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宜早宜实,谋当深当远

-对《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一文的辨析与思考

    见中国财经网2012年6月11日刊发来自《财经》杂志署名俞可平的文章“增量民主与政治改革”,触动一些时时萦回脑际的思考.长居蛮荒之远,跃跃为中国计,也愿鸣放一二.

    俞氏,近庙堂高踞之人,或称“文胆”.是以知他的言论,一般代表执权者将为、当为的思索和行动踪迹.因此他所言称的做法,可视为已盖“放行”戳章.其原因不言自明-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既存的机制来推行之.诚然,一切有利于还权于民、建设一个更适合现代大生产和由之产生的生产组织、流通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方式的共处公民社会的举措,都应赞许和促其早行快行.

    俞可平先生的文章(以下称俞文),总体上面对中国实际,也没有忽视吸取其他已然进入现代化共处社会的经验.它的意义、目标和要素部分的论述,就体现了这种求实的考虑.其涵盖的内容使得“增量民主”的提法和做法不仅因执权者的意决而能行,且也变得可行.文章不是凭空脱离实际杜撰什么文告宪章之类,而是纳入了许多全球通行的衡量标准.我们且撇开语义和用辞方面的争议如“普世”或“普适”之类,至少应肯定俞文说的是一些通行的取舍标准.所谓殊途同归,中国社会至少也能够象其他社会一样,目标指向是民权共处社会,且衡量标准也通行近似,此为进步.

一. 改变社会执何端 – 革命试图破局抑或促压同行改革

    每个人对其所置身的社会如何凝聚共处、如何提供机会均等、如何公正对待每一成员等都有自己的看法,尤其看到诸多不公正、不平等或其他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民权社会之主旨不合处,愤懑、批判乃至抗争很正常.发现缺失、指摘弊端容易,但要改变社会,并非闭门造车拟几条文告然后颁布或改换几个领导人就能做到.任何社会的当前形态,都由诸多因素包括历史沿袭、社会成员共识(如何凝聚、如何相处以及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有意向并有能力和潜力问鼎权力之各社会集团取得权力的实际能力以及这种能力间的对比消长、还有外部世界信息交流和影响力等等铸成.只有改变这一切,社会形态才得以转变或进步.改变的方法不外乎两类: 渐进演变和革命突变.其差别主要在改变的社会总成本、尤其是普通民众承受变革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以及苦难遭际的成本.这些成本的急剧升高是伴随革命激变而来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改变在时间跨度上的差别并非如瞬间成功与经年累月不见成效那般显著,因为所有的革命都在激烈的转折点之后不得不经历一个动荡甚至是长期的补课过程.对近代中国革命有直接影响的俄国十月革命(1917),直到几乎百年之后的今天,还在补是追随欧洲主流还是树立俄国自主社会形态的课.对中国和俄国革命有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4),相较英国从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到光荣革命(Revolution of 1688)的演进以及议会的产生和改革等,也是由革命党各派暴政互戕几经反复,遍尝上至国王、下至各派革命党领袖及千百民众的流血,才痛定思痛,回归循序的改变.近代中国革命在清王朝面对内外危局丧失维系和引领社会主导权的情形下发生.种种偶然昭示一个失序社会下“过犹不及”的必然,也就是手段最激烈的党派在种种自称新政(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或革命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派别混争中胜出.权力通过枪杆子奠定,不容争辩,何其爽哉!结果又怎样呢?内战频仍(国民党对北洋军阀的北伐,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五次围剿,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三年解放战争),多少生命涂炭;施政失误(三面红旗图大跃进欲速不达,文化大革命自乱江山),国家经济和其他面貌依然落后.直到一百多年后才由三十年改革开放补了晚清时期未竟的洋务运动富国强兵(民富依然尚未沾边)的课.对现代社会的建构、成型和完善,革命的先行者和后继人都寄望“毕其功于一役”的轰轰烈烈.可是直到辛亥革命发生一百周年后的今天,才不过开始讨论现代社会的建立与成型的可行步骤,贯彻实施尚待见分晓.革命之速变在哪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派政治人物倒是沽名钓誉,叱咤风云,更不乏坐收实利营私者.

    革命对正常社会必要秩序的破坏带来的社会改变的高昂成本及欲速则不达的历史见证,明示我们它不是当今社会进步的选项.所以,改革首选应该舍弃革命的突变手段.或许有人说出于关切社会改变的总成本放弃抗争一途,会使已经处于有利地位、占有多于他们应该占有比例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执权着和既得利益集团得寸进尺,占住既有利益不放,不言改革,你拿他没奈何.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现在的社会是个信息愈益开放的社会,新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相关的生产组织、流通方式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基于交换和平等权利、尊重个权和产权的互相依存而非自给自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不断给人们来自传统但又不断添加新内容的共处行为方式和思想价值取向盖上新的烙印.社会由民众组成.组成社会的大多数民众认同的共识和公论决定这个社会的基础和前进方向.不言改革和进步,必然会被前进的社会抛弃.欲阻挡历史的脚步,那是一个鱼死网破的结局.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促成或阻碍社会变革大致有三个选项:

    -1- 在野的民间人士或团体与统治层抗争.由于在社会资源和国家公权力掌控上的悬殊差别,即使革命(即破坏现有秩序)成功,社会必然经历打碎-混争-重建-持稳-再言改进的过程.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正常进步过程被干扰的高昂成本可想而知.

    -2- 在野的民间人士和团体不选择与统治层抗争或被压制而无法抗争.因此统治层据于实力不言改革,强力维护既得利益,捂紧社会使之停滞在当前形态.殊不知历史的进步无人能阻挡,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先进生产力带来日新月异变化的情况下更使这种捂和阻滞成为不可能.利用掌控的社会资源和国家公权力硬要螳臂挡车,在有限的时段或有可能,但终究会防不胜防.任何一个偶然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引起被强制郁积的能量迸发,社会突然陷入因统治者不智造成全社会包括统治层自身全盘皆输的无序混乱.造孽者自作自受也罢了,令人悲悯的是普通民众无辜而被迫承担社会乱序带来的苦难成本.

    -3- 在野的民间人士和团体在统治层面对实际和认清历史潮流、愿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实施改革的情况下,选择为改革共同努力并促进更多符合历史进步的改革.如此以主动争取的压力伴以合作和统治层识时务让步的互动来共同决定改革的进度和范围,社会的基本秩序(稳定安全,正常生产)得以维持,同时逐渐地还权于民,也就是实现个人权利得到认可和保障,同一规则的法规在一切人之上和有效监督使社会趋于平等和公正.社会唾弃任何派别的势不两立和不择手段的你死我活对抗,以绝大多数民众出自内心认同的共识和公论为基础,不断完善人人须守之法以取得社会的凝聚和共处.面对因掌握社会资源和国家公权力的统治层的强力,民间运用公论、监督和向前争取的压力与督促是必不可少的平衡,这可以用来避免统治层过于强力恣意妄为而出现上述选项(2)的皆输结局.

    要之,图改变社会,诉诸对抗、破坏秩序、造成动乱和苦难的革命手段在当今时代不可取,但必须要警示它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以提醒统治层不要因不智和滥权造成谁也不愿看到的不得不拥抱革命的局面.

    此番执何一端的议论,是廓清思想、端正观点以便细读俞文的准备,也是不附和权场邀宠或轻言革命博取私名己利立场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