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刘道玉校长，四十年前您只看了我一眼

四十年前，也是冬天。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在教三楼001教室举行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研究生毕业典礼。那时学位制度还在建立中，所以不叫硕士生，叫研究生。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刘道玉校长。

刘校长是几个月前被任命的，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只有48岁。

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恢复高考这件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大事，是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当时还是副教授）向邓公小平同志首倡，而“幕后推手”正是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的高教司刘道玉司长

不过那时我们懵懵懂懂。大家都忙于毕业论文答辩，似乎没有多少人特别兴奋。新校长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就算留校任教，跟校长也隔得老远，何必要认识？

但，那时没有自主择业这一说，毕业以后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系里和导师们都希望我能留下来。不能如愿，就只能去找校长。

于是，73岁高龄的导师胡国瑞先生给刘校长打电话，希望能约时间到办公室面谈。

刘校长马上回答：怎么敢当？当然是我去见胡先生！

很快，到任不久事务繁忙的校长，为一个普通研究生的毕业分配问题，亲自登门拜访胡国瑞先生，认真听取了胡先生的陈述，答应会予以考虑。

胡先生却看出刘校长有为难之处，决定让校长见见我本人，当面考察。

毕业典礼散会后，胡先生便带我等在门口。

记得那天胡先生和刘校长都穿蓝色中山装，佩戴红底白字的教职员工校徽。34岁的我穿浅灰色中山装，戴白底红字的学生校徽。校长被簇拥着从台阶上走下来，远远看见胡先生，立即快走几步走上前向胡先生问好，同时看了我一眼。

“校长，我是易中天。”我自报家门。

“你就是中天？”刘校长伸出手来。“人才难得，我会想办法的。”

握完手，什么都没问，就告别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只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

后面的故事已被多次回忆：刘道玉校长通过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做工作，将我留在了武汉大学。接到教育部下发的文件，又到人事处报过到以后，我空着手去校长家道谢，这才知道他们一家四口只有两间房，另有一个只能称之为过道的地方做餐厅兼客厅。刘校长说：在武汉大学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前，我刘道玉决不搬家。

以后也多次去过校长家。离开武大之后的总次数，好像比在校期间还多。刘校长后来虽然搬进了三室一厅，仍然狭小，朝北的书房堪称斗室，简直转不开身。

有个问题也憋在心里一直没问：当时您只看了我一眼，怎么就断定“人才难得”呢？不怕看走了眼？

或许，并非所有事情都讲得出道理，有些缘分也只在瞬间。

后来我身不由己，频繁参加各种活动。但只要到武汉，总会去看刘校长。校长却对我说：中天，你要做“蛙人”，不要做“飞人”。

我听懂了这意思，从此尽可能谢绝各种邀请和应酬，后来干脆一律不做各种电视节目，也不到各种“网红”视频节目里凑热闹，躲到江南某镇潜心写作“易中天中华史”。历时九年，总算完成，即将出版全24卷大套装，可以向恩师报告成绩了。

今年11月24日是刘校长米寿（88岁）的日子。由于疫情，不能前往武汉，谨敬献寿联如下：

道义铁成期寿永

玉壶冰鉴颂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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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刘道玉校长的文章很多，见到易中天这一篇，还是觉得很值得推介。

刘道玉校长也是我的“老师”，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他是党委副书记，由于他也是化学系出身，所以常到化学系去，拿现在的话说，是调研。他一直很平易近人，对师生都很亲切。我记得清的是75年夏天他带我们到孝感的空降兵军营去学军，那时候天天都能见到他。

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苏联留学时因“反修”被打伤并被驱赶回国的，网上现在还能搜到当时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被赶回的“反修”学生的照片。刘道玉回到武大，加入了曾昭抡教授的“有机金属化学”研究课题组。以下是维基百科上对曾昭抡教授的介绍：

曾昭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是曾國藩弟曾国潢的曾孙。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輔仁大學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曾昭抡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昭抡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后，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7年“反右”时，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发现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被红卫兵剝除上衣用皮帶抽打侮辱，憤而服毒自尽。曾昭抡亦遭迫害，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含冤逝世，终年68岁。

在武大化学系的资料室，我看到过书架上并列的十几卷“有机金属化学”专著，就是曾昭抡当了右派后的大作。有一次刘道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用，亮“活思想”。他说，他不愿从事“政治工作”，从事科学研究，失败99次，有一次成功，就是大成就。从事政工，一直平顺合规，但有一次失误，就会身败名裂。这该是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心声吧。

回头说易中天。我和很多人一样，是由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品三国》知道他的。我当时很不屑，把他列为于丹者流的打着学术招牌的“说书人”，用今天的话，叫“学术流量明星”，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他早年的著作。那本书是写几个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的，书名我忘了，书中介绍的几个人物我也想不起来了，到网上去查，易中天虽然今日名声大噪，多处都列有并出售他的“全部”作品，但我说到的那本书却是找不见踪影了，上者“坚壁清野”的功夫了得。但那本书彻底改变了我对易中天校友的看法，以后我又到处见到的他的文章和他的学生朋友写的和他的交往的文章，更坚定了我对他的“定位”。我也感叹刘道玉老校长眼力不范，易中天更不负老校长的提携青睐。

最近读的易中天的长篇是《费城风云 美国宪法的诞生及其启示》。十月份访纽约，专门花了一天时间跑到费城，一个原因就是受了易先生这本书的提点，我要去看看当年美国的先贤们争辩通过美国宪法的“独立厅

就是在这栋普通的二层小楼里，美国人破天荒的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据此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也基于此，成就了当今世界第一强国、二战后通过联合国建立维护世界秩序至今。在书的最后一句，易中天说：

我们实在应该庆幸当年制定《联邦宪法》的那些“建国之父”，不过是些“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正因为他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理论”，反倒比他们有文化的同胞（英国人）和有理论的朋友（法国人）干得更出色。当然，我们更应该庆幸，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和理论，却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十分敏感和执着。否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受到万众拥戴的华盛顿就一定不会变成希特勒或者萨达姆。要知道，希特勒和华盛顿一样，也是通过选举上台，而且也是没有亲生子女的。想到这些，二百多年前那艰难的一跃，留给我们的就不会只是一点日出印象了。

这段话在我们今天听来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