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四道防线掩盖一个真相：1）吃野味吃出来的大瘟疫。2）来自蝙蝠的自然变异病毒，不小心从实验室泄露。3）为了制作疫苗而人工合成的病毒，不小心从实验室泄露。4）一小撮野心家（孙力军等）勾结不良研究人员（石正丽等）瞒着党和一尊帝干的好事。上面这些是共匪预备承认的“瘟疫来源”，都不是真相。打死都不承认的真相是：共匪在放毒香港前（9月18日），在武汉举行病毒武器演习失控！

对于武汉P4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法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曾报道，2004年，法国和中国签署了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协议。2016年6月16日，两国代表在武汉共同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仪式，这是中国第一个该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是法中双方在科研和健康领域合作的重要标志。而就是这个实验室，因为新冠疫情的大爆发而成为全球关注的风暴眼。最近，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发表调查报道，介绍了这个充满争议的实验室建造的初衷和法国逐步被排除在外的过程。实际上，该实验室的确是法国出口的，但协议和计划中的两国“合作”早已名存实亡，法国专家从来没有能够参与实验室的工作，«费加罗报»报道将此情况称为“失控”。

武汉P4：新冠疫情风暴眼

按照中国官方最初的说法，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但多种质疑声一直不断，最常见的有：这个病毒是否从P4实验室或距离市场更近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是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小心感染后扩散？或者，这些所谓“阴谋论”称号的质疑则更进一步，大胆质疑病毒就是P4实验室“制造”出来的，持这种理论的包括法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蒙塔尼耶教授，但他的观点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质疑。目前，这次疫情中人员损失最严重的美国正在就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进行调查，这些质疑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的流行病的调查结果，更不允许世卫组织和外国专家前往调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到要就此进行调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间接指出，中国应该就一些“困难的问题”给出说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接受英国 «金融时报»时提到“很显然，我们并不了解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费加罗报指出，目前的局势不仅让武汉P4实验室中招，同时也让法国很尴尬，因为这个专门研究感染性最强，既没有解药也没有疫苗的病毒的实验室是法国出口的。而最初，由于这个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过于敏感，就曾一度在法国引起过相当的争议。最尴尬的是，这个合作项目建成后就从来没有法国研究员的参与。

法国广播电台的调查小组最近就结合时事热点，做了一个针对武汉P4的调查报告，称其为“激起幻想和猜测“的实验室。报道指，武汉或是中国最法国化的大城市，在长江北岸，还有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远处法租界留下的遗迹；对岸，笔直的道路通向机场，也通向一个有上百个法国公司安家的工业区，这里，标致-东风、雷诺、施耐德电器、欧莱雅等等公司都设立了工厂。这或许也是两国选中这里作为生物领域合作地点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就充满疑问和争议的法中合作项目

本世纪初，法中两国在医疗领域合作之门继续打开，2003年，非典重创了中国时，中国需要帮助。很巧，即将卸任的江泽民认识一个在法国圣路易医院培训的中国医生陈竺（陈竺2000年10月被江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更巧的是，陈医生所在部门的Degos教授与希拉克有深交。江泽民之后，胡锦涛上台，法国总理拉法兰曾前去拜访过这个医生。2004年，希拉克前往中国访问之际，就和中国领导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国决定携手共抗传染病，当时中国也正经历禽流感，让这个合作更具必要性。

另一个困扰是，中国一直拒绝清楚地说明“非典”之后由法国拉法兰政府资助的几个P3活动实验室的去向。« 中国法国危险的关系 » 一书作者Antoine Izambard 介绍说，“当时法国人因为中方缺乏透明性降低了合作热情，中方对那些P3活动实验室的用途的解释极不透明。因此，法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肯定也会用类似方式使用P4实验室，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而P3移动实验室的出口规定没有那么严格。 当时一位参与者回忆说，那些“拖后腿“的人担心的是中国人“学习困难”，他们的“不透明”和对法国希望的双边合作项目的“阻力”。 同一消息来源说，“必须了解的是，P4就像一个核后期处理厂。 这是一种细菌的原子弹，”。 经过测试的病毒（例如埃博拉病毒）都极其危险。 包括防护服和消毒隔离区处理都必须绝对严格遵循安全程序。

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做出的相关详细调查，2003年萨斯风暴之后的第二年，当时的两国领导人，希拉克和胡锦涛决定在对抗传染病领域进行合作，并由外交部长巴尼耶签署了帮中国建造P4的协议。之前，法国总理拉法兰会见了曾在巴黎圣路易医院工作过的陈竺，陈竺当时是中科院副院长。

此前一年，中国经历了”非典“重创，据一位持续关注此案的法国高级官员介绍，当时，有些人认为必须帮助中国研究新病毒，尤其要给中国提供好的研究条件 ，避免让中国人在没有相应的设备和必须的知识的情况下摆弄病毒。一句话，不让他们自己“瞎搞”。

令人不寒而栗的缺乏透明度

尽管这个理由也很充分，但该计划在法国远远不能达成共识，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都支持，医界支持者有贝尔纳 库什内（注：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医生，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之一。曾任法国卫生部部长，法国外交部部长）。制药工业家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不仅支持，还与他的中国同行陈竺共同担任指导委员会主席。 但是，法国外交事务和国防部的防扩散专家以及SGDSN（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和研究界都犹豫。 有人担心P4会变成生物武器库。 其他人则认为，与核能或化武不同，此类敏感医疗设备没有国际控制机构。

在没有听专家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政客们同意了该项目。

然后需要为实验室找个合适的地方，上海人太多不合适，因此就选择了武汉的市郊。2008年成立指导委员会，由法方的阿兰·梅里埃和中方的陈竺共同领导。2010年，萨科齐政府通知世卫组织相关工程开始了。

15家非常专业的法国中小型企业为建立实验室提供了支持。 Antoine Izambard补充说：“这些P4实验室确实是顶级技术，在某些部件的密封性方面可与法国核潜艇相媲美。” 但是，由中国公司来承担大部分建设工作，让法方不太满意这样的方式。 例如，德希尼布 （Technip）公司就拒绝对建筑物进行认证。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法国处于弱势”

费加罗报的报道中写到，一位专家表示， “事情拖了很久，但巴黎最终开了绿灯。当时，我们与中国人一起参与了其他项目，例如放射性核废物处理中心，空客飞机的销售合同。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它无力停止一个项目，因为它不能承受随之而来的经济报复”。他继续说：“我们处于弱势。中国人正在寻求获取我们的技术。有时，我们由于害怕被敲诈而走得更远。”一位外交官表示，当局“因为天真犯了错。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可以信任的。”他补充说，此案“一直很复杂。我们有书面保证，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让这些保证得到执行和遵守。”

法国逐步被边缘化 P4成为“非常中国化的工具”

而武汉P4实验室的后期发展表明，那些犹豫的人是对的。 中国公司最初按照规范建造P4的大部分。 但是，一位专家解释说，“ P4的架构非常复杂，其密闭隔离空间的布置需要特定的技术和知识”。 2015年，由于对中法合作没有实现感到失望，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离开了双边委员会主席位置。计划中本应去武汉P4工作5年的50名法国研究人员从未离开法国。

阿兰·梅里埃离开后，在北京对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我放弃了P4的共同主席资格，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工具，即使它是在法国的技术协助下开发的，它也属于他们。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切断了所有联系。 他指出，“我们希望在里昂的P4和武汉的P4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在中国，动物，家禽养殖，养猪问题很多，它们本身是病毒的携带者，不可想象中国没有一个高安全性的实验室来分离新细菌，其中许多是病因不明的。”

中国最终取得了控制权

据报道，P4实验室项目诞生得益于由法中团队的合作以及法国技术。该合作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研究和预防包括禽流感在内的烈性病毒以及大规模传染病，从而保护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健康。

2017年2月23日，前总理伯纳德·卡泽诺夫（Bernard Cazeneuve）和卫生部长马里索·图兰（Marisol Touraine）在揭幕式上宣布，将有50名法国研究人员到武汉P4居住5年。 因此，法国承诺为其提供技术专长，进行人员培训以提高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水平，并发起一项联合研究计划。 但是法国研究人员从未启程。图兰最近也只好无奈表示， “我们启动该项目是希望它能够让双方共享知识，但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当时显然无法预料到当前的流行病（新冠病毒），但是在2017年2月，我们曾寄托了这种合作的希望。”

是中国阻止了他们前往？ 还是法方财务能力不足？ 事实是，该实验室逐渐摆脱了法国科学家的控制。 违反了与巴黎和北京之间缔结的“合同”的初衷，在武汉的的实验室，只有中国研究员，而没有法国研究人员挑剔和警觉的目光。

基地于2015年1月建成，实验室的启动于2018年1月进行，时间正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吻合。

Radio France 的调查报告指出，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018年1月，美国大使馆成员参观了该场所，并警告华盛顿在这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地方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另一个令人失望的事情是：里昂的P4与武汉P4之间的中法合作一直没有真正开始。阿兰·梅里埃本人在法国广播电台的调查小组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自2016年以来，中法两国传染病委员会从未召开过会议。”他承认，与最初的承诺相反，中国研究院在没有法国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工作。

Antoine Izambard也补充说：“实验室远未达到完全运行。” “他们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楼，可容纳250名研究人员，但目前人还未到齐。”通常，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人员只有少数对与三种疾病：埃博拉，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和NIPAH（猪和蝙蝠携带的病毒）有关的动物进行研究。

费加罗报报道也指出，中国官方媒体也于2月16日报道过实验室的失误。 他们特别声称，研究人员在进行实验后没有对生物材料进行专门处理，就将实验室材料扔掉了。 他们还回忆说，为求生计，许多研究人员正在武汉市场出售经过实验的实验动物。 但是，所有专家都这样说：了解病毒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防止新流行病的到来。

这里引述的是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在全球学术社交网站“Research Gate”以英文发表题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报告，他指证“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不仅长期有600多只野生蝙蝠，且2017年及2019发生蝙蝠血液或尿液泄漏事故，甚至有研究者在取样过程中曾遭蝙蝠攻击、有研究员因沾到蝙蝠排尿而自我隔离14日。报告指出，除距海鲜市场12公里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距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正是由于该中心距疫情源头“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仅280米，质疑武汉肺炎恐为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外泄，是坊间估计透过自然重组、或中间宿主传播以外的另一可能。

令人疑惑的是，这篇论文在发表后不久即被删除。

法国广播电台调查报告报道，当新冠疫情出现时，武汉的P4并未处于无活动状态。尽管中国当局尚未证实，但据两个可靠的消息来源，石正丽教授于2019年12月底从武汉市立医院的五名患者的样本中鉴定出了新的冠状病毒。 1月3日，其基因组的完整测序在上海另一个P3实验室开始进行，随后将其与其他国家共享。 同时，武汉的P4正在研究被感染的实验猴子，以获得血清。 吉尔斯·萨尔瓦特（Gilles Salvat）说：“中国人是生产疫苗的最佳人选。” “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学生。当我们只有两名研究人员时，他们的研究员可达40名。在创新和生物学方面，他们的火力都强大。”

中国官方说法是P4所于1月23日关闭，当天武汉宣布了封城。但是，据法国广播电台调查部门联系的几位法中两国消息来源称，3月中旬，P4实验室与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进行了一次疫苗试验。根据法国广播电台得到信息，方法是先将病毒接种到猴子身上，将其灭活后再注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志愿者身中。武汉中南医院副院长赵剡医生也证实：“第一批接种者是志愿者，而且进展顺利。”他知道有医生参加，第一批数量不多，而第二批产品的试验正在进行，数量也相对较大。”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弗雷德里克·坦基（Frédéric Tangy）对这种灭活的病毒疫苗表示，“存在加剧疾病的风险。这是一场灾难。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全球疫苗竞赛中的P4实验室

因此，P4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进行疫苗比赛。 3月16日，由法国人Stéphane Bancel领导的美国剑桥Moderna公司也宣布已在西雅图开始对45位健康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法国制药企业赛诺菲（Sanofi）还与美国军事团队合作。 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将于7月开始对志愿者进行疫苗临床试验。 但是，这里再次必须保持谨慎，因为需要进行三个阶段有结果的试验，在认可一种疫苗之前，需要超过60％至70％的不同出身和年龄有治愈效果。

（法国广播电台武汉P4调查报道由Philippe Reltien撰写）

后续： 目前，这些曾经参与过P4实验室计划的高层领导，包括被称为“中国人民好朋友”的前总理拉法兰，以及参加过揭幕典礼的前总理卡兹纳夫等人都没有任何相关公开发言。

中国方面，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袁志明出面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访谈，他坚词否认了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表示，目前该实验室绝对安全，没有任何人感染病毒，既不可能出现病毒泄露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制造病毒，而且人类目前都没有这样的智慧。

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表态，否认了该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猜测。世卫组织一名发言人在周二（4月21日）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目前掌控的所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动物，并非人为在实验室操纵或制造出来。

据报道，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2月初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3月2日，中国发布关于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通知，目的是切实推进国家生物安全，进一步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1】

2020年4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会议，提出大规模开展核酸和抗体检测。

4月中旬，我国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

据《新京报》报道，名为《武汉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方案》的文件显示，流调将以家庭为单位、分层随机抽样，在武汉市13个行政区、抽取100个社区作为调查点，全市总样本量达1.1万人。该流行病学调查在全国9个省、市（含武汉市）同步开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行病基础调查研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通过大样本、随机抽样的血清抗体流调研究，可以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几个关键数据：人群的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

防控政策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才称得上科学，才能用最小的力气和代价做最好、最有效的防控。

据了解，此项研究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科院院长王辰院士力推。早在3月11日，王辰在武汉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大声疾呼开展大规模流调。 【2】

但这一项原本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得太迟。相比之下，欧美后爆发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关方面的工作远远做在了我们前面。甚至于欧美国家和地区将很快采取恢复社会和市场秩序的措施（德国等欧洲国家普遍将于5月4日前全面放开管制，当然，减少社交、保持社交距离、减少和限制大规模活动仍必不可少），依据的就是相关流调。

德国波恩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公布了一项随机抽样测试初步评估结果。在德国最早暴发疫情的“重灾区”海因斯贝格县冈格尔特镇，研究小组对1000名居民进行了咽拭子核酸检测和血清学检测。

该项研究表明，目前有2%的人正在感染新冠肺炎病毒，14%的人已经携带抗体。扣除两组中的重叠人群后，发现该镇15%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估计感染病死率为0.37%。

随机抽样检测出的核酸阳性人数占比只有2%，但是有15%的人是血清学阳性，两者差距巨大。说明实际感染率比现有统计数据高得多。

一直扮演着欧洲领导者角色的德国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国范围的血清抗体检测，将在5月初出结果。

如果已经拥有抗体的人群（实际感染人群）超过确诊量十倍以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将会直线下降！

而这正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启动大规模抗体检测的原因。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包括中国，都已经开始了相关检测和研究。

而血清抗体检测，最早应该是在新加坡展开。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各州长举行视频会谈，决定逐步放松防疫管制、启动经济时，特别谈到了进行血清抗体检测的重要性。特朗普甚至要求对所有人员进行血清抗体检测，作为逐步启动经济的依据。目前美国许多州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血清抗体检测。

【3】

因为大量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以及检测手段、检测率等的局限，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感染人数是准确的，只有死亡人数是唯一可以统计的（比平时增加的死亡人数，加上减少的车祸死亡人数，加上减少的治安案件死亡人数、再加上减少的其它安全生产死亡人数。自杀人数不知增减，另做调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如果实际感染人数是确诊人数的10倍甚至更多，请一定不要感到惊讶。

据新京报我们视频：4月18日，马萨诸塞州，美国某研究机构街头随机测试220名路人，10分钟出结果，64人抗体呈阳性，显示30%参与者虽无症状却已被感染。约一半参与者称过去四周，曾出现至少一种新冠肺炎症状。

《斯坦福抗体检测结果出来了：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新浪科技2020-04-19 07:16）披露：

斯坦福大学教授、传染病专家本大卫(Eran Bendavid)领导的团队在4月3日和4日，在圣克拉拉郡的三个城市山景城(谷歌总部所在地)、洛斯加托斯(Los Gatos)和圣何塞，对3300名没有接受过病毒核酸检测的当地民众进行了新冠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只能显示现在是否感染病毒，但却无法显示是否曾经感染过病毒。

抗体检测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基于3300人的样本检测结果预计，190万人口的圣克拉拉郡4月初的时候可能有2.49%-4.16%的居民都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相当于4.8万—8.1万人，而当时官方的确诊数字还是956人。这意味着真实感染人数是官方确诊人数的50倍以上！

在经过人种、性别和区号因素加权调整之后，研究人员认定圣克拉拉郡的新冠感染率约在2.81%。如果再考虑抗体检测效果等不确定因素，感染率区间的上限为4.16%。

其他国家的抗体检测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情况：真实感染人数远超官方确诊人数。意大利小镇Robbio的类似抗体检测也显示，当地新冠真实感染率至少超过10%。而德国疫情严重的Gangelt市的抗体检测则得到了14%的感染率。

【4】

我们到今天才准备大规模启动检测，其实是被现实倒逼的：

一方面，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展这项工作，不远的将来，感染率、重症率、病死率都会通过科学推论水落石出。这是一个规律趋同、病毒浓度趋同的过程，天下同此凉热。

另一方面，没有足够规模和足够准确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的防控将会骑虎难下：沿续过去几个月超大规模和超严厉的禁足闭户措施，经济难以承受。

时至今日，我们的航线仍在维持3月27日起的“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一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一条”。简称“五个一”：一个航空公司一个国家只能有一条航线，且一周只限一个航班。

同时进入北京都还必须隔离14天。

国内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人员往来因此基本停顿。留学生和滞留海外的人员回国已经形成怨声载道的堰塞湖现象，机票奇贵且乱象叠出。

【5】

不知是因为医疗技术手段的原因，还是一直试图确保我国的感染人数远低于其它，我们在启动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方面，却远远滞后于疫情后发国家和地区，反而使那些疫情后发国家呈现出了“后发制毒”现象。

我们无形中错失了两次为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机会。

第一次，是错失瑞德西韦三期临床实验机会。这是个白白送上门的机会，人家耗资无数，皓首经年，但由于我们的权力干预、观念落后，加上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掺杂，导致我们招募的对照人群远远不够，被迫暂停或中止。

在这一点上，界弟《武汉开展抗体流调，是时候谈谈我国专家的表现了……》（医学界2020.4.22）简直痛心疾首：

迄今为止我国抗疫的胜利，主要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组织能力的胜利。整个疫情期间，我国医学科技界表现一般。

正如4月3日王辰院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讲话时说的那样：“我们在这场战役中，现在打的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组织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有吗？有，但是打得特漂亮吗？这个留给以后评价，留给在跟其他的国家的比较中去评价，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实际上，在疫情中，我国医学科技界专家们的表现有令人失望之处，包括：

——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起草的专家们不署名、不声明利益关系、不标注文献来源（这严重违背了医学指南订制规范）；

——诊疗方案中列入了一些无可靠循证证据的药物、治疗方法（包括氢氧疗法、利巴韦林、阿比朵尔……以及血必净等中成药）；

——莲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等在无可靠循证证据的情况下，获批“新冠肺炎”适用症；

——可能唯一有效的药物瑞德西韦在我国竟然无法完成临床试验，与此同时却又有包括豆浆、八段锦、各种中成药在内的临床试验在开展……

——我国的新冠核酸试剂盒从疫情之初，就被诟病“测不准”，直到疫情初定出口国外后，仍不断被国外质疑“不靠谱”（与此同时，国外的新冠检测手段，却在很短时间内、经过多次迭代，可以做到15分钟检测，甚至有报道，已可做到一分钟测试的）……

我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坚持科学精神、战胜权威崇拜、抛弃民族虚荣心，选择信奉专业而不是信奉专家、信奉科学而不是科学家。

【6】

第二次错失为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机会，就是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如果我们早期的调查样本够大，数据详实，科学准确，必将成为指导全球抗疫绕不过去的“圣经”，也避免很多国家和地区重走弯路重新摸索。

单纯说是因为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够先进，恐怕说不过去，因为我们可以和别国（比如韩国、新加坡）进行技术合作；再说，就算技术不是尽善尽美，今天我们不是开始大规模检测了吗？

我们在相关方面反而滞后于疫情后发国家和地区，恐怕跟没有自始至终坚持科学第一、科学挂帅有关。

槽点挖掘机在《欧洲正式重启》（数据吐槽中心2020.4.21）一文中有一段话，读来让我心中一惊：

“如果，我这里说的是如果：最终结果真的是（感染）基数放大10倍，因此真实死亡率锐减到千分之1的程度的话，那么全世界为了这个弱鸡病毒所付出的惨痛经济代价，简直就是个巨大的笑话。而到了那时候，防控措施越严厉的国家，这个笑话的可笑程度就越高。”

【7】

本来到第六部分，这篇文章就写完了。但今天是读书日，我就多写几句。我发了一条微博：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照例要给大家泼冷水：

独立思考重要性远大于博览群书。人生有涯而知无涯。读书不思考，脑子就只是别人观念的跑马场。

很多人20岁就已经死了，因为TA已经不会独立思考。尤其是在我们这片大陆，多年来出版环境是逆淘汰的，太好的书和太差的书都出版不了，打鸡血的、阴谋论的书则大行其道。

在我们的教育里，很多人的脑子被灌进了水泥，固化了，越无知越固执。

知识垃圾是世界上最难降解的垃圾，它根植于千万年不变的人性。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智者总是充满疑惑、谨小慎微，愚者却总是真理在握、热血沸腾。”——蒙田。

“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罗素。

单一的信息，将导致你对世界一无所知......——网络

互联网不是在缩小知识的差距，而是在扩大差距。愚蠢的人沉浸在垃圾信息中，越来越愚蠢固执；聪明的人多渠道吸收各种信息，越来越聪明理智。——网络

没想到读者很踊跃留言，而且有非常有见地的精彩留言：

“很多人只需要（能够）分清观点和事实就不错了。遇事问一句，证据在哪？这已经够普通人用了。”（槛外世人2020.4.23 11:20）

“独立思考真的重要，同时，以自己人立场（进行）思考（这一）问题，更重要。前一个是方法论，后一个是立场论。如果一个人超越自己阶级跟人民（人类）立场走在一起，那才是个高尚的人。”（核动力的思考2020.4.23 11:49）（刮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便于理解。）

特别是“核动力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方法论VS立场论，是决定一个人、一个族群走向科学、理性、文明的分水岭。毕竟，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尊严，不是靠站队能得到，而是靠文明、理性才能得到。

新冠疫情就是照妖镜，无数的人只有立场，“战狼”外交，义和团，导致我们在无谓的口舌之争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机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