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看官动起来 执行苏小和同志口谕 指认你身边50后 

            押解上台 全民公审  

社会公认最蠢的50后 ...... 就是一群畜生!  —— 小和语  

                   “ 什么时候中国社会可以变好？”

  坐等 2046,  50后全部死绝、一个活口儿不留那一天！

      —— 《 回家问问爸妈 哪代人素质最差 》2016年6月5日

         始自 1 : 10

一、1950—1959年，中国大陆一共出生了多少人？

按中国大陆历年人口统计资料，1950—1959年的出生人口如下：

也就是约  2 . 0324 亿人。

    凝神仰望华夏史上3000年才出现一位50后天子明君！                         

  2018年11月16日  巴布亚新几内亚  APEC 会议影像写真

       影像视频始自 15 : 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Ff9UyY864

劣祖劣宗：生存环境社会生态不断恶化，

年轻人开始觉醒和审判 — 代际责任、制度困局

与一场不能再推迟的变革

最近，墙内网上流传一篇据称出自00后之手的“判决书”。它的被告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几代人：50后、60后、70后;它把住房、债务、环境、教育、养老、就业、内卷和越来越沉重的生活成本一笔一笔摆上桌面，最后给父辈祖辈判了四个极其刺眼的大字：劣祖劣宗。

这当然是一句过于猛烈、也过于笼统的判词。没有任何人应该仅仅因为出生于1955年、1965年或者1975年就被判有罪。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一个经历过下岗的工人，一个辛劳一生仍没有多少财产的普通老人，与那些掌握权力、制定规则、占有大量资源、从制度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人，显然不能承担同样的历史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这四个字刺耳，就拒绝听年轻人在说什么，那恐怕比这四个字本身更危险。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00后突然学会了骂父辈,而是：一个本来最应该相信未来的世代，正在越来越看不见未来。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本来应该向前看。他应该想象十年以后的事业，二十年以后的家庭，三十年以后的人生；应该相信只要工作、积累、努力，就有机会获得一套自己的房子、一份稳定的生活、养育孩子的能力以及有尊严的晚年。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人生问题却变成了：工作在哪里？房子怎么买？婚为什么要结？孩子为什么要生？三十年的房贷凭什么背？今天已经如此艰难，十年以后真的会更好吗？当越来越多年轻人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承担长期债务、降低消费、降低欲望，甚至把“不参与”当成最后一点可以自主决定的东西时，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就不能再是：这一代年轻人怎么了？而应该是：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一个本应眺望未来的世代，开始频频回头清算过去？这才是“劣祖劣宗”四个字背后真正沉重的时代信号。

一、年轻人不再相信那套许诺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向年轻人讲述一套非常稳定的人生叙事：好好读书,努力工作;买房,结婚,生孩子;奋斗,忍耐,明天一定比今天好。这套叙事之所以曾经有效，并不仅仅因为宣传。更重要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很多普通人确实亲眼看到生活不断改善。改开以后，物质匮乏下降，收入增加，城市扩张，住房商品化，大学扩招，全球化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很多制度问题都可以暂时被增长掩盖。哪怕分配并不公平，只要所有人的绝对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大多数人仍愿意相信：明年还有增量。

这就是增长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是当经济下行，过去被增长掩盖的问题便会一层一层浮出水面。这时候人们不再只是问：今年GDP是多少,而开始问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谁拥有最多资产？谁拥有最稳定的保障？谁占据了最好的教育、医疗和城市资源？谁能够把住房、财富、人脉、职位乃至社会关系传给下一代？又是谁承担房贷、养老、失业、教育、生育和社会转型的成本？

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争的是增量;增长放缓以后，人们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个过去长期被回避的问题：分配。

这也正是今天年轻人愤怒最深的来源之一。

二、真正的问题不仅是贫富差距，而是普遍性的制度不公

中国的问题如果只理解成“贫富差距太大”，仍然太浅。任何市场经济都会产生收入差距。真正令人焦虑的是：差距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产生，又能否通过公平竞争改变？

如果一个社会里，有钱人与穷人的差距主要来自能力、劳动、创新、风险承担，那么即使人们抱怨不平等，也仍可能相信竞争。但如果越来越多人发现，决定命运的并不只是能力，而是出生在哪里，父母是谁，有没有房产，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体制身份，有没有接近权力的渠道，能不能进入那些普通人看不见的资源网络，那么经济差距就会逐渐转化成一种更危险的东西：制度性不公。

房子不仅仅是住房,它同时成为财富储存、教育资格、城市身份、婚姻门槛和代际传承工具;教育也不仅仅是教育,它与地区、户籍、住房、家庭财力和父母社会资源深度绑定;医疗、养老、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同样长期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地区差异和体制内外差异。这样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像一场并非所有人同时起跑的比赛。有些孩子出生时，父母已经替他准备好了住房、城市身份、教育资源、社会关系和资产;另一些孩子出生时，父母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一句：你要靠自己;然后社会告诉两个人：你们现在公平竞争。

这才是年轻人真正难以接受的地方,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嫉妒别人有钱;他们越来越怀疑：这个游戏的规则，本身是不是公平的？

三、分配制度为什么会成为今天残酷的隐痛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增长，但增长并不自动意味着公平分配。

中国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发展模式：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权；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居民承担巨大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储蓄压力；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无力量支撑；大量社会保障仍与户籍、地区、就业身份和单位性质紧密相关；而掌握土地、金融、审批、国有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一方，则拥有巨大的分配优势。

在这样的结构下，财富并不是简单地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分配。它还通过土地、财政、金融、垄断、户籍、房价和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于是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普通家庭却长期高度依赖储蓄来获得安全感。中国家庭喜欢存钱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节俭,而是因为一个普通人知道：孩子要读书,父母要养老,自己可能生病,工作未必稳定,买房需要首付,未来的保障并不充分。所以他不敢花钱。家庭储蓄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大量本应由制度承担、却被转移给家庭承担的风险。换句话说社会风险被家庭化了。养老靠孩子,教育靠父母,住房靠六个钱包,医疗靠家庭积蓄,失业靠自己硬扛。

当一个制度把越来越多公共风险转移给家庭，却同时要求家庭扩大消费、生育孩子、承担房贷时，矛盾最终一定会爆发。今天所谓的“不消费”“不生育”“不买房”，根本不是年轻人的道德失败,而是他们对风险结构作出的理性反应。

四、“低人权优势”：曾经的发展红利，正在变成今天的历史账单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还有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刺耳的概念无法绕过去：低人权优势。它指向的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完全依靠压迫;而是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一部分竞争优势，确实建立在劳动者议价能力弱、社会福利低、独立工会缺失、维权成本高、环境成本可以被延后、公共表达受到限制的制度环境之上。

低工资,长工时,弱保障;廉价土地,廉价环境成本;低劳工议价能力,地方政府发展高目标,社会组织和劳工集体行动空间极其有限。这些条件结合全球化、人口红利和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世界获得了廉价商品;企业获得了低成本;地方政府获得了投资和税收;中国获得了高速增长。

问题在于：所谓“低成本”，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有人替你支付。工人的低工资，是成本;农民工长期缺乏完整城市福利，是成本;环境污染，是成本;长时间劳动造成的身体损耗，是成本;家庭为了教育、医疗、养老而长期高储蓄，也是成本;年轻人的婚育压力，同样是成本。当年没有支付的社会保障，后来要补;当年没有治理的环境污染，后来要治理;当年依赖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增长模式，在人口老龄化以后要重新寻找出口;当年把大量风险压给家庭承担，最后就会在低消费、低生育和低安全感中重新出现。

所以今天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过去发展模式积累下来的历史账单。一个社会不可能无限期地使用低人权、低保障、低议价能力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又期待下一代永远愿意继续支付这个成本。

人的尊严从来不是免费的。你今天不支付，明天就会以另一种形式支付。

五、最深的问题，是邓小平时代以来的“跛腿改革”

追溯这些问题的制度根源，就无法绕开改开以来的政治选择。邓小平那代结束了毛泽东时代极端政治化的经济生活，释放社会活力，引入市场机制，扩大个人生活空间，使数亿人的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否认这些成就，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但同样不能回避：这场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一场跛腿改革。一条腿是经济市场化,另一条腿本应是政治制度现代化;前者走得很远,后者在关键节点停了下来。企业可以改革,价格可以改革,劳动可以市场化,住房可以商品化,教育可以扩大竞争,普通人必须承担市场风险。但是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公开竞争：政治权力。

老百姓要竞争岗位,企业要竞争市场,大学生要竞争学历,农民要进入城市竞争;普通人甚至要为一间住房竞争二三十年的未来收入,唯独统治权不需要面对真正开放的政治竞争。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构性后果：市场被释放了，权力却没有被真正制约。

如此,市场与专制并没有互相消灭,反而逐渐结合;权力掌握土地,权力掌握审批,权力影响金融,权力控制大量国有资源。权力操控司法,权力决定公共表达的边界。资本于是迅速学会一个现实：与其挑战权力，不如接近权力;权力也发现：资本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巩固权力。于是权力与资本之间形成复杂的互相依赖,关系变成资源,资源变成财富,财富反过来购买关系。

这就是“跛腿改革”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引进了市场，却没有同时建立足以约束权力的现代制度。市场竞争因此不断受到权力关系侵蚀。

六、一党专政是所有这些制度困局无法绕开的根本背景

谈到这里，“制度”二字就不能继续保持抽象。中国今天大量制度困局，都无法脱离一个基本政治事实：中共长期的一党专政。问题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是否善良,也不仅仅在于某一届政府是否聪明;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不需要通过公开竞争获得执政权的政治体系，如何保证自己长期受到有效监督？谁监督最高权力？谁能够合法地公开挑战重大政策？谁能在政策明显失败时要求问责？谁可以组织起来代表劳动者、纳税人、消费者以及弱势群体与权力谈判？媒体能否自由调查公共权力？司法能否真正独立裁决政治权力与公民之间的争议？执政者如果做错了，公民能否通过和平、制度化的程序更换他们？这些问题没有可靠答案，所谓“为人民服务”最终只能依赖掌权者自身的道德自觉。

这恰恰是现代政治最不应该依赖的东西。一个成熟制度的出发点，从来不是相信掌权者都是圣人,而是承认任何人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都可能滥用。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一个好皇帝,而是建立一种即使坏人上台，也不能为所欲为的制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最终都会撞上政治问题。当一个社会必须讨论：土地怎么分？税收怎么用？养老金谁承担？教育资源如何配置？住房政策保护谁？国有资产属于谁？财政债务由谁偿还？那么它最后一定会问谁有权决定？而“谁有权决定”，就是政治。

七、专制最深的伤害不只是压迫，还制造一种恶劣的社会生态

今天人们常常感叹：人心坏了,社会冷漠了,人与人越来越不信任,关系越来越重要,底线越来越低。如果一种行为方式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我们可以说是个人道德问题;当它成为普遍生存策略，就必须追问制度。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习惯说假话,看脸色,找关系,站队,讨好上级,对下强硬，对上顺从,公开场合说一套，私下说另一套?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某些事情荒谬，却仍然装作相信？

因为制度在长期教人这样活更安全,说真话可能有代价,保持沉默通常更安全,服从往往比独立判断更有利,站对队比坚持原则更重要,关系常常比规则有效。在这种环境里，一个普通人每天都在接受微小的行为训练;久而久之，制度不只是管理社会,它开始塑造人格。我们就得到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现象：犬儒成为成熟，沉默成为智慧，钻营成为能力，关系成为资源，原则反而被视为幼稚。这就是社会生态恶化。

人性当然有贪婪、自私、恐惧和虚荣,但制度决定这些东西受到奖励，还是受到约束。一个坏制度并不需要把每个人变成坏人,它只需要让越来越多人发现：做好人代价太高。几十年以后，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就会发生深刻改变。

八、真正可怕的是受害者终于熬成了新的施害者

这时候，“劣祖劣宗”才真正触及代际伦理的核心。中国家庭里有一句非常常见的话：“我们年轻的时候比你们苦多了。”这句话也许完全真实,但它后面可以接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第一种是：因为我吃过苦，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吃。第二种是：因为我吃过苦，所以你凭什么不吃？前者推动文明,后者复制苦难。被父亲打大的孩子，做了父亲以后继续打孩子;年轻时被领导羞辱的人，当上领导以后开始羞辱年轻员工;曾经痛恨关系社会的人，有了关系以后第一个想到的却是给自己的孩子用;年轻时痛恨高房价的人，拥有几套房以后却希望房价永远上涨;当年痛恨特权的人，自己拥有一点特权以后，却开始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特权“情况特殊”。一个惊人的循环形成了：受害——忍耐——适应——获利——维护——再把伤害传给下一代。

一个时代最可怕的遗产，甚至不是债务和污染,而是：它把受害者训练成了下一轮伤害的执行者。

九、所以“劣祖”究竟劣在哪里？

一个穷了一辈子的老人不是劣祖;一个没给孩子留下房子的父亲不是劣父;一个普通人在高压环境下没有成为英雄，也不应该因此被判有罪。真正应该承担更大历史责任的人，是那些：拥有更多权力的人；获得更多制度红利的人；明知不公仍主动维护不公的人；能够改变规则却拒绝改变的人；以及把自己从制度中获得的优势继续固化、传给下一代的人。

所以历史责任应该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获利越多，责任越大;知情越充分，责任越大;选择空间越大，责任越大。

这才是真正的代际责任伦理。不能因为一个人出生于1960年，就把整个时代的账压给他,但是也不能因为一句“我也是受害者”，就获得永久免责。尤其当一个昔日受害者后来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便必须重新回答：你有没有继续复制当年伤害你的那套东西？

十、经济下行正在撕掉过去遮盖制度矛盾的幕布

高速增长曾经给中国制度提供了一种极强的合法性来源：生活越来越好,只要明天比今天富裕，人们可以忍受很多问题;不公平可以等等;权利可以等等;法治可以等等;政治改革可以无限推迟等等。因为大家相信先发展再说。问题是如果发展不再能够持续覆盖这些问题呢？

当房地产不能增长，当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当青年就业更加困难，当人口老龄化加速，当出生人口下降，当全球化环境发生变化，当过去依赖土地、投资、出口、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的发展模式逐渐遭遇边界，那么旧社会契约就开始松动。过去人们接受不公平，是因为相信自己终究能够分到增长红利;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怀疑红利还会轮到我吗？这时候，增长问题就会迅速转化为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最终又会转化为权力问题。因为人们会问：谁承担损失？谁获得救助？谁的资产必须被保护？谁的债务可以被化解？谁的养老金不能动？谁的就业首先得到保障？谁又应该继续“顾全大局”？

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时刻，并不是没有增长,而是增长下降以后，人们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过去那套分配方式究竟如何运转。

十一、不能再用“牺牲一代人”解决下一场危机

中国现代史上有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了发展，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忍耐;为了稳定，可以让一些权利先等等;为了大局，可以让一些群体承担更多成本。问题是：这一套逻辑一旦失去制度边界，就可以永远复制。农民可以牺牲;工人可以牺牲;农民工可以牺牲;下岗职工可以牺牲;年轻人也可以牺牲。然后每一代人都被告诉：这是历史代价。

可是，一个现代文明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历史代价总是由缺乏发言权的人支付？为什么决定牺牲的人，通常不是被牺牲的人？这正是权利的意义。权利不是经济发展以后才发给人民的奖品。权利是防止发展成本永远压在弱者身上的制度工具。没有表达权，就难以反对不公平分配;没有组织权，个体劳动者很难与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谈判;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公共资源就容易被内部化;没有公开政治竞争，重大政策失败之后，责任就很难真正落实。

“人权”与经济从来不是彼此对立的奢侈品。一个社会长期使用“低人权优势”，最终一定会遇到低消费、低安全感、低生育和低社会信任的反噬。因为你不能一边要求人们承担更多义务，一边长期拒绝给他们相称的权利。

十二、今天真正来临的“大势”，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周期

变革的大势已来，并不是预言明天会发生某种戏剧性政治事件。真正的大势，是更深层、更无法逆转的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变了,信息环境变了,全球化环境变了;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房地产不能永远上涨,人口红利不能永远存在;廉价劳动力不能无限供应,环境不能无限透支,家庭也不可能永远替制度承担所有社会风险。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已经变了。他们没有经历过父辈那种极端匮乏,“至少有饭吃”已经无法构成足够的政治和社会说服力。他们天然会问：我有没有尊严？有没有选择？有没有公平？有没有表达的权利？为什么别人能够决定我的未来，我却不能参与决定？

这种变化不是靠一次宣传教育就能够逆转的。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能够看到世界不同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年轻世代，不可能永久满足于：你们只需要服从，我们会替你们决定什么是好的。

这才是真正的大势。不是某个人发动的,不是某个组织制造的,而是现代化本身不断制造出来的制度要求。

十三、真正不能再推迟的，是完成那场没有完成的变革

四十多年前，中国开启了经济改革。今天真正需要完成的，是当年没有完成的另一半。不是再来一次政治运动,不是寻找另一个救世主,也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更加英明的最高领导人。中国真正需要摆脱的，恰恰就是：把国家命运寄托在某一个领导人个人判断上的政治传统。

真正的现代化，必须是制度现代化。让权力受到约束,让司法能够真正依照法律约束政府;让媒体能够监督公共权力;让公民能够自由表达;让劳动者拥有真实有效的集体议价能力;让社会组织能够存在;让公共预算更加透明;让社会保障摆脱身份等级;让财政制度减少对土地和房地产的畸形依赖;让公共资源更多向普通劳动者和年轻家庭倾斜;让财富分配不再主要奖励权力接近者和资产先占者;让年轻人即使没有父母留下房子、关系、编制和财富，也仍然可以通过正常劳动建立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建立真正有效的政治问责和平纠错机制。

一个制度不可能永远正确。现代制度最重要的能力，从来不是保证永远不犯错,而是犯错以后能够低成本地纠正。能够批评,能够监督,能够问责,能够更换,能够在社会矛盾积累成灾难以前改变方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

十四、变革为什么已经不能再拖？

代际问题有一个残酷的特点：人的青春不能延期。一个25岁的年轻人可以等五年,未必能等二十年;一个35岁的女性错过的生育时间，不会因为十年以后政策改善而重新回来;一个年轻人在最需要职业积累的阶段长期失业，这几年不会在经济复苏以后自动补回来;一代人如果在最应该建立信任的时候失去信任，十年以后再告诉他现在情况好了，也未必能够让他重新相信。

所以有些变革晚十年，不是晚十年,而是整整一代人的人生已经过去。这就是今天最紧迫的地方。房地产可以慢慢调整,债务可以重新安排,财政可以重新计算,但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十五、不要让两个时代的受害者彼此审判

再回到“劣祖劣宗”。如果00后只是把50后、60后、70后全部押上被告席，那么他们仍然找错了真正的被告。那些普通的50后、60后、70后，同样生活在这个制度之中,有人经历政治运动,有人经历城乡隔离,有人经历下岗失业,有人没有养老保障;有人一生谨小慎微，只为了不惹祸。他们中很多人本来也是受害者,他们当然有自己的责任,沉默的责任,屈从的责任,获利以后维护不公的责任,把自己受过的苦继续施加给孩子的责任。这些责任都应该讨论,但是绝不能因此模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掌握制度设计权和资源分配权的人，必须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

如果一个制度最后成功地把父辈和孩子变成敌人——父辈骂年轻人“懒惰”“躺平”；年轻人骂父辈“劣祖劣宗”——那么最荒诞的一幕就出现了：两个时代的受害者，在彼此审判；真正制造伤口的制度，却从被告席上消失。

十六、00后也别急着离开被告席

今天的年轻人也不能认为自己天然代表正义。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反抗者最后成为自己曾经反抗的人。今天痛恨关系社会的人，将来会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找关系？今天痛恨高房价的人，拥有住房以后会不会反对房价下降？今天痛恨996的人，创业以后会不会告诉员工年轻人就应该奋斗？今天痛恨特权的人，有一天拥有特权以后，会不会首先解释自己的特权为什么合理？没有人天然免疫。

所以这封“判决书”最好保存下来,二三十年以后，让今天的00后自己重新读一遍。如果那时候他们也开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比你们苦多了。”如果他们也开始把自己的既得利益解释成奋斗，把后来者的困境解释成懒惰，把自己拥有的优势变成下一代无法进入的门槛——那么今天的判决书甚至不需要重新写,只要把被告的出生年份改掉。

十七、真正的审判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终止传递

所以，“劣祖劣宗”最终不应该成为一句仇恨父辈的话。它应该成为一口钟,敲给50后听,敲给60后听,敲给70后听,也敲给今天愤怒的00后听。它真正追问的是：你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了什么？财富？恐惧？沉默？特权？犬儒？关系社会？对权力的服从？还是一种“只要轮到我获利，一切就都可以解释”的生存哲学？

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继承什么。但是他可以决定：哪些东西，不再传下去。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证明自己能够吃苦,我们已经吃了太多苦。真正应该证明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结束那些本来不必继续的苦;有没有能力结束以低权利换增长的旧逻辑;有没有能力结束用家庭承担公共风险的分配逻辑;有没有能力结束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政治逻辑;有没有能力结束让年轻人用三十年未来为上一代资产价格买单的社会逻辑;有没有能力结束“先牺牲你，以后再补偿你”的治理逻辑;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让普通人不必靠关系、不必靠沉默、不必靠屈从，也能够有尊严生活的制度。这才是真正的变革。

一个文明真正值得留给后人的，从来不只是高楼、高铁、GDP、航母、房产和银行账户。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孩子二十岁的时候，他是否仍然相信这个世界值得投入自己的一生。如果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犹豫，那么“劣祖劣宗”四个字再难听，也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他们连审判都懒得审判了,他们只是退出,不相信,不参与,不结婚,不生育,不承担长期承诺,不再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这个社会。

这一天已经到来，所以开始失去人口，消费，增长率以及年轻对未来的预期和信任。

所以，真正应该写在每一代人面前的，并不是“劣祖劣宗”四个字,而是一个问题：当你已经知道这套制度正在把不公、债务、恐惧和苦难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你做了什么？父辈要回答,掌权者更要回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今天愤怒的00后，将来也必须回答。

历史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这一代成功地审判了上一代,而是终于有一代人能够说：那些我们继承来的不公，到我这里为止;那些我们曾经忍受过的屈辱，到我这里为止;那种依靠低人权、低保障和低尊严换取增长的时代，到我这里为止;那种让权力永远不必真正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到我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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