占19.9%,中国则相对减为19.7%.至1900年,全欧洲占全球的比重达62%,英国占18.5%.
而在北美立国仅百余年的美国,这时它一国已占全球份额的23.6%,超越英国.此时的中国已
相对减为全球份额的6.2%.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竟然如此深刻而剧烈.
工业化在人均相对水准上(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1750年全欧洲均值与中国之比是
8:8,英国与中国之比是10:8.到1860年时,全欧洲均值与中国之比是16:4,英国与中国之比
是64:4.而到了1900年,全欧洲均值与中国之比是35:3,英国与中国之比是100:3.一百五
十年间从大致持平到差距如此悬殊,令人咋舌.
西欧﹑北欧民族向来各自成独立实体,采贵族领地分治而拥王封建,进而演变成分割相
争的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并各行其是,加之欧洲地域有限,史上自是纷争绵延.伴随着
各国如此巨大的国力增幅,战争成为常事.仅从相当于清朝的年代中举例,有新教徒地区反抗
天主教压制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有欧洲列国抵抗土耳其扩张的战争(1683-1699);
有殖民地战争(1689-1763),英﹑法及其他列国间为谁来支配欧洲本土和美洲殖民地而战;有
西班牙继位战争(1701-1714),西欧各国重分势力范围,英国开始成为超强;有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击败奥地利,扩张征服罗马和埃及(1796-1798);有英国﹑奥地利﹑俄
罗斯﹑普鲁士﹑瑞典﹑葡萄牙联军击溃法国(1814);还有西班牙舰队被摧毁的美国-西班牙
战争(1898).如此激烈而频繁的战事,促使各国为求生求胜而提升军力,也助长并煅造了使用
实力尤其是武力贯彻本国意志的国与国竞争方式.
看过在中国既存体系内二百多年来邯郸学步而耗尽心力却不知域外有何物的清廷,也看
过因新知识新技术工业革命而国力骤然强盛﹑根性偏好扩张又习惯于使用占压倒优势而自
知不会承担对等毁害后果的武力的西方列强,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后叶面临的问题便一目了
然:中国的命运危若累卵!不奋起自救,惟有被人蚕食,被人征服.于是有人呼“开眼看世界”,
有人计“师夷长技以制夷”.清廷始知增国力为要务,但祖宗之制不能动摇-因为那关乎已入
囊中的君权和政权,因此采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固在矣,用则欠灵.三十余年洋务运
动因败于同样后起且不过是蕞尔小国的日本无果而终.一样的学西人器用,为何他人可以,吾
国却不成?时人遍览世界,谓后起学而有成者为日本﹑为俄罗斯.两国皆行君主立宪,奋学西
方后并以边陲荒野之国而俨然跻身列强.因此时人提倡学日﹑俄,行变制外加大工业﹑兴教
育﹑改税制等新法,以期与列强比肩.清廷数度犹疑,但危难国势的逼近,使之不得不先后有
百日维新和庚子后新政之举.无奈姗姗来迟的变制已然落在民情求变的历史潮流之后.社会
变革的引领主导权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辛亥革命以摧毁旧制度的方式一举取代了相对
社会成本较低的由统治层主导力求避免打碎-乱中争强-强者重建的所谓“乱世”模式的改
制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