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的人性考驗   北工大 楊昌明   2018-01-07 06:30

在30年代蘇聯有一種理論：“革命越深入，階級鬥爭越尖銳，敵人的反撲就會越猖狂。”於是在斯大林提出“抓魔鬼”的口號下，曾短暫流行於內戰時期的“告密文化”再度大行其道。它的再次興起起源於一個叫奧西波夫的人在給內務部領導人葉若夫檢舉信中建議：“每一個人都要仔細審視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們關心什麼，為什麼活着以及在幹些什麼。”“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從最緊密關係的人入手”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這個方法對於正發愁無法控制社會信息來源的蘇共上層來說，可謂正中下懷。這種做法立即得到整個領導層的首肯並大力推廣，立即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個培養階級嗅覺和階級敏感而進行背靠背的揭發高潮。

▍“人是可以被馴化的”

搞這種運動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是全人類福祉的基礎”，任何其他理由都必須讓位於這個崇高的目的。而人其他的所有情感和倫理無疑無法與之相比，統統必須服務於這個偉大的目標。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指示，“去除不必要的愧疚心理”。為了把“危險的政治因素”扼殺在搖籃里，本着“人是可以馴化的”這一法則，把人扔進“革命的火爐里鍛造”、“在殺人中培養人”、“最大的願望要以最大的行政壓力來實現”、“每個人在偉大的目標面前都要有罪孽感”，等等。正是這些思想引領了後來一次次的政治運動。

當時“告密者”還有一個好聽的稱謂——“啄木鳥”，意為從樹幹內部找出害蟲的“有益動物”，所以“告密運動”也叫“啄木鳥運動”。舉報信還有另一個稱呼叫做“戰鬥情報”。在這種社會氛圍下，人性、親情、友誼都成為“資產階級感情”，而背叛、誹謗、誣告、謊言則受到大肆鼓勵。蘇俄1926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就有這樣的條款：“匿名報告可以作為提起刑事訴訟的緣由”。58條第12款規定對於58條中列出的任何罪行不檢舉者與當事者同罪，也就是說，“知情不報等於是自己犯罪”，而且可以實行株連政策。為懲治不檢舉的行為，沒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整個國家都患上了“偵查狂躁症”

米沃什曾說：“告密這種行為，古往今來在各種不同的文明中都時有發生，一般而論從來沒有人將此種行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卻是作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讚揚，雖然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大家都竭力迴避告密這個稱謂，而是採取迂迴的說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懼和防備其他人的原因所在。最讓人身心交瘁的是：還得隨時提防無所不在的眼睛和隔牆有耳的現象。

“而在這種鬥爭中，那些好玩弄手段、詭計多端的人就能獲得最大的生存機會。總體而言，看門狗一般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狂吠而粗暴的狗

隱藏在暗處不聲不響、伺機咬人的狗，第二種類型的狗在新信仰國家中享有最多的特權。”

凡是被抓到“盧比楊卡”的人審訊過程通常都是這樣的：專政機構的工作人員對被提審者指着桌子上一大摞卷中說：“我們掌握了你所有的材料，任何時候不但可以把你關起來，也可以把你的家人抓起來，現在取決於你能否有立功的表現，就看你能不能揭發同黨了。”

這種“抓家屬”的方法的確是一劑 Panacea 靈丹妙藥。

斯大林在1930年大肅反高潮以前開始大批抓人的時候，就指示“一定要把蘇漢諾夫、巴扎羅夫和拉姆津抓起來，應該試探一下蘇漢諾夫的妻子，因為她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家裡發生的醜事”。[1]這種方法一般都會奏效，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心理崩潰便會亂咬一氣。但是也有人實在無法編織罪名誣陷他人，就會受到偵訊人員明里暗裡的“引導提示”，以此就會把更多的人網羅進來，一個反黨集團就此形成。

在這股瘋狂的鼓動人們相互撕咬的政治氣候下，人們這樣自我安慰，“胳膊擰不過大腿”，“不是我還有別人”，“與其讓別人——壞人去當暗探，不如我這好人來充當”。這是人們爭先恐後自告奮勇其充當暗探。在“鼓勵揭發親人”的社會風氣下，“用別人的血保住自己的腦袋”成為常態，整個國家都患上了偵查狂躁症，很多人已經喪失人性“出於半獸的狀態”。

▲ 盧比楊卡大樓，俄國克格勃總部常用代稱

於是出現了很多荒唐的案例，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就說，有很多的人被檢舉因一粒麥穗、一根黃瓜、兩個土豆、一根木頭、一個軸線而判刑。

有人因對鐵路橋梁、對工廠的煙囪瞧得時間過久，都會被指控有間諜行為而判刑。有一個學生揭發老師引用列寧和馬克思著作，而不引用斯大林語錄，導致老師被判刑10年。一個老農問區委書記，集體化七年以來沒有得到糧食，得到的只是麥秸，為什麼？結果被舉報，屬於反蘇宣傳，刑期10年。有一個農民幹活賣力，得到了一枚勳章，他說，要是給我一普特麵粉頂這個勳章就好了。此話被舉報，於是他帶着全家6口人流放到馬加丹。一位婦女把家裡唯一的牛賣掉交稅，別人問她，“把牛弄到哪裡去了？”，她說，“給斯大林做香腸了”，被人檢舉後獲刑10年。一位農夫把自己養的豬拿到市場上去賣，被舉報為“投機倒把罪”，也是10年。克拉斯諾達爾一個女電車司機深夜從車場回來，看見有一輛卡車被陷入道旁，幫忙去推車無意中看見了車上有屍體的手腳，偵查員問她看到了什麼？她如實回答。結果以“反蘇宣傳”罪名處以10年徒刑。前蘇聯將軍、後蘇聯時期著名的反葉利欽人士列別德的父親有兩次上班遲到了十分鐘，被判處服刑5年。

在1937-38年“抓捕”戰役中，據赫魯曉夫披露有150萬人被捕，蘇聯解體後內務部公布囚犯人數：1937年是120萬，1938年是188萬。各監獄和勞改營都在抱怨，“人多的已經實在塞不進去了”。 赫魯曉夫承認，1937-53年間，1700萬人被關進了勞改營。

蘇聯陷入了一種持續不斷的恐怖狀態。30年代巴甫洛夫院士在給人民委員會中信中說：“連續不斷、不計其數的逮捕使我們的生活很不正常，我不清楚這些逮捕的目的何在？但毫無疑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逮捕毫無根據，都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行徑的。然而大規模逮捕的直接後果卻顯而易見，每個人的生活都變得無法預料，這是為了正常的國家嗎？……唯唯諾諾才是當政者的不幸和末日呢。”

托洛茨基原來也曾精於此道。但是不久他在黨內鬥爭中失敗，原來用於對付別人的那一套如今落在了自己頭上。此時已經成為“反黨集團”頭頭的托洛茨基於是也對大力倡導“告密文化”表示了憤慨。他說，在“維護黨的階級純潔性”的口號下，“被迫清洗者告密，要求他們懺悔和出賣他人，而所有這一切都在用‘列寧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加以解釋”。“凡此種種使革命的內容遭到閹割”。我們本來是要用權力來實現理想主義的奮鬥目標，而現在，“權力成了目的本身”[2]。

▍“納粹黨徽”事件

這其中最荒唐的要屬因持有“類似於法西斯納粹黨徽”標誌而遭到被捕的人，大概要數以千計了。起因是一些捕風捉影的“積極分子”，從一些帶鈎的交叉十字形象中發現了眾多地方都有疑似卍的“納粹標誌”，於是全蘇上下都開始了排查過程。

據一位當事者說，“我們那裡所有區黨委書記和古比雪夫市區委機關全體人員手拿放大鏡跑來跑去”。他們每到一個單位，事先不通知，“招來區委代表就開始查看筆記本，我們所有的筆記本全被撕壞，他們在封皮上發現有法西斯納粹黨徽，甚至餅幹上的鹿也是法西斯標誌，糖果上焦糖有小花，這也是法西斯標誌”。 一時之間蘇聯的法西斯特務遍布的消息震撼上上下下，人們如驚弓之鳥、杯弓蛇影般從任何帶有十字交叉的圖形物體中都能發現“法西斯的隱藏符號”。人人都在自查，人人都在檢舉，一時間不知道毀掉了多少物品和圖案。

1937年10月15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施基里亞托夫收到其下屬的重工業組組長瓦西里耶夫的“舉報信”。信中說：“全蘇國家金屬製品供銷局莫斯科州辦事處主任帶來一台由第29廠製造的榨油機”，其螺旋軸上四個葉片據說像是“卍”標記。經調查，該榨油機是由主任工程師圖恰什維利設計，車間主任克勞茲（1924年黨員、德意志族人）負責安裝，由航空工業總局日用品公司經理塔爾斯基（1925年黨員）批准投入生產。第29廠1936年共生產該型號榨油機23247台，1937年生產32516台。1936年日用品公司副總經理博羅茲堅科（1926年黨員）來到該廠檢查工作時，德意志族人克勞茲向他指出，榨油機的葉片與法西斯標誌之間相似的政治問題。 博羅茲堅科回答說：“只要對工人階級有利，不必管它”。於是他們均沒有採取措施取消或停止生產這種“有法西斯標誌”的榨油機。“舉報人”說：“我認為這是一種敵對行為，請將這件案件全部移送內務人民委員部”。

我們從常識中也知道，有葉片的軸承只要是順十字交叉頂端有折角都有可能形成類似圖像。在那個年代沒有人從“常識”出發，由於懼怕對“告密信”的處置不力會殃及自身，接到告密信的任何單位和人員，都會投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追尋行列，結果就會像投入水中的石子，逐一擴散波及到更大的圈子。而榨油機已經銷往各地。茲事體大，監察委員會不敢怠慢，趕緊召開常委會作出決定，除報送國防工業部人民委員卡岡諾維奇批准在一個月內限期拆除更換所有的榨油機葉片外，把所有關於設計、製造和沒有採取措施制止帶有法西斯標誌的榨油機的有關人員逮捕移送內務部。

最後到底有多少人為此事受到牽連，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知道蘇聯有一則政治笑話：押解隊長問一位被判了20年徒刑的政治犯，你為了什麼事而判刑的？——“平白無故。”“你胡說，平白無故那都是判十年的。”

▍“99%的人都沒有經受住考驗”

在後蘇聯時代關於“古拉格惡行”的討論中有兩項內容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局面。所有人幾乎一面倒地反對“以刑事犯懲治政治犯”的管理辦法，對這種“狼群治理方式”進行了眾口一詞的譴責。

勞改營也是一個小社會，分不同的群體。一般來講，蘇聯斯大林時期政治犯占全部囚犯的1/3-1/4（1946年由於慶祝戰爭勝利而特赦刑事犯，使得政治犯的比例上升到60%），但是他們處在勞改營生態當中的最底層。職業罪犯或刑事慣犯處在這個小社會等級制度的頂端。他們在監獄和勞改營中勢力很大，他們有自己的關係網和對外聯絡渠道，說着“道上”的黑話，有一幫聽命的馬仔，甚至可以左右着勞改營的生活法則。這些人由於活動能量大有威望，可以當調度員、當工頭、當臨時管理者，在勞改營里把持着特權，可以隨便懲治政治犯。當時古拉格當中有不成文的規定，“勞改營當局公開利用少數職業罪犯控制其他囚犯”[3]，有些地方甚至推廣“把政治犯與刑事犯混雜在一起”的經驗，認為這比看守管理更有效，因此勞改營當局對刑事犯恐嚇、威脅、敲詐侮辱、虐待其他犯人（特別是政治犯）的行為不加干預。

尤其在犯人集中的大型勞改營，刑事犯可以作為被作為控制政治犯的輔助力量。當時政治犯大多是“反黨”幹部、知識分子和有教養的人，而竊賊、流氓等刑事犯多來自社會底層，根據那時所謂的階級原則，在古拉格便把這些刑事犯稱作“社會親近分子”，把政治犯叫做“祖國的背叛者”。這些職業慣犯大多是沒有原則、為利益可以出賣一切的“無靈魂者”、更願意檢舉告密政治犯，更願意與獄卒配合。誘使他們與當局合作。通過把他們提拔上來成為“模範犯人”，不但可以得到一定的食物和享受營中特權獎賞，而且還可以減免刑期，這些人就會特別賣力靠出賣他人爭取“立功受獎”，“為了在勞改營的等級往上爬一點而拆別人的台”不遺餘力。政治犯在古拉格除了受管理當局的殘酷虐待以外，還要遭受刑事犯的欺辱。

索爾仁尼琴、利哈喬夫等人就特別痛恨這種借刑事犯之手收拾政治犯的作法。痛斥那些職業慣犯活着但沒有靈魂，只要有利益可圖什麼事都能幹，他們只有醫學上說的心臟，而不是人類，是人渣。在索洛維茨集中營辦的一個壁報，冠冕堂皇的就叫“告密者”（стукач），主要任務就是監視政治犯的一舉一動。據勞改總局局長納謝德金給貝利亞的報告總說：“在犯人中加強招募偵探情報人員，勞改營當中的情報網擴大了186%，特情組長增加了225%，特情人員增加了303%”，成效顯著。

20年代國家政治保衛局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掌握不低於集中營囚犯25%的告密者，30-40年代這一數字降低到10%。阿普爾鮑姆在《古拉格一部歷史》一書中提到，很多人都講述到勞改營的第二天，就會被帶到行動特派員——告密者的招募人（在勞改營里被稱為“教父”）那裡要求合作。索爾仁尼琴說，他剛到勞改營的那段日子是他最初軟弱時期，他簽署了一份保證書，同意報告當局所需要了解的所有消息，還為自己取了一個鬼鬼祟祟的化名：“維特羅夫”。索翁說雖然實際上他什麼也沒有報告，但是“那四個字在我的記憶中打上了恥辱的印記”。1956年再次受到招募時，他拒絕簽署任何東西。

▲ 索爾仁尼琴，攝於1994年，流亡二十年後回到俄羅斯

關於如何看待“模範犯人”的問題上人們的分歧很大，並曾導致過一場著名的爭論。蘇聯末期與後蘇聯時期不少古拉格倖存者都譴責這種體制，但他們中有些人也是靠當“模範犯人”才得以倖存的。索爾仁尼琴以經受住了考驗者自居，說他鄙視所有的模範犯人，這些人靠出賣別人取得自己的生存機會，這一稱呼“讓我倍感恥辱”。但索翁也表示自己有愧於那些更堅強更正直的人——他們大都沒能活下來。

《科雷馬敘事》的作者沙拉莫夫也說：“我拒絕謀求提供某種生存機會的工頭職位，在勞改營里最卑劣的事情莫過於把自己或者別人的意志強加於像自己一樣的囚犯身上。”（383）但他也指出這是個極高的標準：“勞改營是對我們道德力量、我們普通道德觀的一場嚴峻考驗，99%的人都沒有能經受住這場考驗。”（381）

而同樣是古拉格揭露者的列夫·拉茲貢，就反對索爾仁尼琴把模範犯人描繪成賣身投靠者，他認為，有好的模範犯人和壞的模範犯人，有幫助別人的人和傷害別人的，他們並不比地位低於他們的囚犯更安全。因為拉茲貢本人就是一位高級別的模範犯人[4]。附和拉茲貢觀點的人都說，有過這種經歷的人都知道，“長時期服刑之後活下來的所有犯人中的大多數在勞改營生涯的某一段時間都曾經當過‘模範犯人’”，“選擇模範犯人，只是生存的需要，否則根本不可能活下來”。我想作為局外人，對於如何在這種極端嚴酷的環境中選擇生存策略，而同時又能堅守道德底線，恐怕語言是無法說明的。這的確是一種把人變成鬼的“改造”。

注釋：

[1]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第11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136頁。

[2]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第12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51頁。

[3]阿普爾鮑姆：《古拉格一部歷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309頁。

[4]阿普爾鮑姆：《古拉格一部歷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399-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