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探究

   自信与众不同的特色组合拳的有望成功，立足在通过政府主导实现社会和经济按顶层意志的设计安排发展。而保障拿捏任意的政府主导的前提，是对手中权力的稳固掌控。自近七十年前夺得国家公权以来，执权方一向对自视为固权宝器和利器的诸多体制和组织的建置及强化不曾掉以轻心，也对党、军队、体制等的使用近乎得心应手。这些治下自行其是的设置和手段，构成权力如何掌控和它的稳态程度。路线图对这些历久弥新工具的召唤和倚重，反映了路线图编织者以政府主导行事、靠稳固控权支撑来迈向强国的自信基点所在。

   这份自信基点的可靠度究竟几何？其可信度又有几分？

   政党组织并非中国本土所有，因为历史中国的集权体制早已铲除对最高和唯一权力所有潜在可能挑战的官位、地域或社会组织设置。构筑当代中国体制的领导层，出于与历史上统治者维护并永续掌中既得利益的同样目的，除了作一些表层的改头换面，几乎全盘接受这一延续两千余年的建制，但引入和强化在夺权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由列宁发明的专权独占的政党组织，并以它的领袖替代原先占据至高权位的皇帝，同时以它自上而下深入社会各个肌体和层面的严密组织，控制和动员全社会人口，并且不忘根除一切不在自身控制下、尤其是跨地域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历史上的集权制，在追求免乱保稳的长程目标时顺应成本效益作出的优选，止步在行政效力达至县域即基层地方架构顶部的层面。经过导入专权独占的政党组织和剔除原先县域以下的宗族或地方自治组织，当下集权制的行政效力和对社会的动员控制力可以自顶层一以贯之下达到社会所有细微肌体的最底部。这种成熟见效的体制建置架构、加上专一排他的组织肌体保障下对权力的控制，可谓与时俱进，环视无他。领导层的自信，不无缘由。

   即便上下一以贯之的彻底掌控，改变了权力运用的成效和借此获得对国家资源垄断集控、从而具备不计成本办成他人无从想象的大事的优势，但它并没有改变权力的另一个历史宿疾。如果体认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那么必须认可每一时代从以往沿承的一切无从挑选，必得将这份路径依赖作为新启程的出发点。中国存在二千多年的壹权差等体制，从来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处于社会不同等级层位的个人即使拥有什么，半是家传或挣得，半是上一等级直至最高朝廷的恩准和赐许。最高皇权的顶层旨意，可以被用来随时抄没任何人的所有财产乃至褫夺其生命。没有划分明确和受保护的私域，也就没有公共社会和公权的概念。无论皇权世袭的私相授受或成王败寇的暴力抢夺，都是借助强力凌驾其他群体乃至全社会的私权，即使放大到等同行使公权的功能，权属却未曾改变。这个有关公权力行使的权利来源、即合法性问题，在现代公民社会逐渐成形的过程中迟早会被叩问。所有承认和纳入市场体系、或迟或早因对社会产出效率的自觉或被动认知而不得不顺应这个体系作出改变的任何人类共处体，最后的归宿必是缔造可以存在许多不同、但在权属归公上趋同的各类公共社会。当然，如果与高效的市场为敌，可以排斥公共社会的形成而避免公权私属的叩问，但那样的社会在全球竞争的氛围下难以存续。路线图允诺通过党的绝对领导把中国带向强国、给人民一个富足而高度发展的社会，却视而不见这个逻辑上的悖论：强国和富足社会必得借助市场的高效伟力，而市场培育出的一定是公共权属的社会，那里没有公权私属的立锥之地。路线图编织者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并能自圆其说？

   历史中国的集权体制，为血亲分封的封建不能解决的大规模社会数百年争乱难题，提供了强权下一统意志（免争和秩序）、等级安分（共处架构）、顺天自足（生产状态）的解决方案。因为当时社会的首要关切是安全和安定，有此才可言生存和改善生存。至于息息相关于改善生存的生产状态，是分散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太多的分工和协作，更遑论急剧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只要给予劳作的机会和空间，生产就可以循自然状态和依赖初始技术进行。避过了战乱和灾岁，太平盛世的丰年只需简单的风调雨顺。因为分散自足小农经济在中国的长期存在，集权这个适应它的体制解决方案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如今融入世界、尤其是跻身全球化洪流的中国，知道自己后来者的位置，也在莽打懵撞中接受教训，体认市场经济是能高效提供可持续经济成长的、不说唯一也是经过正反向验证而胜出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市场的效率来自充分竞争，竞争维度来自广泛的参与。广泛参与的首决条件是保障权利和平等机会。增长的秘诀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专业化和协作，尤其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应用，就是生产率提升的必行通道。这些在分散自足经济状态下无关紧要的环节，在市场条件下成为关乎持续增长的命门。开启张扬或抑制关闭这些命门，在环环相扣的追根寻源之后，无不指向平权和参与、以及由权利而生的产权保障和激励等简单几项根本条件。而平权和参与，必然使贯彻实现顶层统一意志作为人群共处和社会发展的必由选择，失去立论成立的土壤。加入政党组织修正改善了历史集权体制的“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当代中国体制，如何解决这个若望政权存续则维持既有架构往南撞墙、欲求政权延生长久要靠经济增长却需向北探路的南辕北辙两难处境？

   中国领导层至少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在事实面前，第一步已经不得不接受市场，因为只有市场手段才能改变经济失败造成政权面临崩溃的困境，通过增长带来国力增强和改善民众生活，为其赢得继续执政的类合法性。但是第二步，是深刻体认市场规律，服膺培育市场和完善其运行的结构性和法规制度要求，将共处社会政治架构和法律建设按照能有效改善生存、带来可持续增长的市场要求渐进改造，减低共处的制度成本带来降低监管、交易和创新成本等顺应市场的正向溢出效应；还是从本能的自利出发，首先认准固守并求永续伴随权力而来的既得利益，以此为取舍标准对待既有社会政治架构和新操在手的市场利器。很明显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 平权和广泛参与 –会从根本上瓦解和消弭任何集团或个人独占或偏占公权和随之而来利益的可能。从自利出发不能服膺市场体系的要求、但又为挣得继续执政的类合法性离不开市场的富有成效，于是聪明的他们选择用裁剪和限制性利用市场的手段，营造确保权力控制下的经济增长，既支付高昂的固权维稳支出和填补既得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又分羹盈余部分满足民众、消解可能的不满。史无前例的几十年高速增长，虽有急求政绩带来的资源错配乱局、盲目发展造成的高债务危机、对外贸易交往一味取巧落得信用尽失障阻陡升等困境、外加增长开始跌入低迷，毕竟成功带来的底气，增盈了领导层施展顶层设计、历史由我安排的吞吐山河雄心。加上因依赖空前的国家集控能力掌握在手的雄厚财力，使得他们自信倍增。在历史及经济发展规律面前必须谨慎顺应的戒条被撇蔽消隐。

   从旁察的角度可以约略看出，胜算的自信，对内建立在继续确保控权、翻新延展以控配国家资源带来经济增长的举措；对外倚仗所控国家的巨大体量、和对它不受限制的支配力，在国际开放市场中扮演垄断性竞争者的角色，通过扭曲竞争在局部占优，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至获得开放市场全盘主导权。三个关键词：“控权”、“资源支配力”、“垄断性竞争”递进关联，后者依次得力于前者。成败的攸关处，一在执权所趋和执权所基的自洽。顶层设计的目标无疑是富足社会，而基于生产高度发展的富足社会必然是公共社会。如何回答随着富足、普及共享而来的公共权属相对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集团或个人对权力私属的叩问；二在全球开放市场中，所有其他参与者放弃互利和对等公平规则的双行原则而各别接受局部眼前实利、容忍规则被潜移默化的可能性达至何等范围。如果面对国内有关公权的叩问成竹在胸，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国际间双行原则可以被万事唯利巧妙取代，那么这份自信的胜算在握。不然，其信堪忧。

   依赖军队武力保障顶层意志的实行，本质上类同于集权引入政党组织强化控权的思路，不过一个涉及公器私用，一个有关公权私属。只要社会是朝着基于高效产出的富足方向发展，公共社会对公权、公器使用的合理叩问，不在它会不会、而只在它什么时候发生。军队是公器而非任一集团或个人之工具，早已不言而喻，无须辩争。

   事事以政府主导，是在承接历史体制的基础上，加入专一政党组织管控、动员、贯彻的当下中国体制的强项。盲目跃进、人为饥荒等惨痛教训，和大量脱贫、连年高速增长等显著进步，都是政府的主力作为。近年在引进他人的宏观调控等治理常规后，政府作为的正向作用明显提高。由于集权一统体制决策快、动员贯彻力一竿子到底的优势，尽管有资源错配、债务高企、成本代价高昂的困扰，中国数十年高速增长的成就，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给中国领导层充分自信和理由发挥体制特点，频频使用政府主导这一工具，以至在路线图中凡提出利用市场力量的地方，处处都有配合政府意愿、而非政府作为须服膺市场的影子显现。

   政府作为在经济活动中起到显著正面作用，始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力图走出大萧条困境的努力。凯恩斯创见性地提出用增加政府主导的开支克服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紧缩和大规模失业，跳出流动性陷阱。美国罗斯福新政验证了它的可行和绩效。自此以后，政府作为在各国的经济调控中频频闪现。但是，它惟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严格属性似乎被人们淡忘，而仅仅瞩目于它的短期有效。事实上，除了陷入绝境的大萧条，经济理论早也证明了具自然垄断倾向的公用事业、不能排斥免费搭载的公共品提供等领域，同样需要施行政府管控行为。这里无一例外，市场失灵是召唤政府行为的前提。如果市场能够正常运行，政府行为并非必需之物。如果没有忘记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各自的位置和性质，那么在驾轻就熟使用政府主导这一工具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自问有没有那么多不得已的情境需要动用它。如果答案肯定，这份自信的基础坚实。不然，就是一种越俎代庖。

   实际上，市场正常运行真正离不开体制和政府作用之处，除了安定和平的环境，还有适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规则制定和监管，以保证公平和秩序。这是立足于市场之上的社会所必需，犹如一场竞赛不可或缺的规则和裁判。政府的本责在完善和细化规则以筑起方便市场发挥效率的竞争平台，提供到位的监管为竞争的公平保驾护航，而并不倚重在具备裁判身份的同时上场参赛。如果自信利用市场来配合服务政府主导的意向行之有效，那么政府主旨在为市场提供服务和监管的身份，无形中被转换认作参赛者并且位居主力。如此则摇撼对经济学一般论述正确性的笃信。国家经济活动中反复错配和纠偏的警讯，已经一再提醒人们这种偏信的高昂代价。

理念之凭

   从执着坚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主导作为，屡试有获的伺以实利、换取开放市场中改变对等公平而另行规则，到宣示构建基于高效生产的强国富足社会、却执意立足首先满足执权方永续利益的公权私属手段，这些执着、寄望和自信，都指向某种理念。这种理念并非乌托邦那般虚无缥缈，而是出自行之有效的经验归纳。但是，从执权者角度出发的这种认识，如果放在延长的时间轴线上和万国林立的开放世界氛围内，是否也具备同样的合理性和使他人心悦诚服的召唤力？路线图铺就的是迈向大国强国的路，强大之国不仅通过力量给世界提供定力，同时也通过其信奉并实行的理念，扯起近悦远来的风帆，给世界昭示方向和提供凝聚力。在这个层面上，值得说一说理念。

   孔子的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说的是逐利趋功大致为人人所追求，但若不遵循既己所欲又能服人的途径和规则去获得它，不值得、也不能安处享受。这里强调的是遵循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途径和规则、比只求达成人间事功却不问手段更为重要。所谓理念，必须接受这一“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洗礼。 这也符合一切人的交往中互利和互认对等公平的并行原则。

   人人身处群居社会。人的行为规则大致可分为对自身、对他人和对客观外界三个层面。规则而为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认可，它应该适用于所有人，能力保人人遵循，和具备人人服从同一法则的共识17。适用于所有人 - 不避讳而直指人的本性即自利并给予保障，但对个人自利的保障到且仅到不侵害他人同等的自利权益为止。力保人人遵循 - 惟通过对等和公平的规则，简言之即当事者换位而规则保持不变。对等的正反馈为互惠，负反馈为报复。哪怕不等量、但实在的报复仍然起到至少部分促使对方遵循同一规则的作用。报复失衡使得同一规则被遵循的保证缺失，一方意愿强加至另一方的情况发生，例如专制。它可以被有效推行、直至报复重新变为可能，但不会被受强制方出于自主意愿接受。人人服从同一法则的共识 - 现代称为法在上或法制观念，而法的观念来自不可追溯的久远习惯、包括将外力拟人化的宗教笃信。习惯包括衍生的宗教实则从根本上借自对外在客观不可抗力人人必得服从的世代经验。超验在上的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的分立，有助于这种同一法在所有人之上的共识形成和稳固。而同时握有强力和意识信仰话语权的世俗政权，则倚力建立秩序，以自身为天道即外界不可抗力的化身凌驾所有其他人之上。人人服从同一法则变成了人人服从强权在握者的法则。它同样可以偕同强力维持秩序，直到众人所愿的社会分享必须立基高效生产、而效率依赖平权参与竞争的铁律不可违抗之时，人们的原初概念被唤醒、并因求更好生存而不可遏止。在分散自足的自然经济下，没有细化复杂的生产过程的分工、协同和创新，人们的平权参与和同一法公正概念等不被频繁激发而潜伏压抑，从而虽不发自心底接受、但屈从默认非同一法则。现代高效生产下这些被压抑的概念不但被激发、而且成为参与生产组织的行为人的行动所据信条，甚至浸染到为适合大生产形成的、基于契约和交换的现代城居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激发和浸染，不断在培育、积蓄和唤醒这个同一规则适用所有人的共识。它随着新生产和社会共处的方式演进，也在重新链接久远以前人人必得服从同一法则的公正无违的原初概念。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理念可以做到将人类的共处理想化而百无瑕疵。相对而言，这种自利但认可他人同等权益、交往中对等公平和无人例外服从同一法则的理念，最能为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出于人同此心、换位而不需改换规则、并且立足于人皆服从而无违的公正。简单，服己，也服人。周密思量的迈向强国的路线图，称中国领导层的做法为加快发展又图保持独立作为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中国智慧方案。作为一种不同的选择和方案没错，但方案中是否包含和深蕴能唤起追随者从心底诚服被感召、并且为开放世界中的其他多数人诺然接受的这样一份行事规则，却值得深思。人类本质上是相通的，能博得大多数人心灵回响和认可的理念，应该趋同而不是相异，尽管途径可以各选。走在前头的已发达国家，具体路径没有一个同别国一模一样。相较中国刻意强调的特色，其实各国自具特点本来就是常态，并不构成另立规则的理由。不过为培育立基在高效生产上的富足社会、而顺应市场体系要求构建的共处和行为理念共识，则通常指向一致，因为人性本同、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