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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年文革开始时，我刚转到我们的市一中一年。呼啦啦再也不用上课了，天天听广播社论，说要搞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其实大家心里都懵懵懂懂的。学校过去的校长书记靠了边，先是市里派了工作组，很快工作组撤了，原来的团委书记年轻出身好，就由他主持校文革会，领导运动。除了校长书记，老师中年龄大的都出身不好，自然就成了黑帮，其他老师中只要有人贴大字报揭发，例如我们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年轻出身不错，但有学生贴大字报说他在课堂上宣扬帝王将相，他也就加入黑帮行列了。更有甚者，有学生揭发女老师道德败坏，这个女老师也就被贴上'破鞋'标签进了黑帮队。
一天上午，不知是哪些人发起的，让黑帮们戴上纸糊的高帽，校长寇子固两手蘸满墨汁（寓黑手之意）领头，沿学校的操场跑圈，全校学生围观嘲闹。那天天热，刚跑一圈，两个年老体弱的老师就跑不动了，其中一个是教几何的张缄三老师，名字的意思是'三缄其口'吧，其实平常平易近人，也善言，是全市教几何的大权威，大字报说他和我们的语文老师、坏同学把她的名字马芬华叫成'马粪渣'的有染，俩人就都被揪出来了。有人跑不动了，一些学生就开始拿起扫把，棍棒追打，黑帮们鼓起余勇再跑。看黑帮们跑得快了，有学生将棍子横在跑道上，让黑帮跳高跳过去。棍子一开始横得不高，黑帮们跳到空中时，快速将棍子抬起，把他们绊倒，重重摔在地上。教务处的闫敬斋老师，光头大脑，当时已快六十了，学生们都叫他'闫老头'。大字报揭发他的一个罪状是说过对领袖大不敬的话。他说，斯大林说，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儿子是共产党员，我可没给他加什么特殊材料。闫老头看出了门道，乞求从棍子底下爬过去，代替跳高。我们班一个同学将棍子放得极低让他爬，他的大光脑壳使劲在地上蹭，也无法从棍子底下钻过。要不说我们是小地方的人呢，胆子小，没闹出大事，折腾一通也就收场了。哪像人家北京大地方，刘少奇邓小平女儿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女孩子，之前游斗黑帮时，把她们的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抓住打死了，这个党委书记还是一二九后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呢，文革前像老保姆一样呵护这些红色公主们。
紧接着就是'破四旧'了，那时学生们已有了'红卫兵'组织。有的红卫兵结队去砸古庙，有的去图书馆将线装书堆在一起烧掉。更多的是去抄家，只要有人说哪家是地主资本家，'红卫兵'就开到他们家去，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找'四旧'，不管找到什么没有，不太张狂的'红卫兵'也就罢手，爱打人的，或和这家有私怨的，就要吊打拷问这些阶级敌人。这样一来，打死人的事就天天不断了。一天，我们班一个已加入红卫兵的姓马的女同学说我们班张桂兰同学家是资本家，领着大家就去张家抄家去了。张桂兰不放心，也跟在我们后边。张家离学校不远，一家七口住一间半平房，张妈妈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家。推开门进去一看，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这在我们意料之中，头一年班主任老师为了教育班里有钱的同学嫌学校伙食不好，跑到外边下馆子，说要带大家到张桂兰家参观，说她们家五个孩子，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过活。我们在张家的抄家一无所获，马姓同学恼羞成怒，喝令张妈妈跪在了屋子中央，还不解气，转身命令张桂兰也跪下。这个姓马的同学长得美艳，平常与她关系好的女同学都管她叫'马美'，不知什么原因让她对在班里各方面都毫不出众的张桂兰在心里集了这么深的怨毒和仇恨。她扬起皮带，作势要打。张妈妈怕女儿吃亏，赶快劝女儿，说“兰、闺女，来吧，咱们就给人跪下吧。”，张妈妈直腰拉女儿跪在了她的身边，两个月前，大家可都是在一个教室里，平等的上课的呀。有的同学虽然不忍，但在'革命'的大势下，谁也不敢说出反对的意见。张桂兰年幼的弟妹在旁边看着，吓得连哭也不敢哭了。这时有人在她们家窗台上发现了一个手掌大的铁盒子，里边是深颜色的固体。喝问张妈妈是否里边藏了金子，回答说是洗衣服剩下的肥皂头，融化放在一起好再用。拿刀划开，里边真是什么也没有。我想起班主任老师说过，张桂兰的妈妈靠给旅馆医院洗床单，贴补家用。我路过看到过这样洗床单的，在穿过市里的一条小河边，坐在石头上，前边架着一个搓衣板，冬季寒风似刀，洗一个床单挣不到一毛钱。这个融化的肥皂是她们家维持生计的工具呀。过了没几个星期，马美出身城市贫民的父亲被人揭发说当过国民党兵，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坏分子，马美也成了狗崽子，被没收了红卫兵袖章，后来大串联人家也不让她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张桂兰同学，六八年'复课闹革命'和毕业分配也没见到过她，或许是破四旧后期全家给赶到乡下去了吧。
到了九月份，我们按班级分到临近的县里参加秋收。一天，校文革会派人向我们传达，说教三年级数学的张生云老师喝敌敌畏'畏罪自杀'了，并说，张生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是那个年代对自杀的人定性的套话，说她的死与革命小将无关。张老师没有教过我们，三年级上过张老师的课的同学都说张老师为人严肃，教课认真，对同学一视同仁，同学都喜欢她。以后我们才慢慢知道，张老师是西北大学毕业，解放初与丈夫一起到了我市，在中学老师中属业务上乘的。那个年代能念大学的当然是出身于有钱家庭，所以以出身地主进了黑帮队。好在那时文革会的头儿还不够奸猾，将张老师的遗书也给我们念了。张老师在遗书中说，秋收开始后，她和大家一起劳动，中间休息，别人坐在树荫下，她要站在太阳底下挨斗。她的头发被剪掉了，她买了一顶帽子戴上，一个学生把她的帽子扔到树上，她又买了一顶帽子戴上，别人又把她的帽子抢走，还让老乡一起围观斗争她。张老师最后说，她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她热爱生活，但还是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了。她没写任何怨恨的话。张老师死后我才知道，她儿子范新莹就在我们邻班，属平平常常的一个人。
文革中又经历了许多事，就到了六八年的秋天，学校分配，有人升高中，有人进工厂，有人下乡插队做知青。耗到十二月，一天晚上广播上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时'最新指示'大都是晚上收音机传来，传达不过夜，大家要连夜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庆。这次的最新指示是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样一来，除了分配进工厂已报到上班的，一古脑儿都要下乡了，我们学校大都去了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称的临县。当然是说不尽的日子艰辛和无书可读，又要接受目不识丁的农民的再教育的精神苦闷。插队的第二年，听说和我们同一个公社的范新莹死了。在我们公社西北约三十里的山里，有一个地方小煤窑，我们的做饭取暖，和生产队烤烟用煤，都要用'架子车'到窑上去拉。架子车有一米多宽，木板固定架在两个胶皮轮子上，货物放在木板上。木板前连着两根木棍做成的车把，拉车的人走在车把中间，用手臂扶着车把控制车子的平衡，有背带连接木板，用肩背的力量拉动车子和货物向前。去西山拉煤要经过一个大高坡，范新莹在下坡时力弱驾驭不了车子，车子冲下来，车把从后心穿过，当时就死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坡的凶险，拉煤时都要几辆车结伴，至少两个人协调，一辆一辆车拉上坡，再放下坡。我们孩子他妈插队也和我一个公社，当年才十六七岁，她说她也上山拉过煤。我们队拉煤都是不让女同学去的，她说她们和男同学赌气。我不知道当年他们是如何拉过那个坡的。
去年十月回国，我们家兄弟姊妹几个又结伴去了插队的地方，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插队也在附近。虽然公路铺了柏油，但那个大坡还在。我让车子停在路边，徒步走到坡上。物是人非，我一下想到了范新莹，他十九岁年轻的生命、还没有展开的青春理想的翅膀，就消失在这陌生的黄土地上了，没留下一丝痕迹。之后我们又开车去了二十里外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里边展出的还满是知识青年当年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满满的正能量，高扬的主旋律。
六七年我们下放前还常有游斗黑帮的队伍从街上走过，一次看到师范的黑帮队通过。我们小城没有大学，师范是我们的最高学府了。同行的人指着黑帮中的师范的前教导主任，说他是我们张生云老师的丈夫。我那时年轻没多想，待到年长，也为人夫、为人父了，设身处地，想到范老师相濡以沫的妻子含冤去世，独子不幸身亡，他剩下的日日夜夜该如何排遣捱过呀？
前两年有人搜集并列出文革中不幸死亡的人的名单，我将'张生云'三个字打入，什么也没有查到。张老师的生命、知识、对学生的教授、还有对家庭亲人的爱、和对生命的眷恋，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虽然日月磨蚀，有人也想要我们将那段忘却，我却不能，文革的这段回忆不时跳出来，咬噬我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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