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迈向强国路线图，新常态经济策对，大国棋弈

暨顶层设计的自许，寄望和迷思

  中美贸易争端的骤然升温和朝核等国际热点问题的的峰回路转，突然把一些原来并不显著而被忽略、或者至少被从首要应对项中隐去的变数，凸显在中国和世界面前。对世界而言，这是体量遥遥领先的最大两个经济体在全球格局中显露的新互动，它的走向将牵连几乎所有国家。对中国来说，这更是它刚刚踌躇满志颁示迈向强国路线图、自我定义的新常态下经济策对和上升大国棋弈布局中未置篇幅明确应对的新情况。本文就一些看来似乎是中国执政方先前未及明料之处，做些梳理和相关思考。

迈向强国路线图

   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报告1，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执政方预设国家往何处去、并且整体安排如何向前走的宏远图景。那就是，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达此目标，必须确保党始终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经济建设和持续增长是构成强国的基础；建成听党指挥的一流军队是实现强国的支柱；实施大国布局，争取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建设强国的中国特色道路及其相关理论、制度、文化，将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如果将报告措辞的语境稍作改换但表达相同的意思，这个宏远图景突出新时代特色思想和面面俱到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路线图可以用党为工具，军力支柱，体制集控，经济策对，大国棋弈这么几个词组来诠释：

   党，作为贯彻顶层意志的既公开、又奉为秘门的不二工具。工欲善其物，必先利其器。新领导层在前一届党代会换届厘定、取得体制内正式合法性后，着眼现有体制下居各级权位者几不能免的因权力带来的腐败，开展系列反腐，意在立威，强化和突出核心，形成（向核心）看齐意识。立威、核心和看齐意识，即为对贯彻顶层意志的工具的磨利。

   军队，是实现和保障（顶层）自主意志的支柱。这里暗含此种意志同自体之外的世界通行规则的不一致、但为求自存乃至争胜而必须有的底线自卫能力。因此除了反腐剔除军中异类，还有军队的编制改组、强调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方略转变、立足新技术装备的强战力谋划等。当然，提纲挈领的一条是建设“听党指挥”的军队而不是其他。

   体制，亦即来自历史中国、经过引入列宁式政党组织的更新并置换了皇权的现行中央集权制，已经并将继续集控由国家资源和人口形成的国力和市场、从而以举国之力服务于顶层对发展目标的排序安排并为之保驾护航。资源掌控例如土地的国有，公权力专有不受普选的掣肘，使得领导层决策和对它的贯彻能得到迅速执行，并能使通常形态下稀缺资源从全体成员通过无数次市场交换总合形成的配置，轻易被按照顶层排序目标的配置取代。“富国”、“强兵”是锁定目标，“民（众分）享”排在达至前述目标以外的盈余部分。因此体现上述目标的成果一般会以快速和显著的面貌呈现，但少有人去复核达至目标的真实成本，或换句话说计较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劣（这里不展开讨论先大干快上再去过剩产能等现象）。这是历史中国体制自秦汉以来“固权首要，维利永续，分羹臣民”二千年一贯治策的延伸2，但现行体制近四十年来摈弃了千年传统的分散小农自足和初期模仿苏俄的低效计划模式，裁剪并选择性利用市场以借力于它的效益，迄今为止使经济获得史无前例的增长。如此在满足领导层固权、维利目标（体现在国力、军力猛增，大国地位确立）之外，有从前不具备的更多盈余供社会分享，民众收入水平获得较大的提高。因近四十年的成功，此体制和治策被自视为成功经验而戮力沿续。

   政党，军队，体制，能够服务于稳固在手权力、维护权力带来的永续利益，但在铸就强国的增强做大上，还是要最终落实到社会的持续产出和在此基础上体现的国力，以及由国力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因此路线图有分项明确、环环相扣的经济策对，以治理领导层自定义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希图做大迈向强国的经济基础。而为了实现与强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路线图也铺开大国棋弈的布局，落实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子。进一步说，诸如政党、军队、体制这些设置，在目前基于主权的国家间关系规则框架下，可以自行其是，但相当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的一国经济走势和置身国际氛围的一国行为举止，除了切切相关一国自身实力外，更有多国间的牵扯和相互反馈影响。这样，路线图中的经济策对和大国棋弈，除了一般诠释之外，更值得细析和品咀。

新常态下的经济策对

   中国领导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对经济“新常态”作了系统阐述3，亦即经济保有可观增量的增速放缓，通过结构优化带来增长动力多元，更多启动内需避免依赖出口，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换成简化而不失要领的直白就是承认高增速不可持续，而驱动增长的经济结构急需调整。新常态的不同就在变换增长方式，改塑经济结构。同一领导人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首提“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自此，“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成为施政理念的热词。在这数年后的十九大报告展现的路线图，仍然全盘延续这一谋划，说明迄今它的收效尚不显著，需更多时日着力推行。路线图因此有详尽的“三去一降一补”、扩增内需、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等的策应条目。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即去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去大中城市远超现实购买力需求的房地产库存，去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高杠杆。一切与满足社会需求不符的过剩产能和库存，非但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以浸入成本成为拖累企业和行业转投资再出发的累赘，越早摆脱越好。

   此策对路，但有两个问题值得设问。一是过剩产能和库存缘何产生，二是如今用什么手段来消化它。很明显，这是各地各行业一味求增速和其他能短期体现绩效的成果而来。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从前的高速增长隐含高成本和极大浪费。如果既往难究，那么至少前辙可鉴。当时的犯错多是行政而非市场的理性行为，那么当下该选用行政还是市场的方式来消解它，答案应不问自明。经由市场调节，不是说政府不作为，而是政府退回规则制定和督察人的位置，完善让所有市场参与者能够努力施为的平台，并实效监管。这个规则平台和这份监管，是有效运行的市场行为不可或缺的。政府的作用点就在、也主要在此。换句大白话说，平台就是竞赛（即市场竞争）规则体系，监管人就是裁判，而裁判不能同时是场上参与作为的运动员，那会搅乱对规则的遵从和监管。因此看“三去”的成败和时效，得看是市场行为主导还是政府行为主导。这是寻径路线图的第一个问号。不得不说，字里行间看到更多的是或隐或现政府主导的影子。

   造成高债务杠杆的原因如出一辙。投资不是由追踪实际社会需求驱动、并基于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分析而决策，项目难以为继，资金回笼无期或断裂，为放贷的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平添风险。基建或产能投资因其动辄巨量而极易体现政绩和增速，因此是有权或有便利获得贷款的地方政府或国企的最爱。先前高增速的光鲜结果以滞后高风险的阴影投射回来。明白了这一现象的肇因，那么就必须坚持市场而非政府行为的方式来消减它。去高债务杠杆的成功与否，同样要看是市场还是政府主导。回观放贷的银行业、受贷的大企业基本国有，地方政府就是一统无所不包的政府的一部分，要在这样的给定情境下实行由市场的力量改换局面，是一项难上加难的任务。

   降成本，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涉及政府监管的制度性成本和税、费、社保负担，以及财务、物流成本等等。该通过市场竞争和完善企管实现的部分，不在也不应在政府操办范围之内。降低企业监管成本和减少它们的税、费等负担以及国有、民营大小企业一视同仁的融资贷款待遇等，可以通过政府执行的法规体现。所以简化手续的是否落地和减降税、费法规的能否推出，是实现减降成本的衡准。路线图是大纲，没有细则并不太见外，须看具体的举措是否跟进。

   其实，市场准入手续和减费一类，即使减降也只在具体的程序层面，更关键的是有利市场运营的整个平台，也就是完整全面的法规，齐全的服务监管形制和机构，和训练有素的具体执行人员。路线图经济策对在通盘规划长远为市场减低交易成本的服务平台上的着墨，并不详尽清晰。这大概同仅把市场作为工具和手段利用、而未将它视作完整体系必须顺应服膺的思路有关。

   补短板，即针对经济发展中相对薄弱滞后的部分发力，这样既改善均衡发展，更为增长带来新动力。其目光所及，为局部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科技创新进步不足，新兴制造业动能乏力，和城乡差距及脱贫的迫切。如果切中经济策对力求增强做大的要义，那么鼓励创新、壮大新兴制造业就是补短板的核心关切。摆脱成为累赘的过剩产能和库存，转向发展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等新战略产业，正是供结侧改革的宗旨。

   这不失是一种洞察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布局的眼光。问题在如何实现这个弥补短缺的转变。中国已经习惯了自上而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政府牵头主导掌控。这些新行业无一例外需要巨量的投入，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后来居上赶超。这一点没有疑义。但是纵观德、日、韩等国的产业政策，那是政府从国家战略出发指引、然后转为支持（包括种子资金）和服务，由市场主体的企业和能人（创新企业家）发挥才智作为来选择突破点，技术上赶超，资源配置上因遵从市场行为而避免错配（比如过剩产能）和低效的风险。这种政府指引、支持、服务，放手由企业和企业家通过市场作为的产业指引政策与政府主导（包办）的产业政策有显著的不同。路线图的经济策对在政府作为抑或企业家及市场作为的区分上，没有明晰的划定，却有对前者或隐或现的偏好，并鼓励后者对前者的配合。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含义一是服膺市场，让供给（生产）追随和满足社会需求。二是通过竞争（只有在市场中实现），消化不符合需求、因此不能创造价值的过剩产能，同时淘汰虽能提供供给、但低效的企业，奖掖贴合需求、优化配置资源的高效成功者。这个补短板和改结构的转变，如果不是市场主导配置，其成效堪忧。

   国企低效的诊治。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十四条基本方略第四条中，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置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前，同时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企作为统治层出于固权和维护永续利益、需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而固守的保留地，被当仁不让优先青睐可以理解，但不独中国、全世界的国企都因其低效高成本痼疾而难以在竞争中实现优化配置资源。如何疗治此疾？十九大报告的第五部分第五点提出办法，通过改革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结合发展国企和民营混合所有制方式，培育具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如果“一流”以企业体量大小定义，自是毫无悬念。如果以高效优化同人比拼，这样的混合出资谁具出股占比和决定性的影响力？很难想象作为固权护利留守地的决策权会出让，那么市场如何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此民营资本的作用最多在部分抵消国企低效的同时被次优化。这样的经过抵冲改善的低效、同被掺和洗礼过的次优混合而成的次优高阶低效，又如何与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争胜？这是路线图给人的一个困惑。        

   内需不足的扩充。供给侧改革是针对从前片面高速增长下累积的生产一侧弊病的疗治，扩充内需则是痛感表面高速增长繁荣景象下的经济失衡格局必须作出的供需方再平衡。国内生产总值最终需求支出方，除却政府开支的私人消费、投资（包括政府、企业等）、出口这常规三项，在中国历年的增长中大幅度向巨量的各级政府投资和外贸出口倾斜，国民消费需求表现严重不足。需求体现为购买（消费）者有需要或想望并对之具备支付能力。这种支付购买力由可支配收入决定。政府减少税、费可以让企业减负，从而通过劳动者薪酬增加和股权持有者利润分红提升个人收入，从而扩大社会购买力。政府也可以通过医疗、教育等公共品的扩大共享包括城乡公共设施的平衡发展，使更多人比如非城市居民在这方面释负，从而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投向其他的消费需求。当然最根本的增加收入手段，是基于技术创新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递增带来的劳动报酬增加和利润累积。路线图虽然泛泛顾及这些方面，但并没有减除税、费的明确举措或调整压缩政府其他支出、向扩享公共品倾斜的布置。

   路线图真正有明确指向、与提升内需购买力相关的是精准脱贫扶贫，强调农村土地的所有、承包和经营三权分置和关心增加就业。值得关注的是三权分置，就是通过产权的分解，释放伴随使用权和实际经营权的确权和允许交易带来的财富效应，让它转化为刺激内需的购买力。这是又一个裁剪利用市场效用的最新实例，即分解激励机制的产权，只给予足用即止部分来达到释放刺激消费的目的。扩充内需在扭转经济失衡的当下有时不我待的急切，但确权的稳定预期来自充分的法制保障，经营权必须形成市场契约交易才能真正使财富效应得到释放。法制保障和成形的市场都需要时日，这又与时不我待相左。所以大量附着于土地的农村人口消费内需的能否及时扩充，尚处在等和看的境地。对产权的充分法制保障同前面所说的让市场有效运行的规则平台密切相关、并且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未雨绸缪着力于平台建设，到了想运用具体的政策工具的时候，它能否奏效就成了一个问题。

   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在提及“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和扩充内需的经济格局转换、从而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时，路线图号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更多的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实际上前述所有过剩产能和库存、高债务杠杆、高成本及短少新兴制造业部门的经济结构弊病，都是由行政政绩或其他非市场因素带动的决策造成，缺的就是市场化资源优配的洗礼和发现机会并通过竞争决胜的企业家精神。如今清除偏离市场规律的积弊，是由市场参与者、尤其是感觉敏锐又敢于承担风险并善于组织的企业家，通过他们的市场竞争来主导对多年经济结构的纠偏，还是希望能干者众星捧月般的配合政府下达的去、降、补指令发挥才智？经济结构纠偏实质就是资源错配后的再配置。“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都是十九大报告的明言宣示；但对比同一报告对“毫不动摇”要巩固和发展的事项的昭告，给人自相龃齬的感觉。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除了针对片面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积弊的纠偏之外，新常态下经济的另一热点。路线图中把它列为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金融风暴会危及政权和国家的安全。去高债务杠杆就是排险的首要和必要手段之一。而在贯彻落实十九大路线图的十三届人大会议刚结束、媒体对新任经济政策主官刘鹤的报导中关于他对金融风险防范的认识和主张的措施，是对如何守住底线的具体脚注5。这里的防范措施为监管反周期；备有应急预案；督促行业便利实体经济融资；熨平周期波动；压力测试、入表监管、查清地方政府债务和其他隐形债务，同时要加强监管制度、机构、工具的建设。这些都是国际上通行做法且行之有效，值得借用。借用是中国的长项，因此借来他山之石、收效守住底线大概不成问题，但造成高债务和隐形债务的缘由，路线图或者对新主官经策的专题报导都没有追溯，示人的也就只有水漫筑堵对策而未涉绝源杜塞防略。

   新常态下的经济策对着眼做大做强迈向强国的国力的根本基础，而实现并施展和强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离不开大国棋弈的布局。

大国棋弈

   国内经济的继续增长带来国力的不断加强，在迈向强国的路线图中是个近乎给定的预设。尤其经由上述的经济策对，自认已铺平了走向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因此这份自信在宣示路线图的十九大报告的字里行间溢于言表。基于这样的自信，对外的棋局于是展开。其主要的集中点在：

   一带一路，始于中国领导人在二零一三年首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6，自此成中国主动走出国门投资建设的战略行为。如果撇开堂皇的说辞，这是一个就中国立场而言，既短期为国内过剩产能找到出路、又长远构建以中国本土生产供给为枢纽的制造、运输、贸易的国际框架的构想，它首先自利、同时给他人以互利的机会。中国有现成的产能输出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技术、装备、工程知识和人员齐全，也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大型、长期投资项目的后盾。

   沿线的各国多为后发展地区，希望提振经济这一点没错，但立即开张构筑国际贸易通道是不是他们全面急切需求中的优先选项，尤其是他们对这样的项目是否具备最终的支付能力，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投入资金的短期或长期回收风险的骤然加大之外，更加至关紧要的是这些地区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架构给投资和建设投上的突然中止、翻盘另议等巨大不可测风险。另外，即使有项目得以与当地签约进行，项目是否公开竞标，中方与落地国的项目谈判是遵行世贸通行公平规则还是排他的设限双方谈判，中国投标公司有否得到本国政府补贴等等，都会在国际公开竞争的台面上引起各方争议。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是主要给中国带来利益还是给各国公平的生意机会，中国的过剩产能是否应该输出得到利用，中国解决国内“三去”棘手难题与他国利益孰为轻重等等，都会引来种种计较和随之而来的不可测前景。

   资本主导，至少是寻求并行主导。二战以来，为国际间贸易和发展提供资本和金融服务及保证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机构。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框架的产物。中国已经作为成员加入，但为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另行牵头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7，除亚洲国家外，也获得英、法、德、俄和印度、巴西等国的认可并加入，成为一间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国力图扩大张扬领导力和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出资四百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8，主要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领域。中国政府国务院新闻办的官方网站引用香港报导所置通栏题目，也直接点明中国四百亿美元“丝路基金”旨在化解过剩产能9。资本主导对于全球贸易和投资建设的框架修正和指向启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这是一个在国际间公平行事的游戏而非在国内自上而下统一意志的贯彻推行，遵奉通行的规则还是尝试以我为主同时分别给以每一项目当事对方一些利益的习惯做法，在中长期、甚至不排除在短期决定投资尝试的成败。此外，下注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评估骤添额外的考验，因配合一带一路战略的投资地不是通常商贸和投资意义上的热点选址。

   金融市场定价权，首先着眼作为制造业大国不可或缺原料的大宗商品市场议价影响力。今年三月末，在中美贸易争端趋于公开、黑云压城之际，中国在上海上市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10。此前月余，中国证监会宣布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允许引入境外交易者，标志国内铁矿石期货国际化进入“倒计时”11。这在明显争取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议价和定价影响力，也是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的步骤之一。不能不说这是合理的大国设想，起步值得嘉许。问题在大宗商品定价，很大程度上由它在所在市场的交易量占同种商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决定。比如伦敦的国际石油交易所(IPE)和纽约的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都因其各自交易量的巨大而执国际不同原油期货合约定价的牛耳。要让全世界的供需双方认可并选择到你的交易所交易，除了一切便利有效的市场设置和技术服务，关键之处在完善而为所有人认可并信服、保证公平交易和市场自由的法律制度。中国的股票和期货市场准备好了吗？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恐怕不说也自汗颜。那么要争夺定价权，则必然是路漫漫其修远。

   自二零一二年末中共领导层换届完成、新领导人登台施政后，对外政策的实行基点从“韬光养晦”移向“奋发有为”。十九大报告作为路线图清晰展示中国立足构建大国关系框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说，中国应该跻身大国共管的框架以发挥影响力，参与全球治理以共同维持国际间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十九大报告将这样的自认身段和所秉理念付诸实践，是通过回应并自许遵行国际通行的各国间关系民主化、国家一律平等的规则，并没有如同在国内那样强调中国特色而坚持实行一套与他人有别的行事方式。对这种行为方式的不一致，撇开种种可能的辩解或批评不论，至少示人以实的一点，是行事基于化一切为工具、服务自身的功利思考，而不是植根心底、律己及人、贯穿始终内外一致的理念。在人际交往包括交处其他个人、置身不同社会、乃至民族或国家交往各个层面，这份坦诚相见、自持里外一致、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认可的理念，和伴随奉行相似理念带来的相守同一行事规则而生的理解信任，与彼此顾及利益互惠同样 -如果不是更加- 重要和不可或缺。中国领导层在处理与他国交往中，确知利益的重要，加上具备能力利用自身体制集控国内巨大人口和资源形成的市场潜力、并按政府意愿将其使用，所以能够以他人无以企及的成本和价格“让利”，使得他国在每一具体事务上为获利“自愿”接受这种做法，而不问或容忍它在巧用利益这世人同认衡准的时候，曲意不遵行同一行事规则及其背后的理念。如此可谓深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的做法获得了可观的成功，却始终缺乏在心悦诚服基础上以认知同一理念带来的信任对他人的感召力。这是大国影响力最核心、最紧要的部分。路线图没有任何这种感召力的宣示，有的只是曲折默认自身为另类做法、但求能共存于一隅的多元索求。当然，路线图展望的言外之意相当明确，即且待做大做强之后另作施展。正是这种以体量和挟本国全民福祉为抵押、摈弃共通理念而纯工具式的思考和作为，在自身一方将之体认为成功并继续强力推行时，在其他方则感到原先依同一规则认定而推己及人释放的信用被对方吞蚀用尽、而由疑惧变为抵制。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正是这种作为在国际间带来的直接后续影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