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回顾与前瞻(26)

  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所在,应该给在位者一个充分的机会.所以出口即言替换﹑打倒﹑推翻之辞者皆显轻率,或更有鸠占雀巢﹑图私利之嫌.比较切实可行也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做法是促使握权者一起来认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负起维持秩序保证生产继续增长﹑社会有序的责任的同时,渐进地主导社会向着历史召唤的方向进步演变.如果握权者不珍惜这样的历史机遇,那么清廷当年失策而使社会无序﹑出现革命﹑引致国家长期战乱的前鉴已在.不论我等置喙与否,历史自有其前进的步伐.那个舞台或许就是这些跃跃欲试人士用武之地.历史会再次折向不得已,但是现在且慢,请给上下同心一个机会.

为中国已经开始并将持续的发展进步计,为全体中国人的利益计,也为握权者的自身利益计,目前的握权者需要考虑-

为开创将来而历史地对待并告别革命的过去.

可以说这是现代说法的“正名”.其目的在促使更好更快地铺设从今天通向将来的道路.

国家持续发展需要有序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有序稳定具破坏作用的是失序动乱,而形形色色的革命与其密切相关,或直接就是它的促成者.你可以说动乱和革命﹑卑劣与崇高是两回事,但那是在位者与窥伺庙堂者看同一件事的两面之词.若因今天的执政地位而反对﹑压制动乱,却又要证实自己夺权者出身的合法性而标榜和维护革命,那就永远理不直,气不壮,也就是孔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既然已经看清历史的大势是国家需要持续发展,就应该以洞察历史的眼光,顺应大势的气概,昭昭宣示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家,为持续发展进步必须远离革命.唾弃动乱,让一切变化在渐进有序中循合法程序完成.如此旗帜鲜明,实际上也就是史籍所载自黄帝以来一直实行的“教化”和“移风易俗”,可以帮助民间观念由被动接受任何强力成王转向凡事讲求依法合法.社会对合法性的共识,是稳定有序的最强大保证,远胜过握权者以强力贯彻的意志.生产力的疾速发展,也带来或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信息的开放和广布.社会大众对各类宣告﹑陈情﹑政策﹑方针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接受的公理和认可的大势有越来越敏锐的分析判断.现在的时代离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以用大众之力实现宣传鼓动者目的的那种状态愈来愈远,而日渐接近凡事交由民众甄别判断的民权社会本来面目.

远离革命,可以树立一切社会变动必须合法依序的观念,杜绝动乱的风险.尴尬的是如此有利于握权者的政策选项却也使之心虚气短而不敢实行.何也?因为如今在位者的前辈在上位之前全然是以革命的名义竭尽一切手段搅动社会以为己用并迎合历史机遇得以成功的夺权者.分裂社会,煽动群众,强调斗争以使政治天平往有利于己方处倾斜是曾经的夺权者的利器.现在的动乱分子使用的是同一利器,只是口号不同,矛头所向变为今日的握权者而已.组织一个党,尊奉唯我正确的一个主义,建立一支军队来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意志,并非当今握权者及其前辈的发明,实在是早于辛亥革命十七年即组织兴中会要创立合众政府﹑在辛亥革命后却改弦易辙的孙文复制俄国列宁主义的先创,如今的执政党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互相搞乱和力图吃掉对方的斗争中棋高一着,成了握权者.现在的动乱分子不也在借着革命的名义企图在历史中乘隙晃悠吗?把这类肇乱的企图和做法撇清于依法循序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之外,不给一切破坏性的动乱行为任何正当性的可能,实在是时代发展到当前的需要. “正名”而让革命寿终正寝并无声消隐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就是廓清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泥沙混杂的百年政治浑水,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召唤和社会求变进步的契机,努力使历史回归正途,按应有的规矩进行.

握权者无法做这种抹黑自己以往从而丧失在位合法性的蠢事?这种担心有它的理由.因为如何得以掌权上位这一问,几十年来一直是现在的握权者难以解释也怕触及的问题.如果抛弃乃至非难革命,那么最后一点说辞也会丧失殆尽,维持权威的(使人)信(服)全失,仅剩(强)力.而无信之力或迟或早会摇摇欲坠.因此这成为碰不得的软档.但是,若权衡深思而越过这一肤浅直觉反应的层次,大可不必将这不可触及以为然.确实,作为握权者前辈的夺权者的革命党,也是利用继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乱象乃至推波助澜,藉着本党领导层的手段,党派集聚团结的人才及顺应厌恶战乱和腐败的民意,成功实现由夺权到握权的突进.所作所为,可以说都不合乎当时社会的既有秩序和合法规矩.那又如何?现在的握权者完全有理由解释那是特定历史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行为.何为特定历史阶段?那就是清廷执政误国,丧威失信,导致主导权旁落而社会失序,终而引发辛亥革命,旧秩序塌毁,招群雄争胜而长期战乱.这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结束战乱,中国独立自主站起来和国家统一.不得已为之的行为服务于这一顺应历史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局限条件下,政治舞台上的几乎所有派别都被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风潮席卷,于是整个的潮流往暴力﹑斗争﹑吃掉对手的方向转,才致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局.难道说我们还要重复这样的历史阶段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及早告别革命,让它在历史中占一个实事求是的地位已经足够,这个幽灵实在对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样去处理和解释难道不比几十年来为了证明自己来路的正当合法而竭力捧高革命更进退有据,既面对历史说得过去,也为从夺权到握权的身份转换和与时俱进留下如围棋布局般的“眼”而游刃有余?一味给革命贴金,当然是握权者为证明自身的正统和正当,但同时也肯定了革命对有序社会的破坏的正当性.这一正当性不除,握权者欲维稳却不得安宁的隐患永远存在.

那么如何权衡如下的取舍:让革命寿终正寝以取消任何动乱的正当性为巩固现政权服务,有可能负面影响握权者来路出身的正统合法;或继续高唱革命的宏论,以几十年的老做法维护握权者在位的正统合法性,但无形中一再肯定动乱破坏的正当性,使社会动乱之隐患永不得除?握权者如果有远见,将自己的执政与历史的趋势和国家的进步相结合,还是有胜券在握.告别革命是让它走入历史,即使因此有所影响革命党的高大形象,不过是回归事实.这个社会受教育﹑明理的人会越来越多,不再是以前那种被随便鼓动﹑蛊惑的年代,社会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人会因这样的举动回报认可和信服.而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过去毕竟已经过去,切切相关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发展进步.清除动乱隐患,建立依法循序的共识,是社会在安定下发展的一劳永逸的“软件”建设.握权者可运用执政的强有力优势,择机将自身与保障社会有序的长存权威分离,同时以身作则将自己同其他集团和所有民众一样置于这一长存权威和规范一切人的根本法之下.以自己的执政力保证这个事关中国命运的建设平稳过渡和完成,同时运用中国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教化培育同一约法在一切人之上包括握权者在内的共识,用这样的演进浇铸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如此作为,将为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新的建树足以服人﹑服众,不但不用担心曾经的来路,倒是可以为中华历史上的第三次体制巨变画上重彩一笔而气定神闲,志有所得.

    以执政之力护航

这番“正名”,以及前述权威的分离崇隆﹑约束一切人的根本法建设和依序合法共处共识培育的成功与否,都与至关重要的一着密切相关,那就是:握权者要做好过渡和培育建设期间的护航者和监护人,因为现今中国社会只有握权者有这份资源和能力,也就必须担当这份责任.权威从当权的具体个人或集团分离而成一超越岁月的长存并被广泛接受的象征,并且真正深入人心地具有不可辩驳的凝聚和震慑力,显然不能一蹴而就.数千年来在上位者立法定法用以管治臣下万民的习惯要改变为集思广益立法后约束一切人包括立法者和握权者的同诺共守,是一种思想认识﹑观念﹑行为方式的根本改变,过程一定不会轻而易举,风平浪静.握权者的执政优势和权重正可以为这样的转移和转变护航.过渡阶段符合这个前进方向的由上而下的管治只要开诚布公地说明并由社会进步的结果来证实,就能在历史和民意两个层面上交代得过去.更为重要的是,握权者本身尊崇这社会共仰的抽象权威象征和身先士卒以共守大法为执政行为的准绳,会比任何行政命令或者强力压服更具说服力和震慑力.移风易俗改变民众的观念也一样.握权者倡导依序合法,也以自身行为率先崇敬同样的权威和服从同样的大法,民众能不受感化和带动?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抛弃横行几千年的隐伏乱机的成王败寇之念而拥抱对国家﹑对他们本身都有好处的新观念?监护人角色能否做得行之有效,又与认识的清醒(看准历史前进方向)和行事的不折不扣(严格循法守法)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