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如果十九世紀的中國統治者能防患於未然,將在野有潛力煽動民眾窺伺權力的雄心勃勃人士以不同方式納入體系之中,減少其成為與既有威權對立力量的號召者或首領的可能性,那麼即使民怨沸騰,大眾不過是一盤散沙,難以形成可觀的抗衡力量,因變革帶來不確定性而導致失序的可能性就可大大減少.大凡欲施展﹑求一逞之士,開始並未鎖定某一途來發展,越早為其提供發展機會,越能影響其今後走向.只有他途不通,此等人士又有能量和能力必須宣泄(所謂建功立業),他們才會選擇極端方式.避險﹑低成本﹑易成功等風險承擔上的選擇偏好,在這裡同樣適用.

    事實是,中國在面對虎視眈眈的列強之前,就已由邊夷滿族君臨天下.一旦被列強羞辱,又在圖存政策上連連失着,清廷幾乎是註定了沒有機會獲得民眾的諒解而能繼續治理國家,這也是中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走向失序﹑革命﹑動亂的宿命.

    同樣,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救亡圖存命題的提出,本來就是由列強的刀架在了中國人脖子上而起.中國人在清以前的明代航海技術尚超前於西方之時,循中土天朝之舊想,無意聞域外之事,閉關自守.誰料想爾不圖人人圖爾.數百年後西人用堅船利炮轟開你的門戶,逼得中國不變也得變,還受盡欺壓不能由着自己的意志變.外力的因素迫使中國內部失序,各種力量的糾結爭鬥使得中國不得不走上代價最為高昂的極端變革(革命)之路.

    遭逢歷史的宿命和外力的擠壓,作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統治者的清廷,在維持統治時只能苟延殘喘,全然沒有雄圖大計.網羅天下人才的策略即使想實行也鮮能顧及,其遭遇的危局和承受的屈辱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當前巨患已無窮,何以能出長策而防未然成型之患?內外交困之下,清廷權威貶損殆盡而致國家社會失序,未然之患終於成型.

    幾番“如果”之後,掉頭來看起於青萍之末的欲求改換天下的革命之風.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開啟門戶,對外貿易和交往不斷增多,國人因各種因素對域外事物見識益廣.鼓吹革命的先行者孫文,初始並未言革命,而是向當時的權臣李鴻章上書建言,求改革主張能獲用.當時的朝廷並未對在野的這些人士網開一面.正途不通,惟走偏徑.於是孫文遠走夏威夷募組興中會(1894),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其後黃興領導於湖南成立的華興會(1904)的綱領是“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無獨有偶.

    革命者起始之時皆處於弱勢,一般都為求一逞而不擇手段.孫文等巧妙地利用了清廷統治者的先天脆弱求最大限度獲民眾對異族排斥的響應.作為人口上占絕對優勢的漢族一員,如此振臂一呼,亦是大義凜然,無可挑剔.

    實際上,革命者對自己熱衷的革命欲達成的目的並無清醒成熟的認識,唯一認準的就是推翻清廷,依賴的手段多是有轟動慘烈效應的暗殺﹑武裝暴動等暴力手段,憧憬的是畢其功於一役,登高一呼,天下易幟.

    甲午戰敗,清廷威信掃地,民間除了斥責痛恨無能的統治者,也漸湧起了國人自救從而爭奪國家變革主導權的意識.接下來的義和團庚子事變招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幾乎蕩滌了清廷僅存的權威.國人不忍國破家亡和自我奮起求存的呼聲和想法愈加明顯.

    因此,各地的革命黨人自1895年至1901年間,陸續發動十餘次武裝暴動,爆炸﹑暗殺等等也此伏彼起,遍及嶺南﹑江淮甚至京畿,但無一奏效者.

    作為辛亥革命標誌的武昌首義,也是一次武裝暴動.它能一舉義旗即得到全國十五省相繼響應,並非它的起義與歷次暴動有什麼根本的不同,而是清廷至此的所作所為已將其私利置於天下之先和再無能力主導國家變革的面目暴露無遺,迫使人們選擇任何可能的替代;同時也是百日維新和庚子後新政植下的立憲準備,使各省有諮議局﹑立憲公會等具地方代表性和相對獨立的機構,一旦有事,能行公義而作決斷.如此,辛亥革命實際上是統治層和民間爭奪社會變革主導權的過程中出現重大轉折的顯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任何革命都是統治者在日常治理和應對變局中的錯誤作為而造成.古今中外皆如此,辛亥革命也不例外.

    歷史的圖景於是清晰如斯-

    明﹑清兩朝因循守舊使中國落在世界潮流之後.

    偏逢滿人以邊夷小族君臨天下而使賴以統治的權威先天具頃刻傾覆的不測風險.

    面向全球拓疆逐利且以武力為後盾的列強對中國欺凌壓迫,使中國內部不能按常規意義上的由統治層主導避免失序的變革來求得國家的新生.

    作為統治者的清廷因外部列強欺壓鉗制和內部統治先天脆弱的束縛,進退失據,既難以維繫現存的君統和政權,又不能積極放手有效主導變革,喪威失信,統治者的角色難以為繼.

    既存統治分崩離析,失序便是題中應有之義,而失序必然導致動亂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