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華夏文摘增刊”的一篇文章，摘錄了作者回憶全家五口在68年的湖南道縣大屠殺中四人慘死，一人幸運生還的慘絕人寰的場景，加上標題放在了微信上：

湖南一個女教師的wg回憶節選
１９６７年８月，道縣農村颳起一股殺人風。我們附近的蚣壩河裡丟滿了屍首，河水一片血紅。田埂上，路邊上，到處可以看到屍體。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已經是半夜了，我和３個孩子被叫起來，押到隊裡的禾場上去。（丈夫）蔣漢鎮已先被捆綁在那裡了。禾場上火把通明，幾十個民兵拿着馬刀、鳥銃，押着村裡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牽着我的褲腳，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這樣高一腳，低一腳地被押到一個天坑（溶洞）邊。這時，治保主任唐興浩跳到了石頭上喊話：“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張紙，讀名字。叫一個，民兵就從人群中拖一個人出來。揮起一刀，朝腦殼砍去。或者拿鐵棍朝腦袋打一棍子，只聽慘叫一聲，血就噴出來了，再一腳，踹到天坑裡面去。
蔣漢鎮被第三個點名，頭上被打了一棍，丟下洞去。我是第八個！可憐我那３個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媽媽”，我哄他們：“乖，你們別動，媽媽過一會兒就回來。”我那時還心存一絲幻想，想着他們殺大人，孩子是來陪看的，不會殺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麼都配合他們。
我走到天坑邊，只覺得腦後一陣冷風，一根硬硬的東西打在我的頭頂上，沒有痛，一陣天旋地轉，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來以後，有人告訴我，打我的東西是開山打炮眼用的鋼釺。
後來聽人說，我被丟進去之後，他們又來抓我的３個孩子，可憐３個無辜的孩子，嚇得像被追的小雞，滿坪跑。孩子當然跑不過大人，３個孩子都被丟進了天坑。這真是個“吃人”的天坑啊，光這次就扔下了２５個人！
老天有眼，一開始，我們全家５人丟下去後，都沒死，在黑洞洞的天坑裡又相見了。我碰碰旁邊，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屍體。奇怪啊，平時，我晚上聽見貓頭鷹叫都怕，這時候，同冷冰冰的屍體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幾天中，沒有吃的，尤其是沒有水喝，漢鎮先昏迷過去了，我們就這樣一步步等待着死亡來臨。
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現了。第一個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媽媽，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沒有水，就用小拳頭打我，抓我的頭髮。我對他說：“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這時候，漢鎮突然站起來，口裡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經瘋了。他在屍體上走來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撲通”倒下，再沒有聲音了。
林松也不動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經沒有了氣，奇怪，我竟然啥悲傷都沒有。也許是我覺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這時，我聽見林海在嘟噥：“媽媽，我為什麼還不死啊，我想早點死。”我的五臟六腑都碎了！可憐的孩子，才７歲啊！又過了一會，他也真的就再沒聲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裡四處亂摸，摸到一個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餵她。誰知她喝了水，頭一歪，倒在她爸爸身邊，也沒氣了。
我知道，馬上要輪到我了。我很平靜，我把丈夫、兩個兒子和女兒都拉過來，４個親人並排躺下，靜靜地等死，等待黃泉路上，我們一家人同行。沒想到，頭頂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來，４７軍下來制止殺人了，我被人從天坑中救了上去！

我還在文後加了一段評論：

這麼多年，經歷了許多事，我也寫過wg中我的數學老師慘死和她兒子插隊時死去的回憶文章，自覺已心如鐵石了。但看到這篇回憶文章的這一段，看到三個孩子被老鷹抓小雞一樣一個個抓起丟入天坑，一個個死去，我還是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疼痛。這個日子離我們並不遠，當時的作惡者有的現在還活着，更重要的是有人粉飾讓我們忘掉這些苦難。

有朋友回覆說：看了這篇文章覺得象讀小說，我也經歷過67、68幾年的動盪年代，父母親也被造反派抓走批鬥，但象這樣肆無忌憚的殺人還是第一次聽說，覺得不可思議，無法相信！

我回說：wg期間農村基層殺戮地富家庭，有北京郊區的大興縣、湖南道縣和廣西，這是很多回憶文章、wg史者的研究，甚至官方都承認的。但官方刻意淡化，致使很多像我們年齡的人都不熟知，更別說沒經歷過的年輕一代了。國外有虛擬的'wg博物館'，資料甚詳，若有興趣，我可找出有關材料發給你。

我還馬上找到相關的資料發給這個朋友：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系統的幹警：“好人打壞人活該”、“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也就是說，紅衛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類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該，公安部門對這樣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當時，一個更為恐怖的消息傳來，使我們驚惶失措、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後，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黑五類分子進行集體殺戮，宣布凡是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都要殺光斬絕，一個不留。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兇惡的殺人魔王，他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令人髮指的一大惡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成為威震中華大地的《紐倫堡法令》，它將革命政權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擴大到二十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道會門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兵、特務分子，刑滿釋放人員、解除勞動教養人員、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中央規定，這些人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許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一年後，大興血案又在湖南、廣西等地重演。一些知情人向我講述了發生在湖南大地上，集體殺戮黑五類分子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聽得我毛骨悚然、好像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一樣。二十多年後，一些當事人和知情者也向公眾揭露了這場極其殘酷的反人類惡行的真相。

湖南省道縣原縣委副書記熊丙恩，在一月奪權風暴後不久，表態支持“紅聯”，被“紅聯”捧為革命領導幹部，成為集道縣黨政大權為一人的第一把手。這位熊大人認為：參加對立的一派“湘江風雷”的人，都是地富反壞右及其代理人，他們要推翻我們的紅色政權。

他以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下中農協會”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丙恩在縣委新樓召集各地區“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頭頭開會說：“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於是在一場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道縣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開來。湖南省道縣各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殺反革命分子是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集體進行大殺戮。道縣的縣城和農村，到處張貼着“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從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號開始，歷時兩個月，全縣採用槍殺、棍打、刀殺、炸死、活埋、沉水、丟岩洞、繩勒、火燒、摔死等多種殘酷手段，活活殺死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四千多人，被迫自殺的有三百多人，真是慘不忍睹。大殺戮涉及全縣三十六個公社、二千七百多戶。

聳人聽聞的濫殺無辜也遍及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整個零陵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寧遠縣共殺掉黑五類分子一千多人，大殺戮的人數在全地區排名第二位。寧遠縣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要求將黑五類分子殺光殺絕，不留隱患，斬草除根。於是，幹部們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來，統統推入地窖活埋，成為零陵地區大隊一級的殺人冠軍。零陵地區其餘各縣市也殺了幾千人，被殺者的年齡，最大的有七十多歲，最小的僅十天，其中被殺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體殺害黑五類和無辜平民的腥風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華縣殺害了近九百人，江永縣先後殺了三百多人，雙牌縣殺害了三百多人，祁陽縣殺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幾天內殺掉一百六十餘人，南山縣殺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縣有十八個公社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四十天內先後殺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這股集體殺人風，很快就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在十月初召集的會議上煽動說：“湖南道縣的黑五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黑五類分子，我縣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黑五類的子女一個也不留下，否則是個禍根。” 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帶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來，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這場喪心病狂的行動，集體殺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廣西靈山縣竟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多戶。

不過，微信上也有人回我說：更重要的是有些自以為有道德的人、自以為站在道德的高度進行道德的審判！有意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