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未必幸，垄必然断（下）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一贯的传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能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比如，修长城、挖运河，郑和下西洋，以及康熙呕心沥血地研制珐琅彩，都动用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全中国最重要的资源。这么下功夫，就没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

可是，奇迹总是有限的。正像中国历史悠久，可是，能看的古迹，最多不过是长城、故宫、兵马俑；其他的，乏善可陈。比起古罗马的遗迹，遍布整个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相差太远。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财力，都集中起来办大事了。“抓大放小”，大的，不计成本；小的，自然潦草。

“抓大放小”，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垄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财富，归于一人，供养一人，以及为这个人服务的奴才集团，才是“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所在。

中国以瓷器闻名于世，古瓷在世界古董市场上，不断刷新单品最高拍卖纪录。当此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倍感骄傲。——首先声明，我不是“炎黄子孙”。在《绝大多数社会名流是傻瓜》一文中，我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更不会感到骄傲，只会感到悲哀和可怜，为中国感到悲哀，为那些“欢呼雀跃”的感到可怜。

“物以稀为贵”，古瓷之所以屡创新高，只有一个原因，生产得太少。产量少，又有两个原因，一技术不过关；二技术被皇家垄断，以致失传。正所谓：“宠未必幸垄必然断”——受皇帝宠幸，未必幸运幸福；可，被皇家独有，最后的结果，必然“空前绝后”，成为孤品。

“垄”，“龙”、“土”也——在中国，“龙”就是皇帝。“龙”排他性地占有所有土地，也包括土地上的一切产出。珐琅瓷，也在此列。

明清两代的官窑，都在景德镇。唯独珐琅彩绝大部分是在北京烧的。它先在景德镇烧好了素胎，白的，从中挑选出完美无瑕的运到北京。在北京，由宫廷画师画上珐琅彩，二次入炉烧烤。烧造地点就在紫禁城。由于，珐琅彩料是进口的，价格贵，还不容易得到。加上，能画珐琅的人手，也非常缺乏，因此，康熙就把珐琅彩制造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以随时监管。

在康雍乾三代皇帝的亲切关怀下，在广大画师、技术工人和太监的共同努力下，珐琅彩终于试制成功。尤其可喜的是，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取代了进口产品。国产珐琅颜料，不仅价格便宜，而且，颜色也更为丰富，使得珐琅瓷的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尽管如此，珐琅瓷依然仅限于皇帝使用，其他人不得染指。雍正皇帝的宠臣年羹尧，看见了，喜欢的不得了，上书给雍正说：“……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看了折子，雍正非常满意，特地在“贪”字边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

雍正为什么特别喜欢年羹尧说这个“贪”字呢，因为，这意味着，年羹尧懂事，知道珐琅器是皇帝独有独享，你年羹尧再牛，也没资格用。要用，就是动了“贪”欲。对此，雍正十分惬意，就大发慈悲，赏了他几件。君臣一场，皆大欢喜。

整个大清朝，总共烧了多少件珐琅器呢？一种说法是总共400件。根据是，故宫乾清宫东庑端凝殿左右屋内，共有400件，每一件或两三件装一个木匣子，匣内糊囊，匣盖上写着“瓷胎画珐琅”。其中，300多件于1933年古物南迁后离开故宫；1949年，运往台湾，剩下的40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珐琅彩瓷，应是晚清流散出宫或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

实际数量，远大于此。有些珐琅瓷，被皇帝赏赐给了大臣。另有一些，是主管珐琅烧造的官员，私藏下来的。比如，雍正皇帝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专管这件事儿。他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小窑。怡亲王也会给自己烧两件，或者，质量不好的，雍正不要，自己留下来，也是情理中的。

不管怎么说，珐琅彩的皇家身份，是不变的。这就注定了其命运，“垄必然断”——只有短缺，才有高价；要是断货，就更加奇货可居，不可一世。正如过世画家的画作，一路飙升；毁掉的圆明园，更加令中国人神往一样。

2010-12-24，14：34，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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