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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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常常不知不觉地会用同情和欣赏的眼光看待民国时期的人物和事情。原因是，一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而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则加速了社会朝文明、民主方向发展，自然心理上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再加上白话文的使用，客观上消除了这一百年可能给文化，习俗带来的任何隔阂。另一方面，民国时期，政府并不以政治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读书人还是不读书人，都不必扭曲灵魂，大家可以按人的本性或者说各人本来的价值观去活。这样，岁月虽然流逝，但民国人的真情却留了下来，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袁昌英、苏雪林和以及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夫人凌叔华。
1929年5月，陈西滢应校长王世杰之邀，接替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太太凌叔华也一起到武汉，当起了全职的“院长夫人”。之后，袁昌英、苏雪林陆续来到武汉大学教书，在东湖之畔、珞珈山麓，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常常聚在一起说文解字，谈诗论画，于是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三女杰个个都有个性，其中凌叔华的才、情则非常了得，如果不是和陈西滢恋爱、结婚，她在民国历史上的动静恐怕不会小于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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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出生于1900年，她的父亲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在晚清官至直隶布政使，也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参政员。在中国历代官宦家庭，子女的起跑线全都画在爹娘肚子上的，如果自己天生还有几分灵气，以后人生出彩是一定的。凌叔华画画拜过缪素筠（慈禧御选在侧的女画家）为师，学英语则受到辜鸿铭的指教。尤其在绘画上，凌叔华很有天赋。朱光潜曾经给予她很高的评价。
1922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凌叔华一边画画，一边开始写小说，像《酒后》、《绣枕》多表现未婚和已婚女性的生活与心境，而《说有那么一回事》则可能是中国最早涉及女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了。中国古代文盲多，妇女识字的更少；识字相对还容易一些，把内心思想、活动写下来则更难，所以女作家非常少。正因为少，出名流芳也就容易。凌叔华是《现代评论》社唯一的女写手，也是日后“新月派”的主要小说家。她年轻时十分清楚自己要什么，1923年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她说：“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作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到中国来游学，让梁启超、胡适和徐志摩等着实忙了一阵。离开上海到北京，除了徐志摩全程陪同之外，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也参与了接待活动。为了不入俗套，他们想到了利用位于史家胡同宽大的凌宅举办一个茶话会。就这样，当时已经小有名声，但仍然只是一个大二女生的凌叔华如锥处囊中，在自家的客厅里把自己在文字、绘画上无法表露的另外一面呈现给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佳人才子。
1926年毕业后，凌叔华在故宫博物馆书法绘画部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就与陈西滢结婚。有意思的是，虽然她们夫妻对文学、艺术具有相同程度的喜爱和理解，可是凌叔华的创作总是对丈夫保密，生怕自己的热情被这位评论家所扑灭。而陈西滢写好文章也不给太太过目，直到发表之后才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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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武汉大学文学院请来一位27岁的剑桥毕业生朱利安·贝尔来教书。作为院长太太，凌叔华很自然地参与安排接待，除了陪他买生活用品，挑选窗帘，布置宿舍外，第一天上课，还陪朱利安一起去了教室，并表示她对英语写作、莎士比亚和英国现代主义作家这几门课也有兴趣。这本来也很正常，凌叔华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这个英国青年一口牛津英语对她同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她只听了几次课便不能再去了，因为她发觉朱利安上课时的注意力全部给了她这个旁听生。
一般来说女文人容易多情，那是因为她们通常比较感性，心思细腻，待人接物比较注意他人的感受。加上自己才华横溢，异性自然容易对她们生出好感。凌叔华那时的担心一点都不是多余的，这个朱利安来武汉没有几天，就已经在信中告诉他的母亲：“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心爱。”
凌叔华一生写了不少小说，文章以及自传，但她对发生在她和这个外教之间的恋情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男女之间不管是公情还是私爱，背后总会有甜蜜也有恩怨，缘分尽了，冷暖自知，得失自明，真才女也。陈西滢提出三种了结方案让太太选择：一，协议离婚；二，不离婚，但分居；三，彻底断绝同朱利安的关系，夫妻破镜重圆。在外人看来，离婚是合理的结果；破镜重圆则对凌叔华较为有利，凌叔华选择了回归以前的生活状态。
朱利安的聘期是三年，聘金每年七百英镑，相当于一万一千两白银元，由武汉大学和庚子赔款基金会各付一半。婚外情曝光后，他被迫提前中止合同，离开中国。几个月后，传来了他阵亡于西班牙前线的消息，武汉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据说陈西滢也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觉得像陈西滢那样的男子，是当时和现在中国人里都是少有的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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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三女杰出道的时候，正是新文化在中国兴起、兴盛的年代。在那个时期，因为没有主义之争，所以民营经济便顺理成章；没有政治禁锢，任何人都可以组党集社；没有《游行示威法》，学生上街就成了表达不同看法的自然途径。还有：那时新闻不被封锁，言论不受约束，三个评论家就印一份报纸，两个文人就办一本杂志。正好，陈西滢既是文人又是评论家。
陈西滢，本名叫陈源，字通伯，无锡人，1896年出生，西滢是他在《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撰稿时使用的笔名。他16岁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即赴英国，先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政治经济。留学十年，心无旁骛，一口气拿下了博士学位。在英国，他结识蔡元培，杨端六，袁昌英等。1922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执教， 和胡适，徐志摩以及同样留英的王世杰一起创办了《现代评论》。
1925年，围绕北京女师大学潮以及后来的三一八事件，陈西滢和鲁迅在《现代评论》和《语丝》杂志上持续了8个月的激烈论战。从表面上，他们的分歧是支持学生还是支持校长，是抨击政府还是责问民众，其实背后暗含着深刻的思想观念冲突。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关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一直存在着温和与激进两种立场。温和派力主改良，希望以理性手段寻求和推动社会的发展；他们既反对集权主义，也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陈西滢那时反对把政府黑暗腐败的事实简单地归因于列强侵略的结果；针对女师大的学潮，他侧重从维护教学秩序和社会法制的角度上做考虑，这就站到了以鲁迅、周作人兄弟为中坚力量的“语丝派”对立面去了。
本来，那种源自于对推动社会变革手段和立场分歧的隔空笔战不应该带入人身攻击的成分，可是在一篇一篇文章中来回争论中无法避免参和个人私事而变得情绪化，而且鲁迅喜欢使用“正人君子”来讽刺陈西滢。当然，如果这些争论仅仅停留在那个特定年代文人之间认识不同倒也罢了，偏偏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后来发生了变化，作为政治历史资源的延续，鲁迅被冠以革命的、大众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政治符号，而陈源这一边被称作“现代评论派”的则统统被扣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而流传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里，那些帽子、标签还没有被拿掉，这就不公平了。
那么陈西滢真的就是鲁迅笔下的所谓“正人君子”吗？
论战结束之后的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他一点都不犹豫地把鲁迅的《呐喊》收入其中。在评论时他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另外，在1950年代《西滢闲话》在台湾再版时，陈西滢坚持将他和鲁迅论争的文章全部删去。
与陈西滢的态度不同，1935年12月，离那场论战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鲁迅在他《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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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陈西滢外，鲁迅还用“高等华人”、“金元博士”之类毫无实质意义的词汇来损毁胡适。不过，我们更加熟悉的还是他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那句了。做走狗本来就是没有脸面的事情，走狗做乏了，做累了，那就更加悲惨。显然，鲁迅是熟悉共产理论的，他习惯把自己放在劳苦大众这一边的，认为资本家就是贪婪，血腥、肮脏的同义词，这就难怪当年的共产党是那么的推崇他。可是鲁迅绝对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共产党转身自己也成了资本家，党的各级干部在中国大陆大肆转移资本，侵吞资本了。
三、四十年代的文场，多的是洁身自好的文人，那看上去就像鲁迅骂遍民国无敌手的场面。不过，也有人看不下鲁迅的那种作派：“鲁迅心理具有十分病态。他颇像外国一种猎犬，咬住人砍下它的头还不肯放。他最爱说‘复仇’二字。……他骂‘陈源教授’足足骂了十年，一直骂到自己进了棺材才罢。这样不近人情之事，实为古今中外文坛罕有之例。” 说这番话的就是三女杰中的苏雪林。
苏雪林（一八九七─一九九九）比凌叔华大三岁，五四时期她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胡适做过她的老师。1921年自费到法国留学，因为生病，没有毕业就回国，按照年轻时父母替她定下的婚约，嫁给上海一个麻省理工毕业的船舶工程师。但因为是包办婚姻，几年后她们就分手了，随后一直独身。
三十年代时，苏雪林曾被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 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出版著作四十部，对屈原的研究更是蜚声海内外，一本《屈赋新探》长达一百八十万字。事实上，在民国女性知识分子中，她最后是以鞭尸鲁迅而留下声名的，称得上是个另类才女。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各方推举蔡元培主持公祭。苏雪林随即致信蔡元培，希望他不要出席葬礼，直指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并痛陈鲁迅的不是：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讦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竟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
二曰鲁迅之矛盾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视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则曰鲁迅之左倾，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耳。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底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批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亦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
自那之后，苏雪林大半辈子没有停止对鲁迅的评判。后人对她在鲁迅死后才发难的真实原因也多有猜测，比如：不愿意看到鲁迅的声望比胡适高，曾经暗恋鲁迅不果，反感鲁迅亲共，为母校杨荫榆校长以及朋友陈西滢吐一口憋屈多年的恶气，等等。我个人认为反共才是苏雪林在鲁迅坟上动土的根本原因。
苏雪林无论其家庭出身，社会教养都是属于民国的。她对军阀纷争，社会黑暗，民生疾苦多有关注。她对蒋介石北伐成功，民国发展进步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1935年，朱毛流窜到达陕北后鲁迅致电祝贺；次年中共发表《为悼念鲁迅告全国同胞书》，并称“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让她感到不安，而那些套在已经死去的鲁迅头上莫名其妙的政治光环，则让苏雪林感到恶心。她十分清楚和鲁迅道不同，因而站在国家、正统这一立场上，对鲁迅大加鞭炙、挞伐，实在也反映出她的正直和刚烈的性情。
平津战役前夕，苏雪林致信胡适，敦促恩师尽快离开北平，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共产党来了，像她这样敢碰鲁迅的文化人，恐怕连放一张书桌的地方都不会有了。她先到香港，然后到法国，52年才到台湾定居下来，活了102岁。对照袁昌英的人生结局，如果苏雪林不离开大陆，那么她的后半生肯定不会那么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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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前后那段日子确实是检测民国读书人智慧和眼光、决定他们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
1946年，陈西滢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到了巴黎，这样，凌叔华也就跟着去了欧洲。49年，在陈西滢的帮助下，李四光脱离了民国政府控制，从英国回到了大陆，然后做官、入党，后半辈子倒也活得安然无恙。老舍的运气就不好，他也是49年主动返回大陆的，可是在66年8月却跳进太平湖。胡适不愧有先见之明，离开大陆前作文呼吁：《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可他儿子胡思杜却不信那个邪：“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所以坚决不走。结果他比老舍活得还要短，57年就上吊了。
在珞珈三女杰中袁昌英生于1894年，年纪最大；她又是第一个在英国拿文科硕士的中国女生，三人里面学历最高。1921年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在徐志摩家里吃了一顿让张幼仪误会一辈子的晚饭后就回国嫁给了已经36岁的杨端六。
杨端六（1885-1966）早年到日本，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30年代开始一直受聘于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40年代，杨还曾兼任过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国民党六届中委。
看着凌叔华，苏雪林先后离开武汉，离开大陆，袁昌英不为所动，继续在武大教书。55岁了，也许她觉得自己老了，不愿意再折腾。或者她觉得老蒋没有能力拯救中国，所以给老毛一个机会。可是她忽略了自己刚刚以“社会贤达”身份竞选成为国大代表的身份，也没有想过：政权换手之后，会不会受到牵连？
1950年，一部新的国家机器在大陆全面启动，袁昌英、杨端六和许多那时或者留在中国，或者从海外返回大陆的知识分子一起积极参加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期尽快同执政党保持一致。在那些年里，他们中有的躲过了镇反、肃反，但是没有躲过反右；有的在57年侥幸漏网，可是最终却没能逃过四清、文革。事实是，像袁昌英这样从民国国大代表沦落到红朝的右派、历史反革命，那是很多在49年前完全钻在校园书斋里的文人怎么都不会想到的。
1958年，已经带着右派帽子、被开除教职的袁昌英，又被湖北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定罪，处管制两年刑罚，由街道里弄干部监督劳动。从教书到扫校园，袁昌英遭受的不仅仅是职业、职位的变化，而是一种国家暴力对知识、对学术、对人格尊严的摧残和侮辱。在那种政治背景之下，连她的家庭里的亲情关系也跟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因为社会政治而影响改变家庭成员关系的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特产，这绝对不是生活在大陆之外（台港，欧美）、年纪又轻的中国（外国）人用一般的思维能够理解和体会到的东西，更不是现在简单地对比老蒋老毛哪一个更独裁能够说明的问题。
袁昌英29岁时才生女儿杨静远，1926年32岁时又到法国学习，39岁时再生了儿子杨弘远。杨端六那时已经48岁，真可以算是老来得子。这姐弟俩得益于她们做教授父母的家庭影响，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姐姐留学美国后在北京做翻译，后任职中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弟弟留武大任教，91年成为中科院院士。可以说，他们踩着父母的肩膀，在求知做学问上登上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巅峰地位。 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们为自己的成就付出了额外的代价，而且是无法弥补、无法替代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还不如一般工薪家庭的普通人。
1957年，刚刚毕业留校的杨弘远背上了“右派父母”和“反动家庭”那两个大包袱。他那时可以选择人性：背着包袱，继续爱他的父母，同社会保持距离；他也可以选择前程、利益：跟上时代，抛弃爹娘，甩掉包袱。可以想象，那时的政治氛围压得杨弘远透不过气来，革命、阶级、斗争那些本来非常抽象的概念就像鞭子一样来回抽打他的灵魂和意识。杨弘远终于决定从家里搬出去，用同父母分居以表示和反动家庭决裂，并且从未让自己的父母见过孙子一面以表示决绝的立场。成年后初为父母，很多人常常由于生计所迫而无暇悠闲地品尝舔犊之情。这样，剥夺自己父母含饴弄孙之乐实在是非常残酷，几乎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可是我们知道，反动家庭子女惟表现十分极端，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66年杨端六病榻之侧无人照应，死之后骨灰也无人认领。
文革时袁昌英已经72岁了，她的行动受到制约，杨端六去世后被勒令从自己原先住的房子搬到另外一间小屋去住。69年“一号命令”，她这个双料五类分子被遣送到湖南老家。73年4月28日去世后，一个远房侄儿把她埋在她父亲的坟旁。就是这么一个在文学艺术上颇有造诣的女子，一个把一生精力都用在授道解惑的民国女教授，1957年之后的命运却是那么的辛酸坎坷。她失去了教书的机会，失去了做学问的机会；她失去了家，失去了子女，失去了所有。在湖南老家最后三年里，她脑海里一定闪现过当年武大校园的情景，她一定十分想念那两个挚友。她不一定能够看清为什么她的结局如此，她也不一定会后悔怀疑自己当年的决定。
离开母亲去世已经27年了，2010时杨弘远也已经77岁，他不幸患了食道癌。在病重住院的几个月里，他拒绝别人探望，并且留下遗言不设灵堂吊唁，丧事从简。我在想，杨教授半个世纪教书育人，学生一定很多，可是他在弥留之际不希望别人来打扰，因为他需要额外时间和空间去回想自己人生的经历和道路。我希望他没有过多责备他自己，不过希望他悔悟到，如果人生重新再来一次，他有机会选择亲情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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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三女杰中，凌叔华文思更细腻一些，绘画也有灵气，外形亦娴雅可人，相对来说是容易让大众接受的女子形象。民国初年，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对人们精神道德层面的影响不是我们今人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妇女，人性几乎总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所以凌叔华在追求自我，健全身心方面走在很多中国妇女的前面，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子。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先驱，她也一定会付出代价。
在欧洲，凌叔华基本都是在英国生活，她继续画画，写书，也到新加坡、美国大学里教过书。而陈西滢主要在法国上班。一段时间，夫妻两人分多聚少。当然，像她们那样的情况，夫妻保持一定距离也许是维持局面的一种手段，至少凌叔华是那样做的。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人性和遵从规则方面总有矛盾，难以平衡。凌、陈结缡四十四年，遭遇了十年之痒。一方出墙探春，虽墙高春短，但已无法全身而退，那堵墙后来就一直横在她们中间。直到一方去世，墙那边再也无人时，剩下的才只是初恋、新婚时的甜蜜和几十年里集聚起的记忆。
陈西滢一直有回国的愿望。但是49年后政府迁台，让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台湾不是故乡，但是有同事，有朋友，还有过去的学生。就在他犹豫、下不了决心的时候，1970年3月摔倒中风后再也没有恢复神志，半个月后就去世了。此后20年里，为了了却丈夫生前的愿望，凌叔华一直努力，想把丈夫的骨灰埋葬到台湾去。但是到了也未能实现陈西滢回国的愿望。
到了1989年，89岁的凌叔华回大陆养老，半年后去世。那时女儿才把父亲的骨灰送回大陆，把父母安葬在无锡老家的墓园里，这样，这对民国时期才子佳人终于寿终正寝。这归宿看起来比袁昌英要好一些。
民国在大陆只存在38年，但是它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很多丰满的人物形象和耐人寻味的故事。和他们相比，49年之后的大陆，中国被政治统帅了一切，而人性、人道统统被打上腐朽没落的印记而消失于人间，这样，留在大陆的袁昌英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反过来，如果凌叔华、苏雪林不走，她们的结局一定比袁更惨，那是因为，她们身上有更多的属于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总之，如果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出落在大陆共产极权统治社会，珞珈山一定不会有她们那样三个女杰了。即使有，她们也会被改造、被塑造成三人一面而了无趣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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