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的诚信问题

1．引子

富起来的中国人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小康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另一方面，他们又为道德沦丧、诚信缺失而感到羞愧难当。曾经，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丰富，我们不屑一看。认为：资本家富裕的只是他们的口袋和啤酒肚，他们的内心空空如也，甚至是下流和堕落的。“东风压倒西风”，在道德上，我们保持着对资产阶级压倒性的领先和优越感。迷失的西方国家，正在等待我们“拉他们一把”。

目前的情形，不容我们乐观——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和西方比较，还有相当差距；可道德沦丧的速度，几乎呈“自由落体”。什么时候“触底”，也是一个未知数。难道“卫星升天红旗落地”是一种世界性难题，无可避免吗？我们究竟是和欧美国家一起“同流合污”呢？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混沌不清的天下，开辟一块未受污染的“乐土”呢。

2．桃花源里没有欺骗

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古代。我们去桃花源，看看古人的诚信问题。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上过高中的中国人，都知道，并心向往之。桃花源是陶渊明的幻想，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迄今，我们依然将桃花源当作“和谐”社会的模版。桃花源的诚信问题，如何呢？《桃花源记》没有明确涉及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断言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村庄。

且看：

他们热情地招待“不速之客”——“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之后，“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待客多么厚道。当然，我们关注的，不是表面上的热情，而是隐藏在热情背后的内在心理状态：热情源自信任，冷漠由于怀疑和敌意——“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是也。朋友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对敌人，则要处处小心，处处设防，当“处处设防”的成本太高难以承受时，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拒绝接触和交流，以免上当受骗。冷漠由此而生——每一个人都披着一层坚硬的铠甲，把自己装进去，对外，始终是一副冷冰冰的无表情面容。19世纪，老照片里的中国人，大都是这种样子。

冷漠和热情，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在一个满是怀疑、隐瞒、欺诈的恶劣环境中，呆长了，人自然会提高警惕，严防被骗，就像地下工作者，对周围的所有人，都以“假想敌”的思维和眼光进行审视，久而久之，冷漠是必然的。热情、坦诚待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只会给你带来更大麻烦。

相反，在一个相互信任的环境中成长，“蓬生其中，不扶自直”，每一个人都可以坦诚相待，不必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热情，随之而来——因为，你的热情不会给你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或许，带来的是一见钟情的艳遇呢。由此推断，桃花源里不存在相互欺骗的“社会问题”，他们对陌生人的热情，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是他们为人处事的“行为惯性”的自然外延。或者说，他们对陌生人都如此热情厚道，难道对“自己人”会冷眼相看吗？

问题是，彼此信任和缺乏诚信的环境，是怎么来的？

3．为什么桃花源里没有欺骗

回到桃花源。

不能假设桃花源中的人，思想觉悟都很高，每一个人都是“活雷锋”，因为，他们并不是天上来的，而是从“乱世”移民来的。既如此，符合逻辑的初始条件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不会像天使一样纯洁，也不会像魔鬼一样全是坏心眼。也就是说，相互信任、彼此坦诚、童叟无欺、人人和谐的环境是自发的、内生的，是在长期不断的重复博弈中逐渐形成的。

需要说明，诚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诚信能给人带来更大利益，人们自然会选择诚信；个人如此，大众亦然；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的时候，“诚信环境”就建立起来了。反之，如果欺骗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好处，人们就会选择欺骗。当欺骗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的时候，“失信”的社会环境就因此而生了。

在桃花源，理性的行为模式是诚信。因为，在桃花源这个“封闭、有限”的环境中，诚信能给个人、进而给桃花源带来更大的利益。“封闭”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外来者”，也没有人离开。“有限”是指规模不能太大，不能超过个人计算的有效范围。“有限”，不太好界定。但我们可以找到实际的例证，即：自然村落的规模，都满足“有限”这一条件。个人计算，不能借助辅助工具，更不能使用现代的电子计算机。

如果，一个人在桃花源，以欺骗的方式获得了利益，直接的后果是：第一，他的行为，马上会被发现，并在桃花源范围内迅速传播；不要指望，他的欺骗天衣无缝，能够瞒过桃花源的所有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和他交易的一方，难以察觉其欺骗行为，旁人也能识别其骗术。

第二，欺骗会受到惩罚。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作为第三方的桃花源，有效的惩罚手段是，不和欺骗者来往，不和他交易，让他成为“绝户”。骗子的生存手段是“以邻为壑”，即：通过他人，养活自己，所以，他一旦被孤立起来，自食其力，也就不成其为骗子了。至少，他再也不可能危害别人。

在此，“有限”发挥了作用。因为“有限”，所以每一个人都了解了骗子的行为；因为“有限”，“骗子”找不到“有限”之外的下一个对象行骗。换言之，“骗子”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变好，或者自己动手解决温饱，靠骗人，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桃花源人，和他交易，被他骗了。

第三，“骗子”无处可逃。骗子的行为特点就是流动，没有一个骗子是“定点”作案的。流动的意义，就在于寻找“有限”之外的下一个行骗对象。桃花源与世隔绝，“骗子”得手了，也没地方可去。既然无处可逃，只好“立地成佛”。想骗人的人，想到这一点，也就打消了骗人的念头；已经骗了人的，也无处可逃，只有改邪归正。在此，体现了“封闭”的意义，如果，“骗子”可以离开的话，他的行为模式就不一样了。他会“背井离乡”，异地作案的。果如此，桃花源的诚信环境，就建立不起来了。

“封闭和有限”，缺一不可。显然，在一个封闭、有限的环境中，诚信是可以自发地生长起来的，无须外力，也无须我们挑选“道德高尚”的原住民。只要，每一个人是理性的，他就能够判断，欺骗只能得利于一时，却会贻害一生。诚信做人，才是长久之道，百年大计。当，每一个人都以此指导个人行为的时候，诚信自然而生。

为什么“封闭和有限”会成为诚信的催化剂，而“开放和无限”所酝酿的必然是失信的恶果呢？以经济学的视角观察，一目了然。因为，“封闭有限”所构成的是一个重复博弈环境，重复博弈的最优策略是诚信，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反，在一个“开放无限”的环境下，重复博弈的条件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一次性博弈”，“一次性博弈”始终是风险重重的，因为，其最优策略一定是相互欺骗。

4．一个小插曲——南麂岛的启示

桃花源是虚构的、不存在的。然而，在现实世界，我们并不难找到与桃花源类似的场景，来验证本文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以“封闭、有限”来描述一个社会组织道德行为的想法，源于2009年3月初，我在温州南麂岛的短暂经历。以桃花源为标题，实为“移花接木”，因为，桃花源人人皆知，可知道南麂岛的，没几个。

南麂岛，离温州三十海里，大约五十公里。它是我国第一个海上贝类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去处。我去的时候，是3月份，正是淡季。岛上没几个人，旅游者没到，大多数原住民也到大陆去了。本来我想在岛上呆一天，可由于台风，返回大陆的快艇，无法起航。只好，在岛上多呆了一天，即：两天两夜。就这两天，我几乎认识了岛上的所有人。

因为是淡季，我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岛民生活，并由此理解了“封闭有限”的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岛民的房子，不仅没有围墙，门窗，也统统“对外开放”，没有一家关门上锁的。只有，在岛上新建的宾馆、饭店，才有围墙和门窗，但那是专为“大陆人”准备的，岛民是不住那种房子的。或者说，围墙和门窗是用来约束低素质的“大陆人”的，岛民的素质高得多，用不着“壁垒森严”，他们也决不会干那种“夜入民宅、非盗即奸”的勾当。

是岛民天生道德高尚吗？我所住宾馆老板的一个电话，提醒了我。他新买了一辆客货两用汽车，上了保险。保险员打来电话说，他该缴保费了。宾馆老板说：他的保险，是不合理的。保费中，有一项是汽车被盗险。可在这个岛上，谁偷汽车啊，偷了汽车，藏在哪儿啊。偷汽车并运到其他岛上或大陆，值吗？岛上没人偷汽车，也没人偷东西。我的汽车不会丢，保费却包括汽车被盗险，合理吗？我以为然。打电话的保险员，在温州，保险公司，也是温州的；温州是大陆，南麂岛是海岛，大陆和海岛之别，保险公司是不考虑的。

“封闭、有限”环境里的诚信问题，大体上，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保持轻松乐观的心态；可是，“开放、无限”环境中的失信问题，就不那么省心了。因为，“封闭有限”环境中，约束“骗子”行为的“潜规则”，随着环境扩容和开放互动而彻底消失了。

第一，“开放、无限”环境中，“骗子”被发现的概率大大降低了。即使被发现了，也很难在“无限”范围内传播，并使所有人一起对骗子实施惩罚；比方，一个“骗子”在北京得手了，上海人怎么知道呢？上海人又如何防范和惩罚他呢？

第二，信息传播不充分，“骗子”有机可乘。在“无限”市场中，“骗子”很容易找到下一个受害者，可谓：“骗人不要紧，只要有耐心；跑了这一个，还有后来人”。行骗屡屡得手，降低了惩罚的有效性；而一个不能有效惩罚“欺骗”的环境，对“欺骗”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默认和鼓励。足球场，不断表演“上帝之手”，可以为证。远的有马拉多纳，最近的，是法国的亨利。可以断言，只要国际足联的裁判规则不改，“上帝之手”，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出格。亨利违规的动作，就比马拉多纳“大方”多了。

第三，“骗子”是一个游击战士，始终处于流动之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一处犯了案，被发现了；就到下一个地方，改头换面，继续作案。如此下去，无穷尽也。因为，市场是无限的，如汪洋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小池塘里折腾不出大波浪的“骗子”，一旦“下海”，其危害就难以估量了。

4．真实世界的诚信问题——以日本为例

会有人问，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开放无限”的市场了。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诚信缺失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历史。限于篇幅，仅以日本为对照。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古代，茫茫大海，是日本的天然屏障，所以，“封闭”是天然的。这就满足了本文所说的第一个条件。和中国人自以为“地大”相反，日本国土狭长，内陆最深处距离海岸的距离也不到130公里，剧烈的海风，随时可以穿越日本列岛。“封闭”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潜意识，他们是无处可逃的，他们没有“世外桃源”，他们也不寻找“天涯海角”，因为，他们所在，不是天涯，就是海角。

天然因素之外，日本还人为地设置了“闭关锁国”的一系列政策。1633年—1639年之间，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连续发布禁令，不许日本人航行到朝鲜以西和琉球以南。整个江户时代，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只有荷兰和中国，可是，这种贸易活动的规模和范围，被限制在长崎港很狭小的地理空间内，中国和荷兰商人，不能进入日本内陆，更不能在日本内陆开展商业活动。

1623年，英国人离开了；1624年，西班牙人也走了。留下来的只有荷兰人——荷兰人以经商为重，无意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他们被隔离在长崎港中一个称为“出岛”的小岛上，不能进入日本本土。

日本古代的人口，有多少呢？美国著名学者康拉德.托特曼在其所著《日本史》中指出：“在文字记录开始之前的数千年中，只有很少的人居住在这片群岛上。的确，在16世纪或17世纪之前，日本的人口一直保持着不太大的数量，1550年时的人口，只有今天日本人口的10%。”

他进一步指出：“估计的公元元年时的100万人口，或者更少，到公元700年时增长为500万。又过了500年，也就是1200年，人口数达到了700万。1600年，日本的人口首次突破了千万，达到了1300万”。3年之后的1603年，德川家康在东京开创了奠定日本近代化基础的江户时代。江户时期，日本维持了266年的国内和平，物产丰饶，商业活跃，分工细化，人口增加。德川时代后期，全国人口呈现停滞趋势，1721年，全国人口为2609万，幕府末期的1854年，日本人口是2690万。

2700万，显然不是一个“有限”的数量规模，不过，要是我们了解日本社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细分，把2700万“层层剥皮”，大数化小分而治之，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组织单位的话，最终的数据单元，就不再可怕了，而是一个“有限”计算单位。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社会结构是封建主义。和欧洲封建制度一样，大名是各个封地的实际统治者，只要向幕府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军事和经济义务，大名在其领地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且，其权力是世袭的。除非大名“犯上作乱”，他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可剥夺的。一个大名治下，大约有多少土地和人口呢？不妨粗略估算一下。

德川将军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17世纪末期，其直辖领地有680万石之多，占全国总数的1/4，即：全日本的粮食，以石高计算，约在3000万石（1石=160公斤，或180公升）上下。除去天皇的石高3万，公卿贵族7万、神社和寺庙40万之外，剩余的土地全部分给270个大名，“江户三百藩”，由此而来，也就是说，270个大名，瓜分幕府将军、皇室贵族和神社寺庙剩余的土地，平均下来，一个大名有7.4万石粮食。以人口计，每个大名有11万1千的规模。日本大名的“小家子气”，可见一斑。

大名最阔的有100万石，但只是极少数，百里有一，而已；少的，只有1万石。据德川中期统计，50万石以上的7人，20万-50万石15人，10万-20万石的32人，5万到10万石的46人，5万以下的共166人。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大名的名义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因为，每个大名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家臣，家臣的“工资”，也要从大名的收入里面扣除，这么下来，大名的所得，就更少了。

总之，大名所辖，乃“小国寡民”，人口和财力，都非常“有限”。加之，德川幕府制定的限制流动的种种法律，最终，将发现并证明日本每个大名所属领地，是一个“封闭、有限”的社会组织单元。

首先，土地不能买卖，每一个拥有土地的“本百姓”（百姓，在日语里含义是农民），只要缴纳规定的年贡，幕府和藩主就保护其土地使用权。1643年，幕府颁布《土地管制条例》，禁止买卖土地。以免“富裕家民买田益富，贫乏百姓卖田益贫”，造成小农破产而无法缴纳年贡。承包期限没有限制，世代相传，永久承包。比当代中国农民的30年承包期，长多了。此外，年贡也比中国农民高得多。大多数农民的年贡比率是四公六民，也有五公五民。

这一措施，在经济上，保障了自耕农免于破产，使幕府和大名可以持续地榨取年贡；另一方面，“身土不二”，将土地、农民和大名捆绑在一起，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了重复博弈的交易关系。

第二，大名和家臣、武士和农民以及从事工商业的町人，身份固定并世袭，不能转换；德川幕府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实行了“兵农分离”、“城乡分离”、大名与其属地分离的策略，同时，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界限分明，不允许身份转换。这是一种“笨办法”，目的是使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不能自成一体，免得“地方割据”。例如，农民手里有粮，可是，没有武器，也没有受过训练，就很难组织起义；武士则相反，有武力和战术，可缺少粮食辎重，也成不了事。大名有权威，但住在城里，和他的人民也不能打成一片，孤家寡人，难成气候。但这种阶层、地域分割，带来的后果是，相互之间必须进行交易，而且是重复交易，非如此，大家全都过不下去。大名需要武士，保护领地；武士需要大名，供给粮草；农民需要武士，保护家园；武士需要农民，提供粮食蔬菜和其他农产品。

第三，日本人口80%是农民，他们全都住在农村，1630年之后，德川家光要求所有农民必须向佛寺登记，村民不许改变户籍，甚至旅行也要事先取得许可，并由当地寺庙签发通行证。因此，流动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幕府管辖的五大道沿途有35处主要关所，加上小关所，有67处之多。各藩国也在交通要道设置藩所，以征税和检查可疑人物。

日本境内多山、多雨、多茂密的森林和湍急的河流，也将不同地区的人民分隔。今天，日本政治上团结，民族认同感强烈，多数人将其归结为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实，这是错觉。在近代以前，中央政权大都仅及于首都周围，在此以外地区的统治能力十分有限。

以交通为例，静冈县大井川是东海道（东京到京都必经之路）上一条主要河流，长160公里，宽约1公里。幕府将军为了军事上的理由，故意不修桥，也禁止摆渡，过河必须仰赖“渡河卒”，利用“轿子”或者骑在“渡河卒”的脖子上过河。“渡河卒”收费，视水深而定。水深不及胯下时，渡河费是48文；超过胯下不及腋下，渡河费是90到100文。水深达到1.45米时，只能等河水退下去。要是女性，必须坐轿子，一个轿子4个人抬，价格就更高了。1870年，明治政府在河边设置了摆渡船，“渡河卒”都下岗了，改行种茶叶，阴差阳错，造就了日本很有名的静冈县金谷町名茶区。

日本岛，四面环海；岛内，高山、森林以及河流阻断，加之，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设计上的人为障碍，使得日本基本上满足“封闭有限”和重复博弈的假设，其人民诚信之由来，实属“天时地利”，与人、人性无关。中国的情况，则全然相反——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改朝换代频繁，同一个朝代，也没有世袭贵族；皇帝是“轮换”的，“革命”成功了，就可以当皇帝；官僚是轮换的，科举金榜题名，即可；官僚是异地为官的，“为官一任祸害一方”，然后，拍屁股走人；官僚与其治理的人民之间，没有重复博弈关系；身份是“变换”的，士农工商，“宁有种乎？”，皇帝都没有身份限制，何况四民了。土地是流转的，土地可以随意买卖。人民是流动的，这里混不下去了，就落草为寇了。毕竟，中国的山林，比日本大多了。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边界莫测、职责不清、身份不定，不可能建立任何长期预期和稳定、重复交易关系的国家，诚信，从何而来？但，这也不是人和人性的错，不是中国人的错，地理使然，别无他解。

5．推理——与诚信有关的其他问题

如果，上述逻辑是成立的，是无可辩驳的。那么，与此相关，还有一些问题，似可得到明确答案。

“小的是好的”——因为“小”，所以，有机会构建一个“封闭、有限”的社会环境。当“封闭有限”成为“硬约束”的时候，就会内生一种“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将环境导入慢性改良的轨道，反之，只会相反。换句话说，要想使一个组织变坏，就让它变大；要让一个组织变好，就先让它变小。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好，香港、台湾比中国大陆好，都是见证。

岛国文化和大陆文化，油水不容——“岛国”是封闭、有限市场，大陆是开放、无限市场，两种文化泾渭分明，说日本是儒家文化圈，是极大的无知。最多，披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儒家外衣，其实，日本是亚洲的英国。岛国和岛国，才是最相似的，无论在地球的东部，还是西部，都不会变。

家国不一，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想象而已——原因在于，“家”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个完全不同规模的组织。“家”是有限的、封闭的，“国”是无限的、开放的，把有限封闭中行之有效的办法，推广到的无限开放的世界里，注定失败。老儒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怜，但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没有学过经济学，没有现代的思维训练。新儒家也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在孜孜不倦地对儒学“修修补补”，弱智，可悲。

封建主义的好处——“反封建”曾经是革命的一大成绩，其实，大错特错。因为，中国的封建主义，早就被秦始皇消灭了。没有封建，何来反封建。封建主义是有好处的，第一，封建主义是“分而治之”，“大一统”变小了，就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诚信；第二，世袭爵位和领地将缔结封建领主与其治下之人民的重复博弈关系；第三，封建主义就是分权，就是最大限度地约束独裁者。有了“封建”，才会有不同权利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妥协诱发民主。

秦始皇统一的不是时候——秦始皇纵有万恶，至少，有一大功劳：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而且，这一恶抵消了他所有的恶。因此，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秦始皇于中国，功大于过。如果，统一的功劳，值得质疑，或者说，“统一的不是时候”成立的话，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就当别论了。

“无商不奸”——商人不是天生的，尤其在中国，大家都是农民。之所以商人比农民奸猾，差别只在于环境不一样。商人的活动半径，远大于农民，即：商人的商业行为是在一个开放、无限的环境中进行的，农民，则不然。农民“靠地”吃饭，不可能走得很远，空间狭小、交往频繁的结果是农民兄弟更富于诚信。“山里人”，也是如此。不过，这个理论，只限于“山里”，“山里人”一旦进了城，他的行为模式马上就变了。原因是，他所在的环境变了。他不变，就是傻子；他要变，就会变成骗子，这就是中国农民、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的问题。

“都是好人，净干坏事”——这句话，要分成两部分理解。前半句，说得是“封闭有限”环境，比如，你的同事、亲戚朋友，凡是和你有稳定关系的人，你都觉得不错，都认为是好人；后半句，说得是“开放无限”环境，电视广播网络，三氯氰胺、“假冒伪劣”和赌球，你听到的和大街上传说的，都是“坏人坏事”。两种环境，两种行为模式，反差如白天黑夜，实属正常，错的是，我们将两种场景放在同一个背景中分析了。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下午13：45，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