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
辛亥革命的发生,源自清廷作为统治者的缺乏历史视野和囿于私利而进退失据,加上外强欺辱,终致丧威失信,造成社会失序,各种力量蜂起抢夺主导权.如果说辛亥革命给我们什么启示,那么这是最警醒人之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变动的巨大惨烈成本.君不见近代中国屡次战败和承受连串不平等条约,国体坍塌,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党派争雄,正当的国家建设延误百余年,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延滞至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其间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数千万生灵涂炭.这不堪忍受的成本,不管愿不愿意,都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庶民百姓承担.青史留名的英雄们,看重的是他们的伟业,并不在意﹑或者即使在意也绝无能力偿还赔付关乎国家和民众的时间及生命的成本于万一.因此,从一个共处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在社会发展前进﹑召唤变化的时候,领导层必须负起主导变化和维系一个社会的责任.
或曰这是不分原则的曲意奉承.非也.认可既有秩序,鼓励握权者正确主导,为的是避免紊乱失序.失序的结果,一定是全社会皆输.认可主导,是希望上下同心,实现有益于迈向完善市场体系道路的变化.依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论述,这是一种理性的避险决策.如果领导层握权主导,不实行必需的改革呢?在现代中国,不思改革的人可以说几乎没有,问题大都在如何去改革的争议.当今领导层具现代知识和全球视野;说的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34而不再沾沾自喜从前的说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知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以握权者的绩效为衡准,且了解民意会否逆向转变,全看领导层的作为.这种逆变,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却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这个约束应该已经具备足够的鞭策和警醒力促使领导层作出有益于全社会的决定.有人会说这样做既得利益集团会获得最大利益.这确实是历史的无奈.若要认真,必须剥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又会造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冤冤相报,结果必然是杳杳无期的混乱失序.确实会有新的一批人在乱中得到好处,但大多数的民众只会遭殃更甚.因此,理性的做法是就从现在开始,具历史的度量远离分裂争斗,认可既存秩序,连带也认可既得利益集团多得的好处.作为交换,在促进和督促实行新的符合市场体系的社会变化的过程中,让新的机制不断形成和巩固,从而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公会逐渐减少,社会的总得益增大.中国一向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那是说财富是流动的,人在社会中也一样.如果一个社会是流动的,逐渐开放而更趋公开﹑透明,那么就没有谁能永久占有既得利益.历来沿袭封建割据(自中世纪始)﹑后来又率先行市场体系的英国,少有激烈的剥夺和毁坏重建,而是经由制衡(1215年大宪章开始对王权的成文限制)﹑移权(王室至议会)﹑扩权(资产者加入议会分享对国家事物的发言权)再到全民普享的途径,走了一条基于他们习惯﹑文化﹑价值又符合市场体系的演变之路.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习惯和文化价值基础,不必﹑也不能照搬,但这些适应共处﹑尤其是后来适应市场体系﹑不失序﹑实际可行﹑渐进直至包括全民的社会变化历史轨迹,值得参研.他人的成功实践过程也是对既认可现有秩序﹑又促使渐变的低成本社会改革的很好的注脚.
或有抱负宏大之士小视乃至蔑视这类渐变,认为只有那种天翻地覆﹑登高一呼﹑朝夕间改元换符﹑轻易在天宇间立一标竿﹑于是留下英名的举动才轰轰烈烈,也许从其个人或集团的算计-得利成名的是他,承担牺牲的是庶民百姓-来说不算错.人在世间不过几十年的功名尘土,笔者所说的历史渐变,要经历一﹑二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仅此一项,就会坏了此等跃跃欲试野心人士的功名好事.全社会民众的利益,从来不在他们首要考虑之列.于是,社会失序﹑百姓生活遭难对他们来说并无太多的切肤之痛,更多的是想趁机会在历史上冒个尖留个名,最好能在乱中取胜.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解放”这类动听名词的动乱,现在建设和发展方兴未艾,民众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唾弃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这是握权主导的领导层所乐意看到的,但前提是握权者必须顺应民心促进对国家和民众有利的改变,不然就会迫得民众离心离德,从而易受惟恐天下不乱人士的蛊惑,致使社会落入失序混乱的向下螺旋.
民心是什么?简言之,人民想过更好的日子.市场体系能比其他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要过好日子的目标,那么促使这个体系运作得更好﹑更完善,就是全民﹑全社会﹑尤其是握权者的首要任务.所以,社会的一切改进变化,都应该朝向这个体系能否更有效完善地运作的方向.领导层乐意看到民心如此所向,但有一个两难的尴尬:他们难于从根底上批驳现在这批惟恐天下不乱﹑处心积虑想推翻既存秩序自己上位的野心人士.因为他们的前辈正是同一类人,不过处于不同的时代.这些闹事的前辈成功了,揽得天下于怀中.于是又回应二千年前的质问: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做得,为什么他人就做不得?不把这个于数千年的历史中一再证实从而深深潜入上至最高权位者﹑下达每一个庶民百姓的既存共识打破摒弃,改换成适合交换互利的市场体系的同约共处共识,中国社会永远会有混乱失序的危机.如今的握权者如何将现在的执政者身份与前辈的造乱趁隙夺权者的历史身份切割从而能义正词严地谴责动乱﹑依法施政并主导变革,同时又不损及执政身份地位的合法性来历以便持续维持权威,是一个关乎执政必须回答的严肃问题.
中国选定以市场体系的道路来发展国家,满足全体民众过富裕生活的要求,决定了社会机制为适应这条道路并更好地提供服务功能必须变化和改进,而认可既存秩序,由握权者主导变革和远离混乱失序的“革命”的共同理由是以全社会民众的整体利益为首要衡量标准,那么主导下有序的应变从何处着手?
广大民众从来是静默的大多数,他们难以接近权力的边缘,于是基本上只求眼前实利,可以成为顺从的被管治者,也可以被鼓动而成为任何现存秩序的掘墓人.何去何从取决于握权者如何对待他们的基本诉求.这种诉求应该被表达和释放.这是促使变化的需求和动力,也是督促握权者提供变化的压力.
对于在野却觊觎权位的人士,能极大化其利益的选项必然是推倒现有秩序改弦更张,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一切已登台者一样,他们不会如此直白地诉求,而会借用种种时新好听的名称,再结合逾百年来在中国一向被推崇的“革命”字眼,以求鼓动民众,为其一逞所用.这种破局乱序的力量实在不是一个共处社会所需要,但若作为现实存在的替代,即握权者不作为将会发生什么,也是一种压力.
握权的领导层最关心的,当然是既存秩序的安然无恙.换言之,怕乱.客观地说,这里包含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切身利益,确实还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