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托尔斯泰看来：“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托尔斯泰资料图（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摘自：《世界文化》2008年第7期，作者：杨建民

1903年11月，托尔斯泰写出了《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的长篇论文，全面、系统地批驳了早已为人们认可接受的莎士比亚，使其“体无完肤”。用后来评论家的说法：“制造出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那么，托尔斯泰是怎样批驳莎士比亚，他为何要批驳莎士比亚呢？

一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时间比写这篇文章要早得多。1852年，23岁的托尔斯泰写出了自己第一篇文学作品《童年》。当他不自信地隐匿姓氏寄给著名文学杂志《现代人》后，得到该刊主持人涅克拉索夫的高度赞誉。不仅如此，与《现代人》联系紧密的一批著名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也对托尔斯泰的才华由衷欣赏。这些给了托尔斯泰极大的鼓励，对他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从高加索军营离开后，托尔斯泰没有回家，他先去了《现代人》杂志所在地彼得堡，他热望与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这些支持他的文学前辈会面。但是，在经过短暂热情地交谈之后，这些文学前辈为托尔斯泰的许多观念感到困惑。首先，托尔斯泰对这些前辈遵循的一些文学传统表示不屑，不能容忍“对各种文学权威的假惺惺的或盲目的崇拜”。甚至对《现代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崇拜莎士比亚也表达出自己的厌恶：“只有满嘴空洞漂亮词句的人才会对莎士比亚和荷马感到震惊。”

此时的托尔斯泰，不过二十七八岁，还在年少气盛的阶段。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也许与当时反叛权威的心态相关。所以，关爱他的前辈作家，十分想使他这种观点得到转变。1857年元月，远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还给托尔斯泰写信，说服他接近和理解莎士比亚：

“您去了解莎士比亚——或者说得正确一些，您去接近他，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他（莎士比亚）像大自然，大自然有时也显出一副极其丑恶的面貌（请回想一下我们草原上10月间那种多泪的黏糊糊的日子）……不要让外表上不合情理的东西叫您反感；您要是钻进作品的内部，钻进它的核心，那您就会为这伟大灵魂的和谐以及深邃的真理而感到惊奇。”

在屠格涅夫等人的劝说下，托尔斯泰读了一点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未表示多少赞赏，就这已让前辈们感到高兴了。另一位作家甚至写信告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已经……了解《李尔王》并为莎士比亚的健康干杯……”但是，托尔斯泰没有因为这一点有限的阅读改变自己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在63岁时，开列了一份给他留下印象的作品名单，其中包括雨果、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可莎士比亚连一部也没有。由此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不满莎士比亚的态度，实在是由来已久，并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在以后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还是做了许多试图接近、理解的努力。据他自己陈述，他曾阅读过人们公认的杰作：《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麦克白》等，但是，结果与他预期获得很大审美感受的初衷相悖。这些作品使“我不仅没有体会到快感，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

后来他还遵从他人劝告做过多种尝试，从俄译本、英文本，甚至德译本来不断进行阅读，但仍然只获得与先前感受相同的厌恶、无聊和困惑不解。为了写《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托尔斯泰以75岁的年龄，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这一次，他仍然是先前的那种感受。所以，他不再不自信地困惑了，“而是坚定无疑地确信，莎士比亚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和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它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

二

那么，托尔斯泰为何这样说呢？他基于怎样一种艺术见解呢？在写《论莎士比亚和戏剧》这篇文章之前几年，托尔斯泰专心致志于“什么是艺术”的研究和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托尔斯泰逐渐成型了他对艺术作品的判断标准，即“任何文艺作品的优点取决于三个特征”。一是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内容越有意义，对人生越重要，作品就越优秀。二是取决于通过适合这门艺术的技巧所在达到的外在之美。“或者说，形式之美。”三是取决于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诚的爱憎情感。

基于这三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逐条进行了比较梳理。从第一条看，“莎士比亚剧作的内容，正像从他的几个最卓越的赞美者的解释中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种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权贵的外表的高尚看作人们真正的优越性，蔑视群氓，即劳动阶级，否定任何志在改变现存制度的意图，不仅宗教方面的，也包括人文方面的意图。”

托尔斯泰认为的第二个特征是“形式之美”。而这“也是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全然阙如的，除了能安排表现情感进展的场面之外，在他那里，没有合乎情理的情势，没有登场人物的语言，主要是没有分寸感，而离开分寸感，作品也就不能成为艺术品。”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在托尔斯泰看来，也是最重要条件的——真诚，“——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里是一概阙如的。在所有这些作品里看到的都是刻意的矫揉造作，显然，他不认真，他在玩弄文字游戏。”

三

既然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符合他认为的任何一条艺术要求，而且它们的倾向还是极其低下、极不道德的，为什么长久以来却获得那么大的声望呢？从自身接触莎士比亚，并同人们交谈莎士比亚作品的经验看，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发现“使我能了解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巨大声望的秘密。这种惊人的声望只有一种解释，即它来自人们过去和现在常常遇到的一种流行性蛊惑。”这就是说，大多数人不是通过认识及推理，而是通过信仰来接受这些教条的。

那么，说莎士比亚“伟大”的那些教条源自何处呢？据托尔斯泰考察，“在18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不但没有特殊的声望，他得到的评价还低于其他同时代的剧作家……这种声望肇始于德国，再从那儿转回英国。”那么，是谁在中间起了关键性作用呢？在托尔斯泰看来，是当时德国的艺术领袖——歌德。用托尔斯泰略带讥讽的话说：在审美问题上曾是当时舆论的独裁者。

“……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同莎士比亚的世界观相吻合，他（歌德）宣称莎士比亚为伟大的诗人。”托尔斯泰用了非常苛刻的贬抑之词，“而那些不懂艺术的美学评论家们，在卓有声望的歌德宣扬这种谎言时，就象乌鸦攫食兽尸那样，争相附和，开始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本不存在的美……这些人也正是造成莎士比亚声望的始作俑者。”

令托尔斯泰特别不满意的，是这些德国评论家不注重以“明确的、符合于当时最崇高宗教观点的世界观”作为戏剧创作的动机，并在作者不自觉的状态下渗入他的作品，“于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心中没有形成符合于时代的宗教信念，甚至没有任何信念，只在自己的戏剧里堆满形形色色的事件、灾祸、插科打诨、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效果——像这样一位作家，显然就被看成最有天才的剧作家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托尔斯泰对先前几乎所有推崇莎士比亚的状况予以了最无情面的挖苦和抨击：“一系列偶然事件使得上世纪初一度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法则的独裁者的歌德赞美莎士比亚，美学评论家就随声附和，写出他们的冗长、含糊、貌似渊博的文章，欧洲的广大公众就开始激赏莎士比亚……于是，莎士比亚的声望就像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一直发展成当代这种疯狂的赞扬，这种赞扬，除了受到蛊惑之外，显然是别无任何根据的。”

四

这种情况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在托尔斯泰看来，起码在艺术上，“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说成是体现了美学和伦理上完美境界的伟大的、天才作品的这种蛊惑过去和现在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害处。”

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这种害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戏剧的堕落以及这种重要的进步手段为空虚和不道德的娱乐所取代。第二，向人们提供了效尤的坏榜样，以此直接腐蚀他们。”

具体到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在托尔斯泰看来，推崇莎士比亚已带来不良后果。这种不良后果不仅影响到一批一般的、缺少才华的作家，甚至影响到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由于确认莎士比亚戏剧是尽善尽美的杰作，并且应该像他那样写作，不仅不要任何宗教内容，而且不要道德内容，于是所有剧作家便都去模仿他，开始编写内容空洞的戏剧，如歌德、席勒、雨果和我们的普希金的戏剧，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诗人、戏剧家）的历史剧……”

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或读者呢？“假如当代每一个步入生活的青年心目中的道德上的完美典范，不是人类的宗教导师和道德导师，而首先是莎士比亚（博学之士确认他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诗人和最伟大的导师，并以此作为无可争辩的真理代代相传），那么青年人是无法不受这种有害影响的。”

“重要的是，当他接受了渗透于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不道德世界观之后，他就丧失了明辨善恶的能力。”

面对这样的不良印象，托尔斯泰认为“人们摆脱得越快越好。”否定了“专以供观众娱乐消遣为宗旨的莎士比亚及其效颦者的渺小而不道德的作品”后，在当时能够成为人生指南的“真正的宗教戏剧仍然阙如时”，人们必须“从其他源泉寻求人生学说。”

五

我们知道，阅读是一种特别个人化的行为、美学趣味和爱好，彼此相差极大。托尔斯泰以上对莎士比亚的看法，虽然与大多数评论家及读者相左，但这很难用对错来判断。托尔斯泰本人就是一位有着卓越才华和成就的艺术家，他的观点，在人们看来虽不无偏颇（譬如他将审美判断和宗教伦理思想含混而谈，因而将莎士比亚的美学风格领会为缺乏真诚的宗教观念等），但是，这些都基于他深湛的艺术造诣和他本人的创作审美实践，因此，这种独特的观点，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后世评论家将此称为制造了“一桩公案”，也许是觉得伟人间不应有如此激烈的碰撞吧？可从实际看去，伟人间倒并非容易相互认同。这虽然并不值得我们过于夸饰其词，但伟人的名声使得我们对其特别关注，“公案”云云，也许就是我们特别瞩目的一种结果。

托尔斯泰这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写成于1903年，在这一百多年间，这篇颠覆性作品仍然有着不衰的影响。在以后所有的莎士比亚研究中，无论赞同或者反对，这篇作品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在研究中发挥着警示或拓展思路的有益作用。

在今天看来，莎士比亚仍然为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喜爱，他那包罗万象的广泛社会题材，他对人性敏锐而透澈的洞察，以及无边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给后世读者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艺术世界。这些，并不因为托尔斯泰的猛烈抨击而稍减。那么，托尔斯泰这篇作品便没有什么价值？不！笔者在阅读《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时，感到其中对艺术作用的关注，对艺术传播等方面的分析，仍然显示着它的独到和深刻。仍然有着激发人们深入思考艺术诸方面问题的强烈作用。前数年有批评家提出一个“深刻的片面”的概念，在这里我不敢说托尔斯泰就“片面”，但作为一篇作品，它以作者深刻的见解影响启迪着后来者，又何尝不是它的价值所在？想来，没有哪一篇作品能做到方方面面的圆满（这种东西往往早早被人忘却），而激发、启迪了读者的思考，那文章的作用就真正发挥成功了。以笔者看，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和戏剧》正是这样一篇文章。

托尔斯泰为何攻击莎士比亚

 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兼批评家，1947年，他在《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人》一文中指出，托尔斯泰曾有一篇《莎士比亚与戏剧》的杂文，对莎士比亚的文学建树进行了露骨而邪恶的攻击。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天生惧怕，似乎一直存活在莎士比亚文学伟业的巨大阴影中。莎士比亚在他心中始终激起“一种强烈的反感与厌恶”。托尔斯泰为了验证自己对莎士比亚充满敌意的判断，反复批阅俄、英、德各种莎翁作品的版本，结果仍旧是无一例外地感到了“厌恶、烦闷和惶然不知所云”。到了75岁高龄，托尔斯泰已读完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包括他的历史剧。
    75岁的托翁对莎翁继续拉仇恨：“这一回我以往的那些感觉更为强烈——只不过没有惶惑，而是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自信，即认为莎士比亚所享有的、作为举世无争的伟大天才的声誉，实在是一种大邪恶！”莎士比亚的在天之灵，绝对不会想到比他晚生三个世纪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会如此攻击他。托尔斯泰狂妄地认为——莎士比亚非但不是个天才，甚至连普通作家都不佩。
    托尔斯泰拿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开刀，直往莎翁心窝里捅，他认为《李尔王》的每一场都“愚蠢、罗嗦、生硬、含混、装腔作势、俗不可耐、冗长乏味”，其间又充斥着荒唐的情节、疯狂的臆想、无味的笑话，还有历史错误、相互矛盾、下流话、舞台俗套及各种道德和美学方面的毛病。
    托尔斯泰要搁在现在，绝对是一充满邪恶念想的网络恶徒，充满知识暴力和恶毒的人格攻击。当然，这与他写不写《战争与和平》无关，与他是不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也无关，与他成没成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无关。我常跟女文青说，不要老看一个人作品的伟大，其实内心里没准儿就是一小人，人品与作品之间拉出一条悠长的“装逼风景线”，这谁都会。
    乔治·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时采取了不少根据不足或不诚实的论据，我指出其中的一部分，目的并非要证明他的攻击无效，而是想表明，那真的可以说是一种蓄意的诋毁。
    托尔斯泰在晚年已完全丧失了对于世界的理解能力，他只有神经质地把莎士比亚当作他与生俱来的威胁，人们越是从莎士比亚戏剧中获得快乐，他越是对莎士比亚仇视，他一定要全力以赴来诋毁莎士比亚，他一定要钻入所有莎士比亚爱好者的心底，以一切可以想出的手段，来扼杀莎翁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美感。
    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都属于魔鬼！李尔王犀利的诅咒，就是对老年托尔斯泰最好的回击。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7726/27726-h/27726-h.htm

Tolstoy on Shakespeare

Tolstoy on Shakespeare

A critical Essay on Shakespeare

By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V. Tchertkoff and I. F. M.

Followed by

Shakespeare's Attitude to the Working Classes

By

ERNEST CROSBY

And a Letter From

G. BERNARD SHAW

NEW YORK & LONDON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This Volume is issued by arrangement with V. Tchertkoff, sole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of Leo Tolstoy outside Russia, and
Editor of "The Free Age Press," Christchurch, Hants.

no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November, 1906

CONTENTS

[1]

PART I

TOLSTOY ON SHAKESPEARE

I

[3]

Mr. Crosby's article[1] on Shakespeare's attitude toward the working classes suggested to me the idea of also expressing my own long-established opinion about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in direct opposition, as it is, to that established in all the whole European world. Calling to mind all the struggle of doubt and self-deceit,—efforts to attune myself to Shakespeare—which I went through owing to my complete disagreement with this universal adulation, and, presuming that many have experienced and are experiencing the same, I think that it may not be unprofitable to express definitely and frankly this view of mine, opposed to that of the majority, and the more so as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I came, when examining the causes of my disagreement[4] with the universally established opinion, are, it seems to me, not without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My disagreement with the established opinion about Shakespeare is not the result of an accidental frame of mind, nor of a light-minded attitude toward the matter, but is the outcome of many years' repeated and insistent endeavors to harmonize my own views of Shakespeare with those established amongst all civilized me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I remember the astonishment I felt when I first read Shakespeare. I expected to receive a powerful esthetic pleasure, but having read, one after the other, works regarded as his best: "King Lear," "Romeo and Juliet," "Hamlet" and "Macbeth," not only did I feel no delight, but I felt an irresistible repulsion and tedium, and doubted as to whether I was senseless in feeling works regarded as the summit of perfection by the whole of the civilized world to be trivial and positively bad, or whether the significance which this civilized world attributes to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was itself senseless. My consterna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fact that I always keenly felt the beauties[5] of poetry in every form; then why should artistic works recognized by the whole world as those of a genius,—the works of Shakespeare,—not only fail to please me, but be disagreeable to me? For a long time I could not believe in myself, and during fifty years, in order to test myself, I several times recommenced reading Shakespeare in every possible form, in Russian, in English, in German and in Schlegel's translation, as I was advised. Several times I read the dramas and the comedies and historical plays, and I invariably underwent the same feelings: repulsion, weariness, and bewilderment. At the present time, before writing this preface, being desirous once more to test myself, I have, as an old man of seventy-five, again read the whole of Shakespeare,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plays, the "Henrys," "Troilus and Cressida," the "Tempest," "Cymbeline," and I have felt, with even greater force, the same feelings,—this time, however, not of bewilderment, but of firm, indubitable conviction that the unquestionable glory of a great genius which Shakespeare enjoys, and which compels writers of our time to imitate him and readers and spectators to[6] discover in him non-existent merits,—thereby distorting their esthetic and ethical understanding,—is a great evil, as is every untruth.

Altho I know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so firmly believe in the greatness of Shakespeare that in reading this judgment of mine they will not admit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its justice, and will not give it the slightest attention, nevertheless I will endeavor, as well as I can, to show why I believe that Shakespeare can not be recognized either as a great genius, or even as an average author.

For illustration of my purpose I will take one of Shakespeare's most extolled dramas, "King Lear," in the enthusiastic praise of which, the majority of critics agree.

"The tragedy of Lear is deservedly celebrated among the dramas of Shakespeare," says Dr. Johnson. "There is perhaps no play which keeps the attention so strongly fixed, which so much agitates our passions, and interests our curiosity."

"We wish that we could pass this play over and say nothing about it," says Hazlitt, "all that we can say must fall far short of the subject, or even of what we ourselves conceive of[7] it. To attempt to give a description of the play itself, or of its effects upon the mind, is mere impertinence; yet we must say something. It is, then, the best of Shakespeare's plays, for it is the one in which he was the most in earnest."

"If the originality of invention did not so much stamp almost every play of Shakespeare," says Hallam, "that to name one as the most original seems a disparagement to others, we might say that this great prerogative of genius, was exercised above all in 'Lear.' It diverges more from the model of regular tragedy than 'Macbeth,' or 'Othello,' and even more than 'Hamlet,' but the fable is better constructed than in the last of these and it displays full as much of the almost superhuman inspiration of the poet as the other two."

"'King Lear' may be recognized as the perfect model of the dramatic art of the whole world," says Shelley.

"I am not minded to say much of Shakespeare's Arthur," says Swinburne. "There are one or two figures in the world of his work of which there are no words that would be fit or good to say. Another of these is Cordelia. The place they have in our lives and thoughts[8] is not one for talk. The niche set apart for them to inhabit in our secret hearts is not penetrable by the lights and noises of common day. There are chapels in the cathedrals of man's highest art, as in that of his inmost life, not made to be set open to the eyes and feet of the world. Love, and Death, and Memory, keep charge for us in silence of some beloved names. It is the crowning glory of genius, the final miracle and transcendent gift of poetry, that it can add to the number of these and engrave on the very heart of our remembrance fresh names and memories of its own creation."

"Lear is the occasion for Cordelia," says Victor Hugo. "Maternity of the daughter to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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