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9日是“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的88岁生日。发朱学勤教授写于五年前的这篇文章，祝她生日快乐。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头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转录于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本文系朱学勤为高耀洁著《我的防艾路》所作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