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70年代，北京市有三个最重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和前门－大栅栏。其中，又以王府井和西单最为繁华。宽阔的东西长安街，把这两个商业中心连接在一起。每日车水马龙，流光溢彩，好不热闹。
无独有偶，在这两个商业区的入口处，紧挨着长安街，都有一片不大的空地。西单的空地北侧有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变幻着那个时代最最最革命的豪言壮语；王府井的空地中央则有一个报刊亭，发售着革命群众最最最需要的精神食粮。在标语牌前、报刊亭旁，购物的、逛街的、上下班的人们聚在一起，又走向四面八方。随着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时兴起，这里发生了许多足以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事情。
最早发现这两块空地的价值的，是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单位的造反组织。他们把这里看作“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圣地，发传单、卖小报、大批判、大辩论，忙得不亦乐乎。外交部的造反派独出心裁，居然强迫副部长乔冠华等在王府井路口叫买小报，引发无数群众围观。南来北往的人们，则把此地看作获取文革动态和传播小道消息的“新闻中心”，他们怀着好奇心而来，又带着各种传言离去。
随着天气转凉，空地上又出现了一群神秘的人们，既不穿黄军装，也不戴红袖章。他们每天清早在晨雾中出现，又在红卫兵们带着小报从郊外赶来前消失。远远望去，一群灰蓝色的人聚在那里，没有高亢的口号，更没有飞扬的拳脚，就像一群与革命时代格格不入的幽灵。这些人走到一起的唯一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圣物—毛泽东像章。
在文革初期，官方曾发行两种比一分硬币还要小的圆形像章，一种是红色背景上的金色头像，另一种从头像到背景全是金色。像章的售价是5分，但在商店中基本买不到，而是通过各单位发售。一时间，这两种像章成了抢手货，比今天的iPhone毫不逊色。一些半大孩子，居然在大街上抢别人胸前佩戴的像章，令治安部门哭笑不得。后来，军队和地方诸多单位都开始制作像章，才使像章的供求矛盾得以缓解。
虽然革命人民在生产科研等方面的创造力乏善可陈，但在向领袖献媚方面，灵感可是源源不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军兵种、院校一马当先，地方红卫兵和造反派紧随其后，制作了成千上万种争奇斗艳的各式像章。不仅像章花样翻新，个头也越来越大，最大的像章竟然比碗口还大，戴在胸前都可以当护心镜了。制作像章的材料也不断革新，从原来单一的铝制，发展到塑料的、陶瓷的、竹片的，甚至还有夜光的！
那个灰蓝色的人群里，很多人本来是毛主席像章的热心收藏者。就像集邮一样，尽管像章种类甚多，其收藏价值却并不相同。发行量少甚至绝版的像章往往奇货可居，令仰慕者望穿秋水而不可得。另外，发行单位也很重要。例如，解放军的像章就比地方的收藏价值高。如果你有一枚海军制作的背景是红太阳和军舰的像章，那是很可以骄傲一番的。不过还要记住，那红太阳必须是用“帽徽漆”（即解放军红五星帽徽用的那种喷漆）喷的，否则就可能是膺品。
灰蓝色的人们，开始时就是像集邮者那样，先展示自己的收藏，与别人互通有无，然后通过交换，得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珍品。展示者总是神秘地从破旧的黑手提包里掏出一块绒布或者塑料网格布，上面挂满了各式像章。看上其中某个像章的人，便也拿出自己的收藏来。两个人在像章上指指点点，然后是成交或不成交。例如一个像章A可以换两个像章B等等。
不料换来换去，像章换到的就不一定是像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由此产生。尽管钞票没有直接出场，几种异常抢手的像章是可以换到手表、自行车等工业品的。例如，当年有一种极珍贵的“韶山”像章（背景是毛主席的韶山冲故居），虽然个头不大（大约3厘米长，2厘米宽），用四枚这种像章就可以换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于是，灰蓝色的人们对领袖的“忠诚”化作了对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热情，每日实践着“物物交换”，乐此不彼。
灰蓝色人群用毛泽东像章来投机倒把，无异于亵渎神明。可是不知为何，这种倒卖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未被取缔。虽然有红卫兵小报对这类活动进行批判，但也没有化作强烈的革命行动。也许是因为事关伟大领袖，人们不免投鼠忌器？当然，那些灰蓝色的倒卖者最终还是消失了，个中原因却仍是不详。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一脸茫然不说，官家正史和文革小报也没有记载。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让人们看一看，在革命大旗的下面，究竟有着一些什么样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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