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长文章曝料 部分要点十段落：

1. 通过法中基金会所收买的巴斯德研究所才是真正的新冠病毒的制

造者，并且制造的目的就是针对美国，通过生化基因武器最终与美国

决战来达到对整个时间的统治和奴役，这就是那个天大的秘密，这就

是潘多拉盒子，或者说潘多拉盒子不是武汉P4实验室，而是香港大

学巴斯德研究所！

2. 最终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合成和研制应该是在香港的巴斯德完成，

因为那里早已汇集了一群国际上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都是怀

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这种偷天换日的惊人布局不仅达到了掩盖研

究生化武器真相的目的，而且也能够完成超限战战争方式的国际投放

病毒武器的目标。

3. 而核心的武器新冠病毒，可以确定的是随着P4实验室的建成，在

2016年中共已经掌握并且拥有。

4. 这个法中基金会还是对美国实施蓝金黄计划的资金总部，最为可

笑的是，这些钱大部分来源于美国，来源于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

也正是这些人，用着美国人的钱，跟着CCP一起，透过已经沦为金钱

奴隶的法国财富集团一起冲向美国，梦想着打败美国，统治世界，奴

役全人类。

5. 从CCP使用巨额的财富攻陷法国彻底控制法中基金会，以此为基

础依托巴斯德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秘密研制生化基因武器，到随

后使用蓝金黄向美国发起的一次次隐含的战斗，也就是暗战，似乎预

示着中共的战胜美国统治世界的梦想的实现只有一步之遥，

6.  不知道没有经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读到上面这段历史是什么样的

感受，对于一个中国人，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就在读一篇笑

话，但是却笑不出来，因为同样的口吻和字眼出现在六十七年后，中

共国又遭受了美国的一次投毒，一次生物战，这种赤露露的污蔑在历

史上又重现了一次。

7.  所以，这次美国发起的细菌战，是中共集体组织的上下协调的对

战争死亡责任的一种谎言推卸，并成功地转移了罪责和国内的矛盾。

这种栽赃陷害污蔑对手的流氓行径是令人不齿的。

8.  结论：只有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们才会真正的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谋划并实施针对美帝国主义的生化战争，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且牢牢地把控着生化武器的枪杆子——军事医学科学院。

9.  明白了这一点，后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体含义了：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这只特种部队从事的绝对不是仅仅的医学防护，而是要研制战略进攻美国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两种武器是由这个特种部队主持的，这就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张胆地宣传，而BC只能隐藏在各种谎言之中，因为这是反人类的，在国际公约中所不允许的。

10.  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发一定是打着国家的名义正经的是为了民用

而进行的。理解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江绵恒不在中

科院主导和领导这个庞大的团队，而是由陈竺来领导。一方面是由于

陈竺的医学研究背景更加适应这个领导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项

目的保密性，是绝对不能暴露的，

     一旦暴露，CCP将成为全人类的罪人，

     会被彻底断送，最终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因为这种行为和活摘人体器官或者

     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

     是真正地 反 人 类 滔 天 大 罪 ，

     必将接受人类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终审判。

【DT 挖掘机团队出品】

DT挖掘机说明：

好了，源自武汉的终极生化武器CCP病毒之谜该解开了，因为中共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而关闭潘多拉盒子的唯一希望是知道这个盒子之谜产生的前因后果，拨开被掩盖的真相，彻底铲除潘多拉盒子的掌控者，挖掉病毒产生的真正根源。如果不这样，肆虐的疫情不会终止，还会有更多的病毒出来，这是一场真正的与魔鬼的较量。下面就让DT来以想象的方式演绎这个漫长的生化武器研发制造的故事，故事里的人全部使用真名，如果诬陷了他们，请首先他们致歉，因为CCP病毒背负了污名，如果没有诬陷，他们必将承担历史罪恶的责任，接受时间和历史的审判！因为，一起已经开始！

以下为详细内容：

挖掘和追溯这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决战的起源是个异常复杂地挖掘过程，DT挖掘机在庞杂的资料挖掘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其中的线索，幸运的是，终于理清并找到了。之所以将这篇终结篇定义为一种猜想是因为展示的挖掘资料当然不是文贵先生所烧毁的绝密文件那种证据，而是公开的可以查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的是一种解读和整理，挖掘出其中的关系、内涵，从而揭示出掩藏的真相，揭示这个被各种谎言层层掩盖的庞大布局。

在开始讲述故事之前，DT还是做做基本功课，这是整个终极挖掘的基础，也希望把这种经验分享给大家，出现更多的挖掘真相的挖掘机。

A 时间跨度 如果仅仅从一个时间点上看一件事情是挖掘不到内容的，比如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各个时间点出现的事件：赵永芳之死、王延轶任职、郭德银回忆文章、2016年猪瘟事件，都是这样，必须按照发生事件的时间点去先后追溯，完成一种大跨度的挖掘。对饶子和的挖掘，就涉及到对他的导师赵良材院士的挖掘，时间上溯到上个世纪初，而对两人的挖掘时间点的追踪，则持续到现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只有这种大的世界跨度的挖掘才会发现不同时间点事物发展的内涵真相。同样，在追溯这场生化战争的起源上，我们的时间跨度就上溯到120年前的庚子年，甚至更早。

B 动机原因 “万事万物皆有因皆有果”，皆有果的这个果是果业也就是报应，而不是结果。中共是不信这句话的真正涵义的，他们只相信做事的原因，只关心事情的结果对自己的利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就是动机，这个原因动机推动着做事去获得这个结果。在挖掘这个组织什么时候杀人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追查到这个因也就找到了结果，或者说挖掘到一个结果基本会知道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按照这个原则，再重新审视所挖掘到的文章、资料、事件就会不一样了，他们的产生原因会出奇的一致——这就是CCP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共国宣传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党领导一切以及党通过指挥枪完成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力，形成一种高度集权，一切都是党的，研究所、病毒资源、科技人才都是党产。只要触及到这个底线，威胁到这个核心，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就会露出真容，亮剑杀人。朝鲜战争、中越之战、89六四、王健、赵永芳之死、新冠病毒疫情无不如此。

根据挖掘资源的动机原因在一个大的时间段上追溯，关键点会连接起来，布局的过程自然会显示出来。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逐步揭开了整个巨大布局的初始面目，这就是真正的领导者是以江绵恒为代表的中共黑暗势力的集体行动——沉船计划的关键部分。那么，开始吧。

第一部分：中国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的起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纪年方法采用的是一种天干、地支的方法，六十年为一个甲子，也就是一个轮回，2020年按照这种纪年方法就是庚子年，奇妙的是，如果要追溯P4实验室的起源，我们必须回溯到120年前的又一个庚子年，也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美国人开始拯救并亲自养育了这条“农夫与蛇”故事中的毒蛇。

略

资料 3

军事医学科研五十年

新世纪之初，军事医学科学院迎来了她的五十华诞。

建院50年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坚持以科研为中心，努力拼搏，勇攀高峰，获得了我国医学界迄今惟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摘取全国药学领域独有的国家发明一等奖桂冠，荣膺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以2000多项科技成果告诉世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已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标志现代化军事医学研究实力的“三防”医学研究总体水平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军事医学科学院始终坚持为国防和部队服务的发展方向，优先坚持“三防”和部队卫勤保障等方面的军用课题。他们以精干的力量。验证推广和完善提高“三防”医学成果，并进行深入的实验研究，从而保持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和特色。与此同时，又组织力量开拓新的军事医学研究领域。一方面，瞄准未来战争对军事医学的要求进行选题，开展快速反应部队、恶劣自然环境条件部队生存和作战能力的卫生保障，以及新武器医学防护和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从平时部队作战、训练和执勤的实际生活中选课题，开展和完成了全军疾病监测体系、抗疲劳措施、高原制氧机等一系列重要研究。他们通过承担国家高技术课题，增进了基础医学和生物高技术向军事医学的渗透。他们将单克隆抗体、基因探针、遗传工程等技术应用于“三防”医学，提高了研究水平。

我国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不仅在历次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中救治了大量伤病员，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有一大批研究成果在震灾后医学救援、洪灾后疾病防疫、烈性传染病控制、极地科学考察卫生防护、航空航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50年的发展，军事医学科学院目前拥有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国家新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中心、国家临床药理基地、全军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全军核事故医学应急救援中心等约20个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攻关、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高技术研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科研项目等重大课题，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2001年，该院被国家“863”计划委员会评为“863”研究先进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不仅汇集了一批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先后有11位专家当选为两院“院士”)，而且成为军事医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该院现有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15个，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25个，其中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有药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学和生物学4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养了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军事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基础医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科学的进步，将对21世纪的军事医学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战场创伤救治、野战卫生装备研制、军用特需药物的研究开发、军队传染病防治、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等军事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

军事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特殊要求。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正以自己的奋斗迎接世界的挑战，以他特有的雄姿跻身于世界军事医学之林，守护着人民共和国的和平与未来。中国军事医学工作者们将开拓进取，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再铸辉煌！

资料 4

军事医学科学的院士星座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行列中，有一支71人组成的院士方阵。他们不仅学识超人、成果卓著，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凝聚了“献身国防、甘为人梯”的崇高精神。他们的名字，已同他们辉煌的成就一起，载入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史册。这其中，有11位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是：

★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蔡翘———28岁就在世界脑神经解剖学界获得大脑“顶盖前核”这一惊人发现，使国际脑科学领域有了一个令中国人为之自豪的“蔡氏区”命名。

★闻名世界的生理学家朱壬葆———他带领课题组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如期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研制成功了我国的第一代预防放射病的新药方6304。

★我国昆虫学界的奠基人胡经甫———历经十二个寒暑，编写了《中国昆虫名录》这部巨著。不仅给中国的昆虫学研究奠定了基石，而且也是世界昆虫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从事生物学、医学昆虫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为我国医学昆虫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军惟一的一对院士夫妻周廷冲、黄翠芬———周廷冲作为我国生化药理学家，先后白手起家创建了4个实验室和1个研究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创办所室和教学上，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军事防化毒理学专业人才。黄翠芬院士早年从事毒素的基础及应用研究，为我军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4年，她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力克国际防化医学重大课题，使我国在这一领域领先于世界的生理学家孙曼霁———大半生在实验室里研究用科学对付当今化学武器的杀伤，即化学武器的中毒救治。他使我国梭曼防治机理研究处于世界的前沿。

★著名实验血液学家吴祖泽———他的科学发现，为人类医治白血病、重症肝炎、急性放射病、再生障碍贫血等难治性疾病开辟了广阔前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放射毒理学、辐射防护学创始人吴德昌———首次阐明核武器落下灰危害的特点，在落下灰危害防护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还参与起草咨询了一系列重要的核安全文件，对我国核工业的发展举足轻重。

★在世界防化医学、戒毒医学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药理学家秦伯益———他研制成功的盐酸二氢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药剂量最小而镇痛效果最强的高效镇痛一类新药。

★在白血病治疗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著名免疫学家沈倍奋———她在国内最早开展加成指数测定法分析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研究，成为惟一一名连续4届当选“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医科)

资料 5

军事医学科研成果集锦

军事医学科学院着眼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开拓进取，攻克了一座座医学堡垒，创造了我国我军历史上多项纪录：

“疟疾”克星

昔日曾阻挠我大军南下的瘴气(疟疾)，今天遇到了“克星”。军事医学科学院抗疟药课题组研制的创新型抗疟药不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报了发明专利，而且成为我国第一个享有国际知识产权，并占领美国、欧洲西药市场的创新型化学药物。

“火龙衣”

抗寒冷、抗缺氧的难题攻克了。在祖国最北部的边防线上，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自行研制的能在-30℃可使脚温保持在15℃以上的“产热鞋垫”，能使手温保持在26℃以上的“产热手套”以及温度可达45—55℃，维持40—58小时的“产热袋”，大大提高了官兵的御寒能力，被官兵誉为“火龙衣”。

“高原神药”

在被称作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严重缺氧夺去多少年轻战士的生命，军事医学科技工作者把他们研制的高原反应预防药———复方党参片，送到战士手中。这种看似极平常的白色药片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骄子”：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战士们服用后，非战斗减员大为减少，官兵们欢呼它是“高原神药”。

流动医院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我军野战卫生装备研究工作已经初步实现了由功能单一的急救装备向系列化、多功能化的成套救治装备过渡；卫生装备机动能力由过去的人背马驮方式向卫生技术车辆等多种方式转变。使我军的卫生装备技术初步走向系统化和模块化，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卫勤支持。

抗晕新药

该院毒物药物所研究成功的新型抗晕药物———“飞赛乐”，经临床试验和推广应用证明，该药不仅药效大大优于已问世的各类药物，而且毒副作用很低，能确保机动化作战官兵清醒应战。我国南极考察船在通过赤道赴南极考察中也使用了“飞赛乐”预防晕船。

血型转换剂

该院野战输血研究所科技人员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探索，采用酶解法，实现了B型血向O型血的转变，使我国通用血型改造获得通用型血的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这一研究成果不仅预示着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输血可“拿来即用”，也昭示着人类移植动物器官将成为可能。

这五份资料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建设历史、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几个方面展示了这个机构的辉煌历史，当然在宣传中也隐藏了这个军事机构从事生化武器研究的事实。

我们来看这样几段话：

A 1951年6月1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迅速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命令。这年8月1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成立。７年后，这支由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蔡翘、周金黄、柳支英、朱壬葆、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 这就话表明了两个含义，一：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成立是迅速的，是在1951年6月11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在1950年，1952年1月27日夜朝鲜战场上开始发生所谓的美军投下的生物战物品疫情，以后的故事就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和P4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一样。P4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在SARS爆发之前，这就是说，早在1951年中共就已经为1952年爆发的美军生物战做准备！所以1952年的美军生物战又是中共设计的一场骗局，和2003年的SARS一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的军队也就是枪杆子不仅通过私产抢劫拥有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这个整体机构作为生物武器研究的硬件基础，而且还在1958年整合了国内大部分顶尖的生物医学人才，组成了“特种部队。”

我们通过下面的表格来看看文中所列出的“特种部队”的主要人员：

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将上面的表格进行简化，列出以下统计挖掘：

A 参加过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包括钱信忠、涂通今、潘世征三人，并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生。均分别在解放军总后勤部任职并担任军事医学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其中一人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创建者。

B 名单中至少有两人参与了1952年的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生物细菌战的调查工作，并起了重要作用。

C 名单中除了留学苏联以外，共有5人具有留学美国的留学经历。其中周廷森、黄翠芬夫妇的回国和钱学森的回国同样引起轩然大波。周廷森、黄翠芬夫妇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牵扯到一个组织，并在芝加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 注意这个表述，也就是说早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美国建立了蓝金黄的管道，自己的外围组织。“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建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促进钱学森、周廷森、黄翠芬这样的美国科学家回国并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可以说是从美国挖掘人才的开始。这个管道建立的基础是中华自然科学社。

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

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最后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为海外高端科技专家蓝金黄的一个重要管道。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历任主席包括周培源，江苏宜兴第二届（1980年－1986年）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钱学森 浙江杭州 第三届（1986年－1991年）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空气动力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光亚湖北武汉，第四届（1991年－1996年）其中，邓楠，2004年10月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11月任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2005年任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

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中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前面挖掘文章的名单中，这个人就是张玉台：

• 1995.01——1996.05，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部长级）、书记处书记，国家科委党组成员。

• 1996.05——1998.0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副部长级）、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国家科委党组成员。

• 1998.03——2004.10，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1998.10明确为正部长级）、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其间：1998.03—1998.04在中央党校进修1班学习）。

当然这个人和同时出现的徐匡迪一样十分重要。

D 在这份名单中，1990年（89年六四之后）仍然健在的有7位，分别是钱信忠、涂通今、蔡翘、周金黄、陆宝麟、周廷冲、黄翠芬。

结论：只有这批人才是中共的核心科技力量，只有他们才会真正的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谋划并实施针对美帝国主义的生化战争，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且牢牢地把控着生化武器的枪杆子——军事医学科学院。

明白了这一点，后面的表述就知道它的具体含义了：学者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这只特种部队从事的绝对不是仅仅的医学防护，而是要研制战略进攻美国的三大武器“ABC”，至少有两种武器是由这个特种部队主持的，这就是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毒品）。核武器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可以明目张胆地宣传，而BC只能隐藏在各种谎言之中，因为这是反人类的，在国际公约中所不允许的。

我们追溯2019年新冠病毒的起源如果仅仅盯在武汉的P4实验室，就会失去发现真相的机会，就会忽视这个病毒产生的本源。这个病毒的本源在于CCP，也在于美国，因CCP窃取了国家政权而起，也因美国人的善良和一次次纵容豢养了这条毒蛇。可以说，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在新华社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是一份宣战宣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代表的人民要和美国进行一场战争，要做长期的战略部署和准备最终决战战胜美国，战斗的手段就是三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所以说，超限战绝对不是一种原创，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和世界局势下对中共战争思想的一次总结和生化。超限战的真正发明者就是中共。并且这种战争早在1950年开始就已在朝鲜战场上对美国使用。

我们先记住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这个名单上的人，而对美国的生物战早已开始。

中共的生物科学、病毒研究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的研究的技术理论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协和医学院和美国培养的留学生、上海巴斯德研究院的设备和科研力量以及伪满政权时期日本人的建设成果。

日本在侵华时期曾经在满洲设立第731部队（防疫给水部本部），研究内容对外宣传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主，但其实该部队使用活体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上文列表中的涂通今1942年毕业，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他曾经为两个团扑灭了疥疮。解放战争，涂通今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接管了哈尔滨伪满军医大学，改编为东北军医大学，兼任校长。接管日本侵华时期731部队研究成果的正是东北军医大学，而对731调查的主要是军事医学院。可以说对美军使用生物战的思想启蒙者是日本的731部队。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中苏关系的恶化，美国和西方的科学大门逐渐向中共国关闭，所以虽然有过数批派往苏联学习的专家学者，但是研究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设备上都是不可能的。这一工作被暂时停滞，而转向很多面子工程的研发上来。在彭瑞骢访谈录中详细地描述了当年留学苏联培养医学人才的一些细节。

下面这段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微生物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中国学者开始从事微生物学研究在20世纪之初，那时一批到西方留学的中国科学家开始较系统的介绍微生物知识，从事微生物学研究。1910-1921年 微生物间伍连德用近代微生物学知识对鼠疫和霍乱病原的探索和防治，在中国最早建立起卫生防疫机构，培养了第一支预防鼠疫的专业队伍，在当时这项工作居于国际先进地位。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医学微生物学有了较多的试验研究，其中汤飞凡等在医学细菌学、病毒学和免疫学等方面的某些领域做出过较高水平的成绩，例如沙眼病原体的分离和确认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开创性工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高校设立酿造科目和农产品制造系，以酿造为主要课程，创建了一批与应用微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机构，魏岩寿等在工业微生物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工作。戴芳澜和俞大绂等是中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陈华癸和张宪武等对根瘤菌固氮作用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农业微生物学；高尚荫创建了中国病毒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第一个微生物学专业。但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微生物学的力量较弱且分散，未形成中国自己的队伍和研究体系，也没有中国自己的现代微生物工业。 微生物新中国成立以后，微生物学在中国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一批主要进行微生物学研究的单位建立起来了，一些重点大学创设了微生物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微生物学人才。

根据这份资料，我们将上文所提到的全部学术研究上的科学家的经历进行挖掘：

看完这张表格，不得不为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善良再次感叹，中共国的微生物学的顶尖研究人才几乎全部来源于美国，并且传染病防控体系也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创建的。而这些人大部分在中科院体系中，创建了中共国进行病毒研究最初的学术体系基础性机构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组织。

当然还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是要提到的。他们包括：

宫乃泉(1910～1974),男，辽宁营口人。医学教育家，战伤外科专家，中共党员。1928年沈阳第一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奉天医学院(今中国医科大学)攻读医科，毕业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毅然流亡山东，在邹县参加乡村卫生教育实验工作。1936年到福州协和医院任外科医师，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军部医务主任、卫生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参加并领导了华东及上海地区各医学院校的调整工作，兼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三校合并过程中，他多次召开教师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办学方向，要求师生员工团结一致搞好建校工作，并采取多种途径吸收社会人才组建教师队伍，为创建上海第二医学院作出贡献。著有《战伤疗法》、《血管战伤》、《腹部战伤》、《人体解剖学图谱》等，发表有关卫生工作经验方面的论文20余篇。

宫乃泉成为我国军事医学科学的创建人和奠基人之一。

叶天星，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安徽合肥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42年赴印度，先后入孟买哈夫金研究院、中央医学研究院进修。1946年赴美国，先后入军事医学院、军医进修研究学院、纽约康奈尔大学进修学院进修，1948年回国。曾任国防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东南医学院教授。建国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兼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提出霍乱弧菌血清学分型，证实我国有副霍乱弧菌感染。1957年在亚洲甲型流感大流行前，即发现了易感人群血清中有该病原体变迁株原型抗体。八十年代中期制成抗癌混合淋巴因子，著有《免疫学理论与实践》等。

在上述所有人的经历中，除了表明美国是生物武器研究开发的技术之源这个事实外，还有一个的重要的揭示，就是生化武器研制开发的核心领导包括技术核心一定会指向上海，这是由上海在生物研究方面的人才和地位息息相关的，当然这背后也包涵了强大的人脉关系。所以如果单纯地把上海为核心的沉船计划中的生化武器研究计划归结于江派掌权的结果显然是片面的，共产党绝不会因为它的腐败和内斗而愚蠢，它比很多人更加狡诈和聪明，可以说，选择上海作为核心布局是从学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个方面做了考量的，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计划，否则，新冠病毒武器不可能出现。

可以这样说，以军事医学科学院为骨干，上海巴斯德为核心的，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大学生科院为重点支撑，中科院其他机构作为战略支援的生化武器研究架构早在1951年那场针对美国的假想生化战争中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战胜美国就是他们的初心，而巴斯德是实现这个初心的唯一选择和希望。

第三部分：沉船计划

起源

我们先看看网络上关于“沉船计划”一些披露文章所揭示的沉船计划的起因：

“沉船计划”起因

知情人在网络披露，“六四”前，东欧剧变，中共政权极度危机，这是“沉船计划”起因。在六四镇压前，邓小平就做了两手准备，其中B选项就是万一镇压失败，停在西山的几架专机随时准备西飞巴基斯坦，当时机内的黄金、美钞已实载，北海舰队的132舰（第二护卫群）也启动一级警戒，随时起航。

随着镇压的成功，这项逃亡计划也不了了之，但邓当时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元老的不满，为平息非议，故在1991年的中顾委常务会议上，邓提出了“沉船计划”，并获得了全票通过。会后成立组建了秘密筹备小组，仅对中顾委常务委员会负责。

陈邓薄三大家族负责“沉船计划”启动

1992的中共取消了中顾委机构，但机构转成影子模式，由各大家族推荐入驻（人员原则上以血缘为主，婚姻为辅），沉船计划随之正式启动。最后一次中顾委常务会议确定了该工程核心三要素“钱、人、路”，并推出各要素的负责人（家族）：陈家（陈云）钱，邓（邓小平）家人，薄（薄一波）家路。

陈家钱，顾名思义，是陈云家族负责整个计划的资金筹集和支配。议定等到合适的时机，筹建独立运行资金的机构，也就是后来由陈云长子陈元掌管的国开行。

邓家人，按最初的方舟蓝图：人员配置是1:3:6:10即各家族：世仆：外臣：百工，后三者遴选活动由邓小平家族负责。按照前些年爆出的五百家计算，每家按100口人计算，那么（100人✖️500家）➗（1/20），方舟实载人数约100万，也就是100万人的目标。

薄家路，薄一波家族是安排主持“沉船计划”实施路线的。薄一波后来与江泽民做交易，薄熙来听命江泽民在重庆掀起“唱红打黑”运动，与陈云家族及国开行相互勾结，并被江派选为接班人，图谋入常执掌政法委并随后废黜习近平而取而代之，均与薄家野心因“沉船计划”而膨胀有关。王立军重庆事件发生后，薄熙来落马，令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突变，高层分裂、博弈态势不断升级，也令中共“沉船计划”的实施出现变数，延续至今。

“钱、人、路”这种分工在开始几年内成果斐然，各大家族二代迅速介入党政中枢、军队控制、财务机构和情报系统中，有着明确的分工。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姬胜德间谍案发生后，为避免一家失控导致全局尽毁的风险，他们鼓励每家都参与到上述四个体系中去，故有了儿在高位接班，女隐海外接应，婿在各处发财的现象，并允许培育各自马仔。

我们先不用判断这篇文章所描述的事情的真伪，而是根据文贵先生在2017年开始爆料内容提及的沉船计划和南普陀会议计划，根据挖掘的资料，对于沉船计划的产生根源做一个梳理。当然我们在这里梳理的所有结论都事先定义为一种猜想，是根据网络所挖掘的内容做的一种逻辑上的统计和分析，其原因是我们不可能通过网络挖掘获取中共的绝密文件和情报。

但是令人惊奇地是，这些结论和文贵先生的爆料内容惊人的一致，再次验证了文贵先生爆料的真实性和情报的准确性。

在展开挖掘分析之前，DT挖掘机首先感谢文贵先生，是他的爆料视频提供了挖掘的关键线索，例如，如果文贵先生不爆料出郭德银这个名字，根本挖掘不出武汉P4实验室背后的复杂和领导关系。如果不是文贵先生爆出普陀山会议的核心内容，也不会挖掘出沉船计划的核心布局。可以说，是文贵先生的爆料提供了几乎所有挖掘真相的关键突破点。

好了，我们依据前面的挖掘资料来解读一下上述资料中所定义的沉船计划。DT认为，这篇文章的故事基本是演绎的，但是沉船计划的产生起因却是属实的，沉船计划的确因为六四而产生。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的已经揭示，中共从建国之初已经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战略对手，并且已经着手准备与美国一战。其原因是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从本质上和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对立的：CCP就是抢夺私有财产，绑架人民，将整个国家私有化，将私人财产公有化，所谓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抢劫私产的过程。所以，一旦立国，就露出它的真实本质，首先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完成了对包括美国的协和医学院和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在内的旧政府和外国资本的抢劫，随后在1956年开始通过公私合营完成了对私有财产的抢劫。1950年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这次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了私人对土地的拥有权，基本消灭了地主，于是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而使全国的土地完全国有化。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中共完全是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因为他们从内心里恐惧和担心美国这个强大的国家在统一南北朝鲜之后对他们这个新建政权的挑战。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强盗最害怕的就是持枪的警察。抢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资产的这群人最清楚能至于他们死地的是谁，所以他们只能靠欺骗来赢得时间，获得避免被灭亡的实力。

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就会明白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件了，为什么出兵朝鲜打一场非国土上的战争，为什么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交好后交恶而又再次交好、为什么出兵越南，以及为什么出现六四事件。这个本质上只共产没有主义的政党比纳粹还会邪恶，它所管理国家的人民不过是它的奴隶，整个国家、土地、资源甚至空气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一强盗的本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976年毛去世之后，这个政党不过是遇到一次真正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因为毛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挂帅摧毁经济造成的。后期的中美建交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被许多人认为中共国开始走向文明、民主法制有了希望，事实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组织时刻防备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因为美国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这个组织真正的敌人，也是他们最害怕的敌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做它的敌人。所以，无论是中美建交还是邓的改革开放，都是他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挽救中共执政的一场表演和欺骗。但是，当中国的大门真正打开之后，人民的思想之门也被打开了，这是一种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浩浩荡荡。所以，从西单民主墙事件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任务正式拉开序幕，这种理论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而作为一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最早起始于198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并于1987年初正式展开。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就不会有1989年的六四。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八九六四是中共和美国的又一次对决，只不过这次对决的对方不是美国的军人，而是代表美国等西方国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所以当六四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起自由女神雕像时这次运动的结果已经清晰了，中共将再一次掀起人民对美国的仇视，再次编织出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支持学生运动颠覆中共政府谎言丑剧。

但是1989年的这场运动让中共感到真正的恐惧，因为在1989年，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潮已经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深刻地冲击，苏联解体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倒台让中共彻底恐惧。这种恐惧并不代表着中共要逃跑，虽然逃跑的准备是要做的，这不是当时邓小平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风格，这些从死人堆了爬出来嗜血如命的共产党人的性格和想法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上面的沉船计划更多的是一种演绎，顶多是这些中共元老和统帅对于家人的安排，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拿起屠刀，杀人。所以杨尚昆的一句话是可信的：“杀光学生，大不了上山打游击”。六四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共国进行制裁，这是中共面临的又一次危机。随后，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这时，中共开始要真正地面对了，因为他们真正地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所以1989年起始的沉船计划更多的是一种构想或者构思，就是中共开始闻到了死亡的味道，开始真正地思考如何避免这个组织被美国消灭的命运：如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最终会被美国的思想和文化绞杀，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就会因为内部的反抗被六四所激发的民主运动精神所吞没。所以这时候的沉船计划应该是一种少数高层领导之间的讨论或者思考布局，就是如何避免中共灭亡的命运。而这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什么逃跑计划，而是对国内民众的强力镇压和稳定。

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海外战争爆发，这才是真正的沉船计划的开始。对海湾战争的关注在当时成为中共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海湾战争中，美军打的是伊拉克，但是却打醒了中共。这个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匪和强盗看清了自己对手和敌人的真正实力，也看到了自己的真正差距。所以，从那时起开始真正地研究对付美国的战略原则，这也就是沉船计划的雏形。金一南说：“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的作战模式对我们冲击非常大。我们一度大量翻译美军的作战条例、军事报告，无形中开始参照对方的模式和标准来建军。”

换句话说，沉船计划是以国家战略的角度进行谋划的国家国防战略，假想敌和最终针对的敌人就是美国。

沉船计划的制定者

在解析沉船计划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沉船计划的制定者都可能是谁。沉船计划表面上叫沉船计划，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和布局，不可能出现一个详细的计划书，最核心的部分一定是高度的国家机密，所以这个计划的制定一定是军方主导，最后以国家战略的形式进行整体实施。就是说，首先确定一个方向，比如在军队，面临一场新的形式的战争，而且以他们现有的技术、装备、战术思想，一战必败，那么怎么办？因为确定这个组织政权安全的真正实力是军队。作为国家政府配合军队如何去做？这是表面上的，背地里，这些高层是明白，最终他们是很难打败美国的（至少在当时是这种判定），所以要有一个逃跑的方案，简单地说，就是保财保命的方案，当然不是保一个人，是保这个组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看89年之后江泽民任军委主席后在的军队上进行的改革和调整部署就明确这个计划的制定时间和制定者是谁了。

• 1992 年的重要事件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的 14 大召开。在1992年1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刚刚发表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就把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全部纳入了十四大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

•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下面我们列出1992年江泽民任军委主席后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几次重要讲话内容：

熟悉中共领导人选定接班人制度和党代会主席报告起草程序的人一定知道上述江泽民报告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从这些报告中基本可以明确点：1、沉船计划的产生过程 2、沉船计划的本质。

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中共内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高层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要避免中国党国这条大船在这场他们认为美国始作俑者发起的世界变革浪潮中沉没，就必须调整全党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才会有不被颠覆和不沉没的机会，所以沉船计划的本质就是避免沉船的党和国家核心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不断完善和补充调整的过程中被党内高层通俗化为“沉船计划”。

所以，这个战略的核心思想一定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集体提出来的，并且选定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作为执行者。之所以选定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是经过集体的慎重考虑的，虽然在史料记载中薄一波和汪道涵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真正的关键作用是1984年六四之初中共的决策者邓小平和陈云就已经预见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必须进行一次大的战略上的调整和应对，而这种调整后的战略关键点就是钱，而在当时能够帮中共搞到钱的核心团队只有上海。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江派的上海帮从执政地方上海到执政中共国是历史的一次选择。

通过经济建设积累的财富来进行军队优先的现代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准备到具有充分实力的时候与对手决战奠定胜局，这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一贯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创建的“韬光养晦”思想的核心，经济是为了强军，强军是为了决战。韬光养晦绝对不是为了和美国的永久和平，而是休养生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后一战战胜你。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共历史的真相，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他们的表达是绝对幼稚的。就如英国人和香港人相信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承诺一样“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动摇”那么五十年以后呢？从1997年香港回归算起，五十年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叶。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中共对于军队的掌控重视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江泽民执掌军委主席之后，逐步实施和完善了这个战略。而这个战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就是军事科学院。也就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江泽民详细阐述了这个计划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从现在起到2010年，用十几年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2020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相应增加，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步伐，适当加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力度，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步伐，适当加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力度，完善武器装备体系，全面提高部队素质，进一步优化体制编制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第三步，再经过三十年（2050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可以说这个代表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集体决策的军事发展战略目的是避免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家政权被美国所颠覆，这个战略计划被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所完善并作为选定的执行人而执行，并且从选定的那一刻起，核心的权利一定掌握在江家为代表的执行人手中，永远不会被更换。后来的中共的领导人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打破这种规矩是很难的，因为真正地权力永远掌握在江家手中。而江家就是潘多拉盒子的控制者。

明白了这种战略布局和继承关系，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中共可以说是历史上出现的最善于斗争的一个政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处可斗，还要搞个内部斗争。与美国人斗，他们已经成功了三次，这一次更是有充足的把握的。

于是围绕这个军队发展建设的战略目标必然做的事情就是找钱，没有钱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空想。于是，1990年也就是89年六四风波刚过，上海浦东开发区设立。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中美关系得到修复。

原因很简单，你想搞到钱，绕开敌人美国是绝对不行的。他们在六四这次与美国的思想战斗中，又一次赢了。

所谓的沉船计划是一个“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技术强军打赢未来战争”的宏观战略决策，在这个大的战略下实施许多小小的计划，并且这些计划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和修正中，核心目标是上述的总体三步走的宏观战略目标，就是在2050年左右，具有战略决战的真正军事实力。那么进行这种战略决战的核心武力的研发绝对是一项绝密任务，一定是被隐藏和掩盖的。这个武器，就是生化武器，就是P4实验室。

我们来看下面两段资料：

A 1993年4月30日，江泽民同志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深入学术研究部调研

B 江泽民主席关心军科院建设 建造军事变革思想库

NEWS.SOHU.COM 2004年02月26日21:33 新华网

建造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思想库”━━江泽民主席关心军事科学院建设记事

新华网北京2月26日电(陈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包国俊)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有这样闪光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着眼于总结我军作战和建军的历史经验，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亲自批准组建军事科学院。1958年3月15日，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诞生了一个由功勋卓著、文武兼备的一批高级将领、治军骨干组成的特殊群体━━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元帅出任第一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从此，军事科学院作为军委、总部的“思想库”，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军事科学院迎来了生机勃勃的又一个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规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把睿智的目光投向军事科学领域。1978年3月15日，他亲临军事科学院视察，并亲笔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后来，又欣然题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院名。在新的形势下，军事科学院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研究格局。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始终把发展军事科研事业摆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他十分关心军事科学院的建设，多次视察军事科学院，对军事科研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军事科研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军事科学院跨入了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些回答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入了军事决策层；有些丰富了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有些填补了军事理论的“空白”。这些成果的取得，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心血，也蕴含着江泽民同志对军事科研事业的指导、关怀和挚爱。

着眼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势，高度重视军事理论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江泽民同志以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时刻洞察国际风云变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关注着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深刻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他要求根据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军事理论的创新引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1990年4月，春风送暖，杨柳吐绿。江泽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事科学院党委扩大会全体人员后不久，又亲临军事科学院视察。他在听取院主要领导汇报后，参观了院史展览，并欣然题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为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鼓励科研人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江泽民同志适时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推动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科学方略。他多次强调军事科学院要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完成各项研究任务，坚持质量第一，多出好的成果，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为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军事科研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下发了《全军“九五”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要求突出作战理论和军队现代化重大问题研究，力求实现在军事科学研究上有多方面的突破，初步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和建军的理论体系。

江泽民同志对军事科研工作关怀备至，对军事科学院进一步深化科研改革，更好地发挥军事科研的“中心”和“基地”作用寄予殷切期望。1993年4月30日上午，又一个春意盎然的时节，江泽民同志再次来到军事科学院视察。他兴致勃勃地走到研究人员中间，亲切询问科研人员的课题研究和生活情况。在战略研究部、战役战术研究部的研究室，江泽民同志还围绕一些重要问题与大家进行了讨论，勉励科研人员关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1998年3月中旬，当军事科学院迎来建院40周年的时候，正在参加“两会”的江泽民同志冒着绵绵细雨，第三次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看望科研人员。他纵论天下大势，深刻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变化，阐述国防和军队的发展，对军事科学院的建设提出语重心长的要求。他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对于军事科学院牢牢把握军事科研方向，完成科研任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江泽民同志和中央军委极其重视加强军事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90年代以来，先后从全军范围选派多名军政素质好、有丰富部队实践经验、擅长于理论研究的高级将领到军事科学院任职。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委托军委其他领导转告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要坚持正确的军事科研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为军委、总部的决策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为军事斗争准备服务。要继续深化军事科研工作的改革创新，使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课题研究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提高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效益，为繁荣我军军事科研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江泽民同志根据我军建设的实际，适时赋予军事科学院新的研究任务。1999年初，江泽民同志出访欧洲。在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他思绪万千，对许多历史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回国后，他亲自给军事科学院专家出题目，研究“中国古代科技领先、近代科技落后的状况及其原因”。军事科学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并很快写出了研究报告。江泽民同志看后给予了充分肯定。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军事科学院多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曾亲自批阅。他请军事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到中南海，给军委领导介绍军事科研领域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在百忙之中，他还亲自为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全军性学术杂志《军事学术》和《国防》题写了刊名。

军事科学院党委及全体科研人员，牢记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和嘱托，努力探索，开拓创新，使军事科研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91年1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诞生。这是第一个研究军事科学的全国性、综合性群众学术团体，荟萃了一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的高级将领和军事理论专家。江泽民同志专门为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题词，勉励大家为中国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以后，我军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日益拓宽，一批军事科学骨干学科的研究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信息作战学、军事装备学、军事社会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文化学等新学科迅速成长，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的许多空白。2001年2月，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颁布实施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条例》，从此我军有了第一部规范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法规。新的军事科学体系的形成，对于规范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合理配置科研资源，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几代军事专家编纂完成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结束了中国没有军事百科全书的历史。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军事通史》，成为中国军事史学界的鸿篇巨制。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军事科学研究信息数据库联网，标志着军事科学研究方式和手段的历史性变革。

总揽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强调军事科研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的“主战场”

每当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同志总是站在时代发展和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为军事科学研究指明方向，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当海湾战争把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推上人类战争的历史舞台时，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指出：海湾战争的事实说明，随着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武器的打击精确度空前提高，作战的突然性、立体性、机动性、快速性和纵深打击的特点十分突出，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掌握着更多的战场主动权。他深刻地预见到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研究找到了时代的“聚焦点”。1993年4月，他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军事科学研究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我军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

军事科学院遵照江泽民同志指示，组织精兵强将进行科研攻关，较快地写出一批探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特点和规律与战略战役指导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高技术战争的新概念，把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注意力引向这一重大现实课题。

1993年，军事科学院党委以江泽民同志关于军事科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根据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军建设的实际，对军事科研方向和重点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坚持重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坚持总结性研究与创造性超前研究相结合，以创造性超前研究为主；坚持一般性研究与宏观战略性系统研究相结合，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的科研思路。江泽民同志听到有关汇报后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军事科学研究不仅要搞些启蒙式、普及式的知识研究；更要注重高层次、深层次知识的研究，切实提高我军干部的知识水平和全面素质”。强调在军事科研中要注意把握重点，着重研究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探索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立足我军现有装备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特别要加强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研究我军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寻求解决新形势下的矛盾和问题的思路、办法。只有这样，军事科研才能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服务。

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军事科学院在科研选题、科研力量的调配使用和科研经费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向现实课题的“主战场”倾斜。在科研工作中，注意打破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将不同专业方向的专家组合起来，进行集体攻关；打破各科研单位之间研究资料的限制，实行资源共享；派专家学者深入全军部队、院校讲授现代军事理论知识，传播最新科研成果，促使科研成果向战斗力转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5年以来，军事科学院先后组织1200多人次深入到部队、院校进行调研考察，为100多个单位讲课，提供咨询服务。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抓好两大课题的研究。一是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仗怎么打的问题，二是研究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怎么治的问题”，“军事科学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多出高质量的成果，为军委总部决策当好参谋”。

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军事科学院党委进一步调整科研方向和重点，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进行系统筹划和顶层设计，把主要科研力量用于军委、总部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1993年以来，军事科学院完成各种研究任务2300多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国家级奖励26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全军军事科研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等军队级奖励80多项，还有237项成果获军事科学院科研成果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发展创新，要求以军事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面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江泽民同志始终把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作为军事科研的生命，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向全军将士发出了创新和发展军事理论的伟大号召。他多次勉励科研人员：紧密结合世界军事发展和我军建设实践，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我们的军事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反复叮嘱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要热情鼓励学术争鸣。学术争鸣要与人为善，以理服人；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认识新事物，揭示新规律，丰富和发展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江泽民同志联系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对军事领域的创新作了生动而又精辟的阐释：军事领域是对抗和竞争最为激烈，因而也必然是创造多于模仿、创新最为迅速的领域；创新也是军队进步的灵魂，一支没有创新能力的军队，难以立于不败之地。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所带有的新特点正预示着战争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全程参加了由军事科学院具体承办的海湾战争研讨会，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发言，不时地作记录，提出问题，与专家们共同研究探讨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研究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军事科学院的许多科研人员还记得，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军科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明确指出：“在学习和研究中，要着重注意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根据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条件下如何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问题，创造性地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二是根据我军武器装备的实际，立足现有武器装备，着眼可能发展，从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和作战样式、手段等方面综合寻求克敌制胜之道。归结起来就是要围绕如何扬长避短进行学习和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在未来作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讲话不仅为军事理论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主攻目标，而且揭示了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途径。

江泽民同志的希望和重托，激励着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在军事科研的寂静战场上探索创新。他们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潜心攻关，有力地推动了我军军事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相继推出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运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新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军队建设的理论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世纪军队建设”、“世界新军事革命研究”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也取得新的突破，一批科研成果受到军委总部的肯定和部队好评。基础理论研究稳步前进，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学科体系框架。军事法规研究继续拓展，编修了一批重要的条令、条例等军事法规。军事历史研究、外国军事研究和军事学综合研究不断深入，相继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及其增补卷等一批有份量的重大成果。

江泽民同志极其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军事科学研究的影响。他多次指出：进行重大决策，光有定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科学的定量分析。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和指挥自动化研究不断发展，科研人员采取作战模拟、数学模型、交互式分布系统、信息处理及互联网络系统等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开展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模拟训练、模拟对抗等技术攻关，基本实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科研信息资料主干网、光缆信息网已成为重要的科研手段。先后建成了多个军事文献、外军情况和军战史等综合数据库，军事科研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江泽民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军军事科研事业创造了辉煌的成绩，也必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完）（来源：新华网）

这两段资料都是从互联网上挖掘出来的，都是公开资料，在第一段图片资料中，我们明确地知道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在1993年的4月30日视察军事医学科学院，几乎同时1993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指出，军事科学研究要与现代作战紧密结合，要与我军建设的现实紧密结合，要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研究现实问题的“主战场”。也就是说，江泽民在进行战略和战术上的布局。完成战略布局的是军事科学院，完成战术布局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从第二段资料的这段表述中我们知道江泽民对海湾战争的战略意义上的关注程度“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所带有的新特点正预示着战争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全程参加了由军事科学院具体承办的海湾战争研讨会，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发言，不时地作记录，提出问题，与专家们共同研究探讨世界军事的发展趋势，研究探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为一名军队的最高统帅这么高级别的重视海湾战争，只能说明一点，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他们最关注的，因为那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所以，在1993年1月13日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就值得深思了。 “建国以来，我军一直实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应该体现以下这样一些主要精神。””第一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根本指导。 邓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重要方针 这是几十年来我军所以能够在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第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第三 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的准备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第四，必须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这个讲话，也就是在1993年已经把军队的战略发展从积极的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变成积极长期准备后的战略进攻和决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江泽民在1999年和以后的讲话中已经明确地向全党全军宣布了这一点，当然会以中共一贯的语言方式，这就是“伟大、光明、正确”的语言方式，简称“伟光正”。明确要把一些“杀手锏”武器装备武器搞上去，推进科技强军，切实做好两手准备”。至此，沉船计划已经基本完善并开始实际启动。

1999年11月24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三讲”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依法治军”的思想和军队现代化的总原则。他说：“依法治军，就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把党关于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建设的主张，把我军治军的成功经验，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军队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总的原则是总体谋求适度发展，局部争取大幅提升。”

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必须花大力气把一些“杀手锏”武器装备搞上去，推进科技强军，切实做好两手准备。”“12月11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随着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一场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世界主要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了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非拉国家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新的严重失衡”他具体地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第一，要努力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任务。”“第二，要着力构建使用高技术战争要求的现代作战体系”“第三，要坚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我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重申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他指出：“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2月2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他指出“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战争。整个工业时代军队的武器装备、主子体制、军事理论、军事训练以及后勤保障方式等，都将在按照信息化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正在转变为信息化军队。”“要正确处理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推动军队信息化加速发展”。

在1999年“依法治军”的表述中已经明确表述了依法治军不是走上依法治军治国之路，而是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写进宪法和相关法律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欺骗和强奸行为，不仅再次以法律的名义强奸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对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信赖，而且再一次欺骗了美国和国际社会。

2000年的表述已经明确了在战术上已经确定了杀手锏武器的研究方向，并且明确军队信息化建设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作用，在2002年更加明确了信息化是军事变革的核心。这种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就是“在经济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简单的说是对美国的又一次欺骗。因为发展信息化的核心技术和人才都在美国人手里，怎么获取，只有通过一种渠道，就是以经济发展为掩盖，通过蓝金黄的手段去盗取，去骗取。这一次欺骗，他们又成功了。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可以说是对江泽民和中共第二代领导者建立的“沉船计划”军事战略的一次经典总结，同时也证明了在1999年，这种战略思想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推进和布局，而中共军方所要掌握的大杀器——生化武器潘多拉盒子也在部署和实施中。江泽民的这种信息化核心转型的战略思想和布局，带来中美军事对决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将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也变成一种战争的手段来使用，战争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两年后的911证实了这一点，然而，911并没有让美国人清醒，明白自己的真正敌人是谁，当中共国的军官、粉红们为美国遭受的911恐怖袭击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幼稚美国人还在相信李提摩太的思想，相信经济的发展必然为中共国带来民主和法制，必然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是，这不应该责怪美国人，因为这个魔鬼一直带着伪善的面具，一贯“伟光正”。

乔良少将和王湘穗教授，他们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乔良曾任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如今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王湘穗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二人曾以空军大校身份参加1996年台海导弹演习。1999年，乔良和王湘穗在合著的《超限战》中提出，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与全球化的影响，战争一起，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会受到战争的威胁，非军事战争行动更让战争超越了原有的界限和限度，将触角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超限战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两年后，“9•11”事件发生，不少人回想起《超限战》的种种论述，不禁惊叹：“‘9•11’事件原来就是最典型的超限战!” 该书随即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起震动，并被意大利陆军总监米尼上将称为当代军事名着。近年来，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被美军写入最新作战条令。

对于外界赋予自己的“鹰派”称号，乔良表现得十分理性：“军人如果只会说示弱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但如果军人处处逞强，同样也会损害国家利益……各国军队中都有人喜欢发表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话。这些话有时能起到话语威慑的作用，有的能成为国民心理的强心剂。但我要说的，只是些理性的、现实的、充分顾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话。这些话可能两头都不讨好，但只要有必要，我就会说。”

王湘穗却表达得直言不讳：“每个军人都是‘鹰’，如果军人不是‘鹰’，那就是‘和平鸽’。

可以说，在中共绝对领导的军队里从来没有什么鸽派和鹰派，只有鹰派，因为这只党领导军队的敌人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他们所奴役下的十四亿人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一直惧怕的美国。这些鹰派的区别在于，发动战争的时间，是立即动手还是坚持邓小平制定的战略方针，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进行战略决战。

战术和武器是为实现战略服务的，既然1999年的战略思想已经成型，那么战术和武器的研发就应该已经开始。所以P4实验室的这构想和规划始于2000年以前，真正的战术布局和计划完成者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只有这帮参与过朝鲜战争的军人，才能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ABC战略防护的思想和技术变成整体战略中战略进攻的武器和技术，只有他们才会怀着对美国的彻骨仇恨，制定出这样一个被人类社会所不齿必将走上历史审判台的生物基因武器研制计划。当然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这个秘密如果泄露，就会让共产党遭受真正沉船的命运。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是江泽民所说的“两手准备”的真正涵义。

我们通过上面这张图表来展示对沉船计划的详细内容解读。通过上面的挖掘，我们已经了解沉船计划是一项中共国避免覆灭命运的国家国防和军事战略，核心目的就是“保财、续命”，也就是如何能够保证他们盗取的国家这个巨大的财产的安全，并且世世代代拥有这份财产，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打江山、坐江山”。根据文贵先生的爆料，可以把沉船计划归纳为两个基本的计划：一个是保证其财产安全的盗国计划，盗国计划就是系统地逐步地把盗取的国家全部资产转为更为安全的个人资产，为其个人（继承人、家族、私生子）所持有。当然这些资产最安全的存放地点绝对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海外。只所以这样判定是因为在沉船计划的基本战略中，针对美国这个敌人的原则是一贯的，是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们在1991年之后在战争准备的时间预设为50年到60年，也就是在中共建国后一百年左右，来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梦想，这是理智和具有高度的一种战略布局，并且这种布局思想早在朝鲜战争之后就已经由刘伯承所代表的军事学家提出来了。从最终设计这个战略布局者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角度思考，共产党的财产保留在哪里最可靠，当然是海外，因为只有海外，才能保证资产的安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当时（1991年）和美国发生决战，由于武器装备的差距和科技的差距，国内到处可以变成战场，无处可逃。在制定战略防御的建国初期，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判断，战略的后方被定在西部地区，称为二线。但是在1991年海外战争之后，共产党已经基本明白，大陆是不安全的，他们不可能再次上山打游击，在国内他们无处可逃。所以，沉船计划的一个核心就是庞大的盗国计划，当然这个计划的开始之初是抢钱计划，因为只有有了钱，他们才能发展他们的核心武器，并且这种庞大的盗国计划和向海外转移资产需要一个管道，需要一种货币，需要的管道早已准备好，就是香港，需要的货币不是黄金，而是美元。

另一个就是继承人计划，就是保证有继承人包括大量的私生子女来集成这些庞大的资产。

所以说对资产和继承人安全防护才是这个军事战略的核心，也是各种大杀器的研发的最终目的。文贵先生爆出的蓝金黄和3F计划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计划更像是一种战术计划，具有详细的目标、方法和实施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目的是实现整体的战略目标。

3F是针对美国的具体实施目标或者行动的步骤，而蓝金黄是实施的手段。在江泽民的表述中，一直强调打赢一场局域化的战争，这个局域战争应该是指台海或者南海，也基本说明了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军事上的对决，一定是在台海或者南海。在1996年乔良和王湘穗参与的台海导弹演习中，中共已经确定或者明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在1999年才出现超限战的军事战略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在于以当时的实力包括导弹是解决不了台湾问题的，必须通过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战略准备才能进行战略决战。这次演习，与其说是一次针对台湾的恐吓，不如说是一次军事实力的测试，依此让全党全军明确江泽民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所以，随着超限战思想的产生，蓝金黄成为对付台湾、香港、其他国家、美国最重要的一种手段，而真正的热核武器、太空站、洲际导弹则转变为战略上恐吓和讹诈的工具。

为了对付美国，中共必然要研发一种新型的武器，制定一个绝密的计划，这就是生化武器。这个武器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地杀死美国人，而是在关键地时候能够搞乱美国，最终通过一种崭新的战争方式战胜美国。杀死对方或者使用核武器将美国变成原始社会绝不是他们的战争的目的，因为他们的资产、继承人将会大部分转移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能够保证私有财产的安全。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毛与邓的不同，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领袖，一生没有出过国，而邓、江则不同，他们是见过世界本来面目的，明白这个新世界对于他们的后代的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制成下面这张图表,更加详细地说明沉船计划的内容。关键沉船计划的详细挖掘资料，请参阅DT的《沉船计划系列》

沉船计划的执行

在中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庞大的国家战略计划的实施，核心都是组织领导的问题，建立这个组织领导团队首要原则是信任，就是前面文章中所分析的，必须依靠裙带关系，或者通过生殖器建立这种可靠的关系，这就是这个组织黑帮本质所决定的特点，当然，领导这个团队的人也是需要有能力的。

既然江泽民等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已经确定了这个三步走的国防发展战略，并且确定通过经济发展来推进强军政治，那么他们的着力点一定放在政府所领导的科研院所上，依靠军队的力量和体制来做事就是明目张胆地强军政治了，另一点，当时中共国的国力也不允许。只能采用“韬光养晦”实际上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欺骗手法通过经济发展的正常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来获取技术、人才，而真正的目的是研发战略武器，当然也是为了抢钱。

基于此，在1997年前后，江提出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战略转型目标后，围绕这这个战略的整个国家的科研及人才布局早已开始，科研人才布局的关键就是中国科学院。

既然这样，我们就挖挖1997年左右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

路甬祥：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强筋壮骨

作者：王耀成

路甬祥，1942年4月出生，浙江宁波慈溪人。

• 1959年至1964年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水力机械专业学习；

• 1979年至1981年 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液压气动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 1981年至1985年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师、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校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流体传动及控制研究所所长、开放实验室主任、教授；

• 1990年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1991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1993年至1995年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

• 1994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97年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 1998年12月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长；

• 2003年3月 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2005年1月 当选为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共同主席；

• 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采访路甬祥院长很难，与他丰富的人生恰成对照的是他十分的务实低调。2005年国庆之后，一个风狂雨骤的台风天，笔者在江南一个普通人家的 客厅里倾听着路甬祥的人生故事，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几千里外的北京城正在发生着什么。

但是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那几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在召开，作为出席全会的191位中央委员中的一个，路甬祥参与了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决策，身为科学院院长，他经历了一个决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时刻。在其后路甬祥传达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多次讲话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兴奋之情：

“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我党我国发展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全会将自主创新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并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新方针。可以肯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开创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

是啊，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能够为使中华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直、更硬而强筋壮骨，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吗？事实上，开拓创新一直是路甬祥就任科学院院长后的“主旋律”。早在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国务院的热情支持，并付诸实施。也许，正是这些来自科学界的声音，成为使“自主创新”化为国家意志的推手。

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年路甬祥7岁，可以说他完全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杰出科学家。从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立志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到迎来“科学的春天”、在联邦德国崭露头角，再到亲历把“自主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迎接自主创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路甬祥的人生经历不正是一部新中国科技史的缩影吗？

少年立志 奋发求学

1942年4月28日，路甬祥出生在宁波慈溪一个西医家庭。

宁波是五口通商后西方传教士最早带来现代医学和教育的地区，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就出现在宁波。路甬祥的父亲路念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成西医的。他于1932年在慈溪县城创办了一家医院，自任院长和全科医生，路甬祥的母亲李芳则是医院的助产士。路念慈医术高明，且对“贫病者免收诊金、酌收药费”。《镇海县志》称其为“解放前名西医”之一；慈溪县方志则载：路念慈精于内外科，常为解除病人疾苦不辞辛劳，连自己生病时，仍全身心投入传染病的防治，深得当地人民的敬仰。

路甬祥自幼勤奋好学，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医生兼医院的家庭环境中，自然耳濡目染，较早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熏陶，可以说从小就埋下了科学的种子。然而，种子的发芽是需要阳光、土壤和适宜的气候的。幸运的是，人民共和国的童年时代，便是洒满了明媚阳光，荡漾着宜人春风的日子。

路甬祥后来回忆道：

共和国成立时我刚满7周岁，上小学三年级。当时的“五爱”教育，党号召向科学技术进军，以及医生家庭崇尚知识、笃信技术等均对我少年时代的志趣和理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6年我因成绩优异被保送直升宁波二中高中部。当年暑假，因无升学考试之虑，我读了许多科学家、名人的传记和文学作品，居里夫人、齐奥可夫斯基、爱因斯坦、冯·卡门、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都是我敬仰的人物，苏步青、钱学森的事迹也使我感奋不已，立志要发愤努力，将来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对祖国有所贡献。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14岁的少年，心头鼓荡着理想的风帆，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踏上了追求真理、攀登科学高峰之路。于是我们看到，路甬祥在用过的每一本数理化参考书的扉页上都写着：“知识就是力量”、“为攀登科学高峰而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之类的警句，激励自己努力奋进。

路甬祥知道，光有远大理想是不够的，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学习。从那个暑假开始，他遵照数学前辈苏步青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学数学应解万道题的要求，收集了无数代数、几何、物理习题，在课余时间里大量解题。苏先生文中所说“勤解万道题”中的“万”字或许是个虚数，但路甬祥在解题的时候，却宁愿把它理解成实数。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路甬祥加深了对各门知识的理解，开拓了思路，熟练了技巧，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更可贵的是，路甬祥从来不满足于书本知识。他常跟妹妹景如说：“一个人只会读死书是不够的，应多学点课外知识。”他从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课堂学习，初中时就开始自学高中课程，高中时则开始自学大学基础课。同时，路甬祥还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课余时间他特别喜欢踢足球和航模活动，每天放学后总要去踢球，晚自修后总要做一个多小时的滑翔机模型，他的蚊帐顶上总放满了滑翔机的材料和半成品。他还多次得过省、市各项航模比赛奖。这些课外活动赋予了他敏捷的思维、健壮的体魄、充沛的精力、灵巧的双手，更培养了他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勇于拼搏的毅力，为他以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路甬祥在宁波二中刻苦学习了3年，1959年秋天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机械系。

如果说，1956年那个夏天是他立志献身科学的开始，那么考上浙大则是他正式踏上探索科技奥秘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

浙江大学浓郁的学习气氛，严谨求实的校风，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都使年轻的路甬祥激动不已，日夜沉浸在书山学海之中，陶醉于踏进科学圣殿的喜悦里。5年的学习，他不仅修完了规定课程，还自学了其他系的课程，如“自动控制理论”、“弹性力学”、“边界层理论” 和自然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等；他还阅读了许多参考文献和期刊，并做了大量的札记与卡片，逐步养成了科学的工作方法。

俗话说，入深海者得蛟龙，如果只在海边徜徉，那么得到的只有贝壳。路甬祥懂得，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仅靠学习前人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独立的创造能力。浙江大学放手让学生独立工作的良好教学传统，培养了路甬祥出色的独立创造精神和能力。

这从路甬祥的毕业设计就表现出来了。他的毕业设计是在上海人民电机厂做的“7米扬程浅水泵设计”。在半年时间里，路甬祥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查阅了大量英、日文资料，不但成功设计制作出了效果很好的水泵，还拿出了7个技术文件，论文得到厂方好评，也被学校评定为优秀论文收存。

1964年，路甬祥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被留在浙大任教。从日后路甬祥在科研方面的发展来看，留在浙大当然很理想。留校工作后，路甬祥结婚了，妻子是中学时期同一个航模队的刁琳琳。那一段岁月，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来讲，都还算是安宁温馨的。三年困难时期总算过去，国民经济正在恢复，人民的温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从路甬祥个人来讲，燕尔新婚，甜蜜的生活刚刚开始。

然而，一场特大风暴正在酝酿中。杭州的老和山下宁静不再，美丽的浙大校园已经分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逆风起飞：

“四清”与“文革”岁月

在“文革”悲剧开演之前，有一个序幕叫“四清”运动。根据当时的规定，凡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就演变成了“四清”。路甬祥自然不能例外。

作为浙江省社教工作团三分团的一个工作队员，路甬祥在浙江省诸暨县搞了一年“四清”。

路甬祥生长在城市，自幼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现在他和农民老伯一起住在低矮简陋的房子里，同吃同劳动，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他看到，农忙时节，农民的饭桌上有碗霉干菜烧肉就是头等美味了，而那一块肥肉要放在干菜上蒸好几次，他和老伯只吃带点肉油的干菜，从来舍不得吃那块肉，直到化到干菜里看不见为止。他偶尔回家，会告诉妹妹路景如：中国的农民仍很苦，我们国家还很穷，只有好好学习，掌握本领才能为建设祖国出力，才能改变这种贫穷面貌。这样一种印象，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哪怕是后来出了国，做了科学院院长，做了人大副委员长，那一幕情景总也忘不了。

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让他们放下手中的专业，赶鸭子般地赶到乡下去，那是“种了他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路甬祥却自有他应对的办法，他决不让时光白白空耗。每天下地回来，工作之余，就是他学习外语的时间。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但他不满足，另外自学了英语、德语。农家的条件艰苦，灯是昏暗的油灯，夏天蚊子成群，一巴掌能拍好几个。夜晚，为了不影响和他住在一起的农民老伯休息，他把油灯放到蚊帐里学。“四清”结束回来，家人发现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这便是他孜孜不倦学外语的副产品。试想，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下，还学什么英语、德语，那需要多大胆量？需要怎样超绝的眼光？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人们只看到日后他的外语基础全派上了大用场。

“四清”结束，正当路甬祥意气风发回到学校，决心在他的教学岗位和心爱的科研领域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风暴一夜之间席卷全国，浙江成了“重灾区”。浙大自然也不能幸免，校园内山头林立，派仗打个不停，路甬祥对此十分厌倦。路甬祥的卓异之处在于：当所谓的革命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文化被践踏于地，科技工作者被贬斥为“臭老九”的时候，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仍然坚信“建设国家终究要依靠科学技术”，既坚持了专业研究，用科学和技术满足国家的需要，也充实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因此，当多数人忙于“闹革命”时，路甬祥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顶着戴“白专”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的帽子的风险躲进了实验室搞科研、写论文。他关起门来看书、画图，到图书馆查资料。他从“四清”开始自学的德、英两门外语，现在派上了用场，使他能通读外文资料。他还常到郊外的附属工厂去实践，向工人师傅学会并精通了车、钳、刨、电镀等技术。当校办工厂和实验室被全部停工后，路甬祥和同伴们从设计、备料、冷加工、热处理、准备试验台，到实验测试全部自己动手，有了困难便向书本、专家和技术工人请教。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成果满足了国家的急需。

至今，令路甬祥颇为自豪的是他们参与开发的“45MP/2.5cc恒功率超高压油泵”、“动力滑轮”等研究项目，都对当时的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中、日两国间有一个海上公共渔区，两国的捕捞条件是对等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捕捞技术。当时管理部门提出要采取新的捕捞方式，用灯光围网，也就是把灯放到水下吸引鱼群。日本方面比我们先进，他们拥有的先进渔具我们都没有。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个事情，具体到灯光围网的动力滑轮和拖网机的研发问题。于是路甬祥和他的同事们便承担起了这个工作。经过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不到2年时间便取得了成功。后来，我国的渔船用这项技术到外海去进行捕捞作业，效果很好。路甬祥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诸如地下核试验用全自动电液钻井机等，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当风暴终于过去，天空重现彩虹，人们在丽日晴空下痛定思痛，感叹白白丢失了10年大好时光时，路甬祥却捧出了十几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科技报告，这就为他赢得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机遇，为他赢得了命运中第一次转折的契机，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

留学德国

1978年，科学的春天重回祖国大地，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达成协议，恢复从中国青年学者中挑选访问学者颁授研究奖学金。由于十年动乱中路甬祥一直坚持科研工作，并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和研究报告，经学校遴选，被推荐为候选人。路甬祥把自己的论文摘译成英文，寄送给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巴克教授，并希望以“电液比例控制或容积控制”作为进修方向。5个月后，机会终于“垂青有准备的头脑”，路甬祥被德方遴选委员会选中了。

这一年，路甬祥37岁，有了两个孩子。为了最后突击外语，他扔下家住进了学校的招待所，妻子挑起了全部家务，65岁的母亲李芳从宁波赶到杭州帮他们照看孩子。

1979年2月7日，路甬祥从上海启程，经东京抵达法兰克福。

到德国后，路甬祥先赴弗赖堡哥德语言学院学习4个月德语，后正式转入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师从巴克教授。

临出国前，中科院的一位领导曾对他们说：“你们像一批种子，是国家挑选出来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回来后要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因此，从踏上欧洲大地的那一刻起，路甬祥就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同时，也处处看到了自己的祖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更感到时代赋予的责任。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看到人家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感到我们‘四化’建设的迫切。建国30年了，虽然人民得到了温饱，但仍贫穷，与人家相差几十年，如不努力赶上，差距会更大。我要抓紧时间学习，要以最快的速度向当前国际技术前沿冲击，把‘四化’建设最需要的先进技术学回来。”

为此，他写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

年逾三十学专长，远涉重洋赴异乡，

莫道在德一孤雁，背后自有十亿人，

慈母嘱托记心间，万里征途不怕难。

初到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建议路甬祥先花3个月时间熟悉全所工作，然后再为他选定研究课题。当时预定的进修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路甬祥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因此才过去一个星期他便感到焦虑难熬，这心情从他的一封信中能看出来：“我不能再等，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已被‘文革’动乱拖延了10年，我不是去‘镀金’的，而是去‘取经’的，我不能背一个电视机回国来，我要学点真本领回来发挥作用。”于是他一方面主动向导师提出早点确定科研课题，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学一些，在巴克教授交给他的研究项目外，又主动选择了一个“既是学科前沿，又能在回国后付诸工业应用的课题”——液比例控制技术，深入开展研究。

在德国亚琛的日子，路甬祥迸发了强烈的工作热情：德国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路甬祥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也许那个“龟兔赛跑”的古老寓言时刻在刺激着他，德国人周末外出度假，路甬祥仍埋头实验室，多少次在实验室度过不眠之夜。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星期天，德国的‘兔子’都去旅游了，只有我这个中国‘龟’还在不停地爬着。”甚至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患上大腿静脉曲张，被摘除一根血管后没几天，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实验。天长日久，连亚琛大学的假日巡警也给予了这位每逢休息天必来加班的中国人特别的关照。

天道酬勤，1981年5月1日，路甬祥终于以《含流量反馈先导比例插装流量阀研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被授予工程科学博士学位，而这通常需要4至5年才能拿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联邦德国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第一个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路甬祥的辛勤工作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他创造性地对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的两个最基本参数——压力和流量的控制，提出了变革流量检测力反馈和系统压力直接检测加级间动态反馈理论，根本改变了已沿用100多年的弗来明—琴肯流量控制方式以及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的维克斯先导型压力控制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液压工业的进步，被业界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最具创造性的成果。所长巴克教授高度评价了它的优异特性和经济实用意义。路甬祥的许多科研成果被日本与西欧的大学及工程界收入了技术手册与研究教材。

他的研究成果陆续在德、美、欧专利局登记了多项专利，经专家多次论证复核，这些新技术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发明人载入了专利局的技术史册，再一次引起了德国液压界的轰动。要知道，即使是德国液压界公认的权威机构——巴克教授的亚琛工业大学液压气动研究所，原先5年内也只申请了2项专利，而因为路甬祥的工作他们又得到了4项！当时的盛况，用他写给母亲的信说：“整个研究所都为之欢欣鼓舞，骄傲的德国人为之折服，有的称我 Dr.Lu(路博士)，有的称我 Prof.Lu(路教授)。一位台湾人也说我为中国人、亚洲人争了光。”年近70的老母亲李芳读了信，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一时间，鲜花和祝贺纷纷投向路甬祥，在两年的研究生活临近结束时，导师巴克教授热情地挽留他，德国几家大公司竞相高薪聘请他，但路甬祥决计学成回国。在德方为他举行的挽留会上，他动情地说：

我知道，二次大战后德国80%的建筑物被摧毁，可是，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参加了国家的复兴。虽然一天的劳累只得到几个土豆充饥，但你们并没有跑到国外去寻找舒适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今天，我的祖国正处在中兴时期，也需要我回去参加四化建设，德国民族的爱国思想也深深激励我要快些回国去……

情系浙大

的确，祖国已经在热情地期待着他了。1981年9月，当他带着价值1.5万马克的大批图书、资料，以及科研和教学急需的配套仪器设备载誉归来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立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专门接见了他。

回国后，路甬祥在浙江大学创建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流体传动控制研究所，暨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国家教委首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完成了几十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高速断路器执行机械、液压比例元件开发、电机械转换器件、传感与反馈、辨识与故障诊断、CAD/CAT等许多技术领域里做了开拓性的努力，研发出多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液比例控制技术产品，替代了进口，促使我国国产机械电液控制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5年，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刘丹找路甬祥谈话，说学校现在亟须能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的人才，希望他出任浙大副校长，负责一些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科学研究的路甬祥有意推辞此事，可老校长的一番真诚劝说，使他最终挑起了这副重担。就这样，一心扑在科研教育事业上的路甬祥又踏上了管理岗位。

1988年，路甬祥担任了浙大校长，时年46岁，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

出任浙大校长后，路甬祥结合浙大的特色和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大措施，并团结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推进综合改革。

路甬祥联系他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现代德国的教育传统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世界都讲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教育体系的竞争力。”因此在他的教育改革中，第一，就是把科学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尤其是把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浙大的科研总量与科研水平，多年来稳步提高。第二，是对本科教育进行重大改革，改成三学期制：两个长学期，一个短学期。为什么安排一个短学期呢？去社会实践！此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浙大还试办了双学位制……正是这些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使路甬祥逐渐掌握了教育与人才的内在联系。同时，在他领导下，学校建立起公平、公正、严格的考核、评价和聘任体系，建立了基于教育科研绩效的分配体系，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落到了实处。浙江大学的教育科研水平、办学综合实力迅速全面上升，跃居全国同类大学前列，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他本人也因成绩突出，在1989年荣获国家高等教育奖。

从1959年第一次踏进浙大校园算起，到1993年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除去留学德国两年，路甬祥在浙大学习、工作了33年。在这里，他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科学家、一位教育家。

当然，他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1985年，路甬祥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199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最年轻的科学院院长

199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的一封信，使路甬祥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大跨越。周光召在信中说，科学院的研究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参与。就这样，路甬祥又“奉命”来到中国科学院，1993年11月担任副院长，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

1997年路甬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是年55岁，他是共和国历史上第5任科学院院长，也是最年轻的院长。

从他第一次正式跨入北京三里河那幢古雅的建筑，到出任这个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和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主要领导人，路甬祥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这是13亿祖国人民交给他的国家使命。有人把中国科学院的5任领导分为相应的5个时期。从郭沫若、方毅、卢嘉锡、周光召到路甬祥，各有各的使命，各有各的成就。作为身处共和国最好时期的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将如何统领这支共和国的科技大军？如何为国家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撑和科学保障？

也许“励精图治”、“呕心沥血”这些词汇都不足以形容路甬祥。作为一位工科出身的学者型的院长，路甬祥敢于开拓创新，大胆改革机构，同时又恭谨扎实地工作，开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新局面。

上任之初，路甬祥就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国务院的热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呈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并把试点工作交给了中科院，在江泽民总书记、朱 基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具体指导执行。

有这样一种说法：许多人低估了学工科的路甬祥对科学院的贡献。在他的任期内，中国的科技投入有了比较显著的增加，中国科学院的投入与产出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从这一点上来说，科技界是满意的。更重要的是，路甬祥给科学院带来了观念更新。路甬祥大胆提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科学院着重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这是面对我国已经不再需要科学院做生产部门的开发研制车间的现实，也是顺应国际潮流，提出的科学院对社会的长期贡献目标。路甬祥是有思想的领导，而不是简单的行动家。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路甬祥非常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多次阐释为科学院未来发展提出的基本战略：“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首先是“以人为本”，这既是指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同时也是指创新的目的根本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即创新为民。他的奋斗目标是：希望用三四十年的时间，把中国科学院推进到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行列，从而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路甬祥真诚而随和，个人的工作方法和行为方式很较真也很放得开，与他共事的人，都为他的严谨缜密、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和蔼可亲所吸引。正如一篇文章所说，“无论是在浙江大学还是中科院，路甬祥带队的集体，相处都非常轻松融洽，人际关系十分简单，人们从内心深处喜欢这位很有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领导”。

对于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推行的重大改革，在美国《科学》杂志5445期上，主编鲁宾斯坦作了这样的评述：

他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他所进行的改革产生了一批40岁出头的研究所所长。他的工作就是要把科学院这支科技国家队改造成为同时能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队伍。三个重要步骤和12年的改革计划将使中科院的120多个研究所整合为80个或者更少，并计划将5万个岗位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尽管他本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为流体力学，但他却以广博的学识赢得了中国科学院全体科学家的赞誉。

是领导，也是普通一兵

可是，路甬祥的院长当得其实并不轻松。

有一次，浙江一家媒体的10位记者合作编写了一本《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00个瞬间》。大约仗着浙江同乡的关系，记者们请路甬祥为他们审定篇目。不出一周，审定稿传真回来，边上还加了他亲笔写的认为重要的篇目。书稿写到一半，记者们又提出让他写序。过了一个月，他们如愿以偿，从路甬祥的秘书潘教峰的手里拿到了路甬祥亲笔写的序，潘秘书说：“昨晚他写了一小时，还来不及打字。”不料，老记们得寸进尺，竟把厚厚一叠原稿让潘转交，说“请院长抽空看看”。

这下子，好脾气的潘秘书终于叫了起来：“你们知不知道路院长到中科院后每天睡几个小时？每天掉多少头发、增添多少白发？每天要考虑多少我国科技界的大事？你们是他的家乡人，应该体谅他的工作强度！”

笔者之所以引述这件事，完全是有感于潘教峰的这一番话。你从中可以看到，当一个领导人有多忙！但在潘的3个“每天”中，至少还遗漏了一个：路甬祥每天要花多少时间从事他自己心爱的研究专业？花多少时间带自己的研究生？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学者的中科院院长还要比一个纯粹的官员领导多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动？

这么说吧，路甬祥不但是中国科技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是一个蹲守在科学的前沿阵地上、手握冲锋枪或者掷弹筒的战斗员，一名普通的士兵。

选这种身兼士兵的人管理科技队伍，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大概也是第二任院长方毅卸任时说过的——“院长一定要是科学家，副院长最多只能个别不是科学家”的初衷吧。

不过，要在这样一篇文章里详述作为科学家的路甬祥是困难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粗线条的勾勒——

从1985年5月中国专利法实施之初的“耐高压双向极化式比例电磁铁”，到2000年1月的“电液比例压力流量复合控制阀”，不算他德国时期向德、美、欧专利局登记的4项专利，路甬祥拥有的中国专利就达20项。迄今为止，路甬祥已经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著作6部。1988年和1989年获得国家发明奖，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被授予德国星级大十字勋章，2004年2月3日获得了“意大利总统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先后被香港、澳大利亚、英国等多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被德国、澳大利亚、韩国、匈牙利、英国等科学院和学会选为外籍名誉院士。

（以下略）

这份长长的资料我们之所以摘录在这里，是因为在这份报道中透露了很多和路甬祥相关的挖掘线索，也揭示了为什么在执行这个战略关键时期选择路甬祥作为中科院院长。

A 大学和留校经历表明了路甬祥的学习能力，在当时是符合组织的又红又专的选人标准的。对于路甬祥出生家庭的挖掘就不做了，我们只要知道浙江和上海是比邻，而上海则是中国西方医学的发源地之一，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挖掘中揭示过，在这里我们注意这样几句话：“他的毕业设计是在上海人民电机厂做的“7米扬程浅水泵设计” ” 1964年，路甬祥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被留在浙大任教。留校工作后，路甬祥结婚了，妻子是中学时期同一个航模队的刁琳琳。。这就是路甬祥被组织信任的真正由来。1964年，路甬祥在上海人民电机厂做毕业设计，设计的项目的名称叫“7米扬程浅水泵”，一种水的压力设备，能通过压力把水的扬程做到7米。

在《中国泵业工程师档案》中有这样一段介绍：潘德民(1934年交通大学机械科毕业，留学英国，后在英国泵业公司任工程师，解放后曾在三蕃机器厂、上海人民电机厂、上海水泵厂，上海机电一局情报所工作。受浙大黄邦达老师约请，l964年在上海人民电机厂指导浙江大学水力机械专业学生一一路甬祥真刀真枪做“7米扬程浅水泵”的毕业设计。就是说路甬祥的毕业设计是浙大黄邦达老师邀请由潘德民进行指导的。而这个毕业设计也是当时的国家战略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路甬祥的一位大学同一个系的同学回忆，黄邦达于1958年按照国家的要求在机械系的基础上组建了浙大的水电机械系，并在1960年组织学生参与了国家正筹划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水轮机设计工作，而1964年路甬祥的毕业设计正是水电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设备，这个设备的制造是在上海人民电机厂。而路甬祥的指导教师潘德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江泽民是大学同学，而江泽民和电机厂的关系，在上海是无人不知的。1953年上海电机厂的扩建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建汽轮发电机车间，这个车间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江泽民。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上海人民电机厂就是江泽民领导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的当时最重要的一家军工企业，负责各种电机的生产工作。潘德民，不仅是江泽民的同学，而且还是当时上海人民厂的工程师，技术负责人之一。路甬祥所在的浙江大学与江泽民的关系还有一层，这就是中国食品协会顾问、浙大老学长张学院，在解放初任上海益民食品厂军代表、厂长时，曾是江泽民进厂时的上司，与江的关系甚笃。而路甬祥在1997年到北京任职后，他的爱人刁琳琳任浙江大学驻京办事处主任，由此可见，路无论是通过浙江大学还是通过上海电机厂的经历和江泽民建立关系都是可能的。当然，重要的还有路甬祥的出国经历。从路甬祥的大学任教和出国经历来看，他是组织选派的，而且是作为技术骨干重点培养的，可以说，老一辈科学界同德国科学界的关系都是这个路甬祥继承和建立起来的。我们这里有一份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介绍路甬祥教授的资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路甬祥的学术研究能力也是值得关注的，但是他侧重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国防工业领域的重要项目。做的不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更多是实用技术研发，而这也正符合江泽民所提出的战略规划的需要。不仅如此，上面的资料表明，路甬祥在中国和德国科学界联系中的绝对作用。而前面我们披露过的，饶子和通过导师和剑桥大学建立了深厚的科学界的关系，通过自己在全英学生联合会的任职几乎主导了中国和英国在科学研究上的关系，而另一个关键人物陈竺建立了自己和法国的关系，真是这种依据个人关系的关系网，成为中共蓝金黄的巨大管道。关键点在于，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早就是中共培养的组织上的人，都带有特殊的使命。

江泽民上任后，在自己已经绝对掌控了中共的权力的1993年，开始任命路甬祥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主持中科院的工作。

• 1993年至1995年路甬祥经调任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党组成员同时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

• 1994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1997年 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 1997年上任之初，提出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直接上达总书记江泽民，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国务院的热情支持。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呈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并把试点工作交给了中科院，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亲自批示后，李岚清副总理具体指导执行。

中科院这个领导团队终于全部露面了：

• 严义埙 1997.7-2000.11 任中科院副院长。

• 许智宏 1997.7-2003.1 任中科院副院长。

• 陈宜瑜 1997.7-2003.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白春礼 1997.7-2004.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杨柏龄 1999.5-2003.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江绵恒 1999.1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陈竺 2000.10-2007.6 任中科院副院长

• 施尔畏 2004.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李家洋 2004.1-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李静海 2004.2-2011.2 任中科院副院长

• 曹健林 2005.1-2006.9 任中科院副院长

在详细的挖掘“知识创新工程”之前，我们先把这几个中科院副院长的关系理清，因为这几个人几乎影响和左右了整个战略布局的实施过程。

第一张表，先理清经历。

在这张表格中，有两个人曾经在我们前面的文章中出现过，一个是陈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名单中，曹健林，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名单中。

我们精简出下面这张表，仅仅显示这几个人在中科院任职及前后的经历：

在江绵恒之前任副院长的共有四人严义埙、许智宏、陈宜瑜、白春礼，无一例外的和路甬祥一样，和江泽民以及上海具有深厚的关系，这帮人是和路甬祥一样，负责打前站控制中科院的。

注意，路甬祥1999年推荐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主管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同时调任中科院的还有施尔畏，任中科院副秘书长，这个施尔畏就是人人皆知的江绵恒的大马仔，鞍前马后。

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陈竺，在之后的一年后也就是2000年10月调任中科院副院长，主管生物医学板块。曹健林，这个江泽民树立典型的人，在2010年1月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另一个树立的典型，杨柏龄，也在1999年调任中科院院长。这种调动显示，江泽民先是通过路甬祥等院长和副院长的任命紧紧地把控了整个中科院，随后，在1999年将儿子江绵恒及其马仔得力干将陆续调入，从而最终实现了以江绵恒为核心的对整个中科院的全面掌控。而江绵恒则在1999年后将主导整个中国的科技界直至今天。

往往有人把江绵恒的任职中科院院长解读为一种任人唯亲的家族式腐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正是，江泽民将江绵恒调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才让我们能够真正地揭示这个秘密的庞大的布局。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地审视一下江泽民在1999年前的人生经历了。我们的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生平

少年时期

江泽民的祖上从徽州旌德县或婺源（今属江西）迁居江苏江都县。祖父江石溪本以行医为生，1915年弃医从商，后受聘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驻扬州协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长子江世俊乃江泽民的生父。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江都县城内田家巷（今扬州）。江世俊和吴月卿育有子女五人，江泽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泽君、二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泽兰）和弟弟江泽宽。幼年的江泽民与家人一同居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内，田家巷位于当时富裕的地区——东关区内，毗邻京杭运河。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有雕刻和书籍放在坐堂，江泽民的祖父对年幼的江泽民影响很大。江泽民7岁时，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经济情况转而窘迫，迁往了较为贫穷的地区，同年江泽民进入了当地琼花观小学学习[11]:19[12]。

江泽民在小学期间延续了背诵古诗词的习惯并接受了许多中国繁体字的书法练习，在其担任领导职务后，依旧较为喜欢使用传统的繁体字。他的小学期间，正值日本帝国逐步加深对中华民国的入侵，西安事变时，江年纪10岁，曾撰写文章支持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起“兵谏”的行动。1937年夏季，江泽民进入扬州中学就读。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盛子瑾部政务秘书[11]:26。1939年8月29日，他在泗县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当地地主武装袭击身亡。江上青去世后之后，其兄长、即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将他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吴月卿，当时江泽民13岁，不过对习惯家族群居的江氏而言并无太大区别。1939年年底，江泽民所在的学校重新开学复课，且日军规定占领区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但由于江泽民心存抵触，因而日语学习只能勉强及格，同时期江的其他科目和乐器等在学校成绩和表现则较佳。

南京求学

1943年，江泽民从扬州中学高中二年级直接考入汪精卫政权在南京设立的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二年级，是同级入学的最年幼的学生之一:。同其他大学生一样，江在进入大学之后也头疼于数学和理工类科目的学习，积极参加各种社团和文艺活动等等。当时的中央大学处于汪精卫政权的统治范围（即日军占领区），日军在南京经常招摇过市，这对江和他的同学都造成了思想上的影响。当时，原本在国民政府管制下已经有所遏制的吸毒问题在日本和汪精卫的统治下的南京又有抬头的趋势，江泽民和同学一起组织参加青年救国社，组织清毒运动，即抵制烟馆的游行示威。清毒运动获得一定成效，汪精卫政府下令枪毙毒枭曹玉成。同年2月，日方同意取消宏济善堂，并在汪精卫政权行政院内政部下设禁烟总局，宣布“分五年禁绝期”禁绝鸦片（1943年3月30日至1947年3月30日）。汪精卫更换内政部长陈群为梅思平，并改原戒烟总局为禁烟总局[20]。

1945年9月，中华民国于抗日战争中胜利并接收原本被日军占领的领土，9月26日，国民政府发布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的政令，不承认在汪精卫政权下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成绩，大学所修学分也无效，学生必须重新进行考试并进行思想培训，江泽民则转入了交通大学（沪校）（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上海时期

1947年交通大学毕业时的江泽民

1946年，江泽民抵达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利用这种特殊的形势在原南京高校的学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宣传革命理念；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抗议国民政府的示威。1946年4月，在同学王嘉猷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22]，并在随后参与组织游行示威，最终逼使国民政府承认了交大沪校日占时期的学生学分。

在交大期间，江泽民师从朱物华、顾毓琇，主修发电和运输；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97年他访问美国时，仍亲自到费城拜访恩师顾毓琇。当时的交大课程非常严格，课时量非常大、学分的评定也十分严格。1947年夏，21岁的江泽民从交大毕业。毕业后，他在上海海宁洋行（即后来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找到一份电力供应工程师的工作。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拥有大型的冷藏设备，江泽民和大学好友童宗海进入电力供应部工程科，从事设备维修和保养。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国共内战仍在进行，国军战事不利，为平衡资源，政府收购了海宁洋行。与此同时江泽民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继续留下担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

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江泽民与工厂工人合力保护财产免遭中国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他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并兼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不久，负责主管上海工业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总经理。工厂在他的管理下不断拓宽业务，并形成了日后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同时，1949年12月江泽民同王冶坪结婚。1951年、1954年，他们的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接连出世。

1952年7月，汪道涵将25岁的江泽民调至刚刚转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国肥皂公司任副厂长，进行国有化改造。1953年，随着汪道涵担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也随之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

长春一汽时期

1954年11月，江泽民被调往新成立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因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厂供电系统，江泽民与其他700余名技术人员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接受培训。1955年，江泽民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春回国，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科长，管理下属两个实验室和一百余名员工。同年7月15日，该厂生产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驶出装配线；与此同时，江泽民升任动力处副处长兼动力处党支部书记。

然而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打乱了长春一汽的生产节奏，并直接导致1957年的反右运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单位均奉中央之命设定了划“右派分子”的数量指标。尽管江泽民最初对该政策采取抵制措施，但仍迫于形势压力参与其中，并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继续保持消极态度。1958年，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工厂领导为取悦毛泽东，承诺卡车的年产量超过两倍达到四万辆，并将成本减半。同年，为实现这一目标，制造厂设立动力分厂，由江泽民担任厂长。由于生产压力过大、产品质量残次不齐，产能始终无法达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随后是三年困难时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也被征召帮助农民生产。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苏交恶影响，长春一汽开始重组，七个处被合并成新的动力分厂，由江泽民担任厂长，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

1960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长春一汽也面临缺乏钢材、动力、燃料和食物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对中国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进行改造，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接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而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亲自到长春一汽督战，并给出仅限三个月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江泽民担任此次任务的总指挥。江泽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规划，建造储油罐并反复试用动力技术，为此江泽民积劳成疾，最终成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改造任务，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动力，而十万长春市民也顺利过冬。很多年后江泽民回忆起这事，将改造工程视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当时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1965年，第一机械部调他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但他的家人无法同行，尽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团聚，江泽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这一职务却也帮助江泽民远离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涡。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武汉，红卫兵开始处处攻击他，他也被拉下所长位置，被迫接受批斗和检讨。在停职两年后，他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返回北京，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当时恰逢冷战时期中苏交恶，罗马尼亚是少数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出于共同摆脱苏联影响的愿望，中国同意帮助罗马尼亚建立十五所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因此派江泽民率领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研究建设工厂的可行性；此行也给江泽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1972年，江泽民在完成罗马尼亚任务后，再度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并推动1973年3月中罗两国最终敲定关于援建十五座工厂的协议。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华国锋、叶剑英迅速采取行动逮捕四人帮，并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史称“粉碎四人帮”。然而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仍然屯有三万兵力及八万件武器，并意图与中央政府对抗。此时，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包括50岁的江泽民。尽管压力巨大，上海工作组大获成功。一年后他返回北京，出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

进入中央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国务院专门设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进出口委）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两个委员会的主任。已经恢复工作并担任两个委员会副主任的汪道涵向谷牧举荐了江泽民，1980年江泽民出任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江泽民带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出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1980年8月，他代表国务院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该条例草案获得会议批准，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80年秋，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国家进出口委组团考察了12个国家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任考察团团长。回国后，在江泽民主持下，考察团在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列出了大胆建议，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建议允许外资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后来被采纳，江泽民的分析能力和胆略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赞许。

1982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将两个委员会与其他几个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而江泽民则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3年6月，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任内提出了电子工业发展计划，并获得国务院批准。该计划旨在建立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八倍，并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生产；并采取国际通行标准以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其中江泽民认为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是优先发展的项目；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中国因此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

主政上海

江泽民主政上海时期通过改革融资体制争取外资贷款从而加快了上海市政建设，图为1988年开工的穿越黄浦江上海市区段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

参见：上海财税与投融资体制改革、浦东开发开放、八六学潮和世界经济导报

当时上海作为中国商业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后始终未能繁荣起来；1980年至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任期届满。当时上海有舆论认为汪道涵年迈缺乏领导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汪道涵再次举荐了江泽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1985年7月，江泽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江泽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规，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上海城市发展将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及加强科技与培训三者为支柱。他首先增加粮食储备并与其他省市谈判粮食供给（后被菜篮子工程取代；其次改善交通运输，新建上海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并修建客运码头，这些行动为以后的浦东新区奠定了基础。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聚焦于三个地区：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上海附近的七个卫星城，以及其他众多城镇村落。市中心将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将卫星城镇连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着手自身企业，并以蔬菜蛋禽加工厂为主。为建立如此庞大的措施，江泽民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合作，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32亿美元，其中14亿美元分别用于地铁、桥梁和基础建设；此外他发行公债以募集资本。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规划，并宣布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

1986年，江泽民以市长身份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的市长，江泽民主持过数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帮助他成为一个谋求建立密切关系的高手。此外，邓小平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也使得邓小平更深地了解了江泽民的能力和风格。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各地也爆发了一些群众性运动。1986年12月，抗议活动开始蔓延至全国，史称“八六学潮”，广大学生纷纷就改革开放的速度过慢表示抗议，并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经济自由化等要求。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29]:407，十几所上海高校的学生都走上大街游行示威，人数最多的一个星期里，每日游行学生达数万人，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被禁止的大字报（在毛泽东支持下流行于文革时期）也开始重现。大陆文献认为这些抗议者过于激进、盲目、无知，但也承认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时代转化的标志”。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少数人煽动的结果，因此责任在于“别有用心者”而非学生；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大会，要求所有党员行动起来去将抗议活动压制住，八千名党组织书记参与了本活动，年底时，上海的秩序恢复正常。学潮被平息之后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开始[33]，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到党内保守派施压，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请辞。

1987年11月，芮杏文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继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接替他上海市长职位的是朱镕基，两人性格迥异、却相处融洽，这一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两人执政整个国家。朱镕基的强势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泽民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能够更加专注于政治事务。1988年1月，他率领上海市代表团到广东省考察，这一谦虚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地吸取了广东成功发展的经验，在上海工业部门迅速推行结构转变、权力下放，并尝试股份制改革。

在处理上海经济的同时，江泽民自感年近63岁。尽管传统上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可以选择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更愿意担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他与好友沈永言联系出版《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并于1989年3月24日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做了题为《能源发展趋势及主要节能措施》的学术报告，而正忙于为离开政界的生活而规划时，发生在北京的八九学运把他再次推进政治漩涡中心。

六四事件时期

参见：六四事件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冲入天安门广场，打出条幅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和新闻自由。很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也开始游行示威，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并控制运动防止失控。与此同时，上海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开始报道游行示威，并计划刊出专版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江泽民指示负责宣传的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和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并邀请导报名誉主编汪道涵说服钦本立删减内容。然而导报仍将未经修改的期刊面世，结果引起了江泽民的震怒。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钦本立职位、并停刊导报，这一果断行动赢得党内元老的正面评价。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对胡耀邦的悼念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示威，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四二六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江泽民召开万名党员大会，要求学习四二六社论。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北京当局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报告，普遍认为定性过高。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受到当局整肃而游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协对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一事举行抗议的记者[40]。此后一周，学生围绕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与政府陷入僵持，随后出现绝食运动。与此同时，刚从朝鲜返回国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上海市委的行动表示不满；而5月3日，数千名上海市民和学生参加游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罢免江泽民的书记职位，并恢复导报[11]:138。在中共党内，矛盾也逐渐升级。在连续时间的发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众达到了10万余，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阶上绝食的学生一度超过450名。

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将江泽民选定为总书记接班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对江泽民提出批评，认为江泽民的做法使事态扩大。5月10日，江泽民向赵紫阳谈缓解矛盾的想法并取得了赵紫阳的认同。但为免外界认为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赵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做干预。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泽民返回上海解决导报问题。5月16日下午，江泽民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江泽民在座谈会上甚至对自己开骂。同日，赵紫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向其透露邓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后，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产生嫌隙。1989年5月23日，江泽民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专机赶往北京。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他被带往邓小平的西山别墅；邓小平当面提出由江泽民出任新的总书记。这事令江泽民倍感压力，他在很多年后回忆此时为“高处不胜寒”；他怀疑自己很难在北京立足，而他没有“小团体”的特点也成为中共元老们看重的优势；江泽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经验和专业技术，也为他能够胜任总书记一职加分。会后，国家主席杨尚昆要求江泽民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留在上海，以使戒严令无法扭转。邓小平后来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并赞扬了他的处理。江泽民随后在机场接应了万里并立即递过“邓的亲笔信”。江泽民交底，如万里不答应，万里将被留在上海。于是，5月27日万里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5月29日，江泽民再次被紧急调入北京。5月31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江泽民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使他得以进入中央层：学运期间，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伤亡收场，而上海的处理结果相对更温和、更不暴力；他对导报的压制也很果断。中共元老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对江泽民很赞赏，并表决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担任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经李先念提名，陈云推荐，得到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这是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的一种妥协。赵紫阳则因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赵紫阳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声称江泽民对他“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这一处理方法并不满意，并把此事作为赵支持学潮的罪状之一。

担任总书记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和领导核心

六四事件平息后，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并对他继续进行审查。同时，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其中包括增选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讲到，要坚持改革开放，“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总书记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集体执政。1989年7月，已担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职务，随后由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接任。

然而这一任命对江泽民的家人而言并非是件轻松快乐的事情。主流西方媒体并不看好江泽民的继任，并列举毛泽东、邓小平的历任接班人结局均不佳（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江泽民还需面临六四事件后停滞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度被打乱，外国投资几近干涸。而个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围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经验均比他丰富；在军队和政府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对下也没有个人的班底。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江泽民评价道，“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1989年8月，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后来均调入中央），期间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曾山之子）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后他的秘书贾廷安担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江泽民的领导努力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与赞赏。邓小平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9月4日，邓小平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1月9日，邓小平正式同意辞职。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江泽民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过邓小平仍是中国的领导中枢，他安排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

在外部环境上，随着和平演变的推进，新的江泽民政权仍然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式崩溃。1989年的东欧剧变也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巨大影响。1990年3月，江泽民选择朝鲜作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出国访问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保持着和学术界、新闻界的联系；这些措施逐渐形成江泽民在任初期“稳定压倒一切”的策略。1991年初，江泽民率团访问苏联，但未能达成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8月，苏联发生政变（八一九事件），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囚禁，随后叶利钦平息了政变，但苏联已无回生之机[。苏东剧变深深震撼着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将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苏联没有处理好复杂的多民族之间关系。并认为苏联将重心过于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经济上。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济繁荣才能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并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对抗在中共党内升温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同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2.8%，远高于此前估计的6%；而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高居世界首位。

连任两届总书记

参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火炬计划、九二共识、亚洲金融危机、五八事件、神舟一号和西部大开发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经在珠海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绕过军委主席江泽民。会上邓小平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 2月24日《人民日报》做出响应报导，迫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公开支持已无任何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年3月初发布相关的正式决定，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

江泽民任内中国的民众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程度提高，其中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从原先约30%提高到超过90%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江泽民还提出在2000年之前经济每年增长8%-9%；而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火炬计划也得以加速进行。此次党代会形成了更年轻的、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了新晋的副总理朱镕基和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并且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些措施都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定权和领导灵活性。江泽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此他可以直接负责决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杨尚昆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成为总书记的首席幕僚；7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被全国人大任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此前海峡两岸政府分别授权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任会长）、海峡交流基金会（辜振甫任会长）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上进行了汪辜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促成海峡两岸沟通交流，这一主张也长期影响着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台湾问题也是江泽民时期中美关系的最大症结。同年11月17日，江泽民访问美国，与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尽管双方的首次见面非常拘谨且无多少成效，但也客观上促使了双方的互通。1994年9月，他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确定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军事合作和边界划界问题上签署了一系列协议[11]:207。

1995年，随着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案爆发，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因受贿案被撤职；江泽民也借此案对政务系统的贪腐案件进行清查。同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江泽民领导的中共中央表现出强硬姿态，推进军事演习，并导致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经过短暂的关系缓和期及第二次汪辜会谈后，1999年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并再度引发两岸关系紧张。

1997年2月，随着邓小平去世，江泽民对中国大陆党和国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领导力，邓小平去世后不久，江泽民于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并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陈述了坚持与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之后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批“左”和深化市场经济的思潮[62]。同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重审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并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会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在具体改革中，他强调要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并重视资本与现代金融市场手段；而在党内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员选举中采取无记名投票。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决定，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成为最强有力的候选接班人。新一届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泽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强的变革，朱镕基主导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并裁撤了11个部委以及近50万的地方公务员，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水灾。

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在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反走私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中央同时决定，地方各政法部门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也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1998年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所办的经营性企业全数完成脱钩，军队和武警部队正式退出商业领域。与此同时，两院三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所办企业脱钩工作也进入最后阶段。

2001年江泽民访问俄罗斯

1999年4月25日，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上访，要求结束中国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正在增强的骚扰，并释放天津被捕的学员。此事令江泽民感到震怒，并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11]:309。尽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缓解，法轮功迅速被取缔。 但另两件事情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五八事件），以及美国国会指控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核机密（李文和案）。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国反美示威活动，民众指责江泽民对美国过于软弱。然而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主动沟通下，中国和美国仍然加速了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同年11月，神舟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江泽民于1992年批准的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获得成功。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治理腐败活动，包括涉及数百名官员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胡长清案，胡长清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2000年，江泽民开始将中国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中西部，并因此产生了西部大开发决策[11]:330，产生了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四大项目，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11]:332。2001年，中国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江泽民主动向美国总统小布什致电慰问[11]:386，中国的主动示好促使美国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修复中美关系。

解读：

这段详实的材料介绍了江泽民在2001年以前的主要经历。通过这个经历，我们至少明白五点：

A 江泽民是个懂技术的执政者

从江泽民早期的8个任职中：上海海益民食品一厂兼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科长；制造厂设立动力分厂长；长春一汽发电系统煤改油任务总指挥；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充分说明，江泽民的机械技术上专业性，而且是个懂技术、技术出色的官员，这在中共的红二代中是很少见的。

而江大部分任职上海则是建国后军工技术核心，也是很多新兴军工技术产业的核心地。无论是上海交大、复旦大学都承担了很多军工技术研发工作。江的很多任职都参与了军工技术的研发工作，这一点奠定了他执掌军委主席后推动军队装备改革的基础。

B 江泽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敏感性以及政治智慧

从江在长春一汽和1976年成为中央派上海工作组恢复秩序以及89六四中的表现来看，他的政治敏感性是非常高的，这种政治敏感性是中共组织最看重的，简单地说就是站队。当然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站队反映了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你要拥有这种政治智慧，就绝对不能以善良或者人性来作为考虑的基础，而是忠于组织，服从组织的需要。赵紫阳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政治智慧而被邓小平废掉，而万里同样因为同情学生而被具有政治智慧的江泽民扣留在上海。一句话，作为共产党员，就不能是普通人，就不能具有普通人的人性。江泽民在干部大会上痛骂自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组织需要，打自己都可以，当然这是一种表演。

C 江泽民的国际视野

江泽民在1955年赴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春回国这段经历以及1962年汪道涵调江泽民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大量出国访问的机会，国际视野开始形成。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返回北京，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当时恰逢冷战时期中苏交恶，罗马尼亚是少数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出于共同摆脱苏联影响的愿望，中国同意帮助罗马尼亚建立十五所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因此派江泽民率领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研究建设工厂的可行性；此行也给江泽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注意这种表述，这种国际视野如果没有经历苏联的学习以及苏联后来和中共交恶给这些技术官员带来强烈的技术危机意识是不会形成的。这种所谓的国际视野绝对不是走向世界文明的怀抱，而是对国外科学技术强烈的攫取意识。

D 江泽民能否帮助中共弄到当时他们需要的钱

我们注意江泽民的三段经历。1980年江泽民出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进出口委）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0年秋，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国家进出口委组团考察了12个国家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任考察团团长。回国后，在江泽民主持下，考察团在呈送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列出了大胆建议，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建议允许外资企业自愿雇佣和解聘工人。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后来被采纳，江泽民的分析能力和胆略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赞许。

1982年3月，国务院进一步实行机构改革，将两个委员会与其他几个部委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而江泽民则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6月，江泽民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任内提出了电子工业发展计划，并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江泽民认为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是优先发展的项目；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中国因此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汪道涵再次举荐了江泽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任市委副书记。1985年7月，江泽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这三段经历十分重要。第一段经历说明江泽民在引进外资和进出口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两项举措引进外资、出口贸易正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核心。当然还有一个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而江泽民负责电子工业部主要工作就是做技术产业，也就是引进技术，所以他没有被分配到对外经贸部正是说明组织已经认识到他出色的才能，让他执掌和国防工业技术引进密切相关的电子工业部（前身是一机部）。正是电子工业部的成立，才有了1984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以及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的国防技术能力。中共中央寻求接班人时，万里向汪道涵征求意见无非是走过场，就是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长一方面是委与重任，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已经对赵紫阳产生一些意见，在安排合适的替代者。因为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始，而赵紫阳在这场运动的开始就一直态度暧昧。

1985年，江泽民任上海市长可以说不仅仅是组织上对他的一种考察，更多的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是组织对继任者一向的安排，1965年，第一机械部调任他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远离了上海和北京的政治风波，而这一次又让他远离北京的政治风暴中心，同时，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还有胡锦涛，他在西藏。

当然，组织最终看到的就是江泽民能搞到钱的能力，这个具有国际视野、高度政治觉悟，出色的技术能力，又出身红二代的江泽民就是将来实现强军战略的最佳人选。

江在上海的出色能力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89年那场风波中的表现。我注意一点，江泽民是在1989年5月23日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专机赶往北京的。也就是说，关于六四那场屠杀的决定早在5月23日以前就做好了。而这场屠杀是为了江泽民的上位而准备的。至此，前面所提沉船计划产生的故事应该彻底变成谎言了，这应该是伪类们或者海外民运分子的一种臆想吧，共产党绝对不会孱弱到如此地步，那从来不是他们的风格。

D 江泽民搞到钱及攫取技术庞大的人脉关系来自哪里

那么江泽民搞到钱和攫取技术的庞大人脉关系来自哪里？从根本上说来自组织，当江泽民执掌大位，成为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之后，他本身也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代表，中共经年累计的特殊战线的关系和管道就会自然地汇集到那里，当然就形成所谓的上海帮。在钱上和技术上也是这样，上海的独特位置成了江泽民的一个优势，他早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后来学习于上海交大，这都成了他的人脉。上海可以说1949年-1980年期间的金融中心和科研中心，工业基地在东北（长春一汽的经历），而不是北京，这都成了他的优势。江泽民所依仗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建立起来的欧美同学会。而在经济上则依仗汪道涵1980年所创建的沪港经济发展协会。

E 江泽民为什么要招江绵恒回国

江泽民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具表演天赋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与他搭档的朱镕基也毫不逊色。这种传统和天赋继承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所以以他的政治智慧说出“退休后去交大当教授”绝对是一种政治表演，否则，汪道涵就不会一次次地提拔他了。当然对于表演和真情正常的人是很难分的清的，包括他对汪道涵和邓小平以及其他人政治上的回报，或许理解为一种政治上勾兑更合适，因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江绵恒的安排绝对不是江泽民的个人决定，而是组织上的安排，就是确保江泽民对权力的绝对掌控，或者说，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已经彻底成了中共权力的核心，这时，沉船计划的核心已经酝酿成熟，而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保证这个军队拥有的战略武器永久掌握在组织也就是核心手中，而由于领导人任期制定的限制只能召回在美国留学的江绵恒来执行这个大的计划的关键部分，实现最终权力的掌控，而这个权力直到今天都没有离开江绵恒的手中。所以，这一定是高层的集体决定的结果，就是江家为核心来完成这个沉船战略，权力永续，永远保护这个组织的安全。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大科学家都心甘情愿地为江绵恒马首是瞻了，因为江绵恒在科学院系统就代表了组织，而后来的上海科技大学就代表了科技的核心掌控的权力，而权力的拥有者是江家，是江绵恒。

可以说，江泽民所代表的上海邦是邓小平留给中共的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他们不仅通过所谓的禁止军队经商完成军队的党卫军化，并且通过军队的更加腐化牢牢的掌握军队，当然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已经不重要，因为信息化强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已经找到比士兵更主要的武器。通过股份制改革完成红色家族对国有企业、人民资产的瓜分，再通过香港的金融市场大量的转移国有资产，抢劫人民的财富完成盗国，所谓的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名义去盗取人民的财富，所谓开放，就是用开放的谎言去骗取美国的技术，可以说江在执行邓小平制定的国家战略上没有辜负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殷切期望。

如果我们不去挖掘江泽民在军队中关于国防战略的系列讲话，如果我们不去挖掘他的人生经历进行对比，你是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好了，该江绵恒登场了。

江绵恒1998年-2019年行程日志挖掘

通过中科院的官方网站，我们详细挖掘了和江绵恒相关的搜索活动记录4408条：

通过这四千多条记录，我们把江绵恒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的重点的活动和行程梳理出来。

江绵恒任职行程统计表:(摘录)

这张长长的表格由于篇幅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摘录主要的部分，根据这张表格可以挖掘出以下内容：

A 江绵恒的任职变化

1998年江绵恒任职上海冶金所所长，1999年底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兼任冶金所所长，2005年8月兼任上海分院院长，2011年11月25日起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2013年9月开始筹建上海科技大学，江绵恒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2015年初卸任上海分院院长一职。

B 江绵恒任职变化所涉及的领导中科院系统的科研机构变化。

在江绵恒的活动记录中，上海冶金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在中科院任职期间兼任冶金所的所长，并且冶金所的研究方向的重点调整和更名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海冶金所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上海微信所）。而上海分院和上海分院主管的各个研究部门的机构人员调整包括苏州、杭州地区的关键人员调整都似乎是为了确立江绵恒的领导作用，并且基本上都是江家的亲信。

C 涉及人员与江绵恒的关系

在严冬生的追悼会上几乎全部重要人物全部到场：海市委书记韩正，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至立；党组书记白春礼，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等部门、单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欧美同学会等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第三世界科学院等国际学术组织纷纷以致电、送花圈等方式，对严东生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上海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全国政协原常委、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应勇，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泽洲，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上海市副市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赵雯，上海市副市长周波，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相里斌，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赵宪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高瑞平，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宋仪侨，中科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胡启恒，中科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江绵恒，中科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施尔畏，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王曦，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熟悉中共政治规矩的人都知道，这种到场实际上是一种表态，或者政治上的战队，从而也表明了和江家的关系。其中绝大部分人员的名单都频繁出现在江绵恒的行程名单中。

D 知识创新工程

整个知识创新工程分为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知识创新工程一期 知识创新工程二期其后是中科院白春礼院长提出的“率先行动”以及“科技先导项目”，但是知识创新工程的管理体系和主要目标被一直延续。

F 中科院与军队装备研发的关系

和国家战略相关的战略性项目：航天科技包括载人航天神州飞船、登月计划、神光、上海光源、物联网、石墨烯、北斗导航、蛋白质装置几乎所有重大战略计划都是在江绵恒的领导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医学板块的很多项目包括P4实验室这样重大的项目并不在江绵恒的视野中，我们从公开的报道中也鲜见江绵恒的行程，但是这并不是说和他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前面所有的挖掘都指向上海这个核心，指向江绵恒。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就是沉船计划的核心机密就是这个生化武器研究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核心领导者就是江绵恒为代表的江绵恒，由此展开这种布局看看是否和我们的挖掘是否符合。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那么多奇怪的巧合。

沉船计划是一个动态地不断修正的中共的战略计划，它的产生在于江泽民执政之初的1991年前后。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共窃取的国家政权和国家财富遭到整个世界潮流的冲击而覆灭。其核心目标是针对西方主流思想所代表的美国，并且计划通过长期的战略准备与美国进行一次决战而永葆政权的稳定，保证其继承者和子孙后代的财富和对国家的统治地位。

这个战略应该是在1995年前后基本成型，其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建设全新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将几乎全部的国有科研机构转化成军用科研体系的主体研发机构，通过科技成果向国有企业的转化以及各个科技开发区的建设将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资金转化为私人财产实现盗国。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欺骗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且能够欺骗全中国人民。正如他们所标榜的那样，“科技的发展是为了强国、富民，这种发展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的文明进程，推进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改革，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实际上，不仅没有推进民富，推进中国的文明进程，而造成一种实际上的倒退。

在中共的这种战略布局中，核心就是形成这种战略上进行决战的武器，所以一定要进行集权，只有这种高度集权才能完成盗国、保财、保命的战略目标，实现对美国的终极决战。集权的要求国家必须统一到江泽民所代表的上海帮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及经济金融体系中，而战略武器的研发则高度统一到江绵恒为代表的江家手中。这是一个组织制定的战略，代表了整个组织的最高的集体利益，所以在执行上获得了高度的一致和统一，而不是仅仅腐败搞裙带关系和党争那么简单。

江绵恒所主导的战略性研究和开发核心就是ABC，就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这是进行战略决战必须拥有的武器。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了武器研发、武器投放、武器控制各个方面系统的研发。基于此，生化武器的研究应该自开始就被定义为“生化基因武器”，并且从战略思想上开始探索超限战的新型战争形式。

正是基于此，“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发被作为一个高度核心机密被掩盖和隐藏在种种谎言中，而这个“生化基因武器”就是真正的潘多拉盒子。

我们先从大概的视觉上梳理整个沉船计划的执行和发展过程。

通过路甬祥等掌控中科院并提出知识创新工程的计划来主导国家的科技战略转型；

通过中科院核心机构进行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几乎都是军工产品研制单位）来启动整个知识创新工程；

通过江绵恒任职中科院副院长来掌控整个知识创新工程核心技术和关键项目向军工科研的汇集；

通过陈竺任职中科院副院长来掌控整个国家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来完成向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汇集。

通过江绵恒任职上海分院的院长逐步将国防科技的核心技术和力量汇集到上海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

通过江绵恒任职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再次将这种国防科技的核心技术和力量汇集到上海浦东的张江高新区，从而完成整个国家核心国防科技实力的私有化，完成了对整个国家国防科技控制。

而整个生化基因武器研究的核心P4实验室的掌控也最终交付给上海的江家。

在揭开整个P4实验的面目之前，我们挖掘一下江绵恒所主导并领导的几个战略性研发项目

在上面的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列表中，几乎所有的设施的建设都由江绵恒所主导，其中神光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均位于上海，而大部分上海地区设施均位于张江高新技术区。而其他地区的科技设施的中枢无一例外地汇集到上海的浦东张江。

在这些资料中，我们单独列出两个项目：

A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

4263. 江绵恒听取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2001年9月29日下午,江绵恒副院长来到网络信息中心听取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江绵恒副院长听取汇报后，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确的指出，网络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撑服务机构。同时也要为下一步网络技术的发展进行研究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有自己的目标。要围绕院的信息化、知识创新…

发布时间：2001.10.11

4212. 中国科技网2001网络年会在海口召开

学所受中国科技网网络中心的委托协办了这次会议。中科院11个分院院长(副院长)以及海南省科技厅、海南省信息产业厅的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代表出席了盛会，江绵恒副院长和海南省王厚宏副省长分别发来了贺词，中科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阎保平主任、广州分院陈勇院长、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和孙九林院士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两院…

发布时间：2002.01.18

4116. 江绵恒听取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2001年9月29日下午, 江绵恒副院长来到网络信息中心听取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改革与定位工作的汇报。 江绵恒副院长听取汇报后，肯定了中心改革和定位的基本思路，他明确的指出，网络中心的定位是我院信息化工作的支撑服务机构。同时也要为下一步网络技术的发展进行研究开发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有自己的目标。要围绕院的信息化、…

发布时间：2002.07.12

3965. 江绵恒副院长视察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2月13日下午，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在中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桂文庄等陪同下到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网络中心)视察工作。 网络中心主任阎保平首先作了题为“全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打造一流网络信息中心”的工作汇报。网络中心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年来，通过机构重组，初步完成了科研和支撑服务力量的新布局，…

发布时间：2003.02.25

3885. 网络中心迅速落实院领导指示实施院视频会议应急系统

，同时向有关单位通报了情况；polycom公司视频会议设备在上海两点到位并在本地点对点调试开通。 5月1日上午院领导批准了系统实施计划，江绵恒副院长从上海发来电子邮件，对参与工作的同志表示慰问；网络中心为院机关网络调配的端口设备到位；网络中心为武汉分院网络提供的升级改造设备和polycom公司提供的…

发布时间：2003.05.08

3604. 江绵恒副院长视察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3月24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一行到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视察了新建机房和超级计算环境，听取了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阎保平、副主任李俊、超级计算中心主任迟学斌等的工作汇报。江绵恒副院长就网络中心定位，中国科技网、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高性能计算、科学数据库等项目的发展，以及院机关网的服务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发布时间：2004.03.25

3395. 网络中心表彰IETFRFC3743标准项目组

络信息中心召开内部表彰会，表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IETF标准 RFC3743项目组成员。网络中心主任阎保平博士出席表彰会并转达了中科院路甬祥院长、江绵恒副院长对RFC3743标准项目组成员的祝贺，对CNNIC多年来为推动中文上网国际化发展进程所做的积极努力给予了肯定。RFC3743标准是我国技术人员主导制定的唯一一项IET…

3052. 江绵恒等领导参观中国科技网VoIP项目展示

5月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信息产业部部长奚国华、中国科协副主席胡启恒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等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其间，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技网网络中心VoIP项目的展示活动。 在展厅中，由视频终端、可视电话、移…

发布时间：2005.05.12

3057. 江绵恒出席网络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会

5月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十年一剑，共创一流”的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互联网络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以及师昌绪院士等专家领导和国内外的嘉宾到会祝贺。 江绵恒副院长会上作了讲话。他表示，该中心十年开拓进取、执著追求…

发布时间：2005.05.12

2905. 中国科研信息化的支撑中枢

战。 满足信息化需求的基本条件是良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中科院“十五”期间信息化的全面部署为网络中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在以江绵恒副院长为首的中科院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网络中心本着“需求牵引服务，服务带动研发，研发提升服务”的方针，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熜幕车咐鳎�奋进有为，在中科…

发布时间：2005.07.28

2407. 江绵恒副院长在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部署动员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信息办主任谭铁牛副秘书长做了题为“提高认识，创新体制，全面推进我院信息化建设”的报告，对院“十一五”信息化工作进行了部署；江绵恒副院长就加快推进信息化工作做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以北京的网络中心为主会场，各分院为分会场召开院“十一五”，或者说是院三期创新信息化…

在上列江绵恒的行程中，我们知道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是由江绵恒为核心领导的作为中科院信息化支撑环境建设的最重要单位，这个机构不仅拥有庞大的网络中心机房，还拥有超算环境（高性能计算机），经过挖掘，这个超算环境是由联想深腾6800 Cluster超级计算机为主建成的。而网络中心建成的网络视频系统就是江绵恒指定的polycom公司视频会议设备。Polycom（宝利通）目前是NASDAQ上市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Pleasanton。 1990年由Brian L Hinman 和 Jeffrey Rodman所创办的一家跨国性企业。最初是以发展三角型会议电话为主，目前专门开发高解析视频会议产品。那么江绵恒为什么指定这个polycom公司视频会议设备作为中科院系统的紧急视频直播会议系统？只有一种解释：polycom公司是被他展控的公司，而绝对不是利益那么简单。

如此，这家美国公司的背景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这家公司如果真的是中共展控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遍布美国和全球的视频会议系统就真正地成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了！

除了中科院系统的信息化支撑外，这个机构还是中国科技网、中国互联网络中心、高性能计算、科学数据库等项目主要负责单位，其中中国互联网络中心就是IETFRFC3743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整个防火墙技术的主要领导者和核心。换句话说，防火墙以及对外黑客、网络攻击的核心领导权力一定在江绵恒手中。

B 上海超算中心项目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SSC）成立于2000年12月，是2000年上海市一号工程—上海信息港主体工程之一，由上海市政府投资建设，坐落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园区内。它是国内第一个面向社会开放，实现资源共享的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该中心自投入运行以来，为上海各行业提供了大量的高性能计算应用服务。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于2000年年底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中心已配有“曙光4000A”和“曙光5000A”三台高性能计算机，总计算能力近11万亿次/秒。

2009年6月，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已部署峰值速度200万亿次/秒的“魔方”（曙光5000A），该机在公布的全球高性能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已跃升为世界上计算能力最强的高性能计算中心之一。

在上海科技大学的网站上，我们看到上海超算计算中心的使用方法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ON2014-12-19文章来源 科技发展处CATEGORY仪器平台新闻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http://www.ssc.net.cn/index.aspx）是国内第一个面向社会开放，资源共享、设施一流、功能齐全的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上海重要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目前 “魔方”（曙光5000A，2008年世界排名第十、亚洲第一）、“蜂鸟”（IBM集群机）等超级计算机，同时配备丰富的科学和工程计算软件，致力于为国家科技进步和企业创新提供高端计算服务。

上海超算现为我校用户开设专用帐户，并提供专用硬件资源。我校用户可免费参加上海超算年度用户培训和专场培训和讲座。此外上海超算指派专人，通过用户平台、电话或电子邮件为我校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工作时间2小时内响应用户疑问。

我校用户应根据研究需求向校科技发展处提出计算资源申请（附件1、2），科技发展处负责收集、审批和向上海超算提交用户申请。

但是，不会这么简单，因为这个位于张江的超算中心，才是科技大学的网络神经中枢，也是整个张江的神经中枢，甚至中国的神经中枢。

当然关于这个神经中枢的故事是另一个挖掘系列的主题。

第四部分：P4实验室和潘多拉盒子

在挖掘P4实验室的真正真相和本质时，有一个核心问题一直在引导着我们，这就是钱。无论从什么样的管道来窃取技术和关键的技术人员，都需要资金。这种资金在中共国内是通过将国家的科技项目军方化来获取大量的资金和经费的，就是从事军方项目的开发的机构和主要研究和开发者是中科院系统的用于民生项目和民用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这样国家在不增加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用技术的研发，把整个国家科研团队变成军方的科研团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已经提及过。所以，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发一定是打着国家的名义正经的是为了民用而进行的。理解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江绵恒不在中科院主导和领导这个庞大的团队，而是由陈竺来领导。一方面是由于陈竺的医学研究背景更加适应这个领导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项目的保密性，是绝对不能暴露的，一旦暴露，CCP将成为人类的罪人，会被彻底断送，最终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这种行为和活摘器官或者迫害宗教信仰人士是具有本质的区别的，是真正地反人类罪行，必将接受人类世界的一致抵抗和最终审判。

在前面的挖掘文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P4实验室的想法和规划是在2003年的SARS之前，当时军方要建一个P4实验室，出于保密的考虑和避免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警惕而放弃军方建设的想法选定武汉病毒研究所来主持P4实验室的建设。也正是如此，中共才需要一个借口来整合几乎全部的国家的生物医学科研力量来进行病毒研究，而这个借口就是2003年的SARS。

SARS机遇

发生在2003年初的这次由冠状病毒引起这次疫情挖掘其产生的根源是出自实验室还是自然变异产生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疫情产生的后果，就是给中共的生化基因武器的研制制造了一个天大的机遇。这次疫情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一份报告的产生：“2003年4月22日，陈竺等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对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自此，如前文所述，陈竺领导的中科院生物医学板块的几乎全部科研机构全巢出动。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出现的几个关键人物及相关的挖掘资料：

1、 田波 田波早在1989年高尚荫去世过执掌武汉大学生命学院病毒系，并兼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而武汉大学的病毒研究早已由植物病毒研究转向医学病毒的研究。

2、 陈竺 1989年7月，陈竺夫妇回国。1997年出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1998年，出任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成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000年10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同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 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

3、 饶子和 1997年从牛津大学回到清华大学，创建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2003年3月，饶子和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和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至2007年3月）。2003年“非典”爆发之时，饶子和院士临危受命，克服各种困难，组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SARS研究小组”，仅三个月就在世界上解析了首个SARS病毒蛋白质（主蛋白酶）的三维空间结构，为抗SARS药物研发提供了关键结构依据。

4、 郭德银 1996.1 – 2002.9，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技术所做博士后和docent，2002年回国后主要从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研究工作，在SARS爆发后担任武汉大学SARS病毒攻关组组长，承担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在SARS病毒分离鉴定和基因组复制表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2003年由本人主持申请《教育部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为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一篇题为《从生化和结构视角深入揭示SARS冠状病毒RNA甲基化机制》的学术论文，2011年发表在病毒学领域主流权威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 病原卷》上，武大学者在SARS病毒研究方面再次取得重要进展。该论文是由现代病毒研究中心、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郭德银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完成的，共同第一作者为生命科学学院青年教师陈宇和研究生苏测洋，著名病毒学家田波院士亦为作者之一。2003年SARS病毒爆发后，现代病毒研究中心迅速开展相关研究，田波率先设计合成了能够抑制SARS病毒复制的一组多肽，对SARS病毒的防治工作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郭德银领导的研究组一直坚持研究SARS病毒的复制与致病机理。2009年率先发现并鉴定SARS病毒复制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基因组甲基化修饰功能，并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论文，在学术界引发巨大反响。

目前，郭德银开展的研究聚焦于SARS病毒RNA甲基化修饰和免疫逃逸直接相关的另一个甲基转移酶（2’-O-MTase）。通过生化分析与解析SARS病毒蛋白复合体（nsp16/nsp10/SAM）晶体结构，深入揭示了SARS病毒2’-O-甲基转移酶的功能机制，有助于研制短肽或小分子化合物抑制该复合体形成，进而抑制SARS病毒的感染与致病，为研发抗SARS病毒新型特异性药物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据了解，SARS病毒虽然已经得到控制，但自然界野生动物群体中还存在类似的冠状病毒，SARS病毒再次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研究发现，RNA病毒复制过程与以DNA为遗传基础的DNA病毒和细胞形态生命形式有明显的不同。由于RNA基因组复制酶缺乏纠错功能，因此，RNA病毒变异率较高，容易产生抗药性或者是疫苗失去免疫效果，新发、再发和难以控制的病毒一般都是RNA病毒，世界主要国家对RNA病毒的研究格外重视。我校研究人员在SARS病毒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RNA基因组复制和RNA病毒致病分子机制新知识，为新型抗病毒药物的设计和筛选提供了重要基础。

该项研究是多个实验室密切合作的结果，其中蛋白质复合体结晶与结构解析工作主要与南开大学刘新奇教授合作完成，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微量热测定是与生命科学学院梁毅教授合作完成，部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实验在赫尔辛基大学Tero Ahola博士实验室完成。

武汉大学现代病毒中心由田波创建，拥有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三级生物安全（P3）实验室。

5、 王林发 1989年王林发加入了澳洲莫纳什大学分子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后又为澳大利亚联邦科工组织（OSIRO）工作，现任高级首席科学家。2003年，中国发生SARS疫情，王林发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SARS科研顾问成员之一，回到祖国进行“SARS病毒宿源”考察研究，并大胆设想SARS病毒的根源来自于“蝙蝠”，这一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为未来预防SARS突发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6、 袁国勇 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并在2001年至2011年作为港大微生物学系的主任，他是个杰出的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外科医生。他在这三个领域的成功可以从他在总多机构获得的荣誉体现出来，袁教授是香港医学科学院的病理学家，外科专家，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爱丁堡，伦敦），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学院外科荣授院士和美国医学院士。

因为他在新发传染病的专长和贡献，袁教授在2000年被任命为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促进香港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他的研究特点是针对对各种病床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寻找治疗方法，然后把临床样品带到实验鉴定新型的致病病原体，许多动物源性的病源就是这样发现的，利用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和他的经验以及领导才能协调医生，微生物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他曾多次帮助政府控制疫情在小区，医院或动物中的爆发。

袁教授是广为人知的传染病专家，他的专长在控制2003年的SARS全球爆发中得到了印证。 他在发现SARS感染病源体，即SARS 冠状病毒，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鉴定是疫情最后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多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发现俩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了人类冠状病毒HKU1,蝙蝠类似SARS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HKU2-24 和很多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这些病原体都以香港或中国命名。他在1998年首先在Lancet(柳叶刀) 医学期刊发表了关于禽流感H5N1实验室诊断的论文，这篇论文已经倍引用超过500次，为表彰他在传染病领域的贡献，香港大学在2005年聘任他为霍英东传染病学教授，同样在2005年，为突显港大在该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中国科学技术部授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成立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袁教授为首任实验室主任至今。

7、 管轶 在2003年5月，香港大学管轶博士与深圳疾病研究中心发现带有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因此，广东政府暂停售卖果子狸，以及关闭所有野生动物市场。（根据另外一篇回忆 管轶的实验室是和钟南山签订对病因调查的协议的，而调查的经费来源于美国，给美国的导师韦伯斯特发电子邮件，说我正在广州，这里爆发了一种不知原因的疫病，有医护人员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发，紧急要求10万到15万美元作为调查费用）

可是，另一支中国的研究队伍却有不同的发现，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果子狸带有SARS病毒。因此，政府恢复果子狸的售卖。自2003年10月，管轶博士每个星期都会到广州与深圳的野生市场收集样本。当他样本带回香港研究时，他在发现冠状病毒，更重要的是，在基因排列中，这些样本与初期的沙斯病毒非常相似。 这些发现也确认了沙斯病毒会再次爆发，此后，广东在１２月再有怀疑个案出现。管轶博士在研究后立刻写信给香港与澳门当局，并传到中国卫生部及疾病控制中心，广东政府在2004年1月3日邀请他到广东去证实他的发现。他把详细的基因排列与分析呈上，发现动物的病菌与沙斯病毒相似。这些发现使广东到呼吸道疾病学院院长钟南山教授知道沙斯再次爆发的机会，因此他致电，告知他有关沙斯再次爆发的危险。此后，广东卫生局与农业局在省内的农场与市场杀死所有果子狸。

8、 石正丽 2003年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内容，对虾白斑综合症和托拉综合症病毒的核酸点杂交方法。

9、 舒红兵 2000年－2004年，舒红兵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03年－2005年，舒红兵任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免疫学系副教授。2005年回国任武汉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0、 胡志红 2001年起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2003年春季，肆虐的非典突如其来。胡志红在所内紧急组成了由10多个年轻科研人员构成的“非典攻关小组”将研究重点从普通病毒研究转移到了攻克非典病毒的课题研究方面。2003年4月26日，胡志红和她的同事们首次从非典疑似病人的中观察到了冠状病毒样颗粒；不久他们又从果子狸的体内检测到了非典病毒。

11、“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3年由郭德银主持申请《教育部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

2005年12月19日至20日，记者探访了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简称病毒学实验室)，这是抗击上述疫情和疾病的权威科研机构之一，该实验室整合了武大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院、化学与分子学院、药学院及中科院武汉分院病毒所等学科和科研单位的力量，代表着国家水平。

据了解，该实验室目前拥有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A3实验室、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中国病毒资源与信息中心、艾滋病中心等中国内地一流条件和技术平台，由著名病毒学家田波、桂希恩等专家领衔。

武汉大学医学部西门外的生物安全三级动物实验室(简称A3实验室)，该实验室位于动物实验楼、检测楼和动物生产楼三栋小楼环绕而成的神秘之地。

A3实验室于2003年8月建成，主体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武汉大学共同投资，是目前经国家认可的国内规模最大的生物安全三级动物实验室，可从事SARS冠状病毒、结核分枝杆菌、艾滋病病毒、出血热病毒等10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研究。

高级实验师唐志佼介绍，A3实验室核心区500平方米，可以容纳50只猴子同时做实验。一般来说，大动物就是一个笼子里面装一个，整个动物实验楼分三层，一楼是普通区，二楼是动物无菌实验室，三楼是感染性实验室。

实验室对面的四层楼是生产楼，将近2000平米，主要是用作动物繁殖和保种。生产楼中饲养了5万余只小鼠、猴子、兔子等动物。紧挨生产楼的两层侧楼是检测楼，备有解剖室、病理室、检验室、微生物室及标本室等。

在实验大楼一楼的中控室，记者戴上鞋套，深入几间实验室，这些房间里分别装着猴子、小鼠和白兔。在装有小鼠的房间，靠近门口的工作台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豚鼠被科研人员手脚麻利地放在电子秤上称重；另一部分科研人员则在为小小豚鼠灌胃。

“这些动物即将到二楼进行实验，先在这里适应环境。”唐志佼说。

这一天，在实验室核心区做病毒实验的是武汉大学免疫系博导、教授刘君炎和A3实验室工程师付博文。

下午1时30分，刘君炎和付博文先后进入到实验室核心区，在之前，他们已先后穿起了2层防护服，戴上了两层口罩、眼罩、防护鞋、手套等。

刘君炎在做的是结核杆菌实验，自12月9日起，刘教授已10多次进入实验室，在里面呆的时间近20小时。他告诉记者，这次实验的主要动物是小鼠和豚鼠，现在小鼠是100只，豚鼠大约有70多只，实验主要是观察小鼠感染结核后疫苗的治疗，观察新疫苗的效果。

下午3时27分，记者在显示屏中看到，301房间内，身穿白色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刘君炎将一只白色小鼠从笼中拿出，放在手中，拿起佩有椭圆形针头的针管，向小鼠嘴中灌一种紫褐色液体，然后将其放在工作台上的另一只装有饮料的笼中，如此反复，总共有4只小鼠被注射了此液体。

紧接着，刘君炎在另外几只小鼠体内注射了另一种液体，并把它们放到别的笼中。

做完以上全部工序，刘君炎将两只笼子放到隔离器中，开始清理工作台上的工具和杂物，将其打包放入传递箱，随后打开紫外线灯，在房间内消毒。

下午4时50分左右，刘君炎和付博文依次脱掉防护设施，进行沐浴，之后，两人走出实验室。沐浴过的水经过消毒后，排入公共下水管。

安全防范三道关

在病毒实验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实验室将进行生物安全防护，使实验室的结构和设施确保工作人员在处理含有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时，不被实验对象侵入感染，并保证周围环境不受污染。国际上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将实验室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

A3实验室是第一家得到国家实验室认证委认证的机构。

“由于A3实验室存在感染风险。”唐志佼告诉记者，“为此，我们对进入A3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要求非常严格，不管他水平有多高，要进入实验室必须过三关。”

第一关是签订知情同意书，对实验室的危害及污染情况有基本了解；第二关是进行严格体检，体检内容包括心肺胸腔透视和验血(保留本底血清)等，如果发现科研人员心脏机能不健全，或存在呼吸道疾病，就不能进入该实验室；第三关是培训，时间一般是7天到10天，培训内容多达10万字。

为了防止病原微生物泄漏，实验室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进入实验室核心区，要经过多道防线。首先是一条走廊，那里没有任何致病微生物，被称为清洁区；往里走，依次是半污染区、缓冲间和核心区。

唐志佼告诉记者，每往里进入一个区，气压都要低一个档次，这样核心区的气压达到负50至60帕，万一发生意外，核心区内的病毒也不会向外扩散，整个实验室内的气压比室外要低，因此，自然条件下空气永远是朝着室内流动，而且进入和排出实验室的空气，都采取了严格的过滤措施，室外空气在被送入室内前，先要经过送风机过滤消毒，因为室外的空气中含有微生物，进入实验室会影响实验结果。

唐还对记者说，正在进行实验的A3实验室内如果断电，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A3实验室采用了三套电源三条线路：主供电源、备供电源和应急电源。

武汉大学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病毒学实验室完全有实力承担起国家抗击疫情的重任。

2005年以来，我国共有11个省区、23个地市、30个县(市区)、55个乡镇、112个村发生30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武汉大学病毒学实验室也迅速展开研究，从麻雀身上发现类似禽流感病毒，可以感染鸭，便将其研究结果报告给有关部门。

2003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肆虐华夏大地之际，刚刚启用的A3实验室，便迅速背负起了SARS疫苗研制实验的重任。

当年4月，中国医学基金会新药发展基金管委会筹措1.5亿元，组织有关单位专家联合研制“人用SARS病毒灭活疫苗”。

2003年9月，这批疫苗在A3实验室开展SARS疫苗的猴体实验。2003年10月13日晚，来自四川的18只恒河猴秘密运抵实验动物中心。此前，从武汉大学医学院各部门抽选的23名专家和骨干提前住进了隔离区。实验人员按低、中、高三种剂量，给猴子注射了SARS疫苗，并准备给它们注射SARS病毒。

2003年11月19日，我国“人用SARS病毒灭活疫苗”动物实验在武汉大学A3实验室取得成功。据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该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在A3实验室，病毒实验室的田波院士研制的抗非典用多肽药，也进行了实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2、“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

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电话，承担承建任务胡志红马上召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商议，决定由时任副所长袁志明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同时电令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袁志明结束行程，立即回国准备P4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

2003年3月25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关于建立P3 和P4实验室的请示”报告

2003年4月5日至11日 袁志明随陈竺赴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和新生疾病研究寻求合作，同法国研究和新技术部部长Haignere女士协商，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陈竺和袁志明在里昂考察参观P4实验室。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

2003年5月3日 中科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讨论P4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

根据以上的资料（大部分资料在前面的文章中出现过），我们基本列出了参与SARS、MERS、2016年猪瘟病毒、2019新冠病毒研究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物。在这个名单中，石正丽和舒红兵先被排除在2003年的SRAS病毒研究之外。

这个生化基因武器的研究如果是以冠状病毒为目标研制新冠病毒的话，主要人物一定在这个名单中。而后面的P3、P4实验室则是从事这种研制的必要条件。

我们先看看管轶在不在这个团队了。我们这里有一篇文章，是2013年对管轶的一次采访的口述记录。

管轶教授口述：2003年港大实验室是如何锁定SARS源头的？

见到管轶是2013年2月22日下午，在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实验楼五层，可以眺望山景的宽敞办公室里。他刚刚结束三天的国际会议，从日内瓦返回香港，看不出长途飞行和时差的疲倦，沏上一壶大红袍，谈起病毒，神采飞扬，眼里熠熠发光。“我是猎人，就是来围捕病毒的。”管轶说，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从美国回到港大工作的。

为什么港大的流感实验室能够最早找到SARS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为什么他的课题组可以最早确定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管轶的答案足够自信：“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动物流感，有足够的研究经费，有专业的研究团队，有病毒反应系统，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

口述 管轶，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流感研究中心主任

撰文 王鸿谅

寻找标本

2003年初，在江西老家陪母亲过完春节，2月8日我就回到香港，回来就发现情况异常，我太太说，有很多人从深圳来香港买醋。我就上网查，珠三角好几个城市，中山、顺德、河源、东莞、深圳都有异常。我本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流感来了？

SARS病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就是研究禽流感的。1993年我到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读博士，我的导师是著名流感专家肯·萧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后来他又把我推荐到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跟随著名流感研究专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发，18人感染，6人死亡。当时我们对这种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了解还很少，我和导师韦伯斯特赶到香港做调查，我的研究重点从此转向了禽流感。我们在美国的研究结果显示，禽流感一定还会回来的。1997年的禽流感危机结束，我还在香港停留了3个月，就是想等待这种病毒。我们还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了课题，“亚洲大流感的准备和防御计划”，每年有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2001年到香港大学工作，我是带着使命感回来的，我是猎人，就是来围捕病毒的。

2003年2月9日上班，我已经决定介入调查，跟课题组里的郑伯健博士一起去广州，他是广州人，在那里读完硕士和博士，可以牵线联络。当时我还在港大的微生物系，第二天开会时跟系主任袁国勇说了一声。2月11日，我跟郑伯健到了广州。那天广州刚好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次通报内地的患病情况，305个感染者，其中105人是医护人员，死亡5人。钟南山院士也在发布会现场，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这次会面是郑伯健联系的，也是我正式跟钟南山认识。钟院士知道我们的流感实验室，当天我就跟他签了协议，双方合作对病因进行调查，他给我们提供病人样本，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他结果，双方对结果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汇报和发布。

当时在广州没有感觉到特别异常，街上偶尔见到有人戴口罩。当晚9点多钟，我在白天鹅酒店给远在美国的导师韦伯斯特发电子邮件，说我正在广州，这里爆发了一种不知原因的疫病，有医护人员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发，紧急要求10万到15万美元作为调查费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点，导师给我打电话，说钱已经到账，可以用了。钱来自我们在NIH申请的流感项目，这就是我们课题组的反应时间，一两百字的邮件，研究经费就直接打了过来，没有任何条件。

2月12日上午在广州第一次取标本。钟南山不同意我们进病房，我就提了几个要求：第一，病人要发病3天以内的；第二，体温要38.5摄氏度以上的；第三是有比较明显的肺炎识辨改变的。一共取了30多份标本，分别来自广州呼研所和胸科医院。标本就是病人的鼻咽拭纸和痰液标本。标本最好的隔离方式，是一层层的密封隔离，我们是长期做病毒的，有一套专业的方法，装一层，用胶带密封好，洒酒精消毒，放置不会融化的化学冰。再套一层，再消毒，放冰。这30多份标本，一共套了三四层，包好放在电脑包里，下午我们就坐直通车背回了香港。理论上，这种越界带标本是不好的，但这是特殊情形。

到了港大是下午六七点钟，直接就进实验室了。港大的流感实验室，是我导师肯·萧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后，实验室就传给了我。当时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课题组的，他是斯里兰卡人，1995年从英国来到港大。我们都考的PI（实验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来的标本也分成两组，一组由我负责，做流感；一组由他负责，做其他的临床病毒学标本。

禽流感误区

大概两三天后实验室有了结果，在标本中发现了多种病毒，有腺病毒、人的甲三型流感等等，但没有禽流感。回想起来，我在寻找SARS病毒的过程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一开始就执著地认为是禽流感。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判断？2001和2002年，香港都爆发了禽流感，规模比1997年大得多，病毒也有了多个变种。2003年2月13日，香港又出现了一桩禽流感的家庭感染事件，一个香港家庭回福建平潭老家探亲，小女儿大年初四在平潭死亡，返港之后，9岁的儿子和父亲一同入院。也就是说，我从广州取完标本一回来，就遇上了这两个病例，他们的症状跟“非典”太像了，发烧、肺炎、呼吸功能衰竭、白肺，也有传播的家族性。

我们在实验室里连夜加班，到2月16日，两个病人标本的实验室结果基本上就全部出来了，当天下午6点半，我和佩里斯就跟美国的课题组老板韦伯斯特联系，我觉得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拦截流感的，如果真是禽流感爆发，要马上通过WHO向全世界预警。2月17日下午大概两三点，香港卫生署召开了一个会议，由署长陈冯富珍主持，袁国勇、我和佩里斯都在，陈冯富珍已经从袁国勇那里知道我们从内地拿回了第一批标本。

2月18日，我一个人再去广州取标本。当时我有个偏执的感觉，认为没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标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对父子的标本就是这样，一开始的结果一个阴性，一个阳性，阴性的那个再取一次标本，做出来才是阳性，因为肺炎气管比较深，要鼓励病人咳嗽，把深处的痰咳出来，取深度标本。这一次去广州，我给钟院士打电话没有人接，当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个副院长，问他钟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说有一点，我说没事的，我去见他。当晚我就买了个果篮，去钟院士家里，我们就在沙发上对坐着，也没有戴口罩。他的脸色不太好，但烧已经退了。钟院士的确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触那么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难免的。我把实验室的结果跟钟院士说了，提出这次要自己亲自去医院取样，他同意了。以前我在协和读研搞儿科，就是研究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后来又做过10年医生，并不怕呼吸道传染疾病。

2月19日，我在胸科医院取了一天的标本。上午10点多钟到医院，自己看病历、挑病人，医院抽血技术最好的护士长和另一个医生给我做助手。胸科医院没有电梯，二楼到三楼之间要上楼梯，八九十斤的吸痰管子，我一个人跑步扛上去的。我戴着两层手套和两层外科口罩，先戴口罩，再戴手套，口罩要定期更换，因为湿了就没用了。换的时候脱掉第一层手套，再取口罩。每个选定的病人，都要拍他的背，让他咳嗽。

从10点多钟，一直做到下午3点半，连饭都没有吃，一共取了30多个病人的标本。取完我就直接返回香港。这些标本回来之后，又是一式两份，分两组来做。这一次的标本，做的过程很紧张，其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辆车在港大等我，钟南山先生也在车上，要接我到广州开会。下午的广州会议上，国家CDC（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CDC（广东疾控中心）的很多专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国工程院的洪涛院士和我在讲，后半段就是讨论。洪涛说他们发现的病毒是衣原体，而我本人犯的错误呢，就是还认为是禽流感，是H5，我说要继续追踪，而标本是关键，没有好的标本，就不能找到正确的病毒。关于能不能让我再带走新标本，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在广州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复，通过高层领导的批示，允许我再带走6份新的标本。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车，有专车把标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系统的两名研究者随车，并且留在香港等待实验室结果。这种劳师动众，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实验室结果出来之前，2月28日他们突然离开回了广州，因为当时卫生部有了命令，必须在3月3日“两会”召开之前出结果，他们就对这边的研究不感兴趣了。我当时的政治嗅觉没有这么敏锐，只是觉得很奇怪，科学上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28日这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又有一个病人被确诊为禽流感，这个女孩2月24日在广州中医院入院，28日死亡。她家就在街市附近，每天放学都要经过。这是2003年2月份，在我手上确诊的第三例禽流感。我的怀疑因此更执著于禽流感。

冠状病毒

从3月3日“两会”开始，我们的研究反而没那么紧张了。我就跟钟南山商量，在广州也做一个实验室，从3月3日到3月18日，这两周半的时间，我在香港广州两头跑。这时候，香港的SARS也爆发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标本，佩里斯这一组的研究，开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标本，通过系主任袁国勇，他能够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标本。

我记忆里，是差不多3月18日，实验室终于把SARS病毒种出来了，3月19日我们开了一个网上会议，佩里斯就告诉我，我们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国人早。港大正式对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们真正知道这是冠状病毒还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国勇、我、佩里斯和另外一个同事，四个人一辆车，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几百张，确认是冠状病毒。等我们回到玛丽医院，美国那边的电子邮件就来了，他们找到的也是冠状病毒，我们比美国早12～24小时找出病毒。这就是港大领先的时间。

说到冠状病毒，我有一本师傅留下的很旧的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本书，《脊柱动物病毒学》。早在2月18日，我坐在那里翻，在某一章停下来，讲的就是IBV，一种鸟类的冠状病毒，我就在这页夹了一个标签，让我的一个学生去查一下，IBV现在叫什么名字。结果他没有去查，他做科研的态度很不好，不负责任，这让我很生气，SARS之后就炒了他。不过我也不遗憾，冠状病毒的结果最后还是没有逃出我们的实验室。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不太愉快，我认为论文应该把钟南山他们也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课题是从跟他们合作开始的。但袁国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这个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标本分离出来的，而不是内地的标本。这太不厚道，钟南山给我们的标本，让我们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么可以说没功劳？而且，内地的标本并不是分离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标本，我这一组自己分，后来就分离出病毒了，那个病毒就是目前人类最早的SARS冠状病毒，叫广州50（G50）。最后佩里斯写出来的论文里，依旧没有提到我们任何内地的合作伙伴，我很生气，跟他大吵了一架。这个事情，让我看到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SARS研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团队分化的过程。

SARS的研究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SARS是什么，第二，它从哪里来？找到了冠状病毒，是完成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它从哪里来？关于这个问题，4月份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方向。

我可以画一个很简单的图给你看，人类已知的冠状病毒有两种，一组跟牛身上的相同，一组在家禽家畜身上，这两次都与家禽家畜有关。当时全世界的冠状病毒只有8株病毒。从进化角度来讲，病毒是从鸟类到哺乳类；从历史来讲，人可能已经得过两次SARS，这两次都与家禽家畜有关。我也注意到，广东的很多患病者是餐馆的人，接触野生动物比较多。这个分析图一出来，我就有了三个判断：第一，病毒是从野生动物而来；第二，宿主是哺乳类；第三，宿主不可能是稀罕动物，因为病毒永远不会找很稀有的动物做宿主，它要生存好，宿主的数量越大越好。

禽流感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它偶尔传播到人身上，但是没有人传人，SARS应该只是2002年月11月16日开始，到了2003年1月30日，就出现了人传人的超级传播者，只有两个月时间，证明这个病毒肯定是从跟人类比较相近的动物而来，才能少量转化就形成人传人，更证明它是哺乳类。如果是禽鸟的，它还会分出去。这就跟我做病毒进化是一模一样的，宿主、特性、进化过程，等等。所以，我的方向就非常清晰了，是野生动物，不是太少的，是哺乳类的，你就这样找。

发现宿主

4月12日广州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袁国勇、我和郑伯健三个人去的，这一方面是要给内地的同仁一个交代，因为港大的第一篇论文没有提到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另外也想统一认识，希望内地不要再有两个声音，还在说病毒是衣原体。等火车的时候，我就跟郑伯健说，我想来想去，有种动物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当时还不会念，问郑伯健怎么读。在火车上，我也跟袁国勇说了，结果4月16日下午，袁国勇就在香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用粤语告诉媒体，他认为这个病毒是从果子狸来的。这让我很惊讶。

4月份很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寻找SARS的动物宿主，但都没有结果。我在忙着写关于SARS的论文，一直到5月5日才结束。5月8日上午，我带了一个学生去深圳，跟深圳卫生局和CDC的人开会，会上也有深圳市林业局和市场管理部门的人。我把自己对于SARS宿主的分析告诉了他们，开完会，下午三四点，我们就到深圳市东门市场去做野生动物取样了。动物标本要取的是血液、粪便、肛拭纸和咽拭纸。这个下午，我们取了9个动物的标本。第二天，5月9日，又取了16个动物。这25对标本，包括了8种动物，其中果子狸我们取了6个标本，我就是很明确的奔着果子狸去的。

2004年1月6日，广州市森林公安警察在新源禽畜批发市场查获86只果子狸

我们整个团队才七八个人，5月9日返回香港，整个团队都很累了，我让他们5月10日休息一天，第二天开始在实验室全力以赴。当天我就跟郑伯健去了广州，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跟钟南山院士用病毒的灭活液做疫苗。走之前，我就交代我的学生，每个标本要设三对码，代表头体尾，25对标本，每个都要这样做。很快，5月11日下午一两点钟，实验室就已经有了结果，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老板，有阳性。我马上坐直通车从广州赶回来，进实验室，让他们把所有照片拿给我。我只把25个标本里，三个结果都是阳性的拿出来，就是这些了，其他都不是。病毒在传播中，它并不知道哪个动物喜欢它，哪个动物不喜欢它，所以，有的动物虽然被病毒传播上，但是不能完成复制，只有一部分存留，全部结果是阳性的，证明病毒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复制。

5月13日，我再去深圳取标本，在深圳市卫生局开会时就没有心思了，只想快点结束去取样。跟我合作的深圳CDC的何雅青注意到了我的心神不宁，问我是不是已经做出了什么结果？我说，我们把5月20日设为“D-Day”吧。她愣了一下，因为她不知道“D-Day”的意思。

2003年5月15日，香港国泰航空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机舱进行清洁和消毒

当晚取完标本回到香港，我们课题组在实验室日夜加班。5月18日凌晨，两株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做出来了，这个基因很大，我们用常规方法做，做出300多个序列，再拼成一个长链。我的徒弟做到深夜1点多的时候，脸都累得变色了，他来找我说：老板啊，我可能犯错了，拼不出来，怎么拼都有错误。我就自己在计算机上拼，我拼出来之后，跟他说：你对了，我们找到了！为什么我们的结论相反，因为我们从果子狸身上找到的一个病毒的基因序列，比人身上的病毒基因序列多了29个核苷酸，而且只有2月11日以前的标本病毒有这29个核苷酸，以后的标本就没有了。我的学生以为自己错了，但这其实是病毒的适应能力，这部分的核苷酸，在传播的过程中丢掉了。根据病毒进化原则，我说我们这个是对的，我们找到了原始病毒。而且，除了这29个核苷酸，你把整个基因拿来比较，果子狸身上找到的病毒，与人类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这说明，野生动物市场，真的是人类的感染源头。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的时候，我的徒弟已经累得从沙发上滑下去睡着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就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给他盖上。他们的确很辛苦，我给他们的命令，就是要在实验室日夜加班，不许离开，女生可以回去洗澡，男生就在办公室睡。下午三四点钟，我给港大校长徐立之打电话，告诉他我找到SARS病源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正在多伦多，当地时间还是凌晨3点。半夜被吵醒，他还是很高兴，建议我把论文送去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我首先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和深圳市政府，这个成果不是我个人的，深圳卫生系统是我的合作方。这个报告交上去之后，我就专心做论文。

我的论文是5月22日晚上10点提交给《科学》杂志的。5月23日是新闻发布会，我跟郑伯健去了深圳，与深圳CDC一起，向公众发布我们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港大这边也有一个发布会，由微生物系主任袁国勇主持。

关于果子狸的结论公布之后，也有一些争议。《科学》杂志的反应非常迅速，我提交论文之后4个小时，5月23日凌晨两点钟，杂志社就给我回音了，说请了两个专家审阅我的论文，认为是基因污染。我马上回复：你们所说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但请你到基因库去查一查，看看管轶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样本更多，你们4个小时就做出这样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于是杂志社跟我道歉，说他们会把论文重新送出去找专家审阅。后来中国农业大学陈章良团队也做了取样调查，他们取到的果子狸样本中没有找到SARS病毒。这对我确实造成了一些困扰。大概6月11日，我正在吉隆坡开SARS大会，《科学》杂志的人又跟我联系，还附上当时中国的报道，说他们很难做决定，问我愿不愿意接受第三方实验室的验证。我说可以，只要那个实验室有资质。我相信自己实验室的结果，我也保留着每一个原始样本。第三方实验室的结果，支持我们的判断，论文最后通过《科学》杂志的审查，在线发表是9月4日。

与此同时，野生动物在短暂的禁售之后，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场上。我再去取标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买了9个动物，种类是5种，猪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取回标本检测，这一批的9个标本，有7个都是阳性。11月份，每周我都会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我太太也去取。标本取回，进实验室检测。到12月份，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去了几次，一路检测过去，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这么多阳性的结果要不要发布？说实话我有过一些犹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过去，关于果子狸的争议一直都在，现在我突然站出来说，SARS又来了，谁会信呢？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2004年1月2日，我从美国新招来的一个博士坚定了我的决心，她说，不管会有什么麻烦，SARS如果重新回来，就是大事，我们还是要报告。我刚好有香港这边中联办科技办工作人员的电话，我打过去，对方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说了标本检测结果，我认为已经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不然很可能会再来一次SARS大爆发。我不会中文打字，我就在办公室里现场写了一封信，我们3个月来所有的调查报告的总结，写了6张纸，由中联办通过他们的渠道当天传回北京。

1月3日凌晨1点半钟左右，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打电话给我，他说：教授，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我们都看了。我说好。上午就带着我的一个博士一起去了广州。下午开会，钟南山院士也去了，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CDC的人都在。12月24日的一例新发病人，当时广东省CDC还没有从标本中分离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标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没找到病毒。开会的时候我就跟副主任许锐恒建议，把他们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觉这个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样。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实验员调去香港，跟我们实验室的人一起比较，一个小时，结果就传回来了，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跟我们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2004年3月6日，北京市科兴公司的生物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加紧生产“非典”灭活疫苗，为即将进行的人体试验做准备

清剿与源头

我的结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果子狸。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很残忍，有没有必要？我只能说，这是经验，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时我们学到的经验，当我们清剿完了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就没有病人了。

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1月3日回到香港，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清剿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2004年1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视察广州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定是否还有果子狸售卖

但是，关于SARS的研究到此就结束了吗？远远没有。除了果子狸，2006年，也有研究者发现蝙蝠身上也携带SARS冠状病毒，与人类病毒的同源性是92.6%到93%之间，与果子狸与人类99.8%的同源性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指出了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蝙蝠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是什么？

2007年，我对整个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做了系统的总结，从进化角度来分析，我认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根据病毒出现的时间，你就会发现病毒如何入侵的。冠状病毒的出现，已经有三次，1986年，1999年，2003和2004年，中间都相差了十几年，从进化学的角度，差得太远了，说明病毒的传播不是那么直接，进化有缺口。现在依旧有几个疑问：蝙蝠中发现了冠状病毒，但是蝙蝠有1000多种，到底哪种才是携带者？病毒是否由蝙蝠直接传到人，现在还没有依据，欧洲、非洲的蝙蝠里有病毒，那为什么SARS没有从那里开始？蝙蝠和市场野生动物之间，有没有中间宿主？也许现在依旧还有一种动物，带着高度相近的病毒。真正让市场野生动物和人感染的源头，其实我们还没找到。（编者注：2017年年底，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发表最新研究结果称，已证明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他们推测，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在偶然的情况下感染了云南养殖场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随后又被贩卖到了广东。病毒进一步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中传播，不断变异，最终产生一个传播性极强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类。）

至于SARS到底是飞沫传播还是空气传播，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问题，这其实是个物理问题，就是SARS的传播动力学。简单地说，分子直径越大，传播距离越短。同一个东西，载体的分子大小不一样，传播的距离也就不同。这个是可以用空气发生器在实验室里测试的。不过SARS的传播动力学现在并没有人做。因为做病毒实验的P3实验室是有负压的，要做这样的实验就要关上负压，这就很危险，需要穿特殊的防护服，看起来像宇航员那种，很贵，2万元一套。我们实验室有这种设备，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险，价值并不太大。

其实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卫组织全球流感项目的召集人斯托尔（Klaus Stohr）到中国，在广州停留了一站，座谈中有广东省CDC的人。在这个会上，广东的专家就跟他讲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这是关于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这个全球流感项目的创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开始跟斯托尔共事，但我们当时没有从他那里知道任何信息，后来我们启动内部检查机制，他也是有过失的。

2004年11月19日，为测试香港政府应对突发传染病（如SARS）爆发的反应能力，香港新界警务战术中心举行了代号为“枫树”的演习

现在回顾SARS，我觉得价值在于再敲一次警钟。希望所有的人，公众、科学家和官员都能扪心自问，哪些地方我们做错了，哪些地方还有改善空间？这些年传染病防控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学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碍依然存在。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时不用功，临时才攻关。病毒的研究要毅力，也要能力。我现在更担心的并不是SARS是否会再来，而是新的禽流感，H5N1如果变成人传人，可以比SARS厉害百倍，如果这种病毒复制出一个超级传播者，情况不堪设想。

本文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

根据管轶的这段口述，我们基本了解了几个事实：

1 管轶在广州SARS病毒的取样过程 共2次取样

2 SARS病毒在香港的检测及确认冠状病毒的过程

3 SARS病毒传染给人的宿主确定为果子狸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注意管轶的两处表述：“这一方面是要给内地的同仁一个交代，因为港大的第一篇论文没有提到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另外也想统一认识，希望内地不要再有两个声音，还在说病毒是衣原体。”“结果，4月16日袁国勇就在香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用粤语告诉媒体，他认为这个病毒是从果子狸来的。这让我很惊讶。”通过这段过程表述，我们清楚的知道了袁国勇只是将管轶的关于果子狸的一种猜测就当成病源宿主的发现并在发布会上宣布。而果子狸的取样和检测是在事后进行的。

我们再看两篇挖掘资料：

调查钟南山【2003年】

外滩记者 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报道

（原载《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0日，国内已有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在如此庞大的科研大军当中，以钟南山为首的疫苗研制小组最引人关注。

5月26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率先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研制成灭活SARS病毒简易疫苗，并称这个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5月29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又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亲自参加，《南方日报》以《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后（比香港发布会推迟了10天），研制小组完成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6月20日已经过去了，但发布会上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钟南山研制疫苗的新闻搅动了业内

受众首次在媒体上得知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这个消息并不是钟南山本人发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这天，对钟南山来说，是一个让他非常“反感”的日子。因为这天，《大公报》、新华社纷纷报道了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说，预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这些消息经过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等转载，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在庞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军当中，钟南山异军突起。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贴说，钟南山乃神人也！

而当本报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向钟南山求证时，他却对记者说，虽然研制小组是粤、沪、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单方面发布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未经我同意就向媒体发布消息，我对此很反感。”

钟南山对记者说：“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不准确。我们研究的疫苗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打算进行公布。”

对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钟南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袁国勇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研发，合作的三方分别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和我。袁国勇只是合作方郑伯健博士的领导。”

和钟南山通过电话之后，记者打开了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也是5月26日，一篇《关于用灭活病毒疫苗保护新型冠状病毒接触者的紧急建议》让记者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钟南山和闻玉梅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发布研制疫苗的消息和紧急建议，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记者再次和钟南山通电话时，他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回答。

钟南山为“神奇滴鼻剂”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认为香港大学对SARS疫苗研制情况的发布不准确，而一旦自己召开发布会时，也会走香港大学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没有打算在媒体上公布”研制SARS疫苗消息的钟南山，破例了。钟南山对记者说，原来根本没有打算公布，但香港公布的不准确，所以他的这个公布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钟南山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文章是南方日报社记者林亚茗写的，标题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副题是《成本低、无毒性，再过20天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种神奇的滴鼻剂在不久将会问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剂量，喷入2—3次，就可以抵挡SARS病毒的侵入。钟南山院士和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分别介绍说，经过粤沪港科学家19天的联合攻关，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报道还说，这种神奇滴鼻剂，成本低、无毒性。记者没有发现，钟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要说差别，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譬如钟南山研制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比

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问世”晚了10天。

钟南山疫苗成果的发布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看到《南方日报》的这个报道，记者吃了一惊。因为，《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课题组完成确认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而此前，记者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官员了解到，目前关于SARS疫苗，国家还没有批准任何一种研制中的疫苗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临床研究，是不允许的，也是非法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问题，记者再次打电话给钟南山和闻玉梅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个问题先是回避，后来确认国家还没有批准可以进入临床试验。没有批准，是否在申报当中？

记者又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取得联系，求证是否有SARS疫苗处于申报当中。

毕胜利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一起研制中的SARS疫苗已经进入了申报程序。”没有申报，那么，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因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项科研成果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否则这项成果不会被社会承认。

记者和数名疫苗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或者听到，钟南山的这项科研成果经过了同行评审。

记者和钟南山、闻玉梅、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三方取得联系，他们也承认这项成果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至于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既然如此，《南方日报》的报道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还是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准确”？

闻玉梅告诉记者：“《南方日报》的报道不准确。‘再过20天，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的说法不是我说的。”记者追问闻玉梅，是谁说的？

闻玉梅说，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和钟南山取得联系，求证“临床研究”之说的源头。钟南山对记者说：“我记不得了。”

记者只好找同行求证。《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如果非典疫情还在继续，他们研制的滴鼻剂即可跳过动物试验，直接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稿子写好后，编辑有所删节，并把内容放在闻玉梅院士身上。”

有专家对钟南山研制ＳＡＲＳ疫苗提出不同意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钟南山那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对记者说：“钟南山搞SARS疫苗这事我知道，钟南山作为一个致力于呼吸系统的临床医生，可以说是学有所成。虽然钟南山手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美国和欧洲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的力量那么强，但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国内一下子竟然出现了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对媒体上关于SARS疫苗连篇累牍的报道，毕胜利认为，“目前国内研究SARS疫苗和药物的态度不端正，尤其是个别专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争取科研经费或企业投资，这个现象不正常。”

与毕胜利的说法相呼应，曾在美国FDA工作了13年，今年刚刚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对记者说：“钟南山搞的那种灭活疫苗技术上是个尝试。”

李忠明还是《现代新疫苗》的主编，他告诉记者，钟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这种技术操作比较简单，就是把活病毒灭活后输入人体，从而能够使人体产生抗体，“这种疫苗的好处是快速，但是也有缺点。要做灭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产的话，就需要大量的P3实验室。”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一位不愿在媒体上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我看过发表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上的紧急建议。按照钟院士的意见，SARS疫苗研制要打破常规，尽量减少按常规疫苗检定步骤，力争在2至3月内获得研制产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疫苗研制要走极其烦琐的步骤，这是必须的，世界各国公认的，SARS疫苗生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不能逾越的。”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说：“钟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时，由于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认识，所以可以进行试验性质的治疗，以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于正常人体，而不是病人，因此绝对不能带有试验性质，而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我对钟院士敢于在病人身上进行治疗试验并获得成功表示钦佩，但对其研制的疫苗也要走这个路子，表示担忧。”

而直接参与“神奇滴鼻剂”研制的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则对记者说：“如果SARS疫情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研究的这种快速疫苗才能体现出价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经明显呈现下降势头，我们研究的疫苗已经没有多大优势了。现在我们发现要搞成一个疫苗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钟南山并没有泄气。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非典疫情已近尾声。但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香港为何要与钟南山合作搞疫苗

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ＳＡＲＳ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据记者了解，这个“神奇滴鼻剂”是香港、上海和广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疫苗的技术，广州方面提供场地和一些临床病历。领军人物是钟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为什么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广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我们当时研制灭活的疫苗是考虑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给临床的医护人员。当然，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前提条件是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又能把SARS病毒彻底灭活，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这样，在香港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才把毒种提供给广州方面，在广州搞这个疫苗。”

香港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也明确规定，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如果《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没有记错的话，钟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继续的情况下，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将他们研制的疫苗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这也许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钟南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的说法，把“神奇滴鼻剂”放在广州搞，不仅有可能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临床研究，还可以搞到政府投资。

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研制这个“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议的：“针对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搞一个试验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南山，他也很支持。”

记者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非典防治办公室了解到，钟南山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义给政府写报告，要求研制SARS疫苗，申请立项。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后，拨款200万元，作为先期投资。

广东省科技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200万元直接拨到钟院士做试验的单位。主要用于购置设备、试剂、防护服等一些消耗的东西。这是第一阶段拨款，以后是否追加资金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虽然是国家出资，但研究成果归他们三方享有。”张先生说，“政府只是对一个科技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政府投资不足怎么办？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万元经费研制SARS疫苗远远不够，假如有社会团体和组织愿意支持的话，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一位跨国公司的医药代表对记者说：“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SARS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香港大学从钟南山那里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对于钟南山不利的言论了”。

据悉，即使研制成功，钟南山可能也要放弃SARS疫苗专利权。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由于钟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给他带来了很多风言风语，说他把病毒资源都给了香港大学，从中拿了好处。”

郑伯健介绍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分离SARS病毒，香港大学从钟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不利于钟南山的言论了。所以为了避嫌，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这个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来，也不申请专利了。为此，很多跑过来要和我们合作的企业都回去了。”

媒体开始反思关于SARS疫苗的报道

6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非典疫苗报道连篇累牍，不实消息让人惊心》为题，掀开了媒体对前段时间关于SARS疫苗的反思性报道。

这篇反思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的传媒上关于非典疫苗有这么多混乱、矛盾的报道呢？从信息源的角度说，受采访的科学家即使均出于公心，他们对科学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科学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会考虑研究成果背后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后有企业行为，有的研究者会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而将阶段性进展夸大或含糊其辞，所以科学报道的采写者不应只听成果发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听其它同行评议。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多数科学报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只得自己做广采博收、甄别判断的工作。

这篇反思报道还认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报道，问题出在记者、编辑的加工环节。

这篇文章在链接的背景资料中，专门提到了媒体关于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报道。

而此前科技部长徐冠华发表的《非典攻关要加强合作警惕浮躁情绪》，被认为是媒体开始反思报道的“导火索”。这位院士出身的部长说，在防治非典的科学研究中，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中表现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钟南山与SARS资源

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底，国内共有5例SARS尸解，并且都是在广州进行的。今年2月份，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尸体。负责尸体解剖的南方医院病理学专家丁彦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尸解所得标本是这样分配的：尸体提供单位、广东省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CDC、国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从钟南山处拿到了SARS病毒标本，包括5块SARS肺标本和病人的咽部标本、血清标本。依据这些标本，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成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

后来，钟南山又和香港大学合作，共同研制SARS疫苗。

但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

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钟南山掌握的ＳＡＲＳ资源最完整

对这些资源的整合，钟南山出了一本关于SARS的书：《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根据公开的报道，钟南山对SARS资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资料。第一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时间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时间是2002年12月初。不仅如此，钟南山还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这些被感染的人的资料也在钟南山的掌握之中。钟南山就是据此得出SARS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结论。

二是掌握许多危重SARS病人的资料。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和智慧，钟南山曾要求有关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间，60多名危重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送至广州呼吸所。为什么要这样做？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还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钟南山没有告诉央视记者，这就是，由他主持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东1000万元捐赠，建成中国第一个完全按国际标准设计、施工和配置的加护病房，并命名为“英东重症监护中心”。就在这个加护病房启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这些资源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以第二例SARS病人为例，其治疗方案可以说是“试验”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试验当中，钟南山是幸运的。而探索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记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钟南山手中的SARS资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钟南山当成一个重量级人物，显得举足轻重。”

为什么SARS资源不能共享

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郑伯健说：“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李忠明对记者说，SARS病毒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这样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难关。当然这种共享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共享，更应该是国内专家之间的共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同室操戈”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

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到广州为什么很难采集到标本？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对记者说：“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标本是疾控所（广东CDC）掌握着。他们就是想大家把资源给他，不许给别人。”

记者又问：“是否有专家问您要过SARS病毒标本？您是如何处理的？”

钟南山说：“现在算起来，我一共给过4个研究机构，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换为目的。当然，现在如果有机构向我要，我还是会给的。”除了香港之外，钟南山没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机构的名字。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熊思东告诉记者：“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

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军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庆玉则对记者说：“我们去广东之前，中国CDC就已经去过广东，他们跟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病毒标本不能拿出省外。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来，控制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们

有资源就只有他们才能研究疫苗和药物。”

记者在广东省卫生厅防非协调办公室的网站上检索到的粤卫办〔2003〕10号特急文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庆玉的说法。

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标本收集后应在3个小时内用冰壶装好并由医院送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如发生问题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人责任”。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

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对记者说：“在国家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协调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良知和领导的默许，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应该在利益相关、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机制。”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某些医院、医生和科研机构把SARS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收益、处置SARS资源。而从科研的角度出发，SARS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

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

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而毕胜利则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体制的失败。

根据对管轶这篇回忆录和钟南山这篇报道的挖掘，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这样一个事实：在SARS爆发的2003年谁在主导者病毒资源和病毒检测和冠状病毒病原的认定以及宿主的研究以及疫苗的研究。其中参与病毒检测的关键人物是钟南山、袁国勇、佩里斯、管轶四个人，而起决定作用或者说领导整个工作节奏和走向的是钟南山背后的人和香港的袁国勇和佩里斯，而不是管轶。在疫苗的研制中一个是田波的武汉团队，另一个是广州的钟南山、香港的郑伯健、复旦大学的闻玉梅。这个疫苗的推出绝对是一种政治上考虑，是为了掌控香港的疫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维基百科中关于SARS的过程描述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参见：2003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香港疫情

疫情初时，中国中央政府禁止媒体报道，香港的电视台在新闻片段中提及事件的片段也被禁止在中国内地播出。中国政府也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对此有声音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该疫症传入香港的风险，导致非典由中国大陆传到香港。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事后卫生部声明不认同隐瞒疫情的说法，2月11日广东省公布疫情的时候，除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没有爆发疫情。而在2003年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2003年，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广东省卫生厅了解情况，正等候调查结果，香港市民毋须因这次事件而恐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于10日表示，已与内地接触了解详细资料。大量香港人对政府态度极度不满，成为引起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政府与香港于6月29日，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图为游行情绪降温。尽管如此，七一大游行当天仍有逾50万港人走到街头反对董建华特区政府。

香港旅游业遭受巨大打击，市面一片萧条。香港特区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港澳个人游）政策。香港“个人游”政策推行多年后，推动了香港经济，给香港提供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虽然如此，个人游政策也在香港产生很多社会民生问题，大量内地旅客前赴香港造成水货客、地铺租金腾贵、甚至名店歧视陆人等社会问题，以及因来港的大陆人随处便溺、吐痰、在列车上吃东西等而造成的卫生问题，长远造成中港矛盾，内地与香港互不信任等等的深层次问题。

2003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香港疫情

非典事件使香港市面陷入萧条，在香港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6名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是香港2000年代最严重的瘟疫。2003年3月下旬，非典在淘大花园爆发。截至4月15日，淘大花园共有321宗非典个案。感染个案明显集中在E座，占累积总数的41%，记录得第二多感染个案的是C座（15%），第三位是B座（13%），而第四位是D座（13%），余下的个案（18%）则散布在其他11座。感染非典的淘大E座居民有107人，当中大部分住在E座的7号和8号垂直排列的单位。2003年中旬，卫生署联同其他8个政府部门展开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也分别进行调查。两个调查结果均显示，由于个别单位浴室的连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干涸，排水口与排污渠变得毫无阻隔，当强力的抽气扇启动时，带病毒的液滴可能从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并经由打开的𥦬户随着气流飘进其他单位。

一方面，在3月，政府规定所有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在学校内都必须长期佩戴口罩。所有人在进入学校之前，都必须先行量度体温。任何教职员假若有发烧或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都必须立即请假3天。由于这项严格的政策，使当时的代课老师需求大为紧张，不少没有教学经验的合资格申请者都在非常短时间内被通知要代课。当时，亦有小部分学校自行宣布停课。3月27日，香港政府宣布从3月29日开始全港所有学校停课（当时只要求停课至4月7日，但后来延长至4月下旬后分阶段复课[71]），所有教学都必须透过网上进行，或由家长到学校领取工作纸及自学材料回家。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市民普遍认为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处理疫情不力，没有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相关资料。例如在3月20日，医管局首席执行官何兆炜通知卫生署指疫情已经在社区蔓延，但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仍一再强调“没有社区蔓延迹象”，并坚持学校不必停课。其后董建华在立法会会议上被问及何以未有处罚或撤换主事官员，矛头直指杨永强。董建华回应第一句是“咁肤浅嘅（怎么那么肤浅）”。市民要求彻查责任，董建华成立的“非典”专家委员会，却委任由杨永强领导调查，被质疑“自己调查自己”。这种种都使董建华民望每况愈下，成为促使该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原因之一。疫潮完结后，立法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于2004年7月5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杨“对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广东爆发的非典型肺炎警觉性不足”、“显示不出他具备公众期望政策局局长所应有的沟通技巧”，并谓其在处理非典疫情时于各方面的表现皆未能令人满意。[73]报告发表后，杨指他作为问责局长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但并未即时请辞，直至7月7日方迫于舆论压力辞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一职，后由周一岳接任。

为了找出大规模疫潮的原因，香港卫生署联同其他八个政府部门展开详细调查，该调查涵盖流行病理、环境、公共卫生、屋宇设计及公用设施等元素。此次事件的源头病人 （是次疫潮的首宗个案）是一名33岁男子，他在深圳居住，并经常到淘大花园探访其弟，他曾到淘大花园E座一个由其弟拥有的单位，期间因肚泻而使用该单位的厕所，其后，他的弟弟、弟妇和两名在威尔士亲王医院照料他的护士证实感染非典。调查报告指出，患有慢性肾衰竭病的源头病人很可能是透过污水排放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使用大型公用设施（如升降机及楼梯）首先使部分住客感染病毒，然后再感染其他的同座住客。

香港的典型住宅结构设计通常就是一个总共八层的点式结构，电梯、消防楼梯和垃圾通常设在结构核心之内，居住面积则从结构核心向外辐射出去。卫生间和厨房被挤塞在这一结构核心的周围，附以上下贯通的水管和风管。这样的设计模式之下，就形成一个类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栋大楼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这也是香港会成为非典重灾区的一个原因所在。

2004年，非典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钱卓乐及葛菲雪，就香港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非典报告发表声明。他们强调，整体而言，香港对疫情处理得宜。正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最终控制了非典疫情。

我们再来看看疫苗研制团队中的闻玉梅，时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闻玉梅明知60岁以上人群患SARS后死亡率高达50%，依然和“得意门生”翟涤一起赴香港、广州疫区。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P3实验室内，他们和国内同仁一起奋战19天，终于获得了数千毫升的活病毒液，为日后制成“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液”立下了头等大功。在1998至1999两年间，她主持研究并确定了大规模生产工艺，解决了质控、中间产品质检、成品检验、保存条件及在转基因动物中进行疗效研究等难题，并将该治疗性疫苗定名为”乙克”(Y1C)。在2000年到2001年间，先后制备了约5000支乙克，2001年送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抽检，三批均合格，作为我国拥有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已送药检局申报临床研究。今后预计年产至少可达1万人份，因无类似产品，产值将根据生产单位定价而确定。

这一成果除与北京生物制品所以合作研制与生产方式签订了合同外，还以技术方式参股，经评估，已作价1 9 0 0万元投入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的复旦悦达公司作进一步开发与研制。

复旦悦达公司，上海复旦悦达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是由复旦大学与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而成，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关于复旦悦达的挖掘在这里不做深入，我们只是清楚这家公司和江家有很深的关系，以这家公司为基础建设的复旦悦达科技园就位于张江科技新区。

所以能在背后指挥和调动这一切的只有在上海的江家。

至此，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上海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团队、广州的疾控中心团队、第一军医大学团队、以及香港的袁国勇领导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团队全部浮出水面。而核心中的香港巴斯德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则真正地进入我们的视线。

在进行下一步的挖掘前，发生在管轶身上还有一个著名的事件需要说明：

这就是管轶的一篇论文所引起的科技界的一场大战：“与此同时，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化兰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研究员舒跃龙也就《PNAS》刊登的《中国出现Ｈ５Ｎ１禽流感变异病毒并出现流行》一文中存在疑点发表看法（详细内容见外交部驳管轶文章事件“峰回路转”）。那么，真的是研究人员鉴定失误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这种局面？带着这个问题，生物通记者专门联系了香港大学管轶教授，希望能获悉当事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管教授很热情地回应了记者的询问。他表示，他们的数据是从系统的流感监测获得，这些数据经过了专家审查并发表在享誉甚高的《PNAS》杂志上，因此他仍然坚持这些发现的正确性。对于陈化兰研究员和舒跃龙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对该文章错露的评论，管教授表示他很难作出任何评论，原因是他到目前尚未见到陈化兰研究员在文章中提到的已经与世界卫生组织共享的病毒株。” 还有一件事就是这篇论文发表所引发的后果“这篇文章在发表后，汕头部分官员表示不满，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7月20日报道说，广东汕头一批官员本月九号前往位于汕头大学的联合流感研究中心，要求研究人员停止禽流感的研究，并且要求销毁禽流感样本。联合流感研究中心负责人，港大微生物学系副教授管轶认为此次要求关闭其实验室是有非学术目的的。他称，其研究在Nature杂志刊出后的第二天，数名政府官员到达其位于汕头的实验室，要求研究人员交出研究样本或将之销毁，研究人员最后亦答应销毁所有样本。”

以下为相关材料：

国新办就美刊发《中国出现H5N1禽流感变异病毒并出现流行》举行发布会

主持人华清: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专门就10月31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中国H5N1流感变异株的出现及流行》的文章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门请来了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先生回答大家的提问。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两位著名专家，一位是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女士，一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先生。

现在我们先请贾幼陵先生做一个简要的开场。

2006-11-10 09:49:05

贾幼陵: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最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题为《中国H5N1流感变异株的出现及流行》（Emergence and predominance of an H5N1 influenza variant in China）文章。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在我国南方地区分离到H5N1禽流感变异病毒”福建病毒”；二是我国广泛使用的疫苗对该病毒没有保护作用；三是我国南方曾有5个人病例是由该病毒引起的；四是该病毒已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的禽类中暴发，有可能在东南亚甚至整个欧亚大陆造成第三次禽流感大流行等。

2006-11-10 09:56:10

贾幼陵: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新的变异的”福建病毒”；文中所谓东南亚国家禽流感疫情是我国疫情引发的，以及将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第三次流感大流行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该文章引用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科学、做出的推测不成立，完全不符合事实，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是，这篇文章引起了个别国家和地区的误解。

2006-11-10 09:57:03

贾幼陵: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近期中国内地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及防控情况。

2006年，截至目前，中国内地共有7个省份发生10起家禽疫情，发病家禽9万只，死亡4.7万只，扑杀294万只。候鸟疫情涉及青海、西藏2个省（区），共死亡候鸟3641只。据卫生部通报，2005年以来，确诊人感染禽流感病例20例，其中2005年确诊7例，2006年确诊13例。

2006-11-10 09:57:33

贾幼陵:

2006年1-10月份，全国兽医部门共监测各类样品450.1万份，其中，病原学样品30.5万份。监测样品包括家禽、猪、野鸟、人工饲养珍禽等。家禽病原学监测样品27.1万份，25份阳性，分别来自云南、广东、新疆等省份；野鸟病原学监测样品1.5万份，16份阳性，分别来自辽宁、青海、西藏等省份；猪病原学样品1.9万份，均为阴性。农业部组织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对曾发生过疫情的地区、候鸟聚集地区等重点地区直接进行采样检测，共检测血清学样品32412份,病原学样品22249份，其中病原学阳性样品6份，采自山西、宁夏等地。对所有经病原学检测呈阳性的家禽及其同群禽都进行了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2006-11-10 09:58:22

贾幼陵: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强禽流感防控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全国防治高致病禽流感指挥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控工作。农业、卫生等部门和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方针，全力抓好禽流感防控各项措施落实。

2006-11-10 09:59:35

贾幼陵:

一是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应急反应机制。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实施方案和疫情处置技术方案。农业部和各地兽医部门都建立了应急预备队，开展应急培训演练，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二是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构筑坚实可靠的防疫屏障。2005年底，中国内地实行禽流感全面免疫政策，中国农业部及时制定下发免疫方案，指导各地科学、规范地开展免疫。2006年，农业部组织了春季、秋季两次集中免疫活动，组织全国兽医部门开展两次免疫效果检查。2006年1-10月家禽免疫密度超过95%。

2006-11-10 09:59:47

贾幼陵:

三是加强了疫情报告，建立健全动物疫情报告网络和疫情督查制度。建立完善中央、省、地、县四级国家疫情测报站、边境疫情监测站、村级疫情报告观察员等疫情监测与报告体系。全国2800个县已经全部与农业部联网，疫情信息可以迅速传送到农业部。随时发现疫情随时报告。同时，我部进一步加大了疫情举报核查力度，2006年接到疫情举报110多起，均及时查处。

2006-11-10 10:00:39

贾幼陵:

四是及时果断处置突发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农业部继续实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定点联系工作组制度，六个工作组加强对各地防控工作的检查。今年以来，农业部共派出130个督查组、270人次赴各地检查指导禽流感防控，指导疫情处置工作。卫生部严格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疫情报告制度，全力救治病人。农业、卫生部门密切配合，及时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查找人感染禽流感的原因和途径。

2006-11-10 10:01:02

贾幼陵:

五是加强科研攻关，提高禽流感防控技术水平。农业部组织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等有关科研单位，跟踪监测禽流感病毒变异情况，及时研究开发出诊断试剂盒和疫苗等产品，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应用。做好不同毒株疫苗储备，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异。

2006-11-10 10:01:09

贾幼陵:

六是加强国际交流及区域合作，共同应对禽流感。及时向国际组织通报疫情等信息，邀请国际组织专家来华考察；中国政府主持召开禽流感防控国际筹资大会等国际会议；向有关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防控物资支持。

2006-11-10 10:01:41

贾幼陵:

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国务院”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24字防控方针，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防控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2004年以来，共扑灭发生在内地的91起家禽禽流感疫情，所有疫情均被扑灭在疫点上，没有造成扩散和蔓延；采取积极防控措施，加大监测力度，有效防止了青海和西藏候鸟疫情感染家禽和人，成功防堵了周边国家禽流感疫情传入。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下面，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2006-11-10 10:01:48

华清:

现在各位记者可以提问。

2006-11-10 10:02:27

法新社记者:

我的问题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些官员称，中国的某些地区在禽流感控制方面缺少透明度，而且中国没有同其他的方面分享有关的病毒样品，我的问题是在控禽流方面中国是否会同其他的方面分享病毒样品？

2006-11-10 10:03:14

贾幼陵:

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要求，发生的每一起疫情都向OIE、世界卫生组织和港澳台进行通报，应该说没有一起耽误。

第二，关于分享种毒的问题。据我所知，卫生部先后两次提供了六个毒株给WHO，2004年发生禽流感之后，WHO提出要求以后，农业部立刻选送了5个毒株向WHO提供。之后，农业部又提供了20个毒株，已经提交给WHO。

2006-11-10 10:05:20

贾幼陵:

但是，在2004年第一次提供毒株以后出现了一个插曲，也就是说在这5株里，有4株分两次被境外的科研单位不恰当的利用，侵害了我们国家科研部门的知识产权。为此，WHO的贝汉卫先生向我两次当面道歉，当时的态度非常诚恳，我很受感动。其中有两株病毒在被引用的时候，说成是其他国家的病毒，当时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韦伯斯特先生也向我们科研单位进行了道歉，而且公开在刊物上发表了致歉的文章，我们担心再次出现类似文章，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

2006-11-10 10:10:46

贾幼陵:

2005年底，我们跟WHO经过反复的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要及时地对国际公布我们的基因序列，由WHO从基因序列中挑选可能对人的防控有作用的毒株，提供一个名单，由我们提供毒株。第二，由WHO向中国提供合作的实验室，由中国方面选定一个实验室来进行合作，由双方的科研单位直接进行毒株的交换。

2006-11-10 10:11:40

贾幼陵:

中国的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如约公布了全部的禽流感基因序列。2006年2月7日，WHO从中选出了23个毒株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看了一下这23个，实际上我们只存在20个，有3个不是基因序列中的。我们在3月1号答复了WHO驻华代表处，同意提供全部20株毒株。3月3日，WHO驻华代表处提出了接受毒株实验室为美国的CDC的流感实验室，3月4日同意请WHO协调美国的CDC流感实验室与我国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具体协商有关事宜，并办理有关的许可手续。

2006-11-10 10:13:41

贾幼陵:

请各位记者理解一个事实，这是强毒，如果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将会带来很大的危害。美国CDC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在病毒入境方面存在困难，要求我们标上不是强毒，是送待检样品，有关人士也要求我们这么办，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不负责的行为，因为把强毒说成是其他东西，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其他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为此，我们正式办理强毒的美国入境手续就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2006-11-10 10:15:38

贾幼陵:

到了9月下旬，美国政府做好了有关批准入境的手续，这样我们也及时地把样品按照原来的约定由WHO来办理出境手续。在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又遇到一些程序上的麻烦，这是有关部门按照法律必经的程序。据我所知，这些病毒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已经交到了WHO手中。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个意愿，中国政府愿意跟世界各个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农业部将继续加强和FAO和OIE的合作，同时也积极配合卫生部加强和WHO的合作，我们的合作虽然有一点误解，但是总体上是非常好的，是正常的。谢谢。

2006-11-10 10:18:34

凤凰卫视记者:

请问贾局长，31日的文章中有一个观点说在中国广泛使用的疫苗对于该病毒没有保护作用，请您介绍一下现在象在哈尔滨这类的地方一直在生产相关的疫苗，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起到了作用？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2006-11-10 10:21:09

贾幼陵:

中国使用的禽流感疫苗的主要发明者陈化兰女士正好在台上，请她来回答。

2006-11-10 10:22:28

陈化兰:

您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我拜读了不只一遍，在文章摘要和文章内容中不只一处声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疫苗对福建类毒株不起作用，但是文章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没有疫苗免疫和攻毒的数据支持这一论断。我们作为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对中国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分离到病毒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现行的疫苗免疫动物，用分离株进行攻毒，看看现行疫苗对分离的毒株能不能提供保护。而在我们实验室攻毒的数据显示，现行的疫苗对南方水禽的毒株提供的保护非常好，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保护。

2006-11-10 10:22:49

陈化兰:

而谈到变异株的问题，我们刚才在贾总的报告中说到，在2006年疫病监测过程中，我们在山西和宁夏两个省分离到了很少的病毒，这些病毒抗原性出现了变异，而现行的疫苗对他的保护有所下降。而针对这些变异株我们又研究出了新的疫苗，在这些变异株监测到的地方使用。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疫苗都是非常针对流行株的疫苗，而不是管轶的文章所说的，现行疫苗不能对流行株提供保护。

2006-11-10 10:26:34

陈化兰:

我们中国研制疫苗的有效性不但使中国的禽流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另外我们的疫苗还在越南、蒙古等很多国家的家禽中使用。如果你们很关注禽流感的话，可能知道，越南在很长时间都没有禽流感的爆发，蒙古的野鸟中可能分离到禽流感病毒，但是蒙古的家禽没有爆发，这就证明我们的疫苗是非常有效的。

2006-11-10 10:27:57

贾幼陵:

我补充两句，因为在座的都是记者，不是专业人士。我想说，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动物疫苗的评价方法，必须进行攻毒试验，也就是说给鸡先免疫以后，再用毒株进行攻击，看它是否会发病，这是有一个严格的程序的。而管轶先生和韦伯斯特先生是人医，而人医的疫苗是不能攻毒的，没有攻毒实验，可能跟他们不是兽医相关，我理解。但是，另一个数据，管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有76份血清证明抗体疫苗无效，而我们国家每年对抗体的监测是300万—400万份，今年1—10月份我们已经超过了400万份，大量的血清抗体实验表明，我们疫苗的效果是达到了国际标准的。而用这样少量的数据来评价一个疫苗，证明中国的免疫是失败的，我觉得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是非常武断的，是不负责任的。

2006-11-10 10:30:19

香港文汇报记者:

香港大学教授管轶最近发表文章称，在中国南方六省份采集到了53200份样品，其中分离到1294株病毒，并且很准确的指出鸡的分离率是0.5%，鸭的分离率是3.3%，鹅的分离率是3.5%。而中国公布的监测阳性数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请问您对此有何解释？

2006-11-10 10:32:03

贾幼陵:

我们在刚开始对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评价就是数据不真实。我毫不怀疑，管轶医生从采集到的样品中分离到病毒，因为我们也公布了我们的监测数据，我们也曾采集到病毒，但是我们认真分析了文章，看到他所提供的监测结果和数据可信度极低。

按照国际通行的采集样品的规范要求，采集时要有准确的记录，像采集地点、畜主姓名、家禽品种等等，我们在采集过程中都是严格要求的，而我们从文章的介绍中看不到管轶有类似的认真的记录。

2006-11-10 10:32:55

贾幼陵:

按照管轶提供的数据，采集的5万多份样品都是咽喉拭子和泄殖腔拭子样品，并且按照他所提供的采集频率，每次采集都要采集1000—2000份样品，根据中国的法律，没有兽医主管部门的许可，任何人不得随意采取家禽的样品。我们了解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六地的主管部门没有接到过管轶先生采样的申请，也就是说如果真是采集了样品，也是不敢声张的私自采集。

2006-11-10 10:34:24

贾幼陵:

每次采集一两千个样品，工作量是很大的，就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也有很大的难度，这些鸡鸭都是要卖的，任何货主都不可能轻易的让不相干的人随意在自己的鸡、鸭、鹅的咽喉部、泄殖腔里捅来捅去采样，更何况还有市场的检疫人员监督，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答应是不可能的。

2006-11-10 10:37:15

贾幼陵:

可能有人说，我把这5万多只都买下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提供的血清样本数据只有76份，而血清学试验比病原学试验容易得多，如果真是买了5万只家禽，那他所提供的血清的监测绝对不会是76份，他会用大量的数据支持他的观点，但是他没有，说明他并没有买下这5万多只鸡鸭。这样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在家禽交易市场的粪便中采集样品，但是市场的粪便是混杂的，鸡鸭鹅也是混杂的，鸡鸭鹅的粪便也是混杂的，不可能拿出精确的数据，我刚才说的都是普通的基层的采样者的常识，可能管轶先生没有到实地采集，他不知道难度，所编出的数据，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都不会相信。

2006-11-10 10:37:50

贾幼陵:

还有一个事例支持我们的判断。2005年青海发生候鸟疫情，我们国家参考实验室采集了大量的候鸟样品，最后分离到4种不同的H5N1病毒，也进行了系统的基因学序列分析，独立的测定，免疫学试验的工作。而管轶发表的文章，声称从候鸟的病毒中分离到了20株H5N1病毒。

这篇文章的所有作者没有一个人现场采集过病毒。据了解管轶先生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别人那儿获得了一株病毒，分析其提供的20个基因序列，同源性为百分之百，证实为一株病毒，可见他的可信度只有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5%，我们只能用这个比例来衡量PNAS上的这篇文章可信度。

2006-11-10 10:43:25

贾幼陵:

我还想说一句题外话，可能有的记者会说我指责了一位科学家的良心，就在这里，曾经有记者问过所谓科学家的良心的问题。我们农业部组织了450万份的禽流感监测，一旦发现病原学阳性，都要采取扑杀、消毒等措施，如果在市场上发现，要及时停市消毒，防止疫情蔓延，防止感染到人。

2006-11-10 10:45:08

贾幼陵:

按照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一旦发现了重大的动物疫情应立即报告，如果管轶真的发现了有禽流感病毒却不及时上报，使疫情得不到及时处理，六个省份的市场上一年起码有上百万人有可能接触到禽流感病毒，他所提到的1000多个病毒样品，很可能随着鸡鸭鹅卖到妇女和儿童手里，这是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在国际上一个兽医如果发现疫情又不报告疫情，会马上被取消兽医资格。

2006-11-10 10:46:39

贾幼陵:

管先生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声称要向全世界发出告诫，防止禽流感的威胁，但你为什么不在发现病毒的第一时间就报告政府，以采取措施，扑灭眼前可能发生的疫情呢？在座的都是记者，使我联想到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我相信在座的任何一位也不会为了获取新闻而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孩子遭受灭顶之灾却不伸出援助之手。1994年记者卡特因一幅《饥饿的非洲小女孩》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秃鹰注视下的非洲小孩难逃死亡厄运，记者也遭受良心的谴责。如果管轶的数据是真实的，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禽流感的威胁，良心能不受到谴责吗？

2006-11-10 10:48:02

彭博新闻社记者:

我想再次请您澄清一下，刚才您提到管轶博士对76个样品进行了血清试验，而贵国的实验室每一年对400万样品进行试验，您是否能给我们澄清一下，管轶教授所进行的这76份样品的测试是为了证明有关的疫苗是否有效，而贵方实验室所进行的这400万份样品的试验是为了整个病毒的攻击性是吗？

2006-11-10 10:49:25

陈化兰:

我想我们国家的实验室做400万份血清样品，检测疫苗免疫后的抗体水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估我们疫苗的效果。

2006-11-10 10:54:37

香港商业电台记者:

管轶说他的文章中关于H5N1病毒和疫苗有效性的推论是根据一个观察，就是最近在广东、上海都在城市中发生了有人感染禽流感，但是没有在市场或者周边的地区发生禽流感疫情，请问现在有没有什么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谢谢。

2006-11-10 10:55:54

贾幼陵:

这个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内地存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在香港都找不到病人的病原来历。我们和卫生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因为确实当前禽流感病毒散布的面积比较大，特别是一些家禽，如果免疫没有到位，免疫没有按规程去做，有可能带毒但不发病。另外，候鸟、留鸟也普遍带毒，我们在安徽的一只鸟身上发现的病毒和人身上的病毒是一致的，当地虽然没有找到原因，但是这种鸟是经常在稻田中进行活动的，而南方人下稻田经常是光脚的。

2006-11-10 10:56:44

贾幼陵:

我们知道，禽流感病毒很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来传播，比如污染过的水、粪便的粉尘、在羽毛中间扑出来的粉尘，都有可能感染到人。而我们国家吃活禽的习惯和家禽交易市场的广泛分布，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感染到人。

大家也看到，我们国家是从2005年底才开始全面免疫的，实验室结果证明，经过按程序认真免疫的家禽，是不带毒、不排毒的，我想随着我们家禽免疫率密度的加大，随着我们免疫的持续开展，人感染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2006-11-10 10:58:38

新京报记者:

刚才贾局长讲到管轶教授的那篇文章数据不真实，除了病毒样品采集的数据不真实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数据不真实？另外，研究方法不科学，除了对疫苗所下的结论的研究方法在你们看来不科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不科学的？另外，您认为没有出现所谓的“福建病毒”，但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禽流感的病毒变异情况，现在有没有出现新的禽流感病毒变异？

第二个问题，结论中说南方曾有5个人的病例是由所谓的“福建病毒”引起的，文章中指出的5个病例具体是由什么引起的？另外，文章称病毒中引起的病毒已经在东南亚的禽类中爆发，还可能引起欧亚大陆第三次禽流感大流行，这可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一些误解，我国有没有把刚才作出的解释向其他国家也作出解释？谢谢？

2006-11-10 10:59:46

贾幼陵:

刚才我所说的是数据不真实，对于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两位专家在媒体上已经发表过看法。对于变异的问题，管轶先生说是在2005年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变异，我们对比了基因序列，实际上在2004年的2月份，在我国南方湖南的两个县出现的病毒就是这个病毒，所以它不是一个新发生变异的病毒。而且经过从2004年到现在免疫的实践和实验室的数据都证明，免疫是有效的。既然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科学，推测结论就更不可能是正确的。牵扯到人的禽流感疫情问题，请舒跃龙博士回答。

2006-11-10 11:02:09

舒跃龙: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大陆地区人禽流感的监测结果。在此之前，我想表明我两个观点：第一点，由于人禽流感是一种新发的传染病，全世界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所以我的一些看法代表我作为专家的个人学术观点。第二点，关于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我对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的看法的表述，某些报道是不准确的，希望今天媒体的朋友能够正确的表达我的观点。

2006-11-10 11:03:58

舒跃龙:

2005年10月至今，中国内地一共发生了20例人禽流感病例，05年7例，06年13例，所有的病例都为散发病例，分布涉及到我国的12个省，其中以南方病毒为主，南方18例，北方2例。中国疾控中心在20例确诊病例中分离到了16株H5N1，并且完成了基因序列的分析。我们从南方病例中一共分离到了15株禽流感病毒，这15株禽流感病毒都比较接近，属于同一组。从北方病毒中我们分离出了1株H5N1病毒，它和辽宁黑山家禽中的病毒比较接近。

2006-11-10 11:05:58

舒跃龙:

南方分离的病毒和北方分离的病毒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并且我们的病毒与越南、泰国等国从人禽流感分离的病毒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也把相关的结果于2005年12月和2006年5月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2株人禽流感病毒，并且在基因库中公布了我们的基因序列，管轶先生在论文中引用的3个病毒的序列是引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

2006-11-10 11:08:31

舒跃龙:

最后，我想就这个说法，就是“福建病毒”发表一下看法。我个人以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福建病毒”不能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病毒，而是指从遗传关系上比较接近的一组病毒的概念。

最后一点我想表达的是，流感病毒最大的生物学特性就是容易变异，它很容易在不同的地区造成不同的流行株，我本人是做人流感病毒的，我们每年监测的目的是要发现在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流感病毒是不是有差异。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或者武断地从病毒的变异去推测哪一种类型的禽流感病毒对我们的威胁更大，我觉得以目前我们掌握的知识，还不能回答这一点。

2006-11-10 11:09:26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

既然你们可以逐一点拨文章中很多的漏洞和不正确的地方，是不是会采取法律的行动追究责任？我们知道香港大学管轶在内地跟一些实验室有一些合作，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你们会中断跟香港大学所有的合作计划？谢谢。

2006-11-10 11:11:19

贾幼陵:

我想说，我们一直在密切的监测禽流感病毒是否发生变异，而且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的参考实验室，一旦发现一种新的病毒，就马上进行全序列检测和分析，并且用这种病毒对原有的疫苗免疫过的家禽进行攻毒试验，看它是不是有效。实际上刚才陈化兰女士介绍到了，原来的疫苗对北方的变异毒株保护率只有83%，因此我们及时地用新的病毒构建出新的免疫用的毒株。最近，在今年下半年，已经用了6.2亿羽份，新的病毒引发的疫情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而且我们已经先后用4株不同的毒株构建了10个疫苗株，防止病毒发生变异，可以及时地投入使用。

2006-11-10 11:12:20

贾幼陵:

说到跟香港大学的合作问题，实际上在2005年8月份，在管轶的文章在《Science》上发表之后，我们就曾经通过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张树义先生，跟管轶先生进行了联系，我本人邀请他跟我进行会谈，交流有关方面的问题，管轶先生粗暴地拒绝了我本人的邀请。之后在今年1月份的禽流感国际筹资大会上，陈冯富珍女士跟我谈到了跟香港大学合作的问题，我表示愿意跟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袁国勇博士进行交流，陈冯富珍女士非常高兴。

2006-11-10 11:15:44

贾幼陵:

在今年2月份，我受香港特区政府的邀请到香港进行访问的时候，我们主动地约见了袁国勇先生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会谈，而且在座的有本文的作者韦伯斯特先生。袁国勇先生和韦伯斯特先生都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同时向我保证，所有的活动一定要遵守中国内地的有关法律，不会干违法的事，以前的事情不要再说了。袁国勇先生是管轶的上司，我们所做的一切承诺和意愿他们都如实的表达，但没有遵守诺言，包括管轶本人，他也向我们表示遵守国内有关的法律，没有遵守诺言的不是我们这一方。当然我们还愿意跟国际的有关单位、有关科研组织进行合作。我在这里表达一个意愿，中国农业部、卫生部一定会跟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共同努力克服禽流感对全人类的威胁。

2006-11-10 11:20:14

华清:

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贾幼陵先生、陈化兰女士和舒跃龙先生。

2006-11-10 11:20:54

那么2006年，中共为什么动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国新办这种方式批驳管轶这篇论文呢？真相也在管轶的那篇回忆文章里：“我在白天鹅酒店给远在美国的导师韦伯斯特发电子邮件，说我正在广州，这里爆发了一种不知原因的疫病，有医护人员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发，紧急要求10万到15万美元作为调查费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点，导师给我打电话，说钱已经到账，可以用了。钱来自我们在NIH申请的流感项目，这就是我们课题组的反应时间，一两百字的邮件，研究经费就直接打了过来，没有任何条件。”“港大的流感实验室，是我导师肯·萧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后，实验室就传给了我。当时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课题组的，他是斯里兰卡人，1995年从英国来到港大。我们都考的PI（实验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来的标本也分成两组，一组由我负责，做流感；一组由他负责，做其他的临床病毒学标本。”简单的说，虽然管轶属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就职于香港大学流感实验室，和袁国勇和佩里斯不是一个老板。管轶在回忆文章中的种种不解的原因正在与此。所以管轶在疫苗的研制中没有出现是必然的，他的职责是研制流感病毒，而不是新冠病毒。而这次文章的发布，也应该是美国导师韦伯斯特项目资金上的支持而发表的研究成果，但是正是这个论文使管轶接近了真相而至于危险的境地。所以，研究流感的专家不惜暴露出面批驳管轶的论文造假和夸大事实，另一方面指挥人销毁了病毒毒株。

那么真相是什么，就是中共研制病毒不仅仅有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这支研究冠状病毒的队伍，还有一只研究禽流感、猪流感、人流感的团队也在参与病毒的研制，就是说这个生化基因武器团队研制的病毒不止一种。如此，会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使用流感病毒作为武器而是使用冠状病毒呢？我们正义科学家的解答很简单，流感和冠状病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毒，PNAS辟谣这个。也许是实验室造的流感，但是禽流感致病性不够，而且容易有解药，就是容易有疫苗。

我们来看看这个陈化兰，贾幼陵、舒跃龙这三个人，其中陈化兰在我们前面的文章中出现过，1969年3月出生于甘肃省白银市，动物传染病及预防兽医学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陈化兰主持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也就是另一个P4实验室的所在地，当时还是P3实验室。贾幼陵2003年11月，任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局长。2004年1月曾任农业部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新闻发言人。舒跃龙，2003年从美国回国，加入到刚刚成立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管轶所在的香港大学的实验室和袁志勇所在的实验室不是一个单位，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一个老板或者领导系统。

管轶在2001年入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在香港大学的流感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是他导师肯·萧瑞吉（Ken Shortridge）的。就是世界著名流行性感冒專家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邵力殊教授。“2003年他退休之后，实验室就传给了我。当时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课题组的。”

管轶简历如下：

• 1978－1983江西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学士；

• 1983－1986 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生；

• 1986－1989 协和医科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硕士；

• 1989－1992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生；

• 1993－1997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博士；

• 1997－2000孟菲斯St. Jude儿童研究医院病毒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后；

• 2000－2001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

• 2001－2003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助理教授。

• 2005年中国国际实验室鉴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会员

• 2007年代表香港大学传染与免疫研究所，成为边境生物学研究的组织委员会会员；传染疾病防控研究基金委员会会员。

• 2005—至今 任香港大学传染病学实验室主任。

• 任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的9大实验室之一的香港大学A/H5诊断实验室副主任

• 2001—2007 任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联合流感中心主任。

• 1995—2005 Thomson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研究员排位第五

• 1995—2005 “禽流感”文章Thomson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前12名中排第四

• 1995—2005 香港大学”禽流感”研究所Thomson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排名第二

• 2005 年入选为时代杂志的十八位世界卫生精英人物之一

• 2006 年入选为时代杂志亚洲精英人物

• 2001年李嘉诚投资的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流感研究中心，成立时的中方主任为研究中心主任李康生博士，香港方主任为管轶。

基于此，我们可以基本判断管轶从事的就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注意管轶的这段表述：“当时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课题组的，他是斯里兰卡人，1995年从英国来到港大。我们都考的PI（实验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就是说管轶和佩里斯都在同一个流感课题组，但是研究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禽流感，一个是人流感。换句话说，管轶研究的是是已经在鸟类中爆发的流感病毒，研究目的是监测和研究传播的途径、特点等以防止这种病毒传染给人类。而佩里斯研究的是已经在人类中造成流感的病毒，就是人流感病毒。这个佩里斯是谁？就是郭文贵在最近爆料中爆出的那个斯里兰卡人裴伟士！真正的新冠病毒制造者。而管轶则是一个接近真相而又永远被欺骗不知道真相的著名科学家，他被使用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地研究不断出现的禽流感、猪流感，而背后操作的人获取源源不断地财富，因为这些流感的爆发正是他们发财的机会。

至此，我们的最终猜想可以揭秘了，新冠病毒等生化基因武器生产开发的真正核心战队就是中共军方所掌控的国际战队包括巴斯德研究所系统和新发传染病重点实验室系统。

我们先来看看在大陆和香港具有多个新发传染病重点实验室。

1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

2004年中新社香港十一月十一日电(记者张淑琴)香港大学今日宣布成立并运作“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将重点研究并监控新发传染性疾病，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及抗药性等。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袁国勇表示，国家批准香港设立中国境外首间及唯一的重点实验室，是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的荣誉。他说，自一九九七年禽流感在香港爆发始，新发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区内疾病监控的关键，沙士的出现及迅速传播，并禽流感在东南亚地区的蔓延，均证明了监控新发性传染疾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袁国勇介绍，实验室包括新落成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和病毒、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他说，为将实验室事故，如研究人员感染病毒或病毒外泄等发生的机会减至最低，实验室有一套高于国际标准的安全设计，包括可过滤超过九成九空气粒子的高效率微粒空气过滤器、高效能消毒器、供工作人员更换保护衣物的更衣室，及显示所有房间及通道情况的监控板等。

袁国勇表示，实验室将与港大微生物学系、基因研究中心、艾滋病研究所及世界卫生组织动物流感中心合作，并会与其他国家分享研究结果。研究工作包括长期监察各种传染病、侦测不同动物品种的病源传播模式、研制诊断试剂、药物、研制疫苗及研究抗病毒药物。

港大校长徐立之表示，实验室由政府拨款八百万港元，加上港大拨款二千万港元建成。他预计，实验室每年的经费约需二千五百万港元，希望能获得国家、政府及各界人士资助，以维持实验室运作。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新发再发传染病动物模型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既新发再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 北京

从1986年开始重大传染病研究，2003年开始新发传染病研究，具有三十多年的传染病研究经验。2012年，研究所整合传染病研究课题组，成立病原实验研究中心（简称病原中心），成为研究所四个科研中心之一。依托研究所新发再发传染病动物模型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及与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的新发再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病原中心专注于新发再发传染病动物模型的创制，及传染病的创新研究，鼎力支撑我国乃至全球的传染病综合防控和科学研究。病原中心是我国唯一以传染病动物模型资源创制和生物医药研究科技引领为目的的研究中心，力争成为国际一流的新发和重大传染病动物模型及比较医学的集成性研究机构。

研究领域：围绕重大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病原中心开展病原预警溯源、宿主易感性分析、疾病模型创制及比较医学研究等工作，为传染性疾病的综合防控和科学研究提供疾病模型、分析技术及关键信息。

为扭转国内传染病动物模型资源匮乏局面，病原中心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动物模型资源库，包含动物模型96种，覆盖近15年来国内发生和输入的100%的传染病，涵盖高致病病原数量为全球最多，为我国乃至全球传染病的防控提供了关键工具。

3 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英文名称：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实验室主任：成军 教授

本实验室前身为1984年成立的北京地坛医院病毒研究室，于2005年更名为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于2012年5月被认定为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本实验室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作为依托单位，隶属于北京市科委。

4 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

为积极应对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的挑战，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2011年4月28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成立。

著名微生物学专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闻玉梅院士和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资深教授蒋伟伦为研究所成立揭牌。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陈建平、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所长李德新、上海市科委领导刘勤、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袁正宏教授等在揭牌仪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在科技工作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人员颁奖。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张志勇主持仪式。

据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张志勇教授介绍，新成立的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由包括国家级杰出青年与上海市学科带头人在内的高水平专家组成，具有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并配备相应的大型仪器设备与通过国家权威部门认证认可的P3实验室在内的大型研究设施，依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综合实力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并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承担和完成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开展高水平和实质性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及时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上海市的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为上海市乃至我国应对传染病提供科技支撑。

新任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研究员张晓燕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对新发与再发传染病的诊断与鉴定技术体系、发病机理及临床转归、治疗策略与生物预防技术等开展深入研究工作，同时积极开展高等级生物安全保障技术体系、动物学研究技术平台、传染病科学研究支撑技术平台，以及临床药物试验基地建设等开创性工作。

5 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 武汉

主任：石正丽　研究员

副主任：危宏平、张波 研究员

中法新发传染病防治合作协议指导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武汉召开

中法代表于4月29日共聚武汉，关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的进展情况

防治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极具挑战性。三十年来，人类或生畜的传染病呈上升趋势，既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又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战胜这些疾病需要在国际合作精神下的预防工作，但同时也需要监督政策依托的手段以及研究上的不懈努力。落实这些政策需要在合作精神下积极动员国际力量。

在研究方面，法国具备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多个王牌，并选择与中国，尤其是中科院研究所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防治传染病因此成为2011年3月底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确定的优先合作项目之一。新发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合作也是政府间协议的内容之一，该协议于十年前（2004年10月）签署，成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与中科院紧密协作，是引领合作的框架机制。在此背景下，中法两国共同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P4生物安全实验室（最高安全水平）。

2004年协议指导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4月29日在武汉召开，由阿兰•梅里埃和陈竺共同主持，会议就实验室建设进展以及实验室认证认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实验室的建设由中科院管理，于2011年底动工，选址郑店（江夏区）——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址，建成后可容纳武汉病毒所的全部人员及设备。实验室是根据法国研发的高科技生物维护概念而设计的，可进行第四级病源体的研究及诊断。建成后，实验室将承接与法国合作的研究项目，并将成为世界卫生组织下的合作中心。

在以上的新发传染病的研究中心或者实验室中，我们排除北京地坛医院的新发传染病研究北京重点实验室，其余的四家均和新冠病毒和P4实验室产生联系。其中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就是专门为P4实验室的建成而准备设立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2012年左右。这个中心的成立是为了落实中法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协议，这个协议于2004年10月签署，成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引领合作的框架机制，在此背景下中法两国共同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建设P4生物安全实验室（最高安全水平）。在研究方面，法国具备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多个王牌，并选择与中国，尤其是中科院研究所之一——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注意这段表述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中心的任务是人力资源的培养，而P4实验室则是基础设施资源。当时，最终协议中的中法共建我们在前面的挖掘中已经得知变成了中方独自建立，最终变成一个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分离的军方管理的设施。

而香港大学的2004年成立的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究竟是为了什么？可以肯定的说也是为了武汉的P4实验室，或者说是为了武汉P4实验室中的病毒毒株。换句话说，香港的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是中共所刻意掩盖的军方的真正研制病毒的核心单位巴斯德研究所的合法面具。正是这种管理模式，揭示了这个庞大布局的开始于SARS之后。只有如此，在管轶的那篇回忆文章中袁国勇和裴伟士的种种奇怪的行为才能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也正是因为这个布局的早期参与者是陈竺，才能说明背后的真正掌控者是上海，是上海的江家，是上海的江绵恒，这才是真正的掌握潘多拉盒子钥匙的人。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共建实验室的目的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是为了其全球最大的传染病动物模型资源库。

而2011年上海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成立时闻玉梅院士的出现就值得深思了，2020年1月29日从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部门传来好消息，由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徐建青带领的科研团队，经过6年不懈努力，研制出一款抗病毒喷剂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病房职业防护，并顺利通过伦理审查。而我们刚刚揭示过，早在2003年，有一种SARS冠状病毒的活性疫苗被研制出来，是一种鼻页滴剂，研制合作的三方分别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和钟南山。袁国勇只是合作方郑伯健博士的领导。一切又是那么巧合。

其实，钟南山、管轶早在2003年就感觉到了这个背后指挥整个计划的人，但是他们绝对是不敢说出那个人名字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是离真相很近但是永远不知道真相的人，所以他们同时把疑惑或者不满发泄给了那个忠实执行计划的人袁国勇。

所以袁国勇很关键。

我们先来看看袁国勇的简历：

袁国勇是一名基督新教徒，曾任港大校委会成员。早年就读皇仁书院，与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为同班同学。1981年于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其后在基督教联合医院担任医生六年。后于1987年开始在玛丽医院进行微生物学研究。直到1989年才进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工作。他是首位确认SARS是由冠状病毒，而不是其他的衣原体或其他病因形成。袁国勇认为病毒可源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他被誉为“抗SARS英雄”。2004年，他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以表彰他对抗沙士病毒的努力。

他在香港遇上不明病毒或医疗事故时，经常被任命为专家小组主席，被视为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的亲信。

2015年7月31日，袁国勇以“一名科学家，无受过政治训练”为由主动辞去香港大学校委会会员一职，认为近三年的香港进入分裂及撕裂状态，政治事件令港大每况愈下，无力带领港大走出困局，并称“不如回去搞传染病、搞毛霉菌好过”。

【环球网报道】据多家港媒2020年1月28日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28日表示，港大微生物学系初步在喷鼻式流感疫苗基础上，研发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未来可进行动物实验，以了解疫苗是否有效。 这个疫苗和2003年那个疫苗非常的相似。

而袁国勇的真正身份香港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应该揭开了！

我们来看看一篇相关资料：

（香港，2005年2月25日）李嘉诚基金会宣布捐款300万欧罗（逾港币3000万元），资助全球顶尖研究机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与近年在禽流感及新发传染病研究接连创出佳绩的汕头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流感研究中心的合作，为全球对抗禽流感工作的国际力量增添一股新动力。

禽流感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具威胁的流感病毒，若大规模爆发，后果不堪想象。 流感专家警告，随着H5N1禽流感病毒在过去七年不断变种，导致病毒人传人的能力大增。 医学界已发现了数个具有人传人能力的禽流感病毒新品种，估计一旦大爆发，死亡人数可能数以百万计。 目前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官员们虽努力就此威胁做好准备，但仍未能掌握最有效的办法。

捐款将用以资助巴斯德研究所与汕头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流感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对抗禽流感与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法。 合作计划的首要工作，是研究现有或新的快速准确试剂，以及了解病毒宿主体内免疫力与病毒的相互作用。

汕头大学与香港大学于2001年11月合作成立的流感研究中心较早前在有关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突破，曾先后发现流感病毒可跨种属屏障直接从鸭传给人及H5N1病毒流感已成为东南亚的风土病，这些研究结果曾经分别于2003及2004年在国际顶级科研杂志《自然》（Nature）发表。

李嘉诚先生对尖端医学科技研究一向大力支持，面对禽流感对世人的严重威胁，更亟望能早日研究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李先生很高兴知道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刚在上海成立了分所，如今凝聚合作各方的努力，相信会更快取得科学上的突破成果，让公共卫生部门在防治这项世纪病毒及相关疾病方面作出更佳准备。

巴斯德研究所所长Philippe Kourilsky教授说，他很感谢李先生的慷慨捐助，这证明了李先生对人文精神的承担，以及他对公众健康的深切关注。

Kourilsky教授称，巴斯德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及上海市政府合作的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是因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去年所表达的中法双方多合作的意愿而成立。 Kourilsky教授说研究所与联合流感研究中心的合作目标，是在有新的呼吸系统疾病出现时，迅速作出实质有效的回应。

他说，我们会特别着重研究开发新的产品，例如新式诊断器材、疫苗或药物等。 」

一个由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联合流感研究中心和李嘉诚基金会代表所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将会成立，负责督导合作计划和各项工作的推展，并监督各项工作的进展与成效。

注意，一个由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联合流感研究中心和李嘉诚基金会代表所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将会成立，负责督导合作计划和各项工作的推展，并监督各项工作的进展与成效。 这个管理委员会真正管理着上海巴斯德和香港巴斯德已经汕头大学的联合流感研究中心。 而汕头大学的联合流感研究中早在2007年向一家成为汕头大学医学院国际感染与免疫研究所），2012年底获批成立广东省”感染病与分子免疫病理”重点实验室，2013年初成为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015年获得高水平大学重点数据，2016年教育部获批准成立病毒学与新发传染病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2019年12月19日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获授粤港联合实验室。 那么郭德银2016年任职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院（深圳）院长，陈新文2013年调任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就值得深思了，就像前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这是一种战略转移。

记住，掌控巴斯德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与新发传染病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的是这个委员会，这个规定开始是在2005年，也就是说为了P4实验室，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巴斯德，也是因为P4在香港成立了巴斯德，同时成立了香港大学病毒学与新发传染病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而主要的捐助者就是李嘉诚基金会。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先把资料揭示完。

这是香港大学网站上关于袁国勇的介绍：

袁国勇教授

2015年當選為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

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香港大学医学博士; 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学院外科荣授院士;英国皇家病理科医学院荣授院士; 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爱丁堡,伦敦);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

简介

霍英东基金教授(传染病学)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

香港玛丽医院微生物学系主管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袁国勇教授198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并在2001年至2011年作为港大微生物学系的主任,他是个杰出的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外科医生。 他在这三个领域的成功可以从他在总多机构获得的荣誉体现出来,袁教授是香港医学科学院的病理学家,外科专家,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爱丁堡,伦敦),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学院外科荣授院士和美国医学院士;他在2006-2007年间获得裘氏资深研究员奖并在2007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士, 他在2002年在香港评为太平绅士并在2004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银紫荆奖章。

因为他在新发传染病的专长和贡献,袁教授在2000年被任命为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以促进香港大学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之间的合作。他的研究特点是针对对各种病床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寻找治疗方法,然后把临床样品带到实验鉴定新型的致病病原体,许多动物源性的病源就是这样发现的,利用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和他的经验以及领导才能协调医生,微生物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他曾多次帮助政府控制疫情在小区,医院或动物中的爆发。

袁教授是广为人知的传染病专家,他的专长在控制2003年的SARS全球爆发中得到了印证。他在发现SARS感染病源体,即SARS 冠状病毒,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鉴定是疫情最后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 多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发现俩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了人类冠状病毒HKU1,蝙蝠类似SARS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HKU2-24 和很多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这些病原体都以香港或中国命名。 他在1998年首先在Lancet(柳叶刀)医学期刊发表了关于禽流感H5N1实验室诊断的论文,这篇论文已经倍引用超过500次,为表彰他在传染病领域的贡献,香港大学在2005年聘任他为霍英东传染病学教授,同样在2005年,为突显港大在该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中国科学技术部授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成立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袁教授为首任实验室主任至今。

从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香港的巴斯德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而袁国勇被任命为主任，就是说在2003年爆发SARS疫情那次病毒检测中，管轶和袁国勇不在一个实验室，管轶属于流感中心，袁国勇为系主任同时为香港巴斯德研究所的主任。袁国勇的地位可想而知了。那么真正能进行这种布局的人、指挥袁国勇进行研究、指挥李嘉诚进行捐助的绝对不会是法国的巴斯德总部，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上海的江家。所以香港的巴斯德是为了提前布局，是为了武汉的P4实验室。而这个布局，是由陈竺和江绵恒等最高层做出的。

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曾于1936年在上海建立上海巴斯德所，1950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1951年8月1日在上海巴斯德所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后于1958年整体迁往北京。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巴斯德所）于2004年10月11日揭牌成立，2005年7月开始运行，2007年7月23日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是中科院唯一整建制从事人类传染性疾病基础研究和相关技术应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自2017年开始，上海巴斯德所共建方变更为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以下的两份资料是从来没有出示的，均来源于香港巴斯德研究所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也加上科学家的解读。

香港巴斯德

17 May 2017

1995年，Malik Peiris和Dr KH Chan （Chan Kwok Hung）， Dr Seto Wing Hong and Dr （now Professor） KY Yuen，在香港大学的教学医院圣玛丽医院一起工作。 当时主要是在做临床检测，在免疫系统缺陷的病人中检测呼吸道病毒（如小孩，老人）。 两年后，禽流感袭击香港，他们实验室做出贡献。 之后，Dr Rob Webster鼓励他们建立了禽流感的研究项目。

这应该是在1997年左右，Guan Yi， Leo Poon，加上他 他们三个人一起再做禽流感研究。

那时团队有60人。 2003年非典袭击后，他们这个两个团队 临床检测和流感团队一起 做非典研究：Chan Kwok Hung， Guan Yi， Leo Poon， John Nicholls， KY Yuen， WH Seto and many others。 非典后，他和Guan Yi， Leo 回归到了流感和其他新发病毒的研究，这个时候和流行病学，统计学专家建立合作团队。 Gabriel Leung， Ben Cowling， Joe Wu， Eric Lau。

还有病理学家 儿科专家和免疫学家

这个时候，他本人也参与到了香港巴斯德项目中，和Roberto Bruzzone一起建立了研究病毒感染的细胞生物学的项目。 更多的年轻科学家加入了，如Michael Chan, Hui ling Yen, Renee Chan, Chris Mok, Suki Lee, Sophie Valkenburg, Sumana Sanyal, and many others

这里也说和法国的机构合作。 下面讲到在MERS中和多个国家包括巴黎的巴斯德都有合作。

这里他想表达，每次病毒爆发，人们研究病毒，但是每次病毒来了人们才去研究疫苗 根本来不及了。 所以他们想走在病毒的前面 因此他们和WHO合作，想要评估动物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可能的传播隐患。 研究动物病毒是否可以感染人。 用体外细胞实验。

这里我认为是为生化武器研究打掩护。 因为生化武器研究就需要从动物中找病毒做模板 然后改造。 但是从动物中找病毒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他们美其名曰，走在病毒的前面，要”评估”动物病毒的隐患。

如果你要评估动物病毒，首先就是要找动物病毒，还是做实验，这不就和生物武器开发目的对上了。

而且还是和WHO合作，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香港巴斯德建立历史

1999年，香港大学建立巴斯德研究所，JAMES KUNG当主任，估计是出钱。

当时的学术主任是Antoine Danchin 和 Pr Kwok-Yung Yuen（袁国勇）

SARS後，香港巴斯德研究所在Ralf Altmeyer的領導下，研究病毒和宿主作用，特別重點研究呼吸系統病毒和其他潛在造成疫情的病毒。2006年，Roberto Bruzzone and Malik Peiris是主任。

以上是James KUNG Ziang Mien的个人简历，也是发表在香港巴斯德的网站上。

James KUNG Ziang Mien的中文名称就是孔令成的父亲，孔祥勉。

下面是关于孔祥勉的一篇挖掘资料。

成立于1980年代的香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本着“增进友谊、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培训人才，为香港、上海两地经济建设、共同繁荣而努力”的创会宗旨，为沪港两地经济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8年来。协会本身也逐步发展壮大，香港沪籍知名人士及各大财团，几乎都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的会员。日前，记者采访了香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新任会长孔祥勉先生。今年75岁的孔祥勉是个资深银行家，现任香港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1950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50年来香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如今他已是“功成名就”。尽管孔先生英语和粤语相当熟练，但他亦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说这是“家乡语言”。

注意，这个孔祥勉和李嘉诚一样，真正掌管着着盗国贼在海外的巨大资产。而上海帮通过香港洗钱的管道和关系就是通过这个汪道涵倡导的“香港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建立起来的。这个协会中当然包括香港地产四大家族中的全部。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閕ond”Honneur)于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以表扬在服务人群有卓越成就的人士。港大巴斯德研究中心委员会主席孔祥勉昨亦获授法国荣誉军团大军官

2017年8月8日 – 该勋章由法国总统签署命令，主要颁发给法籍人士；在中国，贝聿铭、金庸、巴金等文化名人，以及何鸿燊、孔祥勉、马云等商界名流曾获此殊荣。

当然还有陈竺，2012年4月12日 – 人民网巴黎4月12日电（记者李志伟）4月12日，卫生部长陈竺在法国国民议会被授予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

2016年6月16日，中法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移交仪式暨授勋仪式在武汉举行。会上，法国驻华大使顾山代表法国总统，分别向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袁志明、石正丽授予“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和“法国棕榈教育骑士荣誉勋章”，以此感谢两人及其团队在推动中法新发传染病预防和控制领域的合作，以及中法合作建设武汉P4实验室中作出的贡献。

中新网10月16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以及微生物学教授裴伟士昨(15日)获法国政府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Knightof theL�閕on d”Honneur)。

几乎所有与巴斯德相关的人均受到法国的勋章，当然法国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地授给一个外国人胸章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因为钱。

正是因为钱，因为江家所代表的盗国集团的钱基本上隐匿在李嘉诚所代表的香港的大家族和新加坡的淡马锡手中所代持或者转移藏匿于离岸公司（见另一挖掘系列《盗国系列》），所以我们获知李嘉诚的投资和孔令勉的投资绝对是最关键的投资，也是保守这个最高机密的最后防线。但是，钱是不会撒谎的，当袁国勇举起李嘉诚的那张巨额的支票时，这种布局已经暴露了。

那么这个钱为主线的布局中的最核心的部分也就出现了，这就是“法中基金会”。

这个名字在前面是不能说的，因为这是最终的机密的外壳，谁触碰了这个外壳都将面临死亡的威胁，或者闭嘴，或者死亡闭嘴。那么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困惑大家的问题应该可以揭秘了：王健之死的原因真正是因为抢夺资产吗？如果为了抢夺资产，为什么法中基金会的华镔亲自坐镇？总参国保等多个部门都出现在现场，甚至动用国际刑警组织孟宏伟。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王健触碰到了这个核心的机密。更为奇妙的是法国的张健也是在爆出华镔的法中基金会的身份后意外死亡的，而政事小哥和挖掘机玛莎的被封口也基本上是在爆出华镔和这个法中基金会之后，DT当时虽然爆出了法中基金会但是闻到了奇怪的味道而及时的转移了爆料内容才在推特上生存到今天，不过也在猛烈攻击下准备撤离了。

所以DT以阴谋论的臆想扒一扒这个法中基金会。

法中基金会是中法两国民间组织之间的对话平台。

2012年由外交官、企业家和艺术家团体创立，法中基金会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促进法

中两国人士之间交流观点，发展长久联系，激发他们对对方国家的兴趣，并鼓励创建联合项目。

法中基金会的主要活动包括每年组织一次中法“青年领袖”项目，交替在法国和中国举办。每届活动为期4天，聚集30-40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有卓越成就的中法高潜力人才。

法中基金会全年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教育主题举办中法交流活动，活动在中国和法国开展，旨在推动中法领军人物之间的对话。

法中基金会的活动获得了两国政界和社会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通过基金会的战略委员会，其成员包含法中两国各界杰出人物。

注意成立时间，2012年，在文贵先生的爆料中曾经提过2012年一个政治局常委的人物曾经找过他说邀请他参加一个绝密计划的投资，文贵先生拒绝了，其中马云、马化腾等都参与了，应该就是指这个基金会。

在法中基金会的网站有三组人物：A 法中基金会创始人 在原来的查询中，华镔应该出现在这里，而现在，华镔彻底失踪了。

我们来看看战略委员会：

在这个名单里，出现了BTA的主帅张亚琴（百度）、马化腾（腾讯）马云（阿里巴巴）的名字，还包括丁磊（网易）、张欣（潘石屹妻子）、汪延（新浪）、郭炎（中信）、康敬伟（科通芯城）、洪晃（互动传媒）、何超琼等名字。

战略委员会从字面上理解是对基金会所支持的青年企业家进行企业发展战略上的指导，但是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我们先通过一张表格对这些出现的人物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法基金会战略委员会统计表：

在这个34人的名单中，其中中方（曾经拥有中国国籍包括港澳）16人，法国18人。我们先剔除艺术家、建筑师、和政府官员，主要看其中企业金融界的人，看看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A 中方包括 张亚琴、百度总裁；张欣、SOHO中国总裁；汪延、新浪创始人；季琦、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执行主席；马化腾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郭炎 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康敬伟 科通芯城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洪晃 中国互动媒体集团董事长；何超琼 信德集团总经理兼执行董事；陈爽 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这几个人我们再按照行业和地域进行划分简单制成下列表格：

洪晃多维的背景

在上面的表格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洪晃，她所任职的中国互动传媒集团在中国的企业名单中没有查到，经过查询，企业法人和高管为洪晃的共有5家，如下表：

1洪晃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法人,经理,执行董事 100万人民币 2014-05-23 天津市 存续

2 北京薄荷糯米葱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1000万人民币 2009-12-10 北京市 在业

3 多维互动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长 300万美元 2000-08-16 北京市 在业

4 北京昂蓝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0万人民币 2000-02-03 北京市 在业

5 卡尔瓦克斯公司北京代表处 – – – 北京市 注销 法人首席代表

这里的洪晃应该是就是上表中的洪晃，所以这个中国互动传媒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指多维互动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代称或者在海外的公司。

我们重点挖一挖这家公司。

公司架构图

这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投资的外资企业。

详细资料

• 注册资本 300万美元

• 实缴资本 300万美元

• 成立日期 2000-08-16

• 经营状态 在业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17749836X 工商注册号 110000410150109

• 纳税人识别号 91110105717749836X 组织机构代码 717749836

•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核准日期 2019-10-29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 营业期限 2000-08-16至2020-08-15 纳税人资质 –

• 人员规模 – 参保人数 0

• 曾用名 – 英文名称 –

•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厂区南侧)附近公司

•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电子商务平台软件；网站策划；网页设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提供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投资咨询；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系统集成；提供图文设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企业变更记录： 2010-04-21 董事（理事）、经理、监事 1 洪晃* 董事长2 张岩 董事 [退出]3 安伟峰 董事4 弋沛杰 副总经理1 洪晃* 董事长2 沈宪光 董事 [新增]3 安伟峰 董事4 弋沛杰 副总经理

这家公司涉及人员包括 洪晃 张岩 安伟峰 弋沛杰 沈宪光5人

我们在表格中列出这几个股东高管可能的人，其中弋沛杰可以理解为出资人，而张岩倾向于新华三集团副总裁、云数产品线总裁张岩就是主管技术，而安伟峰和沈宪光可以理解为艺术名人，这种架构包括外资背景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家被操控的媒体投资公司，另外通过我们的挖掘基本确定，这个以“多维互动网络”公司基础上成立的“中国互动传媒集团”就是操纵海外中文媒体收购（包括多维网、明镜等）的最主要的推手，或者说是海外伪类的金钱收买的大本营和出资者，洪晃为其董事长。洪晃，章含之之女，关于她的故事还很多。（由于本文重点不是此部分，故只出示逻辑关系）

关于新华三集团的资料如下：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致力于成为客户业务创新、数字化转型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新华三拥有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全方位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整体能力，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联接、5G、信息安全、新安防、物联网、边缘计算等在内的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端到端的技术服务。同时，新华三也是HPE®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的中国独家提供商。

新华三集团深耕行业三十余年，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支持运营商、政府、金融、医疗、教育、交通、制造、电力、能源、互联网等百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新华三集团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引擎，目前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专利申请总量超过10,000件，其中90%以上是发明专利。我们将持续通过领先的技术能力和智能化的手段，全面践行“智能+”，深入推动智能化在百行百业的应用落地。

销售与服务机构47家；涉及国家和地区100+；海外分支机构7个；50,000,000+台设备在线运行。

维基百科

新华三集团（H3C）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网络设备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路由器、交换机、无线等网络设备。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6日。总部位于北京和杭州。清华控股旗下紫光集团下属子公司紫光股份控股51%，慧与科技占股49%。

新华三集团前身为华三通信，是华为与3Com于2003年11月成立的合资公司，当时名为华为3Com，华为与3Com分别持股51%和49%。2006年，3Com收购了华三通信的全部股份。2007年4月，华为3Com更名为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三通信，H3C)。2009年，惠普收购3Com，华三通信也同时成为惠普的全资子公司。2015年5月21日，清华控股旗下紫光集团下属子公司紫光股份收购华三公司51%的股权。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华为的一个子公司

华三从华为独立后的故事：出击四大方向（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4日 23:20 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讯 近日，从华为3Com变身为 “H3C”的高层首次亮相于媒体面前，透露了其品牌切换后的发展方向。H3C相关高层表示，H3C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运作的公司，今后与华为专注于电信运营商不同，除运营商以外，H3C将更聚焦在企业网市场，并且将专注于多媒体、存储、安全、主网络四大产品领域。

更名后的故事

在杭州北部的杭州经济开发区似乎具有通信企业的扎堆效应，大名鼎鼎的东信、UT斯达康等都聚集于此，H3C也座落于这两家公司的旁边。

不过，现在的H3C在当地的知名度似乎不如东信、UT斯达康大，H3C主管国内市场的副总裁王巍也如此承认。

这主要源于一次企业更名。2007年4月，华为3Com正式更名为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H3C)，企业标志也由“H3C”代替了“华为3Com”。

由于华为和3COM广为业界所熟悉，“华为3Com”这个合资公司的名字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但‘H3C’的公司名字是上个月才审批完成的，到今天才一个月零几天。我现在打

出租车坚持说到‘华三’，出租车司机都说不知道，到了以后，别人说不就是华为3Com吗，我指着墙上的字说，已经改名了”，王巍还特意描述了更名后这样的一段故事。

管理层的默契

H3C全球营销总裁吴敬传看似一位温雅的淑女，很难想象其带领的销售团队达到年销售额7亿多美元，倒更像一位年轻的大学女教师。

“H3C的产品线总裁也都只有35岁左右，但都有十几年的丰富经验”，吴敬传如此表示。

2003年，合资公司成立之初，华为把整个数据通信产品线纳入合资公司，并且运营团队也从华为整体调任，这些运营团队基本上是从华为一步步走上来的，但华为成立时间也就十几年，给人成长的空间非常快。

对于变身后的H3C的高管是否有变动，H3C全球营销总裁吴敬传称，“H3C管理层主要来自华为，合资公司之初华为注入的是团队和技术；3COM提供资金。股权变更后管理层没有变化。这个管理团队非常有信心把公司带向新的目标。我们这个管理层已经形成了默契，CEO、CTO和我已经有10年的一起工作的经历”。

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运作

对于H3C而言，吴敬传表示，“H3C从一开始就是独立运作的，华为、3Com、NEC等都是H3C的战略大客户。

据悉，以前，一些路由器、交换机产品的研发都是交由H3C进行，然后根据华为的运营商网客户的需求进行一些改进，为华为提供OEM产品，但同时H3C还为NEC等OEM产品。“股权变更后，华为仍是H3C的战略合作伙伴，华为仍会OEM H3C的产品，华为与NEC等都是H3C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吴敬传如此描述H3C与华为今后的关系。

她同时透露，经过3年多的时间，H3C实现了稳健、快速的成长，由3年前的年销售额7000万美元到去年的7.12亿美元，翻了10倍；如果算出货量的话，那就达到了100亿元人民币，“目前H3C每个季度的增长接近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极限，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在全国排第二“。

四大新方向

H3C国内市场部副总裁王巍也认为H3C已经独立成长起来了，方向也非常明确。

他说，H3C在技术和人才上有非常扎实的基础和储备，“我们非常重视研发，在5000名的员工队伍中，半数是研发人员，我们将持续以IP技术为核心，主要是做大多媒体、存储、安全、主网络四大产品领域”。

王巍表示，在中国路由器与交换机领域，H3C的综合市场份额总共占36.5%左右的份额，在交换机领域，H3C的市场份额已位居第一。

但王巍也表示，全球互联网技术相当垄断，例如在以太网领域，尽管H3C在国内已打破了垄断，也通过合作伙伴向全球销售，目前在以太网上排第二名，但第一名销售额200亿美元，H3C离第一名相差太远，反过来也显示出市场潜力的巨大。

对于安防这一新兴的大市场，王巍说，H3C将对监控技术全面革新，以标准化为方向做大监控系统。

不过，H3C似乎也很看好存储产品线。“H3C做存储的技术思路就是坚定不移的走IP存储道路，尽管全球存储巨头一开始都不支持IP存储，那是因为他们以前是其它技术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一提到存储设备，又要回到H3C的老东家华为——几天前，刚传出消息，华为将与赛门铁克在成都建存储设备的合资公司华赛，在新公司中，华为持有51%的股权，赛门铁克持有49%的股权，华为将注入其电信领域的存储与网络安全业务。

对此，H3C全球营销总裁吴敬传说，“H3C愿意看到更多的厂商进入，把存储领域做大，如果未来华赛愿意的话，我们也欢迎。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把IP存储这个领域做大。我们不把华赛作为竞争对手，而是同盟军，即便有竞争，大家也是很坦然地竞争”。(银刀)

那么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法中基金会应该是以中法友好合作为基础的企业家和社会名人的汇集，那么为什么出现洪晃和那么多美国上市企业的老总呢？解开这个疑问点之前我们先把挖掘做完。

郭炎、陈爽、何超琼这三个人都和香港澳门相关。其中郭炎于2011年六月被授予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何超琼2009年4月，她在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获得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过勋章的还有她的老爸，澳门赌王何鸿燊。

郭炎

郭炎：香港金融大亨郭炎，男，1949年1月出生，祖籍广东大埔，生于香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拥有香港大学管理学哲学硕士、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7至1998年间，郭炎曾担任中信嘉华银行主席兼行政总裁，并创办东南亚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后被中信收购，郭出任中信资源控股董事长，至2007年卸任。现为香港同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主要从事投资基金业。

从1998年2月开始，郭炎作为港澳地区特邀界别，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连任两届，2008年3月起，升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在就任前，曾于2009年9月5日、6日访问香港，此事在台湾经媒体曝光后，遭遇绿营人士的猛烈抨击，被质疑为吴敦义此举意在“向大陆请示”，报备组阁事宜。9月17日，更有媒体爆料说，曾拍到9月5日晚吴敦义与郭炎一起在中环一家有名的餐厅前等车的照片，由于郭炎所担任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绿营借此进一步大做文章，不仅追究吴敦义涉及“国家忠诚”的问题，同时要求提名吴敦义当行政院长的马英九为吴敦义“没有讲实话”负责 ，由此引发台湾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

具媒体报道，郭炎的儿子郭豪先生Howard Kwok 是家族拥有七个波尔多酒庄的年轻管理者。

关于郭炎的来历下面这篇文章讲得十分详细：

神秘红顶商人郭炎 纵横两岸赚钱传奇

他，在台湾消失的二十年间晋身百亿富豪，一出现就惊动台湾政商界;他，行走大陆往来无白丁;他是游走两岸三地的红顶商人– 郭炎，现在他打算砸百亿回台，成为第一世家辜家的合伙人……

消失台湾二十年变百亿富豪

郭炎，这位原本在台湾默默无闻的人，现在却成为攻占媒体版面的「红」人，去年九月，他第一次出现在台湾版面，是与刚宣布接任阁揆的吴敦义在香港碰面;第二次出现，是被传为帮中信金并购南山人寿的灵魂人物;第三次，则是有意入股中信金九. 九%股权，成为中信金单一最大股东，这三件事都惊动台湾政、商两界，而第三件事，才是这位神秘金主出现在台湾的真正目的。

在台湾，他熟识阁揆，又可能成为台湾第一世家辜家的事业合伙人;在中国，郭炎更是往来无白丁，他是中国太子党老大哥、前中信证券集团董事长王军重要的事业伙伴;他与中国下一届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同桌吃饭，与邓小平的女婿、中国保利集团总经理贺平打高尔夫球，两岸达官贵人都与他有交集。

但这位游走两岸政商界的红顶商人，拿的却是台湾与香港的身份证，娶了台湾老婆，每次总统大选都回台湾投票，当媒体将他冠上「中资」的名号，他会站出来大声澄清：「我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 」就是怕被「染红」。

越南华侨 立志从商

在信孚銀行賺到第一桶金

郭炎接受本刊的专访时，还出现一位神秘客– 享誉国际、被中国称为数学天才的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丘成桐，前来与他结伴赴约，显见郭炎的人脉不仅仅只有政商，连最聪明的数学家都是他的朋友。

事实上，郭炎是越南华侨，家族在西贡经营中药材生意，越战时改为美军洗衣，十六岁那年他立志从商，由越南辗转到台湾来，第一年考上成大建筑系却放弃不念，在台北南阳街苦读一年后考 上台大商学系，「郭炎灵活又聪明，是少数拿到台大书卷奖的侨生，」跟他一样念台大与柏克莱大学的学弟、台大财务金融系教授林存修回忆起他俩曾经共同修过一堂财务管理课， 当时期末考只有三个人及格，林自己六十分，郭炎却拿到一百分，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一九七五年郭炎于台大毕业后，与小他一届的学妹结婚，先到香港拿硕士学位，取得柏克莱金融学博士学位。 郭炎回到香港美国加州国安银行（Crocker）任职时，结识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 八四年，王军还只是中信证券业务部副经理，正打算跟澳门总商会会长马万祺二儿子马有恒合作，到珠海投资啤酒厂，他协助王、马两人联贷到三千万美元，郭炎因此跟王军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彼此事业中的贵人。

之后，他转到美国信孚银行任职，八七年间被派来拯救亏损连连的台湾分行，他抵台的那一天，台股刚刚登上一千点，正在朝一万两千点狂涨，他接任信孚银行后，开创不少新业务 ，让银行从亏五百万一路赚到五千万美元，隔年郭炎就领到美国总公司给他的一二五万美元（当时约台币4000万元）的奖金，事业是郭炎累积第一桶金的基石。

在台规划发行 第一档可转债也是第一进中国的私募基金

郭炎最出名的是战功，就是协助永丰余发行台湾第一档可转债，成为亚洲的第一人。 当时，现任精诚集团董事长黄宗仁任职于永丰余财务部门，他透过徐善可想跟信孚银行借款，但要求最便宜的利息，郭炎跟他提到了可转债，并将学校所学的财务工程用微积分导出来给原是电脑博士的黄宗仁看，黄宗仁一口答应要做，完成了台湾第一档可转换债券，也成为台湾企业可以到国际发债的始祖。 李存修还曾为此写过一份研究论文，盛赞郭炎的创新。

后来，郭炎与黄宗仁合作成立永信证券。 九一年，郭炎被调回香港亚洲总部，从此消失在台湾金融业

从这个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郭炎对于法国的价值在于他拥有巨大的投资能力购买法国众多的酒庄，几乎通过中信系统垄断法国的葡萄酒出口中国的业务，而对中共的意义在于，他是针对台湾进行蓝金黄战略的重要人物和实施者。

同时，这份报道中一个特殊的人物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个人就是享誉国际、被中国称为数学天才的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丘成桐，注意这是一数学个家。 （英语：Shing-tung Yau，1949年4月4日-），美籍数学数学家，曾获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自小在香港长大并完成本科，后入籍美国。 目前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博文教授、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他是加州大学中国学者创协会会理事。

下面这篇资料说明了丘成桐的真正价值。通过丘成桐一个人，将整个中共国的基础科学数学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季理真：从中国现代数学的摇篮到数学的未来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06-27 【字号： 小 中 大 】

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美丽和宁静的校园，来自14个国家的数学家们举行了会议，制定了未来的数学合作和协作计划，讨论了在数学领域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代表40个主要的数学系和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

数学的未来是什么？这有赖于对学生和年轻一代的教育，他们掌握着未来。在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领导下，这一历史性会议是由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办。这一合作项目关键的组成部分是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互换交流。当然，更应该从老一辈数学家那里得到借鉴和交流。

谁是领导者？领导人应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没有丘成桐教授的参与和努力，清华大学的数学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在他的强大影响下，数学科学中心在短短3年中，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国际数学研究和教育中心。

当人们要买一套房子，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对数学中心最重要的三件事呢？他们是：教师，教师，仍旧是教师。

数学中心现在拥有几个著名的教员，同时也吸引了一批青年数学家、博士后和研究生。许多不同主题的当代数学课程也吸引了来自北京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可以说，清华数学中心是现在中国最活跃的数学中心之一，它可以媲美世界各地的顶尖数学机构。

清华大学数学学科对于优秀学生的培养和中国数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传统。华罗庚教授、陈省身教授都是最知名的清华人。这些杰出的数学家，开创了近代中国数学。在这个意义上，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摇篮。

清华大学在邀请国外顶级西方数学家讲学上也具有悠久的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数学家阿达玛和威纳来到清华大学与清华人互动。他们对清华大学数学产生了伟大的影响。例如，威纳鼓励并帮助华罗庚去英国向哈代学习，之后就是历史事实了。

清华数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幸存下来，并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教育和科研的主力和推动者。例如，陈省身在昆明为他最好的工作特征类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清华数学没能在20世纪50年代的激进的学院重组中幸存。为什么典型的清华数学消失在清华？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数学系，就不能有一流工程学院和科学院系。这一直是清华大学领导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清华大学数学系自1979年开始恢复，其过程缓慢而曲折。到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步走战略的实施，始有起色。现在丘成桐教授的领导和加盟给人以希望，清华将重现昔日的辉煌，这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数学的未来在哪里？

为了确保清华数学和未来数学的成功，机构之间的协作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是关键。世界的确是变得越来越小，但数学学科越来越多样。通过多学科的思想和方法的结合，深层的问题常常能够得到解决，但人们的研究却越来越专一。团队工作成为未来工作的规则。尽管通过数字技术人们更容易沟通，但是面对面的交流是无可替代的。应该记住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学者如孔子奔波于各个城邦之间教学并学习，人们因此相互交流。这也发生在文艺复兴和欧洲启蒙时代。这种传统应该继续延续。因为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交流。在某些方面，也许事情仍在改变，这种传统也需要一个转变：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将来到中国，特别是北京。

数学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希望它会在数学的摇篮！

（作者系美国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光彪特聘教授）

陈爽

陈爽先生，太平绅士，中集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中集资本（国际）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光控精技有限公司（股份代号：3302. HK）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陈先生曾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165. HK） 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管理决策委员会主席、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848. HK）执行董事兼主席及光大嘉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0622.SH）董事长。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辖下的金融基建及市场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贸易发展局内地商贸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华菁会主席、香港中国金融协会永远名誉主席、香港飞机租赁航空融资协会创会主席、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并购公会副会长、法中基金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理事及团结香港基金参事。 陈先生曾任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陈先生持有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衔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之法律文凭，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及为高级经济师。 陈先生有逾26年的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丰富经验。

还有一个重要点是，他是“团结香港基金会”理事。

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于2014年11月创立并担任主席的非政府、非牟利机构。 汇聚知识智慧，在「一国两制」下迎接国家富强带来的机遇，发挥香港优势，为香港的繁荣安定、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是基金会的使命。

主席：董建华先生;副主席：刘遵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所谓究所、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冯国经博士、冯氏集团主席;郑家纯博士：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及执行董事;陈智思先生：

亚洲金融集团总裁。 董事包括：陈启宗先生;郑维健博士;郑慕智博士;何超琼女士;许荣茂先生;洪祖杭博士;林焕光先生;刘炳章先生;李业广先生;李文达先生;李家杰博士;梁智 仁仁教授;梁爱诗女士;梁纪昌先生;李国章教授;罗康瑞先生;黄志祥先生;沈南鹏先生;戴德丰博士;徐立之教授;王返台博士;盛智文博士;赵令欢先生。 总干事：郑李锦芬女士;副总干事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黄元山先生。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最新全球智库排行榜（2016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团结香港基金在全港的智库之中排名首位，并获选为“2017年值得关注的智库”。

所有现行的香港的政策制定中，这个基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涉及香港的“送中条例”和“国安法”的制定过程中，这个基金会不仅是坚定的推动者，而且是深度参与者。

何超琼

澳门赌王何鸿燊与二房蓝琼缨的长女，女首富（2013年），有“赌后”、“濠江才女”之称。

何超琼曾到美国圣克拉拉大学留学，修读市场及国际商业管理，现为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兼执行董事，掌管集团的策略性发展及企业管理业务[5]，她亦是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董事、澳门美高梅，以及美高梅中国董事总经理[7]、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何超琼曾于2006年获《财富》杂志选为50位世界商界女强人第49位。

与陈百强、梅艳芳、杨紫琼、张国荣、钟楚红均是多年好友。其妹妹何超仪亦是演员，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何超琼于1991年1月8日与香港豪门许爱周家族的许晋亨结婚，当时曾连续举行多日婚宴，成为香港全城热门话题。但在2000年8月30日，何超琼向传媒宣布跟许晋亨离婚，之后曾与杨受成之子杨其龙传绯闻[12]。但至2006年，何超琼又自称并未与许晋亨正式签字离婚。她亦担任多项社会公职，如2003和2008年分别出任东华三院总理及政协委员。

何超琼的表妹，是现任无线电视前儿童节目及现时为综艺节目司仪及主持黎芷珊。

2019年正值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波，9月10日，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沾德长女伍淑清和何超琼代表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受邀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常规会议，并发表题为《香港的真实情况》的演讲。伍淑清和何超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正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社区。暴力示威者破坏了所有香港市民的平和生活，给香港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造成巨大的损害”。

何超琼和伍淑清的言论引来了此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发言的何韵诗不满，怒斥其“两个权贵”替“中共机器”到联合国散播“假讯息”。

何超琼控制的赌场 就是wynn澳门赌场。Wynn的老板就是那个拉斯维加斯老板，拿着所谓习的亲笔信给美国总统要求遣返郭文贵的人。或者说这个游说美国总统遣返郭文贵的人就是何超琼的美国合作伙伴。

至此，法中基金中所涉及中方人员的资料和其起到的作用全部展示完毕，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和挖掘我们会在其他系列的挖掘中展示。

在我们进行这次终结篇的相关挖掘时，华镔的名字已经在这个网站的名单上消失了。这个不寻常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和法中基金会相关的人陆续消失？DT带着疑问先把关于华镔的挖掘资料完善。

首先我们先看看政事小哥、米莎、张健在Twitter上对华镔的披露：

注意时间，政事小哥的推文是在2018年8月3日，张健的推文是在2018年7月25日，米莎的推文是在2018年11月14日。政事小哥的最后一期节目是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18日，文贵先生在视频爆料出政事小哥被迫离开爆料革命。2019年4月18日友人称，张健在回巴黎的飞机上因肝腹水导致昏迷，在德国迫降后，入院抢救无效。而这些人都和华镔产生了某种不同程度的联系。

我们在整理这三位推文的基础上完善华镔的挖掘资料：

依据天眼查系统，我们得知华镔在中国大陆曾经拥有以下企业或任职：

1、北京平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94-02-28 设立 15万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东大街甲2号 京工商处［2001］第1592号 吊销营业执照

2、首席代表 法国马特拉公司北京办事处

1985年成立，工商注册号 0000672

企业经营范围：有关空间技术与卫星、电子、电信自动化数据处理方面的联络、咨询。朝阳区亮马大厦办公楼608室

马特拉公司是法国著名的军工企业。该公司成立于1945年，最初只制造导弹，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分支的工业集团。主要涉及军事工业、宇航工业、交通运输、电子元件、电信、控制与自动化、信息处理、汽车电器、汽车、钟表等。1990年，由马特拉公司和马可尼公司合并。1996年5月，英国宇航公司和马特拉公司的导弹业务部分合并，形成了欧洲最大的制导武器公司——马特拉BAe动力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导弹。 马特拉公司的主要产品有“阿帕奇”空地导弹、“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米卡”系列导弹等。

根据文贵先生的爆料：1992年法国马特拉公司向台湾出售导弹，马特拉公司当时向未经台湾方面同意的中间人支付了一笔佣金。这个中间人就是华镔。

3 海南银杏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

4 海南海之游游艇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

5 北京东永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注意占股90%）

6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个海南航空学校有限公司中，出现了一个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华镔。

根据张健的爆料，华镔 这孙子是一个北京人，十几岁随父母到了法国，后回到中国发展，北京有四合院，三亚有帆船。法文名（Gérard Houa），曾参与FRAM集团和海航的收购计划。华镔参与了FRAM集团和海航收购计划，海航我们不用挖掘了， FRAM集团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法国国家级旅行社，这家总部设在图卢兹，其最大的股东是法国股东SELECTOURAFAT旅行社。海航曾经在2015年计划收购FRAM集团。当然，这不是华镔和海航关系的本质。

如果加上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份，华镔对这家海南海南航空学校有限公司的控股达到30%，海航为第一大股东，50%；茂隆国际为第三大股东。根据另一方资料，这个茂隆国际的全称为香港MASTER茂隆国际公司。

以下为挖掘资料：

“海南航空学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海航航校”）是由世界500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永投资有限公司、香港MASTER茂隆国际公司、法国ESMA航空学院于2009年联合投资创办的专业航空培训机构，于2010年4月通过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运行合格审定，正式投入运行，由海航集团全权经营管理。海航航校严格按照CCAR-141部运行，以航空器驾驶员培训为主营业务，开设固定翼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仪表等级培训和飞行教员执照培训、直升机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和商用驾驶员执照培训、高性能培训、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培训(ATPL)、执照换照培训等。”

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就是进行飞机驾驶员培训的专业学校。当然这个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空乘培训，也就是海航漂亮空姐的招生和培训。可以说，这里是海航漂亮的空乘人员的培养基地。所以华镔和海航以及茂隆公司的合作的投资不仅仅是为了钱，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蓝金黄队伍中执行黄的任务的漂亮的空姐、帅男这种特殊人才。

我们继续挖掘，看看华镔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家企业的变更记录：

在这份变更记录中，不仅出现了法国人名字，还出现了华镔的名字。在这个变更名单中，出现的 HOUA GEARD就是华镔，也就是前面张健和米莎爆料出现的 。

经过天眼查查询，茂隆国际有限公司的真正名称为“MAX Br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该公司已经在2003年解散。就是说，2018年海南航空学校投资人名单中出现的公司名称早在2003年就已经解散，他们在掩盖什么？

而在香港的企业查询系统中我们查到了这家公司：

MAX BRIGHT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盛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CR No. 2219490MAX BRIGHT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was incorporated on 2015/4/1 as a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It’s company registration number is: 2219490. The date of annual examination for this private company limited is between Apr 01 and May 12 upon the anniversary of incorporation. As so far the company has been running for 5 years 1 months, and 27 days. The company is ” Live” now.

它的真实的名称为盛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我们来看看香港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

以MAX Bright为名称的公司共有42家。

而香港的这家海南航空学校占股20%的第三大股东已经在2019年1月25日被宣告解散。也就是说，在这家公司2018年5月30日成为股东后在2019年1月25日在香港宣布解散。而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5年4月1日。2015年10月，海南航空学校注册成立。

2018年还有一件事，2018年7月4日，海航集团发布公告称，其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2018年7月3日去世。

我们再来看一篇2011年关于华镔的报道：

华镔—“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国站）的推动人

2011-6-17 来源: 三亚游艇网

华镔，法国归来的帆船“超级玩家”。祖籍北京的法籍华人华镔是北京东永投资公司总经理。早年留学法国，受法国浓郁的海上运动文化的浸润，他不可抑制的爱上了帆船，成为一名帆船“超级玩家”。他有一艘价值800万的帆船就停泊在三亚河口。

他的主业是城市自来水运营，与法国公司合作管理运营着国内30多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海口就是其中之一。

不久前，三亚市申办2011-2012年度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国站）比赛，省长罗保铭在会见赛事主办方沃尔沃盛事管理公司（英国）首席执行官安古思时表示：热烈欢迎，极有兴趣。

沃尔沃帆船赛是1973年英国皇家海军航海协会创办的，是世界上两大环球帆船赛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个环球航海帆船赛事，也是世界上最漫长、最艰难、最危险的帆船赛。

鲜为人知的是，华镔是此项世界顶级赛事的背后推动人。在他的眼里，“海南的气候和海水状况都非常好，非常适合举办国际大帆船赛，尤其是三亚，更是海上运动的胜地，不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

但三亚举办帆船赛有个硬伤—没有专业码头。为推动此事，华镔成立了海南海之游帆船码头投资管理公司，任董事长，专事运作投资运营帆船码头。

沃尔沃盛事管理公司高管曾四次考察三亚，认为三亚小东海鹿回头湾具备建设一个世界一流帆船港口码头的自然条件，将邀请国际一流港口码头设计团队协助在26个月内建成300个泊位的港口码头，总投资约3亿元。

行事低调的华镔说：“码头是公共设施，通过一项赛事推动一项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提升三亚的城市服务水平大有裨益。法国的游艇和帆船运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普及了，这是替海南作一个BOT的项目。

华镔仍不时驾着自己的帆船出海，“那种搏击的感觉，人与大海挑战的感觉非常美妙。”

留学———外企高管———自创公司———投资码头项目———运营。华镔已深度切入海南的海上生活，密不可分。

总经理华镔先生和副总经理李鼎超先生亲临颁奖现场

来源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有限责任公司

这篇文章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华镔和海南航空培训学校另一个股东“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关系。他的主业是城市自来水运营，与法国公司合作管理运营着国内30多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海口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句话是不十分准确的，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根据华镔的口头介绍编写的。

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ongfa （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

董事长 – 股本 –

• 公司编号 2250272 公司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日期 2015-06-12 公司现状 仍注册

• Zhongfa (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 中法（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 Key Data

• Domicile: Hong Kong

• Type: Private, ltd by shares

• Formed: 2015-06-12

• Status: Active

• Incorporation number: 2250272

• Last check on companies registry: 2020-05-21

这家注册于2015年的公司只是为了在内地投资而注册的一个的虚壳公司，而在大陆地区开展水务商业运作的是这家香港公司：

SINO FRENCH WATER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Key Data

1 1999-12-07 100.00% SUEZ NWS Limited (HK)

2 2011-06-30 50.00% NWS HOLDINGS LIMITED (BM)

3 1997-09-15 26.00% Suez Lyonnaise des Eaux (FR)

4 1997-09-15 24.00% Lyonnaise Asia Water Limited (JE)

5 1999-12-07 16.80 %Suez Lyonnaise des Eaux (FR) see line 3

Total 100.00%

注意这家公司的股东：1999年100%为SUEZ NWS Limited (HK)所控制。

SUEZ 中文名称苏伊士。

SUEZ NWS Limited 苏伊士新创建有限公司

Snapshot date:

2020-05-23

exclude unknown removal dates

Main board

Name ⚥ Age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an, Kam Ling 陳錦靈 M 80 MD U

2 Cheng, Brian Chi Ming 鄭志明 M 38 Dir

3 Lam, King Sang 林景生 M 60 Dir U

4 Letondot, Jacques M 74 Dir

Manager/adviser/other

Name ⚥ Age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iu, Caterina Sung May 趙崇美 F Solicitor 2018-11

2 Lai, Cherrie Cheuk Yu 黎卓如 F 40 Solicitor 2018-11

蘇伊士新創建有限公司的股东列表：

我们先看看这家为SUEZ NWS Limited所100%控股的SINO FRENCH WATER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中法水务）投资控制了那些公司。

共查询到34家。

我们先来看看墙内的报道，再来分析一下这三十四家公司都在做什么：

5月7日，武汉中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与武汉化工园区签订30年供水合同，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中法水务有限公司。至此，中法水务拿下上海、重庆、大连和常熟之后的第五个化工园区项目，进一步奠定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

根据协议，武汉中法将负责设计、建造和管理日处理量达30万吨的水处理厂及取水工程和配水管网系统，该工程将分三期进行，独家为武汉化工园区工商客户提供工业生产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其中一期工程设计能力为10万吨/天，投资逾2.4亿元，计划于2013年夏季投入运营。

苏伊士环境亚洲地区执行副总裁兼中法水务执行董事郭仕达表示：“武汉化工园区水处理项目是中法水务继上海、重庆、大连和常熟后的第五个化工园区项目。我相信凭借着中法水务在大型化工园区的成功经验，必定可以推动武汉打造成为继上海之后的另一个世界级化工园区。”

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由法国苏伊士环境和香港新创建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组成，业务遍布中国近20个省市，主要涵盖饮用水处理、城市全方位供水服务、工业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污泥处理以及投资公司六大范畴。

法国苏伊士环境集团（巴黎：SEV,布鲁塞尔：SEVB）业务遍布五大洲，拥有80,410名员工，是世界领先且专门致力于环境服务的公司，2011年营业额达148亿欧元。其在中国的主要子公司包括中法控股、中法水务、升达废料处理及得利满。

STEVECLARK的中文名是郭仕达，是中法水务的执行董事，也是苏伊士集团在华的总经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苏伊士已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而中国是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郭先生说，三亚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地区旅游城市，苏伊士看中了三亚的未来，做三亚项目的期限是30年，用水量肯定会逐年递增，这是一个趋势。按郭先生的解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三亚市政府和合作伙伴也非常支持。

中法水务执行副总裁傅承力说，澳门与三亚相似，中法水务1985年进驻澳门时，项目每年亏损1200万港币，但当时看中的也是澳门的发展前景，现在证明是对的。

天涯水业董事长周阳则有不同的解释。他说，签约时，天涯水业已成功地由一个落后的企业快速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尤其是信息化管理方面，对他们在华的项目，多少有点借鉴意义。

包括城市供水、污水治理、垃圾处理在内的公共水务行业，是中国最后几个开放度较低的经济领域之一。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公共服务业向外资的开放，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世界三个最大的水务公司法国苏伊士、法国威望迪、英国泰晤士均已进入中国，展开争夺。

进入中国十余年，中法水务以迅猛之势“攻城掠地”。从中山开始，中法水务至今已在四平、盘锦、昌图、郑州、保定、南昌、青岛、重庆、上海、新昌、东莞等地一举布下了17个项目。但此前的项目，除了澳门外，绝大部分只是与中方合作建水厂，中法水务只负责建厂管厂产水，供水链条中的管网铺设、售后服务、污水处理等领域均参与极少。

而三亚项目不同。三亚项目是从产、供、销、管等全方面的合作。这是苏伊士所有在中国项目的突破，巨大的突破。三亚项目对苏伊士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苏伊士不仅能生产供应水，还能做供水链条中的任何事情。

参与谈判的有关人员对记者说，苏伊士拿下三亚项目后，经过几年的管理和改造，意在将三亚项目做成一个“精品”，以作为日后进行更大规模扩军的“宣教样板”。

业界人士分析，这是苏伊士及中法水务对三亚项目势在必得的根本原因。（海南日报）

也就是说华镔的主要业务是中法水务在内地的拓展。而这个中法水务在香港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通过香港注册的公司与内地的政府水务部门合作，从而在饮用水处理、城市全方位供水服务、工业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污泥处理以及投资公司六大范畴获得惊人的利益和财富。仅仅2011年营业额就已经达到148亿欧元。当然这只是可以查询公布的数字。可以肯定地是，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的饮用水处理、城市全方位供水服务、工业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污泥处理范畴的政府和国家工程基本上为香港中法水务所垄断，所有的饮用水、工业用水、废水处理、污水处理中国家所征收的费用都在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个香港的公司。更为可怕的是，这家公司掌握了中国人的饮用水资源和管道的同时，他们还掌握者可以投放在水中的病菌、病毒和化学毒品等生化武器，他们敢这样做吗？

那么谁有这么大能量？是华镔吗？绝对不是。但是华镔绝对是深度参与者。

这个能量的来源是就是香港的大家族，郑家，郑家纯所领导的香港新创建集团。

NWS HOLDINGS LIMITED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 Domicile: Bermuda

• Type: Listed company

• Formed: 1996-09-03

• Incorporation number: 22286

• Last check on companies registry: 2017-03-10

• Primary Listing: HK Main

• Year-end: 30-Jun

• Web sites: www.nws.com.hk

• Place ID Registered Ceased

• Hong Kong F0008324 1997-05-05

• Name ⚥ Age

•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eng, Adrian Chi Kong 鄭志剛 M 41 ED 2019-10-11

2 Cheng, Brian Chi Ming 鄭志明 M 38 ED 2009-07-01

3 Cheng, Christopher Wai Chee 鄭維志 M 72 INED 2003-01-29

4 Cheng, Henry Kar Shun 鄭家純 M 74 Ch 2001-03-01

5 Cheung, Tommy Chin Cheung 張展翔 M 64 ED 2003-10-01

6 Chow, Tak Wing 鄒德榮 M 53 FD 2018-07-09

7 Doo, William Jr Guilherme 杜家駒 M 47 NED 2014-07-01

8 Ho, Gilbert Chi Hang 何智恒 M 44 ED 2018-07-09

9 Kwong, Gordon Che Keung 鄺志強 M 71 INED 2002-10-15

10 Lai, Dominic Wing 黎榮 M 74 NED 2004-09-28

11 Lam, Patrick Wai Hon 林煒瀚 M 58 NED 2016-01-01

12 Lee, Alan Yiu Kwong 李耀光 M 76 INED 2012-10-01

13 Ma, Eric Siu Cheung 馬紹祥 M 57 CEO 2019-01-01

14 Oei Fung, Grace Wai Chi 馮慧芷 F 68 INED 2016-01-01

15 Shek, Abraham Lai Him 石禮謙 M 75 INED 2004-09-28

16 To, Gerald Hin Tsun 杜顯俊 M 71 NED 2002-08-13

17 Tsang, Yam Pui 曾蔭培 M 74 NED 2019-01-01

18 Wong, Albert Kwai Huen 王桂壎 M 69 INED 2018-07-09

Manager/adviser/other

Name ⚥ Age

in 2020 Position From Until

1 Chow, Tak Wing 鄒德榮 M 53 FC, CoSec 2004-10

2 Tang, Wai Yau (LSHK:2005-12) 鄧偉猷 Solicitor 2018-12

郑家纯，大紫荆勋贤，GBS（英语：Henry Cheng Kar-shun，1946年12月11日－[1]），绰号“纯官”，籍贯广东顺德，香港商人，郑裕彤长子，现任新世界发展及新创建董事会主席。私人持有的发展商Knight Dragon，旗下伦敦项目Greenwich Peninsula，为伦敦最大的单一发展项目，占地150英亩，斥资84亿英镑(约927亿港元)发展，建有7个独立社区，提供逾1.5万伙住宅、350万方呎商铺、酒店、学校及公共设施。发展项目于2012年开始动工，已有两个社区入伙。

郑家纯1946年生于广东顺德，1953年与家人移居香港。 曾就读慈幼学校及新法书院，后前往加拿大升学，于1971年及1972年分别取得西安大略大学文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3][4]。

1972年10月，郑家纯回香港加入新世界发展出任董事，1973年出任执行董事，1989年任董事总经理。[5]

郑家纯于新世界发展任内，曾作连串收购，包括收购永安集团，又与永兴换股，42亿港元买美国华美达酒店。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亦是清华大学名誉校董。

2012年2月29日，郑裕彤宣布退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位，由郑家纯接任。

2012年6月19日，郑家纯通过私人投资公司Knight Dragon，斥资4.5亿英镑，折算约54.7亿港元，取得位于伦敦南部泰晤士河的Greenwich Peninsula项目60%权益。Greenwich Peninsula项目沿着泰晤士河延绵1.4英里，可供发展约1400万平方呎住宅，建成后更可提供约1万套住房，以及350万平方呎的商业酒店楼面，工程可为当地创造约2.5万个职位。

在梁展文事件，香港立法会传召郑家纯出席，而郑家纯质疑对方的权力，所以申请司法复核，案件2009年8月中开审。最终郑家纯败诉。[7]

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中，本来支持唐英年，但却在最后时刻转为支持梁振英，并在梁振英及后的记者会企在前排。

2013年11月4日，郑家纯通过私人投资公司Knight Dragon，斥资1.86亿英镑（约23.2亿港元）向英国开发商Quintain Estates增持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Greenwich Peninsula（格林威治半岛）项目40%权益，。交易完成后，郑家纯将全资拥有有关项目。

2014年1月9日，澳门富豪周焯华旗下太阳城集团宣布与郑家纯旗下国际娱乐合作投资澳门博彩中介业务（俗称“叠码仔”）有媒体指周氏旗下太阳城集团拟借壳郑家纯旗下国际娱乐在香港上市。

强生威尔士大学荣誉工商管理博士（1996年）

西安大略大学荣誉法律博士（1997年）

香港金紫荆星章（2001年）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2005年）

香港大学名誉社会科学博士（2012年）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2018年）

郑家纯的元配为叶美卿，育有三子一女：郑志刚、郑志雯、郑志明和郑志亮

另与王见秋次女大律师王颖妤诞有两私生子郑泽弘和郑泽然。

據《鳳凰週刊》披露，被稱為江澤民恩師、助江上台有功的已故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建議鄭家純出資培養中共官員，並由中共人事部副部長萬學遠具體操作。

新世界鄭家純的長子鄭志剛及女兒鄭志雯，都是哈佛畢業生。內地除了薄熙來之子薄瓜瓜之外，江澤民長孫江志成、習近平獨女習明澤等都是哈佛學生。

我们再来挖掘一下法中基金会的那几个法国人。

在这张表格中和中法水务相关的是热拉尔•梅斯特拉莱和塞巴斯蒂安•巴赞；和P4实验室以及巴斯德研究所相关的是阿兰•梅里埃；和华为相关的是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所有的表格中的法国人或者所代表的集团都从中共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而这些利益输送的管道绝大部分是香港。

在揭开法中基金会的完整面目之前，我们还是再整理一下巴斯德的一些相关挖掘资料：

上海巴斯德：

2004年1月28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理拉法兰的见证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所长菲利普·库里尔斯基签署了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建立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意向书。3月，法国代表团访问中科院。5月，中科院代表团访问巴斯德所。8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上海签署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的合作协议。

2004年10月11日，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举行揭牌仪式，法国总统希拉克、中科院副院长陈竺、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共同为研究所揭牌。

2004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揭牌成立。

发展历程

• 2005年7月，上海巴斯德所开始运行，第一批4名科学家被聘任为研究组长，并正式在上海巴斯德所建立实验室。

• 2007年，上海巴斯德所成为中国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重点科研机构（试点）。

• 2009年4月28日，上海巴斯德所病原诊断中心、疫苗研发分中心揭牌成立；7月23日，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9月，入选中国科技部和国家外专局首批“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 2011年2月25日，中科院分子病毒与免疫重点实验室在上海巴斯德所揭牌成立。

• 2013年4月26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新科研大楼建成启用。

• 2016年起，上海巴斯德所担任巴斯德国际网络亚太区总协调单位。

• 2017年开始，上海巴斯德所共建方变更为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12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与南京市麒麟科创园共建“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麒麟创新研究院”。

阿兰•梅里埃

Fondation Mérieux梅里埃基金会主席

阿兰•梅里埃（法语：Alain Mérieux）拥有医药研究博士学位，他曾是里昂医院的实习生，也是哈佛商学院（PMD）校友。

1963年，阿兰•梅里埃创建了BD梅里埃，由梅里埃研究所和BD公司共同持有。

1968年，阿兰梅里埃就任梅里埃研究所主席，并使之成为人体和动物医学疫苗领域的全球领袖。他担任梅里埃研究所主席直至1994年，在此期间，他于1985年接管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并于1989年主持收购了北美的康诺特制药公司。

1974年，梅里埃成为BD梅里埃的最大股东，该公司改名为生物梅里埃。阿兰•梅里埃自此一直担任该公司主席。这个公司现在是生物诊断领域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之一。

1986年至1998年期间，梅里埃先生也担任了罗纳-阿尔卑斯大区议会第一副主席，分管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

阿兰•梅里埃也是梅里埃基金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开展公共服务事业的家庭基金会，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对抗传染病的能力。

梅里埃基金会自2007年起与中国卫生部合作开展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在上次访华期间，阿兰•梅里埃会见了习近平主席。习主席感谢了梅里埃基金会对中国公共卫生项目发展所做的支持和贡献。

沪港经济发展协会

沪港经济发展协会1985年1月25日由唐翔千先生等香港知名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是联系香港、上海两地工商界和专业界之团体。

2019年10月5日，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等12个省级同乡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订立并实施《禁止蒙面规例》。

在创会会长唐翔千、创会副会长刘浩清及历任会长胡法光、孔祥勉、周亦卿及现任会长姚祖辉带领下，始终致力于推动沪港两地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青年及专业服务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会员参与内地发展提供服务，深受沪港两地政商界认可，团结了一代又一代兼具爱国情怀和上海情结的香港工商、专业界优秀人才。三十多年来，协会始终坚持爱国爱港基本立场，积极参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沪港两地交流合作，并加强与内地的交流交往，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为推动香港与上海及内地的交流合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

日期:2008-4-8 17:13:55作者:区侨办 来源:镇海网讯

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 1988年12月在香港成立，由在港的浙籍社团联合组成。其宗旨是：加强在香港的浙江省各地同乡会间的联系、交流和合作，增进彼此间的友谊；促进在香港的浙籍人士之间交流及联络相互间感情；加强在香港的浙江省各地同乡会与香港其他同乡会的联系、交流和合作；加强在香港的浙江省各地同乡会与文化机构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促进文化及学术发展和交流，并提倡及推广教育；促进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发展与交流，进行及参与慈善性质的工作及事务等。安子介（已故）、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渣济民、查良镛、胡鸿烈、范徐丽泰为名誉会长，孔祥勉、包玉书、包陪庆、包从兴、沈炳麟、李和声、金如新、吴家玮、马临、陆增祺、陈元钜、倪铁城、邬维庸、叶仲午、叶谋遵、汤于翰、赵安中为名誉会长，李达三为首届会长、2000年12月蝉联第二届会长，顾国华、姚祥兴、章傅信、张长华、陆增镛、杨良鋆、詹耀良、车越乔、金乐琦、周亦卿、查懋成、贺一诚、董建成为副会长。

沪港青年会

2009年于香港成立的非牟利民间组织，2016年成为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致力于推广香港和上海等内地城市之间的青年交流活动。自2010年起，与上海海外联谊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等携手举办“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自2011年起创办品牌活动“沪港明日领袖”系列实习计划，每年安排超过100名香港大学生到内地实习。2015年起，参与推进实施“敢创未来－沪港青年就业创业计划”。历任主席姚祖辉、范俊华、高鼎国、李可庄，现任主席为麦德铨。

香港巴斯德网站介绍

主要管理人员

孔令成先生,GBS, BBS, JP（主席）

孔令成先生为盘谷银行资深副总裁，并出任多项公职，包括海洋公园公司董事会主席;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会成员; 教育局电子教科书市场推广计划甄选、质素保证及检讨督导委员会副主席; 香港房屋委员会财务小组委员会及资金管理附属小组委员会成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常委; 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 伸手助人协会董事局董事及慈善信托基金召集人;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商界展关怀”督导委员会成员; 上海海外联谊会会员; 玛丽医院慈善基金信托人及香港银行华员会顾问。他于2011年获颁授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星章，并于2016年获法国政府颁授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军官勋章（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并于2018年获颁授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紫荆星章。

裴伟士教授

临床及公共衞生病毒学家，重点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由新发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包括流感、冠状病毒（SARS、MERS）等等。他目前的研究涵盖了人类和动物（家禽、猪、野鸟）流感病毒的发病机制、先天免疫反应、传播模式、生态学和流行病学。裴教授的研究揭示了2009年流行性 H1N1 病毒以及禽流感病毒 H5N1、H9N2 和 H7N9 的出现和发病机制。其合作研究亦提供了在家禽和人类中控制这些病毒的循证方法。他在2003年发现引起 SARS 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及其诊断和发病机制的过程中成为关键角色。

裴教授负责协调“流行病疫潮及流行病疫潮期间的流感控制”项目，该项目持续8年，涉及多个学科和机构；最近他亦协调“流感传播及病理”主题研究，均获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同时他也是美国国立衞生研究院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流感监测与研究中心（CEIRS）研究员。他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合作研究网络。

裴教授合作领导在香港大学的世衞H5参考实验室，并在多个世界衞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常设委员会和特别谘询委员会中服务。裴教授于2006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院士；2017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会员，同年获法国政府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团勋章；2007年在马来西亚 Akademi Sains 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2008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此外，他亦担任学术期刊《刺针感染性疾病》（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及 PLoS Medicine 编辑委员会委员。

霍玺先生（理事会秘书兼司库）

霍玺先生于1970年在英国和1971年在香港获得律师资格；于1978年在香港获国际公证人资格。他曾在商业和公司、合并与收购、保险监管法、证券与期货、移民、知识产权和信息技术以及商业和住宅租赁等各个方面代表广泛的私人和公司客户。

霍玺先生曾任香港国际公证人协会及法律执业者纪律审裁团的前任委员及副主席；香港律师会竞争委员会成员；香港律师会职业退休计划条例工作小组成员; 香港总商会法律委员会委员；香港互联网专业人员协会理事会成员；香港大陆软件产业合作协会会员；公司注册处及香港政府谘询委员会成员负责重写“香港公司法”。

霍玺先生现时担任香港艺术节信托的受托人和主席；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信托会成员及前任会长; 香港艺术馆之友前任委员及前副主席;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委员; 中国传统艺术基金会主席; 艺术与教育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 Musica Viva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理事; elnclusion Foundation Limited 前理事及法律顾问; 全球文物基金亚洲有限公司董事; 基尤亚洲基金会有限公司董事。

除了以上的多项公职，霍玺先生亦为以下团体的荣誉法律顾问: 新生精神康复协会; 香港艺术节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艺穗节; 香港艺术馆之友; 香港中文大学美术馆之友;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之友; 香港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他也是皇家海外联盟香港分会的委员和前法律顾问。

霍玺先生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涵盖各种不同主题的文章，包括商业法、商标法、知识产权法、及就一般法律及互联网和电子交易条例保障个人资料私隐。

Stewart Cole 教授（副主席）

Stewart Cole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和微生物发病机制教授。自200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PFL） – 世界领先的教育和研究中心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全球卫生研究所的教授和主任。

过往的二十四年，Cole教授担任研究员，并在巴斯德研究所担任过各种研究管理职位。他曾担任战略技术总监和执行科学总监，负责多项与爱滋病毒/爱滋病，子宫颈癌和耐多药结核病有关的专利申请。他参加了伊朗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谘询委员会，蒙得维的亚的巴斯德研究所和里尔的巴斯德研究所。科尔教授还于2005年担任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代主席。

他一直是许多国家和国际奖项和荣誉的获得者。 2009年，他因其在结核分枝杆菌遗传研究方面的领导地位和突破性成就以及他对治疗结核病新治疗策略的贡献而被授予世界卫生组织著名的控制结核伙伴关系和Kochon基金奖。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参与了几个基金会和科学委员会的工作，并且特别是结核病基金会创新医学委员会主席和Raoul Follereau基金会医疗委员会主席。

Stewart Cole教授还发表了350多篇关于传染病的科学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结核病和麻风病

Roberto BRUZZONE

教授生于意大利，曾在罗马 La Sapienza 大学俢读医学。他曾就职于日内瓦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后于1995年加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Bruzzone 教授是细胞生物学家， 以其关于通过连接蛋白的直接细胞通讯和相关的人类疾病的研究获得广泛认可。2006年10月他被任命为李嘉诚医学院客座教授，同时担任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现为香港大学流感研究中心－巴斯德研究所）行政总裁。

Bruzzone 教授在香港大学的多个教学课程和抗击传染病的主要国际联盟中担任科研及行政领导职位。他自2012年起成为英国惠康基金会创立的国际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联盟（ISARIC）的执行委员会成员，目前是其中一位副主席。

Bruzzone 教授发表超过100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7000次。2012年获法国政府颁授国家骑士荣誉勋章 ，以表彰其在传染病生物医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及为推动香港法国间教研交流所作的贡献。

Jouan医生

Marc Jouan医生于1995年获得南特医学院的医学学位。他是一位传染病专家。

于1996年专攻传染病和内科。他的专业经验遍及中国，美国和法国。他于1999年被巴斯德研究所招募为国家结核病和疾病参考中心的医疗顾问。他于2002年被任命为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的秘书长，以建立与地方政府以及私人和公共伙伴的国际伙伴关系和合作。

在加入巴斯德研究所之前，Jouan医生曾在Pitié-alpêtrièreUniversity-Hospital（巴黎）的传染病部担任教师医生，并在那里开展了临床研究项目。1993年至1995年，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临床流行病学助理。

Jouan医生亦同时为欧洲几个科学谘询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及有关欧洲合同的道德委员会的委员。

他撰写了几篇关于结核病和重大传染病的论文和书籍章节。Jouan医生从2015年1月1日起被任命为巴斯德研究所国际部副主席。

至此，讨论P4实验室已经不再重要的了，因为我们可以依据网络挖掘的材料推断出这个法中基金会的真实面目，当然DT挖掘机没有直接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

这就是：法中基金会是实施沉船计划的真正的核心，是一个国际纵队，是3F美国的核心力量，也是蓝金黄美国的核心战队。

通过法中基金会所收买的巴斯德研究所才是真正的新冠病毒的制造者，并且制造的目的就是针对美国，通过生化基因武器最终与美国决战来达到对整个时间的统治和奴役，这就是那个天大的秘密，这就是潘多拉盒子，或者说潘多拉盒子不是P4实验室，而是巴斯德！

完成这个布局的核心就是钱。

一方面盗国贼通过香港的管道，通过与香港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香港权贵的暗地勾兑和分赃源源不断地把国家的财富转移到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进行藏匿和洗白，另一方面通过法中基金会汇集大量的资金将法国巴斯德收买，再利用国家和政府的协议名义在国内进行P4实验室的运作，利用法国的技术建成军方所使用的P4实验室用于生化武器的研究和开发。

以国家的名义动用几乎所有国家的生物医学的科研力量进行基础的研究工作以及构筑谎言防线工作防备最终的敌人美国。而最终的病毒的合成和研制应该是在香港的巴斯德完成，因为那里早已汇集了一群国际上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都是怀着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这种偷天换日的惊人布局不仅达到了掩盖研究生化武器真相的目的，而且也能够完成超限战战争方式的国际投放病毒武器的目标。

当中共国的新冠病毒已经被控制之后，已经关闭了国门的国家应该反思一下，这些病毒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疫情还在蔓延？

不仅仅如此，这个法中基金会还是对美国实施蓝金黄计划的资金总部，最为可笑的是，这些钱大部分来源于美国，来源于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也正是这些人，用着美国人的钱，跟着CCP一起，透过已经沦为金钱奴隶的法国财富集团一起冲向美国，梦想着打败美国，统治世界，奴役全人类。

从某种意义上说，澳门、香港、台湾既是中国内地和美国等西方世界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管道，也是美国对抗中共的两道防线，如果澳门、台湾和香港失守，对美国意外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澳门的回归，澳门早已沦陷为中共国的一个属辖地区。

而对台湾的蓝金黄就是以法中基金会的郭炎为核心力量透过香港展开的。

而推动的香港的“中文化教育”、“香港送中法案”和“国安法”的种种对香港管控措施的主力又是法中基金会汇集中共党国财富的香港富豪家族。

对美国的蓝（媒体控制）主要是洪晃控制的中国互动传媒集团会同腾讯、百度、网易、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来完成。

而对美国各个阶层包括主要政客则是透过法中基金会中的国际集团既得利益者与华尔街的投机者们串通一气用巨额金钱和庞大利益进进行收买。

而黄，依据文贵先生爆料主要是透过海航进行实施，海航的海南航空培训基地就是培训实施人员的基地，华镔是重要的执行者之一。

可以说，在法中基金会为核心的3F的战略计划下，美国的香港和台湾防线已经失守。而核心的武器新冠病毒，可以确定的是随着P4实验室的建成，在2016年中共已经掌握并且拥有。

至于病毒武器研制的其他部分，或许没有必要补齐了，管轶的回忆录里的两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至于SARS到底是飞沫传播还是空气传播，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问题，这其实是个物理问题，就是SARS的传播动力学。简单地说，分子直径越大，传播距离越短。同一个东西，载体的分子大小不一样，传播的距离也就不同。这个是可以用空气发生器在实验室里测试的。不过SARS的传播动力学现在并没有人做。因为做病毒实验的P3实验室是有负压的，要做这样的实验就要关上负压，这就很危险，需要穿特殊的防护服，看起来像宇航员那种，很贵，2万元一套。我们实验室有这种设备，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险，价值并不太大。”他的这句话是一种警告，就是说真正的病毒学研究不会去做SARS的传播动力学研究的，因为太危险而且价值不大，对于病毒学的研究是防控，知道了传播原理就解决了问题，只有将病毒作为武器，才会研究这种传播动力学，因为病毒武器的目的就是为了扩散和传播病毒。而在管轶的曾经同事裴伟士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和Guan Yi, Leo 回歸到了流感和其他新發病毒的研究，這個時候和流行病學，統計學專家建立合作團隊。Gabriel Leung, Ben Cowling, Joe Wu, Eric Lau。

還有病理學傢 兒科專家和免疫學傢這個時候，他本人也參與到了香港巴斯德項目中，和Roberto Bruzzone一起建立了研究病毒感染的細胞生物學的項目。更多的年輕科學家加入了，如Michael Chan, Hui ling Yen, Renee Chan, Chris Mok, Suki Lee, Sophie Valkenburg, Sumana Sanyal, and many others。该做的他们都做过了，

一切已经开始。

第五部分：他们能成功吗

这个长长的故事终于要暂时告一段落，因为这个最终的庞大布局已经被初步揭开。

DT之所以将终结篇定义为一种猜想是因为这十一篇文章更多的是挖掘资料的展示和解读，通过统计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去梳理这个庞大阴谋布局的产生的过程和逻辑关系。当然这种布局最终还需要美国政府通过坚实的证据（如人证、物证）去进一步核实。无论如何，没有这种梳理，美国人不会理解这种布局关系的，因为能提出这种布局思想的，一定是CCP，只有它的本质的邪恶才能设计出这种超限战的战略谋划，无所不用其极。而让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能够看到或者理解这种布局，就是我们这次挖掘的根本目的。

从CCP使用巨额的财富攻陷法国彻底控制法中基金会，以此为基础依托巴斯德研究所建设P4实验室，秘密研制生化基因武器，到随后使用蓝金黄向美国发起的一次次隐含的战斗，也就是暗战，似乎预示着中共的战胜美国统治世界的梦想的实现只有一步之遥，那么他们能成功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在这里，首先感谢郭文贵先生，代表DT挖掘机整个团队和DT个人衷心地感谢他，感恩他，是他和他发起的爆料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同时也感谢香港同胞，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和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气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人类命运。

虽然我们的挖掘是独立完成的，但是如果没有文贵先生爆料出关键的人物和事件，就没有这些挖掘的关键点和切入点，更不可能建立一种跨时间跨空间的逻辑关联。虽然我们需要查阅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去伪存真，细致比较，从本质上说，这种挖掘仍然是对文贵爆料内容的一种解读和内容展开，而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地证明文贵爆料内容情报来源的精准。

最后，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挖掘解读的正义科学家们，没有他们的解读还耐心的讲解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挖掘内容。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文贵先生的爆料革命会怎样，如果没有2019年香港人民的时代革命会怎样？那么沦为中共走狗的香港政府会通过送中条例，进而通过大湾区战略彻底完成香港的去民主化，香港会沦为内地的一个二流城市；

中共的代表国民党的选举人会使用经济的手段赢得台湾的大选，两岸会逐渐实现用蓝金黄为手段方式的和平统一，五星红旗插遍台湾。

而美国则彻底失去与中共国进行决战的两个前方堡垒。而美国人民也会最终在大选中选择已经被中共蓝金黄的利益代言人，因为针对美国的3F计划早已开始，无论是百人计划、千人计划还是孔子学院以及各种协会，都已经完成了对美国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渗透，并且已经基本控制了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华尔街，中共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本干预和影响美国的大选。

正是因为有了文贵先生发起的爆料革命，有了香港人民勇敢地抗争，让一切有了改变，也让CCP的最高指挥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将与美国的决战提前，提前使用了新冠病毒这种终极武器，梦想通过制造疫情导致经济崩溃而最终赢得与美国的决战。

然而，他们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一生化战争的启动和开始会让被谎言所欺骗、蒙蔽的美国人猛醒，会让全世界觉醒——不灭共，疫情不会停止，不灭共，病毒不会消失。

最后感谢美国，感谢美国人，感谢他们的善良、正直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谢他们在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直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

可以说，当真相被揭开，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醒来的时刻，就是这个魔鬼灭亡的时刻。

一切已经开始！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