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转笔名‘和谈’的《珞珈三女杰》又看到了这一段：

1957年，刚刚毕业留校的杨弘远背上了“右派父母”和“反动家庭”那两个大包袱。他那时可以选择人性：背着包袱，继续爱他的父母，同社会保持距离；他也可以选择前程、利益：跟上时代，抛弃爹娘，甩掉包袱。可以想象，那时的政治氛围压得杨弘远透不过气来，革命、阶级、斗争那些本来非常抽象的概念就像鞭子一样来回抽打他的灵魂和意识。杨弘远终于决定从家里搬出去，用同父母分居以表示和反动家庭决裂，并且从未让自己的父母见过孙子一面以表示决绝的立场。成年后初为父母，很多人常常由于生计所迫而无暇悠闲地品尝舔犊之情。这样，剥夺自己父母含饴弄孙之乐实在是非常残酷，几乎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可是我们知道，反动家庭子女惟表现十分极端，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66年杨端六病榻之侧无人照应，死之后骨灰也无人认领。

虽然那个时代由于政治原因亲人反目相向的事例数不胜数，甚至有丈夫与儿子一起揭发妻子和母亲‘反对毛主席’，而将之送到了死刑刑场。但我还是有了挖掘杨弘远院士的兴趣。我想了解在这个事例中的人性。

很可惜，除了‘和谈’的文中说的，为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杨院士甚至不让自己的父母见自己孙子一面，在网上能搜到的，都是对杨院士学士成就的溢美之词。经济学家，曾为中研院院士的杨弘远院士的父亲杨瑞六教授66年去世，死前‘病榻之侧无人照应，死之后骨灰也无人认领’。母亲袁昌英教授作为‘双料五类分子被遣送到湖南老家。73年4月28日去世后，一个远房侄儿把她埋在她父亲的坟旁’。双亲辞世，我不知杨弘远院士心中作何感想。如果在76年以前无动于衷，或强压心中悲痛，改革开放后应有强烈表示，或著文，或修坟，但网上一样也查不出，或许什么也没有做吧。过去是政治负担，开放后有像杨瑞六和袁昌英教授这样的父母该是很荣耀的呀。

杨弘远院士还有姐姐杨静远，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硕士，倒是趣人。大学时看上一个低年级家境也贫寒的男孩子，找上去就说“你愿意做我朋友吗？”，男孩子说“那有什么不愿意的？”杨小姐马上说“那么，现在”，二人拉住了手。因思念这个男孩子，静远没能在美国读到博士，但写给这个男孩子的情书结集为《写给恋人》出版，却被评为静远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虽然她有诸多的翻译作品出版。这个男孩子不负静远，二人结缡一生，静远57年打成右派，他也不离不弃。晚年二人还共同翻译了童话《彼得.潘》，颇受好评。

静远年轻时也很左，积极争取入党入团。父亲劝过她说“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静远因此与父母闹矛盾。不知是否因此父母凄惨离世时没见她的踪影。

子女因政治立场不同与父母划清界线，受伤害最大的应当是父母了吧。不知胡适看到留在大陆的儿子写的批判自己的文章做何感想。但统治者一定知道这一招是颇具杀伤力的。自称要写出人性的金庸在写于文革期间的《笑傲江湖》有两次写到此类事，一是东方不败抓了过去的兄弟童百熊，童不屈，但当连一家老小都带到，让童十岁的孙子斥责爷爷不尊教主宝训，童软了下来。

在《笑傲江湖》一开始，衡山派刘正风要金盆洗手，嵩山掌门左冷禅派人阻止，并抓刘家老小十余口除十五岁的小儿子一一杀掉，刘仍不屈，而小儿子最后的求饶彻底在精神上击垮了刘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