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和自许

   中国领导层能够形成、并自信宣示强国大国宏图，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力增强的顺势使然的结果，一方面是几乎与中国经济急速增长的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迎来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作出的衬映。截至本届中国领导层登台施政首年的二零一三年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国民生产总值三十余年间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八，创史无前例纪录；人均收入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12；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13。不管东西方的预测，都指向或近或远的将来，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比之下，美国的高失业率持续了四到五年，期间消費者信心低落。国内生产总值从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开始收缩，直到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才开始恢复增长14。美国自估其经济直到二零一七年才会恢复到预测的潜力水平15。欧洲多国因金融危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除德国以外所有欧盟国家的债务相对国民生产总值比例都有上升，从而阻抑了经济增长。此消彼长的情势，一时显得在西方阴霾衬托下、中国现况和前景的分外光明。

   中国人历来熟识和知晓“时”和“势”，换届新晋的中国领导层并不例外。他们判断危机不仅有破坏性，还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这是中国战略机遇的重要节点。如果不失时机趁势而为，中国在手握权力的他们领导下能加速崛起，而且是超乎先前任何想象的、从根本上影响世界格局的中国崛起。危机成为中国的绝好机会。

   审时度势之外，领导层对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做法深以为傲，认定作为成功经验继续延伸并扩大推行。这份自信除了内在的笃定，更难以掩饰地溢于言表。可以看到在十九大报告中，这被称作给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也就是不一样的国家发展替代模式。这些做法大致是：沿续历史路径依赖形成的集权体制，对内压倒一切地固权并提供和维持秩序（固权为维护随掌控权力而来的统治层当前和久远既得利益；维序虽出发点在于维持掌权者自身利益，但客观附带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面），同时不得不接受经实践检验证实的唯一能提供高效、低成本、可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市场，但回避以它为基础来构筑共处社会的法规、机制、机构、程序等建置，尤其是完全产权和平等、参与等基本之设，采取聪明的、变服膺市场为利用市场作为工具的做法，最低限度修改法律或颁行政策给予社会成员够用即止、而非完全的涉及产权的激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房产权不含土地所有等都是显例）以促进经济发展；对外以集控在手的国民人口和国家资源形成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现行体制下劳动者权利缺失和基本国民待遇差等比如户籍之别等造成的低成本条件为筹码，以无人能比的巨量利益，交换外来资本默认或不得不接受中方国内市场保护、以市场准入换技术转移等不同于国际通行的行事方式，再次显示聪明运用集控和挟制能力得到的随意压价定价、即扭曲市场的资源垄断能力，从而将互利和遵行同一行事规则这两者缺一不可的公平游戏，变为只言近利的另行规则博弈。面对这种聪明，互惠加公平对等同一规则这人与人交易和交往的不可或缺两根支柱，“利”尚且在（具垄断力的一方在以扭曲低价使竞争者出局、自身获得定价权后可以轻易再将之褫夺），“同一规则”已经被集控和挟制力摇动，开始初露可能塌毁的颓势。这就好比将一个国家、尤其是如此体量巨大的国家当作一个垄断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经营，其搅动力可想而知。造成所有他方疑惧感递增的摇动，成为聪明一方的得意所在。实际上，成功经验还不止于此。领导层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在开始融入全球体系之初并无太多不妥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他们出于占利不让和倚据相对实力人莫奈我何的实用主义态度，一再拖延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对国内市场开放和分期合规的成文承诺，持续保持和扩大自身在国际贸易中合理获利之外的不合理额外利益。如此单方获利的长年积累，招致美、日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被给予的十五年宽缓到期后，不承认中国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体的强烈反弹。

   危机，机会，成功经验带来不断堆积的实利所得，成就了这份日益充满自信、不止期望而且已经着手进行的改变世界格局的自许。夺取并掌控权力近七十年来用之得心应手的党、军、集权等体制之钥被承继和翻新强化使用，加上为增强国力不得不裁剪借助、却回避服膺市场根本要求而采行的各项经济策对，和施展抱负、争取参与以至主导国际话语权的大国棋弈布局，就是顶层意志希望通过井然有序的贯彻，按部就班将光荣梦想的自许化为现实的体现。

   深考细量的审度时势和周到绵密的路线图编织，可谓前思后虑，百无一失。这是就当事作为者穷尽其自身眼界和思路所及而言。在此之外，有没有因其无心而漏略、或者奈不识竟罔顾之处，甚至抱负满满却怀揣面对历史的迷思？

无视与执信              

   在前述铺陈和解析迈向强国路线图时，本文已经随其各个不同的着眼点有一些比较、对照和探询之记。“三去一降一补”是对先前盲目追求高增长导致资源错配的纠错步骤，这些认识没错。问题在面对因扭曲而造成今日困境的症结，是接受教训并因势利导，从政府行政举措变更为主体经由市场竞争，通过无数参与者基于局域、本地化的信息作出的算计交换重新形成资源优配，还是保持对同样工具使用信念的不变，仍然图通过政府行为改正先前的错配而达到如今认定的正确配置。如果是后者，结果差不多是以枉矫枉，在改正先前难题的同时肇生新的难题，如果是前者，则必须完善市场竞争的氛围和基础，方能得到想要的优化配置。市场为人图羡之处在效率和创新。效率和创新来自广泛而公平的竞争。广泛而公平的竞争来自平权和参与，也就是通过保障平等权利和参与机会，吸纳尽可能多乃至全部参与者。大道至简。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的全部要诀就在这“平权”和“参与”两条，加上与之息息相关的竞争的公平保证和发生争议时的独立裁决，以及作为市场秩序和规则监管人的公权力。虽然路线图中的某些文辞与这种推究多少攀上些字面关系，但通盘的规划架构显然与之相异。关于在这资源重配的结构调整中、占比重很大的低效国企的如何诊治，路线图反而强调了要做大做强国企的决断。这里可以看到不得不默认市场的效率，和对既定体制的坚守、不唯市场体系要求的马首是瞻的两难境地。在两难下取代强行对抗的是实事求解的态度，即不服膺社会经济架构和政治共处机制以能提供更有效和可持续更好生存（即高效生产）的市场体系要求为基准，而是倒转出发基点和生成架构的关系，从既定体制架构的要求出发，将市场作为工具来裁剪使用，为经济增长、也就是现行体制为自身延续要求国力增强的目标服务。在释放提升内需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化方面，同样看到依赖驾轻就熟的政府行为和希图利用（而非服膺）市场的产权“够用即止”裁剪的结合。寻找新产业经济增长点绕不过创新，因此不得不着眼经由市场激发企业家精神，但还是希望企业家按照政府下达的指令方向来配合使力。可见处处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角力，一再体现按顶层设计来修剪利用市场、而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逐步改革体制使得市场更自然有效运行的企图。

   在大国棋弈的一带一路战略、争取资本主导和金融市场定价权等方面，顶层设计的雄心对世界及本国间相对“势”和“力”的认识充满把握而自信显露。中国人历来的合纵、连横和折冲、巧弈等智慧自不必说，与时俱进的对“利”和实力的认识运用也别出心裁。因为执权范围内的集控力能够充分聚调资源，可暂时不计成本提供人所不逮的实利，以各别交换对方接受己方操作步骤和另行规则行为。徐图久计，在长远的将来一旦取得主导话语权、将在那时尽收最后最大份额的实利。这样的算计，为自存乃至最终胜出的目的，或可理解为另辟蹊径，但有否考虑过如此着弈背后的逻辑结局？也就是，弈者凭借和托上台面的理念是什么，是胜出通吃，还是公平共存？这样的理念具不具备对他人心悦诚服的召唤力而带来主导话语权？

   除却言及的这些精心谋划的部分，路线图也有几乎无视、或者力图用另种语汇隐晦描述的范畴。其中之一是衰退。这是任何经济体存在和持续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的一环，不可能跳过逃脱。路线图并没有为这必然的一环准备任何的空间和随之而来的应对，而是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来诠释经济增速的减缓，并通过一贯的政府政策调控来对冲不可免的增速减慢，力求保住逃过危机的起码增速。用政府调控应对经济衰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触发的、创见性的凯恩斯理论的应用。如今几乎所有的政府或多或少都会使用它来熨平经济周期的起伏波动。它的有用和被使用不是问题，区别只在这类调控政策无一例外都是危机时段、也就是市场失灵节点的不得已做法，只为救急以免太大的波动和冲击。一旦度过危机，政府政策实行退出机制，运行交还给回复有效的市场。最低限度和勉为其难的使用，是不得已的本意。因政策能短期收效而将之视为调控利器、甚至认作以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行事指南，与该理论的本来的出发点和站位相比，已经荒腔走板，大异其趣。路线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政府主导和规划的强调，凸显贯彻顶层意志的不可违和功利性使用政策工具的热忱，并无人力对市场和经济周期规律必须服从的敬畏和体认。

   路线图另一看似并不显著、实则触及非常根本性要害的忽略或错解，是把与国际商贸和国家共处的伙伴或对手交往相处中，因伴以利诱或巧妙曲解而自据特色另行规则、终遭致遵守同一规则的信用在人前尽失的结果，自视为行之有效的成功举措、而属意推广实行，用来参与国际规则的新建构和争取自身话语权。交往共处能长存和可持续进行，在互利和遵行对各方无差别的同一规则。两条缺一不可。制订路线图的人们展现的还是他们的纯功利思考，把为人类大多数所接受、从不可追溯的久远沿袭而来的通行习惯按己意裁剪，以为光凭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可以摆平和打通一切。倚靠集控下的中国的体量，他们能够提供让别人瞠目结舌的短期巨利和极具诱惑力的国内市场，所以只言利、不讲同一规则的做法斩获了不少成果。但是，信用在重复、可持续的交往中极端重要，因将来的获益来自基于这种信用带来的持续交往。现在其他具备实力的经济体在中国承诺逐渐遵行世贸通行规则、却到期不兑现而失信的情况下，开始群起而拒斥这种做法。中国在今后国际交往和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将陡然高昻。为长期获利，必须以维持自身为遵守同一规则团体的一员为前提。要重新赢得这份信用，其付出会高于先前凭精明赚取的利得。这份忽略或错解，为中国发展前进平添了高成本的困境，也许为策者不知、或为贯彻顶层意志而不愿知。

   无视和忽略的另一面，是执着的坚信。历史中国体制戮力维持唯一权力的不可挑战权威，因此行郡县一统，废封建亲藩，削减相权，剪除藩镇，兵权分置，直至明、清取消相权代之以内阁乃至军机处治国。唯一权力的正统在共处治理架构上由不容挑战达至不可能挑战。但是权力只是求取不被颠覆的整体稳定架构-也就是造成集权和散民，足用即止的成本效益流程使它达到县级层面就停止将自上而下的一统控制再往下延伸，而是允许宗族社会和乡土组织在一统的架构下自保自治，以虽减弱但不对架构伤筋动骨的基层控制和动员能力，换取极大地降低管治成本。当代在延续历史体制的固权架构和目标的基础上，引进并发展了列宁的专一政党组织形式，剔除在此专一组织控制之外的一切独立或自治社会团体包括宗族和乡社，将一统行政连同专一组织深入所有社会基层的管控力结合，形成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贯彻顶层意志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样的“集权塑力”自夺取政权之日始，几十年用来得心应手，因此领导层执着坚信。基于这样的集权架构和直下最基层的管控动员能力，就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信条。毋庸置疑，如此几乎不受限制地控配资源，当然能够办成一些大事，只是它的成本被撇开不计。若论成本，是首先以社会总效益计；论成大事，则首先以掌权方固权、永续维护既得利益计。已成就大事中的翘楚如两弹一星、富国强兵等，无一不显现权力方维护己利的排序意图和为达目的的罔顾成本。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以社会总收益的高成本支出、来服从执权方实现自身利益排序目标的资源重配。付出者和支付者在这里不言自明。从人皆自利、加之夺掌公权又不受制约的双重境况出发，执信与权力如影相随的政府行为有效并乐此不彼的原因，也不言而喻。路线图中政府的位置和政府行为的影子频频强力投射，与它同时引用的利用市场的言辞处处交织，显示政府意决和贯彻在主位，市场惟被借用陪伺为副。

寄望成算

   如此深谋远虑。周密思量路线图的编织者，应该不是愚钝浅智之辈。仰仗当代国家间关系的主权原则，执权方在夺得国家公权后凭对权力的专控，将政党、军队、体制等组织和建构设置在治下自行其是，并结合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精心管控前提下的预期，掌权者具备自信认为对内的固权久长将在自身控制下得以持续。给定这一对内长久坐江山的预设，迈向强国的用力处就落在继续增强做大国力，同时在国际间取得并扩展大国地位和话语权。路线图寻求的对内以政府意决主导、借用市场优势来服务的路径，其寄望的成算在哪里？

   采取市场办法的高效、低成本和所有参与者合力形成的资源优配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路线图编织者当然知道，不然不会在路线图的布设中，凡有可能处就想借用市场之优来服务于顶层设计底定的、政府意决主导在经济上增强国力的路径。既知政府行为（不止是东方，西方同样）有效益低、因人为意志带来错配资源的高风险等弊处，为什么舍彼求此？关键只在收益和成本是以谁的利益排序为计算基准。市场的高效率、低成本是以社会总收益优先排序，容不下任何个人或团体从己利出发对它的重新安排或扭曲。而政府主导下发展的轻重缓急，是以执权方巩固和永续利益的排序为依据。即便政府主导的行为低效，但在符合领导层的利益排序上绝对比市场非按此排序的自然优化对口契合。这种低效，是执权者可以承受、也愿意支付的成本。目的只在办成，不在成本的花费和效率的高低。况且，这种高成本、甚至高风险的资源错配，在专权集控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政干预挪填垫补。常识下他人何堪忍受、难以想象的成本负担，在直陈自具特色的制度下不仅可以承受，并且屡有不计成本确实能把顶层关切的固权维利的大事办成的前例。因此，一个看似不谙理性的取舍决策，实质上是置执权方利益高于社会成员总利益的非常理性的自利算计。

   对内如此，那么对外取得并扩展大国地位和话语权的寻径，寄望又在何处？不像在国内有几乎完全的掌控权，路线图的编织者不会不了解交往的常规，即互利和恪守普遍接受的同一规则。利自不必言，但通行的规则必有利于先入并设立体系的他人前者，后来者想弯道超车甚或追赶居上处于天然不利的地位。如果习以同存共处是久远的历来习惯，那么对既行规则会首先设问它是否对等和公平。如果是，那就不置异议，因为规则对人人如此，即使各图己利最大化，那不能构成不守规则的理由。如果不是，那么后来者能否提出同样为多数各方可以普遍接受的更好规则？若新规则能够被多数普遍接受，显示它同样符合对等和公平原则，这是规则的进步，自然因规则的优劣赢得参与游戏各方的人心归向。在这里，先来者因既行规则而相对得利的多少，不是衡量规则公允和正确与否的标准，对每一方是否对等和尽可能公平才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习惯不是同存共处，而是竞存求生，胜出者通吃。所以一旦处于后来者地位，能敏锐感到不利的方方面面，尽管直面的是对所有人没有本质差异的同一规则。于是，出于自利的本能计较，专注改变利益的不平状态，而不问是不是在既行已验证的基本对等公平、而被普遍接受的规则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为达目的，可以不问手段。“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是二千年前变法图强的商鞅树立的成功前例。这种思路为日后中国历代的欲建功业者一脉相承。而本能的自利计较，也证实史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所言的确。因此他人同存共处习惯下交往常规的互利和同一规则并行，到了竞存胜出的中国语境，简化为惟利一着。或许习惯共处的他人觉得突兀不可理喻，但对习惯竞胜者而言，一切天理自然，不过就是近利和远利之较，至于如何取舍，在各人智巧，并无信守共同约束的为人底线一说。

   一旦明白了视共守底线为自捆手脚的阻碍、在对弈中为增加更大的自利盘而必欲去之而后快的道理，那么就很好理解赶超胜他的胜算寄望，在三连环的组合拳。一是对外售人以眼前之利、而且通常是超额实利，交换他人默认或容忍己方借口特色而取捷径，变共守规则为暗渡陈仓另行一套。在通行规则下的市场中他人一般出不起、也几无可能开出的诱人条件，对于拥有集控国家资源权力者而言，却足以提供这种低于市场的压价和优于常规市场回报的短利。如此循环往复，伺服以利将各各图利者分别击破，能够行使低价优利的玩家得以称雄市场，取得定价权后再听由己愿渔利而无人能奈其何。一著堪称典型的将竞争市场扭曲衍变为垄断性竞争的教科书式显例，不过这里已经不是谈论一个企业，而是将一个巨型体量的国家当作独家垄断企业经营的空前绝后之例。这是以利蚕食规则，实现夺占市场份额、取得话语权的套路。二是及时仿借他人创见和加紧培育自我创新的快慢手合用，一旦获取在手即在治下规模化推广，发挥专权的决策快速、集一国之力的资本投入和巨大国内市场的支撑，不计成本抢先占取市场份额，争夺定价和定技术规则的内外市场话语权。通过这样的借超，抵补为固权和永续统治层既得利益、不遵行完全开放市场的专权管治带来的低效和创新匮乏的缺陷。因为算计仅落在利益一个焦点、而不在既互利又诚信奉行同样规则两者不能缺一的交往金科玉律，所以借用他人创新尤其是知识产权时，并不完全恪守诚信和支付守则，跌破底线的盗版、变相窃取、或以扭曲补贴和市场准入逼换技术转移等都拿来使用，只为争取高昂的借鉴和技术仿追成本的最小化。暂撇开这种做法的其他认知对错不论，仅它取了忽视诚信、不守同一规则的捷径而言，就面临为重建与人长期交往不可少的信任基础、而不得不付出高成本代价的得不偿失尴尬。三是对内必须维持不可容忍低限以上的的经济增速。自上而下专一管控体制的固权、维稳支出必然高昂，而且随着技术进步条件下信息、人员、资本等要素更形方便的流动只会支出倍增。为免乱消释不满给民众的分羹部分，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比照，同样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维持统治加满足民需的支付如果不是指数方程、至少也是线性方程。对这些只加不减、随时日而增项目的覆盖和支付，靠且只能靠经济的增长、而且允不得增速太低。如果增长不能应对这些支出，势必动摇固权维利和不能消弭民众的不满。这是不可容忍低限之谓。引以为傲的高增速时代眨眼已成过眼烟云、不能持续。换上新常态来体面解释减速，面对必须纠正的、先前因片面追求增速造成的资源错配的严重困境，则用供给侧改革、寻找新增长点来反例正说。资源纠偏重配的过程痛苦且成本高昂，能够完成是中国经济的幸事。在这个过程中要同时保持经济增速高于、至少不能跌破不可容忍的低限，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增长一旦不敷上述刚性上升的各项支出，权力基础动摇、民怨沸腾就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虽然三连环组合拳各有以上列出的的风险和成本，但其扬长避短、田忌赛马式的应对聪明清晰可见：以集控资源的垄断扭曲对付开放竞争的公平对等；以专权下快决策和规模化推广优势弥补管控带来的低效和创新匮乏劣势，并且利用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缓慢复杂、尤其是新技术门类出现后的保护立法和实施贯彻的滞后，竭力降低复制成本，赢得赶超时间；以既有人为指令促成高增长的经验延伸，再次用同一方法在集控下通过纠偏重配资源、达到领导层强国目标所需要的增长。这套组合拳的可能成功概率，如果以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作为的结果衡量，相比初始坚持与众不同、懵懂摸索的时候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也是中国领导层自信满满的缘由所在。垄断行为在竞争中将他人挤压出市场、得到份额和定价优势的已有成例。快决策、大规模推广在短期内的追赶效益明显，只要复制推广新技术的生产体量能填补低效和创新匮乏造成的时间滞后、在赛跑中争取先期达到那个量变到质变的时点，追赶最终会演成赢面。集控主导促成的增长已经延续几十年，只要持稳延续，固权维稳加分羹、按顶层意志排序的千年策新版就能支付裕如地贯彻执行。这是怀抱希望的一面。它不愿被人看到的另一面则是：垄断虽然有力，但是公平竞争的公敌。如果所有博弈交往的各方都坚持对等原则，抵制所有另行规则的行为，纯粹以利扭曲市场的做法、因不奉行同样规则失尽信用而终成举步维艰，如何办？巧借捷径复制的情形类似欲另行规则的垄断，一旦被他人用坚持对等原则来抵制，想借的源头活水不再，怎么办？而期望按主导意志促成的增长能一如既往，一旦因违背服膺市场的铁律而终有不能如愿的结局，稳定和在位统治的基础顿失，如何解救？中国领导层似乎有理由偏重相信自选特色的组合拳成功概率的胜算，不然他们不会以如此自信的态度展示迈向强国的路线图。但是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凸显他人要求对等和交往中遵行同一规则的意决和实力展现，给继续如愿推行组合拳投上了阴影。而供给侧改革的迟迟不见成效、隐形债务高居不下和低迷的经济增长，不说出现摇撼管控的预警，至少使得满满的信心随着时间推移而有褪色之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