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如果十九世纪的中国统治者能防患于未然,将在野有潜力煽动民众窥伺权力的雄心勃勃人士以不同方式纳入体系之中,减少其成为与既有威权对立力量的号召者或首领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民怨沸腾,大众不过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可观的抗衡力量,因变革带来不确定性而导致失序的可能性就可大大减少.大凡欲施展﹑求一逞之士,开始并未锁定某一途来发展,越早为其提供发展机会,越能影响其今后走向.只有他途不通,此等人士又有能量和能力必须宣泄(所谓建功立业),他们才会选择极端方式.避险﹑低成本﹑易成功等风险承担上的选择偏好,在这里同样适用.

    事实是,中国在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之前,就已由边夷满族君临天下.一旦被列强羞辱,又在图存政策上连连失着,清廷几乎是注定了没有机会获得民众的谅解而能继续治理国家,这也是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走向失序﹑革命﹑动乱的宿命.

    同样,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命题的提出,本来就是由列强的刀架在了中国人脖子上而起.中国人在清以前的明代航海技术尚超前于西方之时,循中土天朝之旧想,无意闻域外之事,闭关自守.谁料想尔不图人人图尔.数百年后西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你的门户,逼得中国不变也得变,还受尽欺压不能由着自己的意志变.外力的因素迫使中国内部失序,各种力量的纠结争斗使得中国不得不走上代价最为高昂的极端变革(革命)之路.

    遭逢历史的宿命和外力的挤压,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统治者的清廷,在维持统治时只能苟延残喘,全然没有雄图大计.网罗天下人才的策略即使想实行也鲜能顾及,其遭遇的危局和承受的屈辱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当前巨患已无穷,何以能出长策而防未然成型之患?内外交困之下,清廷权威贬损殆尽而致国家社会失序,未然之患终于成型.

    几番“如果”之后,掉头来看起于青萍之末的欲求改换天下的革命之风.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启门户,对外贸易和交往不断增多,国人因各种因素对域外事物见识益广.鼓吹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初始并未言革命,而是向当时的权臣李鸿章上书建言,求改革主张能获用.当时的朝廷并未对在野的这些人士网开一面.正途不通,惟走偏径.于是孙文远走夏威夷募组兴中会(1894),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其后黄兴领导于湖南成立的华兴会(1904)的纲领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无独有偶.

    革命者起始之时皆处于弱势,一般都为求一逞而不择手段.孙文等巧妙地利用了清廷统治者的先天脆弱求最大限度获民众对异族排斥的响应.作为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一员,如此振臂一呼,亦是大义凛然,无可挑剔.

    实际上,革命者对自己热衷的革命欲达成的目的并无清醒成熟的认识,唯一认准的就是推翻清廷,依赖的手段多是有轰动惨烈效应的暗杀﹑武装暴动等暴力手段,憧憬的是毕其功于一役,登高一呼,天下易帜.

    甲午战败,清廷威信扫地,民间除了斥责痛恨无能的统治者,也渐涌起了国人自救从而争夺国家变革主导权的意识.接下来的义和团庚子事变招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几乎荡涤了清廷仅存的权威.国人不忍国破家亡和自我奋起求存的呼声和想法愈加明显.

    因此,各地的革命党人自1895年至1901年间,陆续发动十余次武装暴动,爆炸﹑暗杀等等也此伏彼起,遍及岭南﹑江淮甚至京畿,但无一奏效者.

    作为辛亥革命标志的武昌首义,也是一次武装暴动.它能一举义旗即得到全国十五省相继响应,并非它的起义与历次暴动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是清廷至此的所作所为已将其私利置于天下之先和再无能力主导国家变革的面目暴露无遗,迫使人们选择任何可能的替代;同时也是百日维新和庚子后新政植下的立宪准备,使各省有咨议局﹑立宪公会等具地方代表性和相对独立的机构,一旦有事,能行公义而作决断.如此,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统治层和民间争夺社会变革主导权的过程中出现重大转折的显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在日常治理和应对变局中的错误作为而造成.古今中外皆如此,辛亥革命也不例外.

    历史的图景于是清晰如斯-

    明﹑清两朝因循守旧使中国落在世界潮流之后.

    偏逢满人以边夷小族君临天下而使赖以统治的权威先天具顷刻倾覆的不测风险.

    面向全球拓疆逐利且以武力为后盾的列强对中国欺凌压迫,使中国内部不能按常规意义上的由统治层主导避免失序的变革来求得国家的新生.

    作为统治者的清廷因外部列强欺压钳制和内部统治先天脆弱的束缚,进退失据,既难以维系现存的君统和政权,又不能积极放手有效主导变革,丧威失信,统治者的角色难以为继.

    既存统治分崩离析,失序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失序必然导致动乱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