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时期，苏联同志没有落井下石
1989年6月2日星期五下午，在岳父家的电视上，播放前 一天下午只身前往天安门广场，用小型摄像机随意拍摄、 广场地下通道北侧出口处墙上粘贴、分别写在两张大尺 寸纸张上的文字内容。看着电视上的画面，夫人的大姐 还念出声来：
李鹏脸皮厚， 三枪打不透！
四十年风云变幻，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 哪一次人民说了算，全凭政治局动乱！
看看下面少将徐焰的文章，听听晓松同志回顾同一时期 的情形，
哪一次人民说了算 ?!
“苏修逼债”真相
2011-02-24 13:13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徐焰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 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 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 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 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 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 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 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 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 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 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 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欢迎。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这种寿棚当时遍布全国各地
毛忿忿地待在一边，半是囚犯，半是贵客，落在莫斯科西郊数公里外一片桦树林中 的斯大林个人的俄式乡间别墅那令人厌烦的浮华气派中。12月21日，他参加了纪念 这位领导人70岁诞辰的一套仪式，做了一次纯属言不由衷的捧场讲话。这也只是纯 粹的礼仪场合；俄国人随后突然取消了临时商定在23日的会谈。毛气炸了。“我一天 就是三件事，”他拍打着桌子对他的苏联联络官们说，“吃饭，拉屎，睡觉。”斯大林 两天后打电话给他时还故意闪烁其词，拒绝提及政治议题。当轮到他打电话给斯大林 时，有人告诉他这位苏联领导人外出了。
1957年毛泽东访苏红场阅兵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 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 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 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 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 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 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 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 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 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 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 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 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 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 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 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 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 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 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 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 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 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 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 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 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 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 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 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 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 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 援朝的军火债。 1961年4月1日，中苏签署贸易协议，苏联同意中方贸易欠款可分 期归还。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 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 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 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 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 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 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 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 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 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 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 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 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 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菜、西菜汤菜谱。 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内容尽管谈不上十分丰富，但已比较周到地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 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类、羊肉类、牛肉 类、汤类。
下面就是1961年4月26日， 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餐菜谱的鱼虾部分：
莫斯科烤鱼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桂鱼、炸桂鱼、软炸桂鱼、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白烤鱼、 烤青菜鱼、波兰煮鱼 
罐焖大虾 铁扒大虾、烤虾卷、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毛泽东对于用西餐方法制作出来的鱼虾也感到十分新鲜惊奇。他常常在吃上一段 中餐方法制作的鱼虾后吃上一次西菜鱼，以此换换口味。 
基辅黄油鸡卷非常具有异域特色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在鸡类上 列出了这些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鸡 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西敏士、椰子鸡、奶油鸡 等等。光听菜名，也能大概猜到，这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口味而制作的中式 西菜，这些 菜单的部分菜肴是根据俄国等国家的特色西餐而制作的，因此会符合当时的国情与用 餐客人的口味。
而毛泽东对上述西菜鸡并非样样都喜欢，但偶尔吃上一顿也觉得别有风味。而这些 西菜大约只有在宴请国际友人的时候，他才会尝上几口。 
波兰煮鱼 毛泽东60年代对西菜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地吃过一顿纯粹意义上的“西餐”。在 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 中国菜都远远超过西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 少值得中菜借鉴学习的地方。但是，如果让毛泽东每日吃西餐，他绝不愿意。因此， 毛泽东在吃西菜时一般是与中菜合 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天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 其中也夹杂上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由于中 南海的医生们注重主席的健康，因此也要求减少了西菜的制作。
三年大饥荒时“父食子”惨案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 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 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 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 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 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 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 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 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 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 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苏联同意推迟五年还债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 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 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 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 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 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 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 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 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 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 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 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 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 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 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 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 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 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 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 谅解。”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 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 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 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61年11月，苏共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在召开二十二大时公开 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使中苏交恶的趋势再也难以 扭转，并在1963年以后展开了公开论战。1964年以后，中国因经济好 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对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据国内公布的统计数字，60年代前期中国对苏还债数额及其在 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细看一下统计数字并进行量化分析，人们就能认清这一时期中 国对苏还债数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 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 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 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 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 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 溪谷闲人: 谢谢分享, 大饥荒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是人民公 社, 导致苏联, 中国, 越南发生大饥荒, 如今朝鲜和古巴至今处 在饥荒状态.
第二是追求高速度工业化, 是用农产品换取工业设备, 使大饥荒
更严重, 速度高的当时就吓坏苏联专家.
小数点表示能够有效测量数据, 保留七位是造假的证据, 根本做
不到.
我外婆的弟弟,饿死前爬到县城汽车站, 唯一的希望是城里的姐姐
给她送馒头, 每一辆长途汽车到, 他都睁开眼看看是否有姐姐来了, 直到闭上眼睛,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逃亡黑龙江省. 她是外婆唯一的 弟弟, 外婆想到此事就痛哭. —— Robert )
不过，后来有人解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却大讲“自然灾害” 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领导责任的推托 之辞。其实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 便感叹地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 成是所谓“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更是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 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三十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 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苏 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 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 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 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 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 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 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万门火炮，最终全部进入钢铁厂的熔炉，熔化成了 钢水。而获得如此悲惨命运的中国援阿武器还不止火炮一个，此前还有消 息，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歼5、歼6、歼7战斗机退役后，阿尔巴尼亚将 其甩卖。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战机
据统计，1961年至1978年间，中国还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其他类别的 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各种枪75.2万支，枪弹15.64亿发，火炮1.1万余门， 炮弹822万发，地空导弹系统 ...... ......
1968年,中国媒体报道“阿尔巴尼亚青年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 该年，中国对阿援助达到最高峰
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回忆称：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存在 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4000多元。 援阿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超我国耕地使用的化肥量。而军 援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
1961年春,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 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
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
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 等新的工业部门, 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等部门的项目, 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 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 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 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 机、车辆等提供给阿, 仅粮食就达180万吨。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 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 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 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当然，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提前还债，显示了一种“争口气”的 不服输、不低头精神，从长远看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中国 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这使国外能比较放心地对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 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 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 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 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 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 的认识。 正视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如今的人们回顾“三年困难时期”(不应 再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重要的是如实认识当年指导方针 极“左”和空想狂热的错误，方可避免再重演类似悲剧。如果再重复 “苏修逼债造成挨饿”这类不实传言，只会推卸和掩饰主观指导错误。 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就应摒弃情绪化的不实传说，还原 事件本来面貌，并加以科学的定量分析，对中苏债务这笔旧账的说明 自然也应该如此。 《晓松奇谈》20160513 谁是白眼狼
• 以史为鉴。真是可怜老百姓！ 05/12/2016 17:35:58
• MD实在看不下去了，幸好已经不生活在这国家了！05/12/2016 
• 毛是把农民当作敌人剥夺压榨，榨出来的东西给他老人家内外 政策瞎糟蹋掉了，现在的XI在挥霍方面有点像老毛。05/12/2016
• 共产政权都是要快速压榨农民搞军事工业，因为都 设想大战临近，在被外敌推翻、自己挂电线杆上和
农民饿死之间。 05/12/2016 19:15:57
• 毛的眼里人命如草芥，他不是说打算第三次世界大战死一半 人了吗，所以鼓励英雄母亲多生快生。 05/12/2016 21:15:07 • 老袁就讲过，建国后的历史就是一部秽史。即便政党也是为 个别人谋利益的工具，上行下效，直至今日的乌烟瘴气 05/12/2016 postreply 20:32:07
• 义愤填膺，这集看的真恼火 05/12/2016 19:24:20
• 简直就是至贱无敌！ 05/12/2016 postreply 20:52:52
• 我根本没法看完，气得要命。晓松不会有麻烦吧，
反革命煽动罪，哈哈。 05/12/2016 postreply 21:16:09
• 赞晓松～～中国太缺少他这样有眼界具备独立思想直言不讳 的自由主义者 05/13/2016 postreply 06:19:26
• 毛是狂人经常头脑发热没理性，但他周围抬桥子的人更可 恶，这包括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都明知故犯。 05/12/2016 22:43:23
• 这帮人没有一个是为老百姓着想的。所以彭德怀一替老百姓 说句话就被打下去。真正可恨！都不是东西啊！！！！
05/13/2016 00:59:49
• 弱国外交就是流氓外交，农民独裁政权必定导致国家衰败。 毛对内残酷挤压百姓、无情打击不同政见，对外孤立无援、 失道寡助。为拉几个国际小 -今天打酱油路过- 05/13/2016 07:24:17
• 流氓国家不惜让中国百姓饿殍千里！ 05/13/2016 07:27:03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下辖人民网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下辖人民网
2013-09-21 12:06:07
国家档案解密，证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全国
各地 饥荒年 饿死 3755 万
国家档案解密，证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全国 各地 饥荒年 饿死 3755 万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 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饿死3600万，比起官方公布的实际数字，还差着155万。 据悉，早在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目前该项数据2009年起在网上疯传。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其中城市：9万5800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其中城市：272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其中城市：211万7000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万8000人，其中城市：107万8000人，
合计3755万8000人，其中城市601万8000人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9736367241.html
作者：guitarmanzw留言时间：2015-03-29 09:08:52
鱼片粥称他的分析建立在生命表上，但无法得到0-1岁的死亡 人数，也没有各年龄段的统计、故而倾向于1700万的估算。
鱼片粥最后一段：
其实1700万和3600万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个数字后面都是 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过无论故事有多悲惨，在统计学上也只是 个"1"，不能用故事替代数字。
至于三年饥荒的原因，我认同刘少奇的结论：“三分天灾，七分 人祸。”
一个右派公敌，用自己的职业特长，写出如此冰冷严谨的数据 分析，老毛左鱼片令人心服口服！
作者：Robert留言时间：2015-03-29 08:50:26
如果说实话, 讲道理, 左右都可以做朋友. 谁也不清楚大饥荒死 了多少人, 但是必须承认它存在.
作者：guitarmanzw留言时间：2015-03-29 14:37:43
感谢溪谷闲人分享，我祖父也是饿死的亡魂之一，因此希望 有一天有一个认真谨慎的团队，尽可能全面地并忠于史实地 记录关于大饥荒的历史。
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也不应该回避的一个挫折！
饿死3600万 —— 谣言终究是谣言！
饿死3600万 —— 谣言终究是谣言！
2014-09-17 20:20:41
转贴：作者：孙经先 2014年8月12日
附1：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附2：孙经先：《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饿死三千万”？ 附3：还原历史真相——读杨松林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附4：高梁：《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 附5：鹤龄：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集） 附6：“正常”与“非正常死亡”：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原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 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公式一点也不“荒谬”，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数学的一窍不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杨先生普及一下数理统计学的最基本的常识。 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面我们就用实际统计数据来揭露“杨继绳公式”的荒谬性。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们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从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谣言。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究竟是谁“脱离中国实际” “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是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不是“饿死三千万”的关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先生的错误观点。 从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过程。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 显然杨继绳先生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他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从表面上看，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杨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在这里模糊和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情况。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以杨先生所说的“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实际上是上报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在接到这些上报数据后，就要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分别将这些人口变动数据登记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户口簿中“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杨先生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和辅助手段，这种情况改变不了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一实质。 我们已经说过，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总数”数据的采集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人口总数”数据根本不需要另外独立采集。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杨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这个表格上只有当年“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没有上一年岁末总人口数的数据。据此，杨先生说：在表格上“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杨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完全否认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正是杨先生自己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走向了“饿死3600万”的巨大谬误。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国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精简的重点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被精简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原籍。我们所说的漏报户籍的人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过的住房(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只要在自己家乡的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可以分到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时期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这些人漏报户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先生认为：大精简运动中“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有些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会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 杨先生在《走向谬误》和《谣言》两文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我们讲的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六、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了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书中，上述这些都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贯穿全书的现象和思维逻辑。我们所给出的若干例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实例而已。我们在即将完成的专著《还历史以真相》中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谣言终究是谣言，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孙经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大别山 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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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胜今留言时间：2016-04-05 20:02:02
你们如果要为毛共遮羞辩护，那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但我们亲历 了那个时期，我们是绝对相信的，而且可能超过3600万，为毛 共辩护对不起这么多死去的冤魂啊！
作者：花蜜蜂留言时间：2014-09-23 09:45:55 香椿树1。
毛泽东不是人口学家，不懂经济，不做具体政府事务，是敬爱的 抓住一切大权在握的周总理在管理国务院。
调节全国的粮食分配计划，调动互相救济，库存战略储备。在国 家灾难时候，开国库救济灾民。这是国务院的工作。
把所有灾难责任推给毛泽东，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无责任，参 与声讨。
作者：花蜜蜂留言时间：2014-09-23 09:35:53 stinger。
你那么聪明，向你学习，嘿嘿！
作者：香椿树1留言时间：2014-09-20 13:57:31
网上查到汤恩伯时期河南饥荒的照片， 国民党文人除了对共产 党的愤恨而夸大60年代饥荒的规模外， 也是根据他们自己制造 的饥荒与后果做出的推断。 也就是说有些文人可能真相信3千 万这个数字。 外加上小平上台之后编造60年代人口数据来暗示 饥荒死人规模，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故意撒谎或者轻易接受 谎言。
对比汤恩伯的饥荒与60年代的饥荒， 最让我震撼的是米店老板 娘与米店前等死的灾民的照片。 说明什么？ 共产党60年代饥荒 实行粮食赔给制度，连毛泽东自己的女儿也吃不饱。 这是没有 出现大规模饥饿导致死亡的原因。并且， 当时城内饥饿比乡下 严重，我家的邻居就是因为在城里忍受不了饥饿而跑到农村的， 当然后来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
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在河南， 但不是60年代， 而是59年末 60年初， 成因是官员浮夸把农民粮食抢走了， 赵紫阳的瞒产私 分就是为了抢夺粮食， 虽然59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支持瞒产 私分，但是，官僚利用权利压下了后来正确的文件， 而用毛泽 东早起在赵紫阳报告的批示作为依据抢夺农民粮食。
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夸大政绩， 而是故意用死人制 造舆论， 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制造社会接口。 同样的事情小 平在75年复出后，趁毛泽东病重又干了一次，并且延续到78年， 就是大修水利，把各个生产队的大牲畜和机具全部毁在工地， 很多地方粮食种了都收不回来， 因为劳动力全在工地。
作者：stinger留言时间：2014-09-18 18:46:48
怪不得国内禁止《墓碑》出版，闹了半天是与美国之音性质一样 啊！共产党真不愧是“伟光正”！二位认定明主，火眼金睛啊！
作者：花蜜蜂留言时间：2014-09-18 16:12:24
鱼片粥说得对。
官方是不是还有资料呢？蜜蜂估计当年旧资料损坏，新体系没有 建立完善，没有人搞统计，所以不能指望有更多完整资料。
再说，饿死人是一个营养不良的过程，看起来是病态，那么，谁 来区别病死和饿死的差别呢？谁来统计饿死人的数字呢？农村地 区广大，只有估计数字。
不过，连杨继绳那样的书籍都没有禁，李锐那样的揭露都接受， 说明当局并不是要禁批判毛泽东，既然不禁又拿不出来资料来， 一个原因是没有了，一个原因是拿出来更不利于自己。就这么 简单。
把过去的罪恶通通推给毛泽东，所有人都没有责任了。
现在不断拿大饥荒说事，特别是
拿大饥荒造谣，就可能目标不
那么单纯。
嘿嘿！
作者：鱼片粥留言时间：2014-09-17 20:46:45
杨继绳是个记者出身，不具有基本的统计知识，他在《墓碑》的 饿死3000万人的断言是基于不科学的推测，很外行，经不起验 证。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专业统计人士也很难统计出三年自然灾害 饿死的人数，因为原始资料太残缺不全了。 那时农村死亡人口是 不统计死亡原因的，甚至连死亡的人口数量都没有统计。
没有所以杨继绳和孙经先的结论都只能是一家之言。 充其量都 只能算是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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