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郭德银隐晦核爆级别爆料：生物基因武器布局的真正谋划、 组织者 —— 田波院士是在执行一项绝密的国家任务或者使命。 田波的贡献甚至超越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最终使得CCP 掌握了终极生物武器。
2. 那么田波院士在这个时间点去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总在关键 的时间点上出现科学家死亡，上一场是赵永芳，这一次是田波， DT从来不是阴谋论的制造者，但是挖掘出的真相却是非常残酷的。
3. 郭德银是在借此文喊话：就是告诉文章中所有的人，高波 老师已经去世了，在接下来的武汉疫情中，全部给我闭嘴！
4. 为了喊话而急切的发布已经准备好的纪念文章，没有想到和 这张在武汉大学网站上公开的名单无意中泄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就是 
5. 2016年那场猪瘟，儘管和新冠病毒不是一類，但是二者都 屬於冠狀病毒，因此那是冠狀病毒類生化武器的一次试验演习。 由此可以推论，豬瘟冠狀病毒这个武器就产生在武汉的这两个 P3实验室中，最有可能的是石正麗或武汉大学郭德銀的实验室。
6. 产生时间在2016年10月那场猪瘟之前。而豬瘟病毒只是冠狀 病毒生化武器計劃的一小部分，背後還隱藏著正在開展的冠狀 病毒生化武器的更多研究和計劃，包括和這次新冠病毒相關的 計劃。如果是这样，作为副主任委员的饶子和院士应该知道真相， 并且他领导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实验室也在从事相关的研究 
7. 海外大外宣的炒作证明了DT挖掘机的判定，他们极力把真相、 把人员的变动掩盖为政治斗争的结果，包括陈薇少将接管P4实验 室。
8. 其实在这份名单中，接管P4实验室的人早已经出现，等待在 那里，因为这个机构必须深度参与病毒的研制过程，这是自开始 就布局好的。因为P4建成之日，这个机构将接管地下部分的P4 实验室和研制出的新冠病毒，受命在P4实验室中批量生产这种 病毒 ...... 可以判定，接管P4实验室的就是中国军事医学 科学院为主的军方力量，这个单位的主管单位名义上是总参， 实际上是中央军委，陈薇少将就是这个科学院的院士。
9. 也就是说，给舒红兵提供协助研究工作的田波老师的研究生 一个是舒红兵当时的妻子，由此可见舒红兵新实验室工作的重要。 关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郭德银是和学术界宣布：“大家注意 
10. 在这里，军事医学科学院再次出现，而且在解放军总后勤部 的支持下在昆明建立了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进行 病毒学实验，就是说在昆明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猴子病毒实验 基地，这个基地是个军事禁区，保密单位，当时已经进行了SARS 冠状病毒在活体猴子身上的病毒学实验。
11. 这篇论文中石分离出来的所谓蝙蝠病毒，显示了一个SARS 病毒和蝙蝠病毒重组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断，这个病毒是 石正丽在实验室制造，但是说是蝙蝠中的天然病毒，目的是为了 洗白组织制造的生化武器，为日后使用做铺垫。
測試什麽病毒，只要再發表一篇論文說在附近的蝙蝠中找到了 類似病毒，就可以把中共製造的生化武器洗白了。
13. 地下室的使用者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组成 的军队团队 ... 那么P4实验室大门的钥匙掌控在谁的手里，不言 而喻了，那就是CCP所领导的枪杆子 —— 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
DT挖掘机说明： 在上一篇文章《中国实验室安全管理揭秘》里我们已经通过资料和数据挖掘出在中国有两个P4实验室，一个是武汉的P4实验室，一个是哈尔滨的P4实验室，并且已经确认在武汉有两个P3实验室，一个在武汉大学，一个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这两个病毒学P3实验室使用的是同一张面具-“国家病毒学重点实验室”。那么武汉的这两个P3实验室都在做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武汉的P3实验室和P4实验室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战略分工，本文将一一揭示。 以下为详细内容： 请看一篇情感真挚的回忆文章 (原文链接) https://www.virosin.org/news/news_cn/4d8231e1-db2b-42e2-b7b7-9089f746b6fd.htm  
追忆著名病毒学家田波院士：研究成果济苍生 科学精神照后人 原创：郭德银教授，中国病毒学英文版 2019-12-17 中国病毒学英文版IF:2.467 公众号ID：virologica 撰文 | 郭德银 （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 我国著名病毒学家田波院士于1931年出生于山东省桓台县，不幸于2019年12月15日下午在北京逝世。田院士的仙逝是我国科学界，尤其是病毒学界的一个巨大损失！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我们失去了一位高瞻远瞩的领航人，失去了一位宽严相济的好导师，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前辈。田先生生前曾任Virologica Sinica的名誉主编，因此特借贵刊一隅，简单回顾田波院士在病毒学领域的研究成就和学术贡献，缅怀他严谨求实、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追忆他温文儒雅、甘当人梯的大师风范，怀念他宽厚慈祥、乐于助人的长者气度。 （郭德银：田波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田波推荐赴德国读博） 我对病毒学的兴趣和研究工作始于在田院士实验室做硕士论文，毕业后得到田院士推荐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七年，之后受田院士感召回国工作，同时受到他的感染和影响，从植物病毒研究转向了医学病毒研究。从2002年开始，作为先生的助手和同事协助他在武汉大学创建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筹建教育部和国家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先后跟随先生三十余载，耳濡目染，得到先生言传身教和学术影响颇多，也因此对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有较多了解，对他作为科学家的大家风范和作为长辈的人格魅力感悟较深，但鉴于笔者才疏学浅，只能进行简单的回顾总结，并可能挂一漏万，不成体系。 1.追求学术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田波院士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此自幼就立志奋发读书，科学报国。1954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工作，并从此开始了植物病毒相关研究。当时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因此他希望通过植物病毒学的研究，贡献于国家粮食生产。他首先选择的科学问题是研究农作物品种的退化机制，和研发相关病毒的防治技术，对该领域的研究横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在这个阶段，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 1）阐明了病毒和温度在马铃薯品种退化中的作用与机制，发展了通过茎尖组织培养进行的马铃薯脱毒（即去除病毒）和原种保持技术，并在马铃薯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同时该脱毒技术后来被应用到其它无性繁殖植物。 2）通过化学诱变剂对烟草花叶病毒（TMV）进行了突变和筛选，获得了致病力明显减弱的N-14弱毒株（类似于哺乳动物的弱毒苗或疫苗），接种植物后可以使植物获得抵抗强毒株感染的抗病毒能力。TMV可以感染300余种植物，该弱毒株的推广使用，使我国多种农作物免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3）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使用病毒卫星RNA防治病毒的设想，研发出黄瓜花叶病毒（CMV，也可以感染上百种植物）的卫星RNA生防制剂，开辟了植物病毒防治新途径。 4）作为我国植物基因工程领域的最早开拓者之一，率先将基因重组技术以及基于核酶（ribozyme）的病毒RNA降解技术，应用于植物病毒防治，并研发出抗病性较高的烟草和番茄新品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科研条件尚比较简陋，难以进行系统的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但田先生能够立足现实条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抓住当时的重要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长期深入的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他的这种科学报国的家国情怀和务实精研的科学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田波院士在实验室工作 2.勇立学术前沿，产出一流成果 田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经历了从传统病毒学到现代病毒学、从植物病毒学到医学病毒学的巨大转变，但是在每一个阶段他都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带动中国病毒学的发展。他在五六十年代建立的茎尖培养脱毒技术和弱毒株筛选及病毒防治技术，在当时即使放到世界范围内都是该领域的前沿技术。他提出的使用卫星RNA制剂防治病毒，更是属于国际病毒学领域概念上的创新。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田先生以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科学思维，十分重视新病原和亚病毒（subviral agents）的发现和研究。他是我国类病毒（viroid）研究的奠基人，他发现的新型类病毒，如牛蒡矮化类病毒，被列入类病毒发现人T. O. Diener的经典著作《The Viroids》，并利用类病毒携带的核酶功能研发出了抗病毒植物。他在我国最早开始卫星RNA和卫星RNA病毒研究，并制备成抗病毒制剂。他是我国朊病毒研究的先驱，最早提出了prion的中文译名。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国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田先生开始重视我国医学病毒学领域存在的巨大问题，例如乙型肝炎的广泛流行、艾滋病毒正在带来的威胁以及新发突发病毒存在的风险。他在花甲之年勇敢地对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调整，逐步由植物病毒转向医学病毒研究，并不断取得创新性学术成果。例如，他首次从乙肝病毒感染的病人肝癌组织中，分离到与热休克蛋白gp96结合的病毒特异肽，发现了热休克蛋白参与病毒抗原加工的机制，为研制抗乙肝病毒药物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实验室研发了针对艾滋病毒的多种抑制剂；在SARS暴发之后，他的研究组又迅速研究出高效抑制SARS病毒侵染的病毒膜融合抑制剂，为当时条件下的“非典”防控和社会稳定提供了科学助力。他的这种敢于不断挑战科学前沿问题的勇气和创新精神永远值得后辈学习！ 
田波院士在SARS期间做学术报告 3. 前瞻战略谋划，引领学科发展 田波院士多次参与了我国科技发展规划以及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的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咨询建议，对我国科技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在国际病毒学领域，他曾经引领多个病毒学领域的发展，如前面所述的病毒卫星RNA的研究。在中国病毒学发展方面，他高瞻远瞩，预判未来，为病毒学新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多项前瞻性布局。例如，他提议和支持建设的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和免疫重点实验室，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病毒结构和病毒免疫实验室，显著提升了我国病毒学界的国际地位。2001年，他受聘武汉大学特聘教授时已近耄耋之年，领衔建立武汉大学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他当时向学校提出了多项重要举措，对武汉大学病毒学科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并具有长期深远的重要影响。他提出，根据病毒学科发展趋势与国家的重大需求，武汉大学病毒学科应该从传统的植物病毒和昆虫病毒研究转移到以医学病毒为重心；鉴于重大新发突发病毒的不断出现和对人类的危害，武汉大学应该建立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即P3实验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病毒学科要有国际视野和远大目标，应着重突出现代病毒学研究，真正汇聚一流人才，开展针对人类重大病毒性疾病相关重要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中的第一家P3实验室，而该实验室建立不久就遇到了SARS病毒的突然暴发流行，使得我们能够对SARS病毒从容应对，并很快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后来武汉大学又建立了动物P3实验室，并成为我国首家获得CNAS认证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些前瞻性措施极大推动了武汉大学病毒学科的发展，并在SARS之后很快建成了教育部和国家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他对病毒学发展的宏大视野，对病毒学问题的深邃思考和前瞻性部署，永远值得吾辈去不断领悟！ 
与田波院士在实验室讨论工作 4. 一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研究 田波院士在病毒学领域兢兢业业辛苦耕耘65载，从未离开科研第一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尚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领导多次想说服他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担任所长，都被他婉拒。他客气地说，自己只适合做研究，不适合做行政领导。在武汉大学一起工作的十余年，我深深感受到，田先生在武汉大学的工作纯粹是出于对武汉大学的感情和对病毒学的热爱，志在推动中国现代病毒学的发展，从不谋求任何个人利益。他也一直把在武汉大学的工作当成自己一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在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武汉某生物技术公司出于对田院士的敬仰和对其研究工作的支持，资助二百万元用于相关研究，但田先生把这笔经费全部用于支持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工作。作为横向合作经费，把学校规定的个人提成部分，全部用于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生活补贴和奖励。另外，他对研究中心和学院发放的奖金总是一再拒绝。在科研经费使用方面，他的要求极其严格，想方设法节约经费。他经常讲，每一分经费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我们要精打细算。学校为建设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批复1600万元，在田先生的努力下，中心建设实际仅使用1200万元。作为耄耋老人，他却经常坐经济舱往返北京和武汉。在SARS病毒研究工作期间，也常与我们年轻人一起吃简单盒饭，以便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科研工作。在校内确立SARS研究课题时，他也像年轻教师一样认真准备PPT报告，并亲自进行报告陈述和答辩，表现出一个老科学家的严谨科学态度和认真工作精神，使每位在场的人员深受鼓舞与启发。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和潜心研究的学者风范，为年轻学者树立了榜样。 
SARS研究攻关时期 5. 培育提掖后学，尽展大师风范 田波院士一直在极力培养、帮助和支持年轻学者的发展，大力引进各类优秀人才。例如，为促进中科院微生物所病毒学领域的发展，他推动从英国引进了高福博士，并给予了各方面力所能及的支持。目前高福教授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顶尖的病毒学专家。在武汉大学，他通过现代病毒学中心和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建设，引进和扶持了多位年轻学者。除我和吴建国教授作为他以前的学生从国外回到武汉大学之外，他还为张林琦和陈志伟教授等年轻才俊提供了发展条件，为他们日后全职回到中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张林琦和陈志伟教授均是艾滋病毒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担任清华大学艾滋病毒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和香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所长。后来田先生又积极引进抗病毒多肽药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姜世勃教授，并为其在国内的研究提供大力支持。目前姜世勃教授为国家特聘专家和复旦大学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2005年，武汉大学引进细胞生物学专家舒红兵教授，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田先生全力支持其研究工作，甚至把部分办公室改装为实验室供其使用，并提供三名研究生参与新实验室工作，同时要求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所有条件全部对舒教授研究组开放。这些举措对新到院长研究工作的及时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舒红兵教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的天然免疫专家。田先生对年轻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并亲自指导每一个研究生的课题，直到躺在病床上还在过问研究生的课题进展、关心年轻学者的发展。田院士惜才爱才的大学者风范和甘当人梯、提掖后学的大师精神永远值得怀念！（王延轶也是田波院士的博士生导师） 以上仅是笔者个人与田先生相处中感悟较深的点点滴滴，此文在仓促中写成，不足以全面反映田院士的学术成就和大师风范。2011年在田波院士八十华诞之际，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田波病毒学文选》，系统了介绍了田波院士的学术生涯和科研成就；同时，我与高福院士组编了《病毒学家：田波院士》一书，由田先生的学生、同事和单位领导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他为人、为师、为学的感人事迹。我想，这两本书是对田波院士最好的纪念。 田波院士千古安息，精神长存！ 2019年12月16日写于广州 
这篇感情至深的文章是郭德银追忆他老师的，我相信其中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事实。郭德银发表这篇文章给我们透露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信息： 田波老师和各个关键人物的关系 田波老师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更主要的是：这是一篇隐含的爆料文章，爆出了基因武器布局的真正谋划和组织者 其他信息
我先用表格来理清这种人物关系：各个人物与田波关系图 
下面是关于这篇文章的解读，小心保护好你的心脏！ 1、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点和发表地址： 
也就是说发表于2019年12月17日，本文的完成是在16日，也就是2019年12月15日下午田波老师在北京逝世后的不到两天的时间，按照一个杂志的编辑速度这也太快了！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郭德银是田波老师的爱徒，跟随老师三十余年，正常的情况是应该去帮助家人料理后事，而不是写什么追忆文章，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篇文章是准备好的。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在合适的媒体发布。那么我们再来看看2019年12月17日左右，除了田波老师去世还发生了什么？   
那就是在2019年12月17日或者更早，武汉疫情已经发生，确切的感染者就医是在12月27日也就是10天之后，之后的感染者经历显示，很多人在2019年12月17日就已经感染。就是说郭德银的这篇文章发表和武汉病毒在武汉的开始感染与田波老师的去世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我们再看看郭文贵先生是在什么时间爆出郭德银的，是在2020年2月4日，也就是在武汉的疫情已经在国内爆发之后。 
我相信郭德银这篇精彩的追忆文章是每一句都经过斟酌的，那么这篇文章是什么，这篇没有公开发表而只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文章是给专业的人或者专门的人看的。我理解为一种喊话：就是告诉文章中所有的人，高波老师已经去世了，在接下来的武汉疫情中，全部闭嘴！ 那么田波院士在这个时间点去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总在关键的时间点上出现科学家死亡，上一场是赵永芳，这一次是田波，DT从来不是阴谋论的制造者，但是挖掘出的真相是非常残酷的。 所以DT把郭德银的这篇文章看成是核爆级别的爆料，因为这篇文章，把真正的组织暴露了。 好了，在继续挖掘上面那份爆料文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武汉的两个实验室的故事中第一个故事。 第1个两个实验室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同一张面具下武汉的两个实验室的故事” 在上一篇的挖掘中，我们已经透露了一些关键的材料，证明了P3实验室的安全管理的架构：主管单位、实验室管理者、学术委员会、托管单位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解读一下这两个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 先看学术委员会：   
为了解读方便我们制作了一张表格：  
首先说明一下，这张表格如果没有郭德银上面的爆料不会这么重要，在根据郭德银的讲述中我们得知田波对于武汉的这两个实验室的重要性就明白了这张表格极其重要，它向我们揭示了新冠病毒研制的很多秘密，当然很多资料需要DT通过这张表格去深度挖掘加以佐证。但是，一个事实是，郭德银在郭文贵先生爆出他的真实姓名之前（包括他在这场瘟疫中或者生化战争中的作用），为了喊话而急切的发布已经准备好的纪念文章，没有想到和这张在武汉大学网站上公开的名单无意中泄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这个病毒武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时间点在哪里？最后武器移交给何人？当然郭德银的那篇文章泄漏的秘密不仅这些，我们还会继续揭示。 好了，直奔正题吧，这张表格说明了什么，核心的关键是变化及变化的时间点。 我们还是回忆一下上一文中对中共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披露，重点不是是否能够发生泄漏，而是中共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绝对安全的掌控，也就是说这把枪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不能出意外，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这个架构的意义和深刻内涵了，那么这张表格掩藏的真相也就能够看清了。 学术委员会之所以重要，简单的说就是管钱的，钱给谁，给钱让你做什么都是它决定的，另外，完成科研工作后科研成果的评定，那些研究人员最在乎的科研荣誉也是他们决定的，简单的说就是你打工，给不给你工资，给不给你奖金由他们决定，但是他们不是老板，老板是CCP，他们只是负责技术。因为老板要干技术活不懂技术，所以需要他们。换句官方的话，就是学术委员会决定了国家全额拨款的专项资金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课题组中的分配，也决定每个课题组的研究方向，最终评估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及分配荣誉。 明白了这一点会从一个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的变化中看出至少三点真相：A、预估出国家对这个项目的重视程度和投资的多少。B、知道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主要课题方向。C、能够预知研究项目的进展程度。D、其他。 我们先说A。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这个学术委员会第一届2005-2010是6名院士、6名教授、4名研究员组成；第二届2011-2016是8名院士、5名教授、4名研究员组成；第三届2017-2022由6名院士、5名教授、2名研究员组成。从院士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实验室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国家拨付的资金可想而知。 再说B。从郭德银的表述中可以知道田波主持的这个实验室，对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其中很多田波老师相关的人都和这个委员会相关联，包括舒红兵、吴建国、胡志红（注意不是陈新文）。一方面说明了田波院士对这个实验室学术上的掌控，是以病毒研究为核心的。那么从学术委员会人员构成、人员职称上可以看出这个核心就是病毒研究，因为院士是指引方向的，是学术权威，教授还要教学当然也可能干活，真正的干活的人是研究员。所以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田波老师的学生-吴建国。委员里绝对要包括武汉病毒所的主力胡志红，这个人也应该是田波老师的学生。舒红兵和田波老师虽然没有师生关系，但是关系也是不一般的（在前面的郭德银披露的表格里），因为他的妻子王延轶，正是田波老师的博士生，况且也算做田波老师的学生吧。可以说在前两届的学术委员会中，研究方向牢牢把控在病毒这个圈子。那么其他院士和学者为什么进入学术委员会呢？表面上看，学术委员会里的院士和专家是这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但是饶子和等出现在这里就意味深长了。实际的情况是，就和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披露的那样，这是病毒武器研制的真正核心团队，田波院士是在执行一项绝密的国家任务或者使命。田波的贡献甚至超越了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最终使得CCP掌握了终极生化武器。所以，在前两届里出现的都是和这项任务相关的人，出现军队的代表也不奇怪，我预测在学术委员会里还有更多不能出现名字的人，是这些人决定了研究方向，根据武汉这两个实验室的研究进展加以配合，辅助行动。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这是组织行为，是CCP代表国家的集体行为，他们需要集体承担义务和责任。 我们再说说C，能够预知研究项目的进展程度。是的，从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的人员变化中就可以知道这点，第一届是研究的起始阶段。第二届之所以增加调整那么多院士（注意研究员没有基本调整），是因为第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或者遇到了瓶颈（只有这样才会增加学术力量）。第三届的人员的大撤换和关键人物的离场应该有两个原因：1、2016年研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2、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基本胜利完成，主要核心力量完成战略转移，回归正常的实验室研究工作。 我们再说说D。从上面几篇文章的挖掘结论中，结合这张表格我们可以更加确定，2016年那场猪瘟，儘管和新冠病毒不是一類，但是二者都屬於冠狀病毒，因此那是冠狀病毒類生化武器的一次试验演习。由此可以推论，豬瘟冠狀病毒这个武器就产生在武汉的这两个P3实验室中，最有可能的是石正麗或武汉大学郭德銀的实验室。（依据郭文贵先生爆料视频）产生时间在2016年10月那场猪瘟之前。而豬瘟病毒只是冠狀病毒生化武器計劃的一小部分，背後還隱藏著正在開展的冠狀病毒生化武器的更多研究和計劃，包括和這次新冠病毒相關的計劃。如果是这样，作为副主任委员的饶子和院士应该知道真相，并且他领导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实验室也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样赵永芳在实验室里偶然知道研究工作的真相后被意外死亡，就变得符合逻辑了。 DT在第一季爆料中已经亮出了这份名单，并且倾向于解读成政治斗争的结果，江派和习派，王派和江派之间争斗的结果。现在可以揭秘，是故意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挖掘中已经注意到了郭德银这份关键的追忆文章，但是没有注意到赵永芳的意外死亡，还有很多疑问没有理清。 海外大外宣的炒作证明了DT挖掘机的判定，他们极力把真相、把人员的变动掩盖为政治斗争的结果，包括陈薇少将接管P4实验室。 其实在这份名单中，接管P4实验室的人早已经出现，等待在那里，因为这个机构必须深度参与病毒的研制过程，这是自开始就布局好的。因为P4建成之日，这个机构将接管地下部分的P4实验室和研制出的新冠病毒，受命在P4实验室中批量生产这种病毒，并且同时接管P4实验室地上部分的是，已经完成战略转移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可以判定，接管P4实验室的就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主的军方力量，这个单位的主管单位名义上是总参，实际上是中央军委，陈薇少将就是这个科学院的院士。所以陈薇少将去武汉绝对不是接管P4实验室的，否则，郭德银、舒红兵、高福、吴建国、胡志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安全了。诡异的是你听说过这份名单里的人感染过病毒吗？ 在继续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看看郭德银所说的“2005年，武汉大学引进细胞生物学专家舒红兵教授担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田先生全力支持其研究工作，甚至把部分办公室改装为实验室供其使用，并提供三名研究生参与新实验室工作，同时要求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所有条件全部对舒教授研究组开放。”田波老师提供的这三个研究生是谁，我奇怪的是如果没有特殊的含义，郭德银不会记忆这么深刻！ 其中一个田波老师的研究生确定就是肖庚富，现任职于武汉病毒所，另一个是胡志红，现任职于武汉病毒所。另一个就是王延轶，她于2007年9月至2010年6月间在武汉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2015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2018年10月起任所长。也就是说，给舒红兵提供协助研究工作的田波老师的研究生一个是舒红兵当时的妻子，由此可见舒红兵新实验室工作的重要。关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郭德银是和学术界宣布：“大家注意了，后面释放的病毒的研制者是舒红兵一家，不是我郭德银，呵呵，这是证据。” 在讲第二个故事之前，我们先列出一些资料来证实所讲的第一个故事：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团队名单：   
这份名单DT在第一季爆料和前面的文章里都揭示过，关键还是看人物的变化：管理团队就是这两个实验室的实际管理者，主要是管理具体的研究工作，当然也参与实际研究。 2005年-2016年的名单里都是研究的主力，当然郭德银、舒红兵、吴建国、肖庚富、胡志红的名字必然出现在这里，管理团队是管理两个实验室的，一个管武汉大学的，一个是管武汉病毒所的，至于谁领导谁从主任副主任上看，应该是武汉大学实验室为主导。也就是吴建国、舒红兵、郭德银为主导。 2016年的管理团队的变化很多人解读为江派取代王派，或者其他派接管武汉病毒实验室，这不是事实。真相是，这个团队完成了组织任务后的一种战略安排的转移。 王延轶 2015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2018年10月起任所长。 陈新文 2016年底不再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18年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 郭德银 2016调任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 舒红兵 2016年底不再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胡志红 2016年底不再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吴建国 2016年底不再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也就是说这几个关键人物都是在2016年底完成了从“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岗位上撤退。其中陈新文、胡志红继续在武汉病毒所；舒红兵、吴建国继续任教武汉大学，舒红兵继续武汉大学的管理工作；郭德银、陈新文陆续升职。而安排舒红兵的妻子、田波的得意弟子王延轶，在2018年10月接替陈新文执掌武汉病毒所所长一职，DT不仅要问，完成这么多顶级科学家的调任目的何在？目的是明显的，就是一方面这两个实验室的故事已经完成，要续写下一个故事，另一个目的，就是武器必须牢牢地掌控在手里！ 那么这个吴建国是谁，他是田波院士的学生，再看看他的简历： 1982年获武汉大学微生物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武汉大学病毒学硕士学位，1992获美国爱达华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3～1996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曾先后在中科院微生物所田波院士实验室（代培研究生）、美国佐治亚大学Miller院士实验室（访问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微生物学院院士Newton教授实验室（研究员）、美国多瑞玛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美国塞普特药物公司（顾问）、美国国防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做科研工作。 这位和他的老师一样低调的科学家，却有着复杂的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经历。而且是教育部1999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将出现在我们的后面的一篇文章中。 终于可以解读郭德银文章隐含的其他信息了。郭德银的这篇文章是加了密的，他相信远方一定有人能够发现并且解密这篇加密的文章，里面报的人名字不是随便报的，关键的人可能不报，比如田波老师的三个研究生这种话，因为这是组织交代的一次任务，文章写不好，会被打飞机死灭口的。在这张文章里还有几张照片，DT挖掘机在上面隐去了，但是在这里出示其中的一张照片，在众多的和田波老师一起工作的照片中，郭德银选择了这样一张照片并标注：在医院探望田波老师。意味深长。我们看看这张照片：照片中已经生病即将死亡的一个老人。 
以下为田波院士因病去世的报道：   
在这份名单上没有出现郭德银，因为他还不是中科院院士，资格还不够。 田波去世后不久，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这位中国病毒研究之父钟爱的学生和执掌的实验室所在地武汉沉沦在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之下。 好了，第一个故事可以落幕了，因为武汉大学那个P3实验室的新的管理团队，新的主任已经不重要了，让我们开始第二个故事吧。 开始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故事相关的许多挖掘资料。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顺利召开 病毒学国重室，中国病毒学英文版 2019-12-06 中国病毒学英文版IF:2.467 Virologica 导读 2019年11月30日，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清华大学饶子和院士、武汉大学舒红兵院士、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陈化兰院士、厦门大学夏宁邵教授、清华大学张林琦教授、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陈新文研究员以及武汉大学蓝柯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建成院士、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肖庚富研究员、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柯涛教授等莅会指导，实验室全体PI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实验室主任蓝柯主持。 会上，李建成和肖庚富分别代表实验室依托单位致辞。蓝柯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了2019年度实验室在运行管理、代表性成果、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及对外开放与交流等方面的工作进展。蓝柯、周溪、崔宗强和刘实等，围绕病毒与细胞相互作与致病机理以及病毒示踪研究等方面，分别汇报了各自的最新研究进展。 2017年6月19日，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决定实验室PI遴选方案及实验室研究课题选项的内部评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专家包括: 清华大学饶子和院士、第二军医大学王红阳院士、武汉大学舒红兵院士、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桂建芳院士、解放军302医院王福生院士、复旦大学袁正宏教授、清华大学张林琦教授、厦门大学夏宁邵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陈化兰研究员、中山大学曾木圣研究员、武汉大学吴建国教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陈新文研究员、武汉大学蓝柯教授。由饶子和院士担任主任，王红阳院士、舒红兵院士担任副主任。         
第2个两个实验室的故事第2个两个实验室的故事开始于2003年的SARS。我们先摘选上面的一些挖掘资料：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完成了4组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测序结果发现了变异行为，目前正在增加样本，寻找病毒变异的规律。紧急开发了酶联试剂盒和PCR抗原测试两种病毒检测方法，实现了早期判断确诊，很快就能批量供应。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微生物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加紧研制疫苗和有效药物。上海有机所、药物所和昆明动物所在对现有的数百种化合物药物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寻找抗病毒药物。此外，一些旨在开发有效药物的长期研究工作也已经启动。第三，改造有关实验室，启动有关防治病毒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病毒所原本只针对人类以外的病毒进行研究，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紧急改造建成P3实验室，启动P4实验室改造计划，引入活病毒进行实验，为认识和防治SARS病毒做长期艰苦工作准备了条件。同时，昆明动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一道，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组织建立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进行病毒学实验。动物所自筹资金，在广东进行查找病原体来源的研究。 在这篇报道中，有几个关键的信息： 1、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完成了4组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测序结果发现了变异行为，目前正在增加样本。注意：这说明他们取样了SARS病毒的毒株，并完成4组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而且还在增加样本。SARS冠状病毒取样工作负责应该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测序应该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2、上海有机所、药物所和昆明动物所在对现有的数百种化合物药物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寻找抗病毒药物，表面上看，这三家单位是负责药物筛选寻找抗病毒药物的，实际上到现在治疗SARS的药物也没有找到，所以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做一些实验。所以一些旨在开发有效药物的长期研究工作也已经启动。最关键是下面一段话：昆明动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一道，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组织建立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进行病毒学实验。在这里，军事医学科学院再次出现，而且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在昆明建立了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进行病毒学实验，就是说在昆明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猴子病毒实验基地，这个基地是个军事禁区，保密单位，当时已经进行了SARS冠状病毒在活体猴子身上的病毒学实验。 3、动物所自筹资金，在广东进行查找病原体来源的研究。这个动物所不是指昆明动物所，是中科院内部的一个简称，它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这个单位是开始负责给病毒找妈的，也就是找到病毒的宿主来源，证明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关于这个研究所会在后面提到。 4、改造有关实验室，启动有关防治病毒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病毒所原本只针对人类以外的病毒进行研究，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紧急改造建成P3实验室，启动P4实验室改造计划，引入活病毒进行实验，为认识和防治SARS病毒做长期艰苦工作准备了条件。 这里的病毒所就是指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这里，第一次出现P4实验室，是武汉病毒所紧急建成P3实验室，启动P4实验室改造计划，并且引入活病毒进行实验-注意这句话。引入活病毒，就是说活病毒的来源和采集以及寻找宿主的工作不是它的工作，活病毒来源于军事医学科学院，而且病毒所的P4实验室是为认识和防治SARS病毒做长期艰苦工作准备了条件。 我们列出以上单位的SARS病毒研究的所有分工 
也就是说早在2003年SARS期间，武汉病毒所就建立了一个P3实验室，并在其基础上启动了P4实验室的改造计划，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知道，研究SARS冠状病毒根本不需要P4实验室，那么武汉病毒所启动改造P4实验室的计划很显然不是为了研究SARS冠状病毒，这一点对于一个不了解生物病毒研究的人来说不会清楚的，所以一切都是因为SARS疫情对公众有了合理的理由和说辞。如果不是科学家们帮我们解读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概念，或许我们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 第二个故事也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两个实验室：一个P3实验室一个P4实验室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这个故事开始的第一幕，就是一个著名的女科学家做了一件本不是她分工的工作，就是寻找冠状病毒原体来源的工作，按照分工，这项工作是中科院动物所负责的。 我们来看看所有关于冠状病毒来源被找到的论文或者报道： 1、SARS病毒来源 2005年9月29日发布 
这篇论文是在SARS爆发之后第一篇在蝙蝠中寻找冠状病毒的论文，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共制造生化武器的序幕。 这篇论文非常简单，就是抓蝙蝠，抓完了在蝙蝠样品中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检测类似SARS的病毒。 结果发现，蝙蝠是一个天然的生化武器库。 而这篇论文，石正丽还是并列第一作者。 一般来说，论文排在第一作者的，都是具体做事的，而排在末尾的是论文的策划人和老板。 这篇论文让石正丽一发不可收拾，开启了她在武汉病毒所作为独立研究员发展生物武器的职业生涯。 2、SARS病毒来源 2013年 
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石正丽早已升级成为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这篇论文，石团队声称在蝙蝠中发现了天然就可以感染人的病毒。 然而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了，这篇论文中石分离出来的所谓蝙蝠病毒，显示了一个SARS病毒和蝙蝠病毒重组的特征。因此，我们推断，这个病毒是石正丽在实验室制造，但是说是蝙蝠中的天然病毒，目的是为了洗白组织制造的生化武器，为日后使用做铺垫。 3、猪瘟病毒来源 2018年 关于石正丽团队发现并分析的这三次病毒，我们做一个简表 
【专家点评】 2016年引起豬瘟的冠狀病毒，是一種与之前香港大學袁國勇實驗室從蝙蝠中找到的冠狀病毒HKU2很相似的病毒。這篇論文中，石正麗和合作者的研究表明，豬瘟冠狀病毒和袁國勇團隊在蝙蝠中發現的冠狀病毒HKU2，整體相似度達到95%。S蛋白的相似度是86%。這樣的相似度，讓人不得不懷疑，2016年的豬瘟病毒是從2007年的冠狀病毒HKU2人工改造或重組而成。儘管豬瘟冠狀病毒入侵細胞所用的受體還不清楚，但是豬瘟病毒很有可能是通過正向遺傳學的方法改造S蛋白，或者人工重組的結果。而整個的豬瘟病毒是一次冠狀病毒爆發的動物實驗。 一般來説，來自自然的病毒爆發的溯源工作是很難的。但是石正麗在文中聲稱，在豬瘟爆發地區旁邊的洞裏的蝙蝠身上，找到了和豬瘟病毒相似度達到98%的冠狀病毒。爲什麽每次都那麽巧，無論爆發什麽冠狀病毒，石正麗都能在蝙蝠身上找到非常相似的病毒，并在國際頂級科學雜志《自然》上發文。豬瘟病毒如此，2019中共新冠病毒也是這樣呢？ 其他科學家怎麽就遇不上這樣的好事呢？因此，蝙蝠就是中共洗白生化武器的一個萬能理由，不論測試什麽病毒，只要再發表一篇論文說在附近的蝙蝠中找到了類似病毒，就可以把中共製造的生化武器洗白了。 通过石正丽这几次发现病毒之旅，我们应该清楚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两个实验室是做什么的了。 结论：P3实验室是研制病毒的，P4实验室将来会成为生产病毒武器的工厂，并可以研制更高级别的病毒武器。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故事的一些资料： 
注意：2003年5月，李长春（时任政治局常委）听取P4实验室筹建情况、P3实验室建设情况。湖北省省委书记俞正声参加汇报会。 
P4实验室在欧洲的项目协调人谢旗浮出水面 谢旗，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7年中山大学学士。1990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硕士。1994年西班牙Universidad de Madrid大学博士。1995年至1998年分别在Universidad de Madrid 及美国Rockefeller University继续博士后工作。1998年被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分子农业生物学学院Research Fellow，后任该学院植物细胞研究室执行主任。回国前任新加坡国立大学Temasek Life Sciences Laboratory分子与细胞研究室执行主任(Acting Principal Investigator)。2002年起任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3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4年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2008年获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担任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植物蛋白修饰和降解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经过挖掘，“武汉P4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一直被称为“郑店实验室”，负责人是现任武汉病毒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袁志明。曾经兼任郑店实验室主任。 2015年年底，郑店实验室公开发布招聘启事： 
下面发表于中科院网站上的事迹报道给了我们更多P4实验管理的信息： 
郑店实验室党支部：牢记责任，坚守使命，做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领域的开拓者。 发布时间：2018-11-08 来源：武汉病毒所 【字号：小 中 大】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实验室党支部，是建设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以下简称“武汉P4实验室”）的主力军。郑店实验室党支部现有党员16人，占实验室建设团队总人数的57%。在郑店实验室建设团队中，共有副高级及以上人员7人，全部为中共党员。多年来，郑店实验室党支部在所党委的带领下，结合所承担工作的特殊性，以思想建设为引领，以“四尽”促实验室建设，切实在武汉P4实验室建设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一、思想引领，用理想信念凝心聚力 2003年SARS肆虐，国家从战略高度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承担建设武汉P4实验室任务。彼时，国内科学家对这一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几乎一无所知，武汉病毒所当时处在无设备和技术标准、无设计和建设团队、无博导人才和经验的“三无”情况下，面向国家需求，勇于承担P4实验室的建设任务，并第一时间组建了郑店实验室建设团队。面对不尽的未知，其中的挑战可想而知。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这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动力之源。郑店实验室党支部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以“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活动为载体，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院重要讲话精神等，在思想上引领党员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理想信念。特别是在2017年，郑店实验室党支部支委精心策划，组织开展了以“理想照进现实—我在团队中的位置”活动，聚焦每位党员的理想信念。在此活动中，党支部选取了3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以“往回看、向前走”的形式，引导年轻党员从更远的视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在现实环境中坚持理想信念，实践一个不“悔恨”的人生。同时使每位党员清楚认识本职岗位所具有的崇高意义，认识到平凡岗位也能做出不凡工作，从而进一步激发党员同志的工作热情，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同志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革新、细节改进等多个工作环节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与贡献。使得设施运维工作更高效、更稳定，对实验室的运行管理更具建设性。 与此同时，郑店实验室党支部非常注重团队能力建设，通过支部扩大会议等形式，围绕项目实施、技术问题等开展讨论。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谈在设备管理中的经验，或者是遇到的困惑，通过各抒己见、分享心得、共同讨论等，解决难题、积累经验、提升能力，有效促进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 二、担当使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建设武汉P4实验室的过程中，郑店实验室建设团队经历了建设与设计标准不完善、投资估算不足、建设周期长、政策环境变化大、国家标准更新等一个又一个挑战。面对这些难题，郑店实验室党支部的党员带头攻坚克难、坚持不懈、奋勇向前。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郑店实验室党员宋冬林是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骨干，在P4实验室试运行一年之后，宋冬林带领其团队在第一时间编写完成了包括《生物安全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SOP）》《记录表单》和《风险评估报告》在内的约50万字完整管理体系文件，为实验室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郑店实验室党支部书记童骁是武汉P4实验室建设的技术负责人和工程现场总指挥。2015年是他儿子高考之年，也是实验室关键的调试期，为了使实验室尽早投入使用，他顾不及家庭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调试问题的探索之中。“个人的困难总能找到办法去克服，但如果延误了实验室的调试进度将给研究所带来损失，给科学家们带来不利影响”他如是说。 三、开拓创新，以“四尽”促P4“航母”远航 郑店实验室团队已从最初的3人增加到28人，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不断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而郑店实验室党支部提出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也成为这支团队实现专业化的法宝。尽心提升专业能力、工作水准、效率效果；尽力面对技术问题、协调解决各类困难；尽职做好AB岗工作，成为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以主人翁的责任意识投入到工作之中。由于我国无建设和维护P4实验室等方面的经验，因此该实验室主要通过中法合作引进设计与关键设备，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使实验室建设满足国内和国际标准，法国设计理念符合中国建筑要求等。例如，实验室核心区域的围护结构，建设团队通过反复测试，用先进的激光焊接方式替代了传统的胶密封方式，具有更好的气密性和耐久效果，P4团队拥有该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设计自动控制数学模型，达到更稳定的压差控制效果等。 2017年1月，武汉P4实验室获得了国家认可委授予的实验室认可资质，同年8月获得国家卫计委活动许可，成为我国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标志着我国具有开展高级别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能力和条件。该实验室作为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内外传染病防控研究的技术平台。目前，郑店实验室团队主要致力于实验室的运行和维护工作，为科学家开展生物安全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条件保障和系统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P4实验室建设对中国公共卫生至关重要。”武汉病毒研究所将围绕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依托武汉P4实验室团簇平台，联合院内外优势力量，按照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的目标和机制，建设中国科学院生物安全大科学研究中心。我们坚信，郑店实验室党支部将会继续带领这支团队在推进研究所“率先行动”计划中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郑店实验室的团队只有28人， 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郑店实验室党员宋冬林是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骨干 郑店实验室党支部书记童骁是武汉P4实验室建设的技术负责人和工程现场总指挥 郑店实验室党支部现有党员16人，占实验室建设团队总人数的57%。在郑店实验室建设团队中，共有副高级及以上人员7人，全部为中共党员。
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挖掘出郑店实验室的这16名党员。 我们有一份武汉病毒所2013年党支部的名单：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总支、党支部 各党（总）支部委员会组成的具体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科研党总支 科研党总支下设的4个党支部，分别为： 1. 微生物资源与生物信息研究中心党支部 书 记：孙修炼 副书记：胡晓敏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陈建军 宣传委员：唐霜
2.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党支部 书 记：张 波 副书记：胡杨波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郑振华 宣传委员：刘巧洁
3. 分子病毒与病理研究中心党支部 书 记：彭珂 副书记：邱洋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王素云 宣传委员：张海伟
4. 分析微生物与纳米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 书 记：李峰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周娟 宣传委员：张晓玮
（二）综合管理党总支 总支书记：李丽萍 总支委员：刘进学、童骁 综合管理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分别为：
1. 机关党支部 书 记：李丽萍 副书记：李莉 组织委员：韩照菊 纪检委员：胡艳 宣传委员：陈逗逗
2. 支撑党支部 书 记：刘进学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杜安娜 宣传委员：司佳丽
3. 郑店实验室党支部 书 记：童骁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谢薇薇 宣传委员：武晓武
（三）离退休党总支 1. 离退休第一党支部 书 记：孙秀珍 副书记：杨宝玉 组织委员：杨伏生 纪检委员：刘明辉 宣传委员：邓红
2. 离退休第二党支部 书 记：丁清泉 副书记：张忠信 组织委员：彭永清 纪检委员：马国华 宣传委员：胡先荣
（四）研究生党总支 总支书记：王燕飞 总支委员：周昆、胡潇、唐婕琳、常猛、裴萍萍 研究生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分别为：
1. 微生物资源与生物信息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书 记：常猛 副书记：王佳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吴忠强 宣传委员：贺丽红
2.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书 记：胡潇 副书记：杨婕妤 组织委员：高新宇 纪检委员：黄绍佳 宣传委员：沈旭蕊
3. 分子病毒与病理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书 记：唐婕琳 副书记：胡慧敏 组织委员：王冼章 纪检委员：张淑敏 宣传委员：王清星
4. 分析微生物与纳米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党支部 书 记：周昆 组织委员兼纪检委员：高佳望 宣传委员：杨梦思
5. 新生党支部 中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第九届委员会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9-04-25 【字号：大 中 小】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关武祥、孙修炼、李丽萍、肖庚富、何长才、崔宗强、童骁 
这张名单中的人物才是领导武汉病毒所的嫡系部队，或者说安全和政治的守护者，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童骁是郑店实验室、也就是P4实验室的党委支部负责人。而肖庚富，也就是田波的其中一个学生，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书记，此时田波的另一个学生王延轶则是病毒所的所长。 通过上面的挖掘，我们已经明白了武汉病毒所的这两个实验室的故事了，病毒所的研究实验室的主体，或者说病毒所能够使用的部分是上文挖掘中说到的2004年4月12日建成的大楼里，武汉病毒所园区小洪山新园区，也就是P3实验室“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而郑店的实验室大楼，只有28人可以去那里，那里才有真正的p4实验室。  
根据文贵先生的爆料，P4实验室大楼地下建有真正的P4实验室，那么这28人都能够进入地下吗？地下实验室的使用者又是谁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28人是进不了地下部分的，他们只是地下部分的守护者或者说掩饰者，其实这个真相并不难查，只要美国去查那家关键设备供应公司的《设备供应清单》就可以了，然后对照清单查看武汉病毒所的《重大设备和设施档案》记录就可以了。地下室的使用者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组成的军队团队。军事医学科学院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201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被撤销，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改为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仍为正军级。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通称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第一级职能部门，副战区级，负责全军后勤保障工作。 陈薇（1966年2月－），浙江兰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医学专家、生物防御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生物危害防控研究，尤其致力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新型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曾在军中立二等功、三等功各2次。 2001年至2004年，在军医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2002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正高职称），200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2012年，由军医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所长，升调为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2015年7月晋升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4]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她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最重要的是，陈薇是2014年基因型埃博拉病毒疫苗研发团队的核心人物。而在埃博拉病毒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科院系统的科学家是高福院士，高福院士任职的单位就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也就是他的推动和引进者田波院士所在的单位，而陈薇研究疫苗所使用的埃博拉病毒则安静地躺在武汉病毒所里。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陈薇少将研究埃博拉病毒时所使用的P4实验室在哪里呢？因为2014年，郑店的P4还没有建成。留给读者们挖掘和脑洞吧，DT不再揭秘。 
那么P4实验室大门的钥匙掌控在谁的手里，不言而喻了，那就是CCP所领导的枪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 两个故事先到这里吧，请听下回分解。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Y4NDk2
原标题：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的？先看看俄罗斯爆出的猛料 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 “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3月13日，中国现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发言人赵立坚通过推特发出的这段话，尤其是那几个诘问，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上犹如刺破巨大气球的一根针，迅速引起了美国舆论场中爆炸式的反应。 
有人认为，赵立坚的那句“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有人认为，美国现在确实有必要找出零号病人，以及美国境内出现新冠病毒的源头，因为现在美国疫情信息太混乱了，很多民众的惶恐就是因为有很多未知没有解开。 当然，更多人认为，病毒起源的问题还是应该交给科学家来探求和考证。 但是，关于病毒的背后，俄罗斯媒体和专家对美国生物武器研发爆出的猛料，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1 其实，事情的引发还是从美国众议院的一场质询开始。 当地时间11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众议院接受监督委员会质询时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这是美国CDC主任首次做出这种承认，之前在日本媒体做出“美国大规模流感中可能包含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报道时，美国CDC并未承认。 
赵立坚在推特上传了一段现场视频，就是关于这段质询的。 视频显示，众议员鲁达（Harley Rouda）在听证会上问雷德菲尔德说，“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看似死于流感，而实际上可能是冠状病毒？”雷德菲尔德回答说：“在今天，美国有些病例确实是这样确诊的。” 在这次听证会上，民主党人批评行政当局在新冠病毒检测方面不得力。鲁达众议员是在这一背景下质询雷德菲尔德的。 这段视频为赵立坚提供了证据，于是发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有人认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这句其实更大程度是一种反应式的情绪释放，重点是在后面，要求美国“透明，公开数据”。 在此之前，一些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是美军在去年10月到武汉参加世界军运会时把新型冠状病毒传到武汉。从中国国内的公开报道看，媒体曾就“美国运动员染病”一事采访过当时收治这些美国运动员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2月23日20点，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电话里明确回复南方周末记者：“武汉军运会期间，我们接收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患的都是疟疾。”疟疾是一种蚊虫叮咬或患者输入带有疟原虫血液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主要症状为发热畏寒，食欲不振，与新冠肺炎无关。 所以，从多个角度看，这更像是赵立坚以自己个人的发声平台，发表的一些看法。是对近来美国一些官员无端指责中国的一种反击。 比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11日宣称，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并没有采取最佳做法，而是掩盖了疫情，这导致国际社会花了两个月时间才作出反应。 12日，同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耿爽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官员，“诋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疫努力”，称这种做法“既不道德、也不负责任”。 耿爽说，这种言论对美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丝毫没有帮助。中国为减缓疫情蔓延所做的努力为世界各国赢得了应对疫情的时间。 有专家告诉刀哥，在与美国政府目前这波官员进行“口水战”时，对方像蓬佩奥这种已经公开承认说谎是令美国强大的一种能力之一，所以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我们泼脏水、死缠烂打，把水搅浑。而我们的外交人员回应，都是要有理有据，所以从场面上看，我们处于被动接招的状态。 
这位专家说，赵立坚这次用猜测性话语反击美国，其实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搅和一下美国的舆论场。但是这种招式，可能我们国内很多人，我们的对手都不太习惯。 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站上，也有不少声音认为，美国批评中国的抗疫是为了“甩锅”。美国政府在1月底宣布将限制来自中国的乘客入境。但批评人士说，总统特朗普在公众场合淡化了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联邦政府在检测方面行动迟缓。 关于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究竟从何而起，至今仍迷雾重重。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1月24日发表的一篇由收治新冠肺炎重症病患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撰写的论文，将首名病患的发病时间前推至12月1日。该论文由近30名中国医疗机构的研究者所撰写，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救治新冠病患的一线。 
而香港《南华早报》在13日刊登文章透露，根据武汉市相关部门在去年底发出的内部文件，把首次发现疑似新冠患者的时间，向前推到11月17日。 2 针对赵立坚在推特上的发文，13日耿爽回应称，“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讨论，美国政府个别高官和国会议员借此发表种种不实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抹黑攻击中国，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耿爽说，“事实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对病毒的源头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国这几天一直在说的，中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 
的确，在关于病毒源头的问题上，还是要看科学证据。 但是，关于病毒与美国的生化武器，一些传言早已有之。不久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就表示，新冠病毒是美国研制的生化武器的一种。 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个例。 据俄媒体报道，前联合国生物武器委员会成员、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俄罗斯微生物专家伊戈尔·尼库林认为，新冠病毒完全可能来自中国之外。 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也都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 
俄罗斯质疑新冠病毒出自美国的黑手，有其依据。俄方认为，美国从未停止过对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1972年签署的联合国《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从此摆脱束缚，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生化武器。 3 近年来，俄罗斯媒体对美国在其周边国家建立军事生物实验室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披露：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打着帮助独联体国家防止生物威胁的旗号，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建立生物实验室网络，对俄罗斯形成了半弧形包围的态势。 这些实验室网络分布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对此深感威胁和担忧。 苏联解体后，由美国国防部降低威胁局（DTRA）和美国参议员塞缪尔·纳恩（Samuel Nun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输、储存、退役和维护计划，即 “减少生物威胁—合作参与生物计划” （Cooperative Biological Engagement Program – CWEP）， 也称“纳恩-卢格（Nunn-Lugar）计划”。  理查德·卢格
根据上述计划，美国五角大楼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技术并在前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取了前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美国五角大楼为此预算拨款21亿美元。从此，美国在秘密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方兴未艾。 俄专家认为，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生物实验室是围绕俄罗斯进行生物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格鲁吉亚：2011年，由美国五角大楼降低威胁机构出资1.5亿美元，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建立的具有三级防护功能的中央生物参考实验室启用。时任美国参议院国际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原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安德鲁·韦伯出席了揭幕仪式。该实验室从此以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的名字命名为“卢格”实验室。 根据美格协议，该实验室由美国防部直接控制，格鲁吉亚政府无权对其监督。在该中心工作的美军生物学研究者和其他非军事研究人员都在格鲁吉亚享有外交豁免权，并可使用外交渠道运输生物材料。 
在美军方的文献中，它被列为“美在国外运行的研究单位”。参加格鲁吉亚“卢格”实验室工作的除美军方的生物学研制单位外还吸收 “西图公司”、“巴特尔”、“迈塔”等私人大公司参与。这三家私人承包商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各类政府机构提供生物研究服务。 “巴特尔”公司还与美国国土安全局签订两份合同。一份是2006-2016年的3.444亿美元联邦合同，另一份是2015-2026年的1730万美元合同。根据这两份合同，“巴特尔”公司还掌控着坐落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 Maryland）的最高秘密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全美生物防御分析和反制措施研究中心”（NBACC）。 美国的秘密生物实验室优先研究课题，是可用于生物武器的潜在病毒株，包括可传播土拉热杆菌（兔热病）、炭疽、布鲁氏菌病、登革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非洲猪瘟、西卡病毒、SARS病毒以及蝙蝠和传播传染病的多种吸血昆虫、蚊蝇，评估气溶胶毒素的危险影响；评估类鼻疽病毒对灵长类动物气溶胶的毒性效力，和其作为恐怖生物武器的潜力。  梅契尼科夫
乌克兰：美国在乌克兰策划第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后，美军方对在乌克兰开展生物研究发生了特别兴趣，与乌方签署了一揽子重新装备乌境内生物设施的协议。美国五角大楼威胁降低机构出资1.7亿美元，于2010年6月15日在敖德萨市的梅契尼科夫抗鼠疫研究所的基础上，建成了第一个生物实验室，随后又于2013年在基辅、文尼察、捷尔诺波尔、乌日哥罗德、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辛菲罗波尔、赫尔松、利沃夫、哈里科夫等地建立了15个生物实验室。 阿塞拜疆：五角大楼在阿塞拜疆投资约1.7亿美元，升级了阿塞拜疆生物实验室的网络，于2013年在巴库建造了中央生物参考实验室，并在阿塞拜疆不同地区建立和升级、改造了大约10个生物监测站。 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军方在乌兹别克斯坦投入1.3亿美元，于2007年至2016年先后在塔什干、安集延、费尔干纳、乌尔根奇、布哈拉、苏尔汉达里亚、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以及撒马尔罕地区建成了生物实验室网络。 亚美尼亚：由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机构提供资金，于2016年在亚美尼亚的埃里温、久姆里、伊杰万三地建立了生物实验室。美国五角大楼仅对埃里温一个参考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大约投入金额为1800万美元。 亚美尼亚是前苏联微生物科学的主要研发基地之一。美国不仅对亚美尼亚在微生物科学的研究成果和人力资源感兴趣，更对亚美尼亚微生物培养存贮库中的约14000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菌株（鼠疫，兔热病，炭疽，脑炎，口蹄疫，非洲猪瘟等）抱有极大兴趣。 哈萨克斯坦：美国五角大楼减少威胁机构共投资1.7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阿拉木图原鼠疫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参考生物实验室于2016年9月落成启用。美国还在该实验室建设了一个中亚疾病预警系统。 原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储存有大量的鼠疫，霍乱，兔热病，炭疽和布鲁氏菌病等病毒菌株。俄罗斯特别对美国在自己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内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建立生物实验室挖墙脚的做法十分恼火。 4 美国“大药房”把美国利益集团紧密捆绑在一起。 俄罗斯专家披露，美国的秘密生物战计划还与生物制药紧密结合，吸收许多美国的大公司参与，形成了所谓的美国“大药房”联盟。这一“大药房”把美国国会议员、军事集团、制药和军工企业的利益密切融合。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生物武器可以有选择性地迅速消灭敌人的人力，胜利者只是在被征服的国家的领土上“清除垃圾”。美国还用人体进行生物进行实验，对当地居民进行秘密生物攻击。 
在建有美国生物实验室的独联体国家，各种传染病疫情频发，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政府每年不得不花费巨资从美国进口药物和疫苗。 2018年，格鲁吉亚国家前安全部长伊戈里·格奥尔加泽对媒体揭露美国在格鲁吉亚的“卢格”生物实验室用人体进行秘密试验，导致许多实验对象死亡。格奥尔加泽还向媒体展示了相关文件并要求特朗普政府对此进行调查。这引起了轰动。 2018年9月13日，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要求美国官方对其在格鲁吉亚秘密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做出解释。 俄罗斯专家指出：众所周知五角大楼是战争机器，而不是造福世界人民的医院。质疑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的实验室网络具有双重目的。生物武器本身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它不用开一枪就可造成比原子弹更大的危害。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泄露都会威胁到整个世界。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早在2016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言时就指出：“美国长期不遵守40多年前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千方百计阻止关于建立执行《公约》的核查机制。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一系列生物研究项目，包括在我们的邻国，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和平的目的”。 2018年，拉夫罗夫还在阿拉木图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外长会议上说“我国安全部门和专家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出现感到特别紧张，不排除这是用来对付我们的”。 感谢周凡先生为本文撰写了重要内容 来源：补壹刀/胡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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