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回顧與前瞻(10)

四. 啟示

辛亥革命以促成清室退位從而在中國取消皇權帝制載入歷史已然一百年.它也以建立共和的嘗試屢屢失敗讓人抱憾.實際上革命本身得以發生和其後數十年各派勢力割據廝殺以武力爭雄天下,正凸顯了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和上至統治者下至民眾的潛在共識註定了國家不得不走上這條成本高昂﹑造就了或號稱戡亂建國或低看秦皇漢武的風雲人物卻以國家發展建設延滯和民眾犧牲慘重為代價﹑徘徊曲折現已成為歷史一部分的艱難道路.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各色人等幾乎沒有疑義會抱持各自的眼光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去發掘去顯現歷史的真實和找到對今後的啟示.

如果將國家作為整體而不以地域論偏私,如果不以黨派劃線爭利害﹑將全體民眾視為一個手足大家庭而不論人為劃分的階級對立和貧富貴賤及智愚之別,也不以信仰﹑民族﹑價值取向論差異,若以這樣的前提為標竿,從國家和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辛亥革命乃至一般意義上的任何暴力促成的社會變化,從中得出對當今的時代和國家今後的發展有益的啟迪?

以國家和民眾的一般及長遠利益為取捨,那麼辛亥革命的發生是一種不幸.這並不是否定這一歷史重大事件,而是說大凡任何國家在正常情況下求發展或社會變化,應該採取循規有序的做法,這樣可以避免革命暴力舉動帶來的破壞﹑毀滅﹑重建的高昂成本-其中包括實體建設和秩序﹑法制﹑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的樹立﹑推行﹑遵守.就辛亥革命言,其發生的不幸實在應歸因於歷史的種種聚湊-列強的欺侮切實威脅中國的主權和統一;清廷以蛇吞象的小族先天脆弱在錯誤的時間騎虎難下地處在大國統治者的位置,命定造成內外交困的喪威失信;民間因國家危機奮起爭奪救亡主導權-而令人深省.近代以來自孫文的興中會始,國民黨﹑共產黨相繼跟隨,呼喚﹑歌頌革命的聲音不絕而至於今.透過堂皇百變的口號,總讓人看到不是為求個人一逞不擇手段,就是為一己一集團爭得勝局而與他人他集團斗得你死我活,誰也沒認真考慮過最廣大民眾的福祉,更遑論放在首位!

稱革命發生為不幸,何以為據?且不談芸芸廣眾應該擁有的和平安定生活和進入現代社會後當然享受的基本權利和福利,僅以百姓無辜犧牲的生命計,自武昌暴動迫使清室退位,孫﹑袁兩大總統南北政府對戕,軍閥割據,北伐,剿共,抗日戰爭結束後的國共內戰,塗炭生靈以百萬計?以千萬計?恐怕爭天下有心,真正掌了天下沒一任統治者作過切實的統計.這說的是民眾的犧牲,還有國家的脈運.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先後啟動,可人家邊隅島國三十年奮鬥幡然有成,在十九世紀末就躋身列強,人民開始享受普及教育和現代生活的種種福利和方便.同一歷史時段的中國戰亂頻仍,革命不斷,直到二十世紀末才痛定思痛,再歷三十年改革開放,終於也站進強國行列-當然不能忘記的是各項人均指標仍然遠在人後.所有親歷者讚嘆感慨改革開放變化之巨,進步之速,但若放入歷史的框架,這三十年不過是補了當年無功而返的三十年洋務運動的課,國運已經遲緩了百餘年-毫無疑義這筆歷史賬首先要算在造成社會失序才引得革命蜂起的當時的統治層清廷身上-因此喜見今日國家揚眉吐氣,並沒有理由過分高興以至抹去自己歷史上曾經不幸的記憶.

以國家和民眾的整體利益計,理智的答案是任何時候都應該遠離訴諸暴力手段的革命.如辛亥革命這樣歷史的不得已實在並非幸事,而發展勢頭良好的時代如當今者尤其值得警醒.

不錯,維持(注意維持不是向後看或原地踏步不前)既有秩序得利最巨者為統治層和既得利益集團,但這是必須付出的歷史代價.這筆“贖買”的代價遠比社會被破壞的代價要小.而且,歷史也不乏借鏡.君不見雅典為代表的希臘城邦的公民權利,開始僅為男子據有5,他們有財產﹑能置備戰具參戰.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 1215)6時代能以成文法制約王權的是分封有地﹑有附屬民﹑具財產的貴族.而該國議會(Parliament)的產生﹑演變更顯示了權力和利益由既得利益集團擴展至社會其他階層的過程.為避免整體利益減損乃至尋覓全社會認同的整體增益(也就是有序遞進發展)之途,承認既有的不均然後逐漸改變它是個可行的選項.這裡所說的國家民眾利益,也包括統治層和既得利益集團那部分.為什麼要人為樹敵,強行撕裂社會爭鬥兩敗俱傷?以革命的名義破毀社會架構,生死廝殺﹑塵埃落定後還是需要重建.對大眾百姓而言,受統治﹑被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天差地別的是登上或被趕下廟堂的統治者.這些統治者為如此巨大反差的利益死活爭奪可以理解,但造成亂世卻把無辜百姓捲入.那百萬﹑千萬塗炭的生靈,是亂世的奸雄或者英雄向民眾強征的犧牲.現在的時代已緩慢但卻堅實地邁向民眾的時代,你我生而平等,不需要所謂救民於水火的偉人﹑英雄.那些攪動歷史的躁動者將自己英名載入史冊的時候,背後都是“一將成名萬骨枯”的殘酷事實.     

    不到不得已,革命應該被排斥在選項之外,但它的發生與否可以作為對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者是否失責的檢驗.這個不得已的可能性被歷史設為非零,即是對統治者的現實壓力和警醒.如果失責,革命就順理成章發生.對歷史上已然存在的事件如辛亥革命等,在惜其不幸發生之時,還是要肯定它起過的正面作用-儘管以巨大成本來衡量並不值得.這是全民付出的犧牲和國運承受的磨折以何堪回首的沉重換得.寫史者習慣成自然,輕易方便地記下各路英雄的名字,似乎他們是引領歷史的巨擘.實際上應該換一種寫法,歷史的每一步都要首先權衡經濟﹑政治﹑社會的成本,因為這關乎民眾切身利益和國運.

    中國走上革命之途救亡圖存,成本高昂,但還是取得了不可否認的具體成果.

    首先是主權和自主意志.民國政府在袁世凱時代的力圖維護中國統一版圖,在蔣介石時代的力抗外敵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再到人民共和國時代政府真正代表中國站起來,在世界上說話擲地有聲,可以說一脈相承.正是這番自主意志,後來使中國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完全按照本國意圖來參與和接受全球化,取得世界矚目並認可的成就.這和晚清時期列強變本加厲地強加不平等條約於中國,是何等強烈的對比.

    其次,是痛定思痛,亂至極致而終知腳踏實地﹑發展增強國力為唯一正途.革命以暴力打碎舊世界的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幾十年下來竟汰出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勝者.這是失序無序﹑無法無天狀態下無所顧忌之士必然驅逐有所律守者的悲哀.更甚的是勝者因勝利而忘乎所以置自身於國家民眾之上,橫衝豎撞治國無策終至不可收拾,結果所有作為皆成反證,使得後來者反而清醒而堅持改革開放,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