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回顾与前瞻(23)

传统机制缺陷和旧理念

或曰中国多少年来一路沿称“炎黄子孙”,登上政治舞台的英雄以及民众皆无异议,共同祖先早已获得承认;自遥远的殷﹑周时代起就知国家之基为土地和庶民,“人民”主体也不是视而不见,为什么看遍悠悠中国史总见周而复始的乱而后治,治而兴,兴转衰而败复乱呢?关键就在几千年的小农自足经济注定生产分散因此社会也分散,而大国凝聚只有靠强权专制来维系却不能由生存(经济)行为自然而然引出交换互利﹑合作﹑共约﹑平权的共处形式.春秋战国六百余年混战争雄的巨大成本给了社会一个较小成本的选择:认可接受一个独一无二的专权,免除强人交替上台对庶民百姓的轮番蹂躏和对社会生产力的持续破坏.同时专权者将天下视为己利,也愿意着手销兵刃不复有战而求稳定和建设.传统中国模式中的第一例就是秦始皇和李斯的合作.这种做法以权力得尽天下万利,同时为了有人丁(平时劳力和战时兵力),能征赋﹑税和役,也给庶民让利,使其能修养生息,无战而耕.于是一方让利,一方接受,一种畸形的互利妥协形成.中国的政治智慧在早于秦际近千年的殷﹑周交替时期就已开启,所以神﹑鬼已不具不可知的超然力,权威便自然系于强人中的最强-君王之身.人寿有限,于是传统中更为久远的血亲自然律支持广为接受的嫡长子继承法来保证权威无争议地延续.这个基于中国生产力﹑社会形态﹑历史文化的机制安排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那就是权威尽管独一无二,却必须经由活生生的具体个人体现.如此顺理成章,即有多个乃至充分多的个人都可以来充任这一独一无二的权威角色.这样,争与乱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每一个权威的化身有可能将国家(中国的习惯是称天下)治理得很好,但没有一个化身能得以永生,因此就有权力的转移和交接.谁也无法保证这些转移和交接能每次都达到无过失的理想过渡,何况不可预测的天灾或其他突然事件也可能随时干扰摇撼任何一位既是权威本身又行具体贯彻权威的君王统治者而使之失威失信.历史上这样的节点不可谓不多.事实一再向人们显示和验证那远非独一无二的充任可能性.于是从当权者到庶民百姓,都认可和接受了“成王败寇”的理念.就是这权威依附于具体个人而不是高于一切人并且抽象从而长存的机制缺陷和被普遍接受的“成王败寇”的理念,造成了争和乱的根源.如若民众抗拒王寇之争,强人空有雄心也难掀起波澜.同理,如若权威高于一切人并且不依附于任何个人,纵有相争,尚有在一切人之上且抽象长存的人人服从的上威公断,改换握权者对长存的体制和权威并不伤筋动骨,也就没有你死我活的恐惧.另外,服从同一又高于一切人包括握权者的权威能有效维系共处,避免动辄以分裂割据来互相抗争.

说到此处,想来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在野一隅,大家都能理解为什么领导层紧紧盯住维稳不放而视之为至关重要了.在由历史承袭下来的机制缺陷和旧理念广有基础的情况下,任何松懈或错误的举措都可能带来乱局.反过来说,如果改变和铲除旧理念,换之以适合国家已经选定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新理念,同时修补机制缺陷使保障凝聚力和秩序的权威与个人或集团分离,乱源隐患得以消除,那么开放言论,容纳异见,甚至允许在同一规则下的政治竞争都成为可控常例而不会视做洪水猛兽了.

    生存之道与长治久安之道

三十年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使生产力疾速发展因而能不断满足更多的人过更好生活的需求,国家实力也随之激增.这一巨变为中国找到生存之道.而跟上生产力实质性变化的步伐,促使社会共处形态和人们思想行为准则作出与之相适应的改变,通过移风易俗改换旧观念和运用政治智慧修补机制缺陷,将为中国寻求和找到长治久安之道.它将最终完成已历一百多年﹑时下仍在演化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转换.中国自有记载的历史以来在华夏文化凝聚下的共处社会有三次影响深刻久远的巨变.一次是殷﹑周之际走向血亲分封拱(卫)王制;一次是秦推行壹权天下的郡县制;再一次就是清室退位后直至目前仍在踟蹰蹒跚的民众共和制.以这个纵横千年的视野,我们可知当下握权者的历史责任.完成这个巨变,将福泽所有中国人.这里,既包括芸芸大众,也包括统治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在既存秩序下由握权者主导的改革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成本最低的选项.有这样的可行性,当然要首选之,除非居上位者在历史机遇和民众暂且还认可服从的情况下不认真研究看清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共处机制变化的大势,固守现状,不站在变化的前头导引,却对符合市场体系社会的必然要被广泛接受的新生现象防堵抑压,图不变而求“稳”.那样的话,一百年前清廷失却主动,被民间夺去社会变动的主导权终使既存秩序垮塌,引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鉴依然历历在目.如此陈情居上位者于前,亦有另番话寄语陶醉于“革命”﹑“推翻”﹑“取代”的在野雄心人士在后.为全民利益计,请先给握权者充分的机会,以全民合力的胸怀,促成变化的实现.促成变化的压力当然需要甚至必不可少,但务请先避免破局﹑对立﹑你死我活的选择.历史是公平的.如若在上位者不能把握机会,那是他们执迷不悟酿成乱局,那时候球就自然抛到你们这一边,此时再行你们的革命也不迟.清末的历史轨迹就是如此走过来的.以百姓和国家付出如此巨大的成本来实现社会的变化,实在是没有选择下的选择.

在握权者主导下顺应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变,进取的着眼点在于明确前进方向的变.操作的平衡关键则在于免乱有序从而保障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逐渐进步.免乱从长远说必须矫正进而消除“成王败寇”的分裂争斗观念以铲除乱序的土壤;同时修补历史传承下的机制缺陷,将权威与具体的个人或派别团体分离,仅且仅系于生生不息的民众全体,以保障其长存和延续,将执政人事更替的干扰降至最低;同样重要的是将权威崇隆至一切人包括握权者之上,从而具公断和公信力,这也提供一切人真正平等的最广泛基础.以权威的无可辩驳﹑无法挑战-在中国的指代物就是共同祖先-来服众从而成为共处而不容分裂的凝聚剂.如此移风易俗的改换观念和分离﹑抬高﹑巩固抽象权威是为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长治久安打基础,也符合市场体系成功运作要求的平权(平权是广泛参与的保证;而广泛参与带来竞争和创新-这两样是市场体系的动力和灵魂)和共约齐诺同守(同一法规不加区别地约束所有人.同样的约束才能公正﹑公平地共处;共处才能交换互利)的历史召唤.

或疑而问: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