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算起，文革已过去四十七年了，经过了两代人。由于当局的刻意淡化、掩饰甚至美化，文革十年的丑陋、血腥、残暴和全体中国人经历的悲惨，新生的两代人已无从知道那些年发生什么了，亲历甚至参与当时的重大事件者有的老迈故去，有的不愿不敢不屑回忆讲出过去，就使得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逐渐淡化，以至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

河南省叶县的四·二四事件就是这类事件之一。

我是偶然从叶县人民政府正式发布的《大事记（1949-2000）》中看到以下内容的：

1968年

春，叶县两大派群众组织赴许昌谈判联合，历时数十天未果。

3—4月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激化，各持武器，并有打死人现象。

4月23日《河南日报》头版以《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妖风，坚决打击国民党余孽的反革命活动》为题，用整版篇幅报导叶县挖出了一个以段永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并配发社论题目为《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

4月24日奉刘建勋、王新命令，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及许昌军分区负责人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一个营的兵力和所属各县的武装治安队共约4000名武装人员开进叶县，进行所谓“剿匪”。叶县治安队乘坐汽车，驾着机枪到各公社抄家、打人、抓人、抢财物。“四·二四”冤案拉开序幕。

5月10日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叶县革命委员会，纪忠良任主任。

以此为线索，我又看到了一条官方史料。

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许昌历史大事记》中的1968年叶县四·二四事件：

4 月 24 日 全区出动武装治安队三、四千人，分乘 150辆汽车开进叶县，围剿所谓的"以段永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 53 人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179 人被定为"专政对象"，约 5 万人被捆绑吊打，许多人被打死、打残、打伤，成为全省有名的大血案、大惨案。 

叶县距我当时所在的许昌市只有70公里，且行政区划上归许昌地区管辖，近在咫尺，我当时却不知道叶县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与全国许多其他省市，如湖南、四川、广西等相比，文革期间河南的武斗规模不大。河南武斗分两个阶段，以1967年7月25日中央表态支持河南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为界，之前是“二七公社”与被省军区支持，以前省委副书记赵文甫为后台的河南“十大总部”派的缠斗，期间郑州、开封等城市都发生过大规模武斗，虽然用的还只是“冷兵器”：棍棒、长矛等，却已惊动了党中央，中央召河南三派，包括表面骑墙，实际偏靠“十大总部”的“河造总”去北京谈判，“河造总”的后台是前省委领导戴苏里，“二七公社”奉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候补书记纪登奎为自己的“革命干部”。

几番折冲，中央一锤定音，“二七公社”为革命组织，飞机在全省撒传单，发布中央决定，二七派冲上街头，欢呼胜利，“十大总部”和“河造总”顷刻土崩瓦解。这个过程并没有出现“十大总部”的负隅顽抗和“二七公社”的“穷追猛打，虽然很多地方胜利的“二七派”将“十大总部”支持的领导干部抓起来批斗甚至暴打，也有“十大总部”的“坏头头”被“二七派”暴打的，但没有“十大总部”有组织的反抗和武斗，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对厚道的河南人还是天语纶音，党中央说什么就听什么。

或许红太阳毛主席认为“大乱达到了大治”，没想到“二七”胜利之后，河南更乱了。那时本来就是各派组织林立，从1967年初河南省军区介入地方文革，开始压制有造反倾向的群众组织，驱使被压制者成立了跨地区的全省组织“二七公社”，各地被压迫者统统汇聚在二七旗下。奋斗到二七胜利，二七旗下的不同派系的认识差距、理念矛盾、甚至干脆就是在权利分配上的争抢就浮到了明面，新一轮的派性恶斗开始，大小武斗此起彼伏了。

许昌地区的二七派，主流是“许昌分社”，但差不多在二七胜利之前，一个名为“反复辟”的二七派组织就打出了旗帜，和分社派分庭抗礼，分社派和反复辟就在1967年10月13日和1968年5月13日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这可不是7·25之前的棍棒长矛了，动用了机枪。

武斗从冷兵器进化到真枪实弹，首先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据维基百科的“文攻武卫”词条，江青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江青说：“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的武器不能放下。”远在上海的徐景贤也在他的《最后回忆》里提到了“文攻武卫”：

张春桥是陪同毛主席从武汉飞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用文件的形式批转给我，同时告诉我，这个记录可以散发。我就把江青的谈话印成传单，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我觉得当时中央的方针非常强调文攻武卫，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武。

对于当时的武斗和毛的态度，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里还有很生动的描述。毛在上海期间，王洪文组织发起了向对立面组织“上柴联司”的围剿，八月四日，一千多辆满载“工总司”武斗队伍的卡车向上柴厂进发，共调动了十几万人，战斗激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拍了影片。毛知悉了这次大武斗后，当晚就驱车到了上海闹市区，看到外滩边武斗的人员还没散尽。张春桥马上让电视台播放该次武斗影片，放了三次，毛看得饶有兴味，直夸在云梯上进攻的工人勇敢，并让张春桥武装“十万工人”，组织就叫“文攻武卫”。

武汉七·二零是影响文革走向的大事件，据戚本禹的回忆录，毛66年7月坚持要到武汉去，“对解决武汉问题，主席是有一个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工作，让武汉军区从原来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再去做“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主席认为两派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武汉地区的“三钢”、“三新”虽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毛带着谢富治王力到了武汉，总理自己也去了，18日总理根据他对武汉文革运动的了解，批评了武汉军区，并总结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

　　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

　　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谨慎周到如周恩来，不知为什么会持如此偏执、强烈支一派打一派的立场态度。谢富治王力与造反派组织见面，传达了总理的这三条，一下子就捅了武汉的马蜂窝，武汉军区独立师和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民众冲进主席下榻的东湖，将王力谢富治一顿暴打，主席就在不远处，吓得仓皇上飞机逃到上海，破了自己为安全不乘飞机的戒。江青说“文攻武卫”，就是在此情况下期待造反派们拿起武器，打退后来被蔑称为“百万匪徒”的老保们吧。有分析家认为，毛从希望武汉的“两派联合”到一边倒的支持造反派，并要将造反派武装起来，打垮“保守派”，他目睹的武汉“百万雄师”和支持保守派的军队联手对王力的施暴是一个转折点。河南省军区属武汉军区管辖，当时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坚定不移支持保守派“十大总部”，对二七公社迫害打压，甚至暴虐摧垮，与武汉的做法如出一辙。毛目睹“百万雄师”的无法无天，也一定对何运洪之流必欲除之而后快吧。五天之后，总理宣布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保守派土崩瓦解是毛这个转折的立即的一个后果。此举让河南当时五千万人的命运，从省级领导刘建勋纪登奎和赵文甫戴苏里，到最底层的庶民百姓都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变化，影响或许直到今天。

中央在1967年7月25日宣布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后没几天，造反派们就开始了热兵器的装备，有个朋友和我说，他有幸见证了在省里一个有名宾馆的省军区的发枪，一大箱子一大箱子各式各样的手枪抬过来让与会的全省各地造反派头头们从中挑拿，1949年后从乡到县到地区到省的各级干部都配备枪支，还保留战争年代的习惯。枪支自然是五花八门的，文革已开始，要斗“走资派”，这些人的枪支都上交了，省军区就拿出来武装造反派，不知这是按照上边的布置，林彪主持的军委会给他们下指令吗？还是他们按照自己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尤其由江青秉承毛的“革命部署”喊出的“文攻武卫”的自主行动，无论如何，一些人拿到了枪支，朋友说，拿枪时没有登记，谁也不知道谁拿走了哪些枪。发枪的消息不胫而走，没拿到枪的更多的“造反派”就去向军区军分区武装部要枪去了，有人要到了但更多的没要到，怎么办呢？去抢啊，许昌就发生了抢军火库事件。有篇回忆许昌文革的文章说的很详细：

在（1967年）10月14日上午9点左右，还是在两派武斗僵持的时候，以张长生为首的“二七分社豫南七处大联合”的“八一战团”和许昌四中“八二一”的“红卫兵”带领了两千多人，围攻设在汽车站对面的许昌军分区军械库准备“抢枪”。许昌军分区守护军械库的战士劝阻不住，只好紧闭大门。大约僵持到中午，“二七分社”的“造反派”们用一辆大卡车撞开了军械库大门，他们蜂拥而入，砸开了每个库房的铁锁，把里面存放的所有枪支弹药洗劫一空。这样他们还嫌抢来的枪支不够，在10月下旬，又抢劫了位于许昌西面15公里的军用机场的军械库，又抢来了几卡车枪支弹药。

我询问了还健在的当事人，他们都说以上描述的太夸张了，但无论如何，时间（分社派和反复辟武斗还在进行时）、地点，抢枪的一方都准确无误。就这样，数量巨大的枪支流落到了社会上，由于武斗和群众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枪支会由分社进入反复辟，就是分社一派的不同组织之间，也会互相偷窃抢夺枪支，由于这类的枪支争夺，那时传出来的死亡事件司空见惯。发出“文攻武卫”号令，鼓吹武斗，向造反派发放枪支或默认他们抢夺到始作俑者，武斗的冤魂在地狱里该向他们索命。

叶县应也是这类二七内分为两派的模式。《叶县大事记》说：“1967年11月，叶县“二七”派组织内因对所支持的领导干部认识不一，又分裂为两大组织，尔后波及全县，各公社亦纷纷建立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叶县的二七正统派保纪忠良。纪是山东南下干部，1965年由地监委副书记调任叶县县委第一书记，在当时许昌地区所辖十五个县市的第一把手中能力手腕都是一流，叶县反对派头目是文革前县完中领导段发展，文革前配备县高中领导的级别都不低，正职应是副县级的。到今天已无法考究段发展与纪忠良是否有个人恩怨，或只是文革中常见的不同派系间争执缠斗产生矛盾，运动进展使得仇怨一步步加深，但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地委书记段永健。段发展是段永健的外甥，发展随母亲的姓。

段永健和段发展都是叶县土著，段永健的革命资格甚老，我看到文革前任陕西省林业厅厅长的李子健发表在《河南党史》上的题为《峥嵘岁月》文章里说，他做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北方各省与中央交通联络工作的负责人，直接护送河南同志去瑞金中央参加“二苏”大会，其中就有段永健，叶县1929年在段永健的家乡段庄成立了河南省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或许段永健在那时就参见革命了吧。“许昌大事记”上有不少与段永健有关的词条：

1931年9月，中央军委成员、省军委负责人张振亚来许昌指导工作，准备在国民党许昌某团搞兵变，到叶县与地下党员段永胜、陈继尧、段语禅、王文卿、段永健等人取得联系，领导叶县党组织在摩天岭、燕庄、常材一带夺取地主豪绅的长短枪十余支，扩大了武装力量，并发动群众在南山府君庙一 带举行武装暴动。

1932年7月，河南省委遭叛徒出卖被破坏后，叶县部分党员名单被敌人掌握。石嘉云、段凤和、段永健、张万顺、兰培杰、周川、崔凤良、王恩占等8人遭敌人逮捕。

（文革时说段永健是“叛徒”，是否就是指这次被捕。）

1942年秋，来豫中传达省委继续撤退河南党组织区以上干部决定的徐耀三到叶县，将在段庄支部坚持斗争的段永健等人撤退到延安。

1949年6 月，河南省总工会筹委会许昌办事处成立，齐文俭兼工会办事处主任，段永健任副主任。

1951年，地委决定建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由纪登奎、王云清、马金铭、王弼庭、段永健、郑旭6人组成。

1956年1 月，中共许昌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更名为中共许昌地方监察委员会，书记段永健。

从1956年起，段永健就任地监委书记，德高望重，正是合适人选，直到灾难的1966年。

后来我从网上看到了段永健的哲嗣段永川回忆父亲的文章，将亡父的革命经历写得系统完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1936年就任确山县委书记，一生三次被捕，坚贞不屈。

段永健的“革命经历”辉煌亮丽，不知为什么，文革一起，许昌地区最先被打倒的就有他。那时或许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许昌地委第一书记赵天锡资格甚老，从1955年就任第一书记，也被一棒子打倒了，直到文革后期才在省里安排了一个厅级官位。由于文革那些年挨斗，身体心理饱受摧残，早早就辞世了，痛哉悲哉。

但与段永健相比赵就算是非常幸运了。《中共许昌历史大事记》上说：

1968年4月9日，地委副书记兼地监委书记段永健被造反派抓进叶县监狱。叶县 "四·二四惨案发生后，段永健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在叶县巡回批斗长达8个月，计 100多场 (次) ，遭受罚跪、捆绑、毒打、挂黑牌、戴高帽等人身摧残。 1971 年 10 月 6 日，这位1927年参加革命，1928 年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含冤去世。 

我们已经无法在历史迷雾中厘清，纪忠良与段永健是否有个人恩怨，他们曾在许昌地监委长期共事，也或者只是那个“阶级斗争”年代的无情和血腥的残忍，纪忠良和许昌当时的第一把手王延太要这样把段永健这个老革命置之死地而后快。回忆我之前引的《叶县大事记》的一段：1968年4月23日《河南日报》头版以《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妖风，坚决打击国民党余孽的反革命活动》为题，用整版篇幅报导叶县挖出了一个以段永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并配发社论题目为《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事例给段永健这个老革命扣上“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帽子的。

当时如果不是王延太纪忠良向河南省委上报“证据确凿”的证据，《河南日报》如何会发这样的文章和社论。文章和社论就是叶县向段发展那一派镇压的发令枪，第二天一个营正规军和4000名“武装治安队”就杀气腾腾开进叶县，驾着机枪挨村挨户搜捕对立派群众，关押毒打。正史没说死了多少人，这符合对文革死人数“宜粗不宜细”的方略，死了就死了吧，草芥一般。

一个当事人向我回忆了他经历的。他当时是许昌一个学校的学生造反派头目，四月二十四日时正带着一车学生在临县，接到许昌军分区领导的一通电话，说叶县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让他赶快带学生过去支援。他到叶县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暴乱”的模样，在县完中里看到被关押的遭拷打的民众，他也见到了被关押起来的段发展，他说段发展一脸凶相。被关押、被拷打、自己一派的民众被镇压、被虐杀，他目光中流露的是愤懑、仇恨、还有无奈吧。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身文化大革命，他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个如此下场吧。

不知是否由于叶县镇压有功，纪忠良在文革中飞黄腾达，先当上地区革委会委员（只有两个县委书记当上地革委委员，纪是其中之一），后升任地委副书记，但在与第一把手王延太的争权中失势，被调离了许昌。

文革后叶县四·二四事件自然做为要案被清查，还是“许昌历史大事记”上说，

1979年3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给策划制造叶县四·二四冤案的有关人员作了初步处理的批复，批复说，纪忠良等 7人是制造叶县四·二四大冤案、大血案的策划者、指挥者和主要参与者，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决定撤销纪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交群众揭发批判，彻底查清他们的问题后再作处理。批复还说，王廷太积极参与制造 四·二四大冤案，应作彻底交代，视其认识错误程度再作处理。同年 6月19日，省委决定撤销王延太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 月 21 日，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地委副书记纪忠良案件。法院根据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叶县事件的冤魂能够瞑目了吗？

当时河南主政者对叶县惨案要负什么责任和罪责呢？我在网上查到了一篇网名为“汝水清凉”的网友写的“《刘建勋其人其事》的文章，引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粉碎四人帮后被中央审查时写给中央的信里提到的“叶县事件”：

所谓叶县事件，是叶县县委第一书记纪忠良同志和该县中学校长段发展的矛盾引起来的。段发展是地委常委段永健的外甥(他姓舅舅家的姓)，“文化革命”初期，段发展带领一部分学生起来“造反”，发了一个告全县父老书，开始是造县委的反，这时他和纪忠良是对立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一致起来，都支持了二七公社，当时正是中央七二五表态以后，纪忠良同志被任命为县革筹负责人，成立县革委时，当了革委会主任。此时段发展成立了一个二七指挥部，自己当了头头。后来，他们俩又分裂了，段发展带了部分人占领了中学，和县革委对抗起来。

经过地革委多次调解无效，我们就想派部分部队去支左，一方面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叫部队去可能会解决的好些。我们根本没有给他们什么攻打据点的任务。这支部队最后确定由驻平顶山的炮二师担任，因为炮兵每个连的人数很少，所以就从中抽出相当于一个步兵连的人数去担任这项任务。因为军队调动要报大军区批准。此项任务是经过武汉军区批准实施的。部队一到叶县，段发展就跑了，树倒猢狲散，据点也就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发生武斗，几天以后，段发展在某县被群众抓住送到省里，在省里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去。以后叶县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纪登奎当时还在台上，批示说“刘建勋说得对”。

看，刘建勋说得轻飘飘的。他应该说清楚，他看到了许昌王延太纪忠良给他报了什么材料，才让河南日报发出《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社论。当时河南各地都有打着“二七”旗号的两派的争斗和武斗，如许昌的10•13和4•13武斗，刘建勋好像觉得段发展与纪忠良在叶县缠斗是很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

按刘建勋说的，叶县没武斗，没伤人死人，段发展抓了又放了，像吃过了早饭又吃了午饭那般，纪登奎还说他说得对，他们是在互相包庇，还是颟顸糊涂呢？活着时午夜梦回，他们能听到叶县的冤魂的嘶鸣和号叫吗？

刘建勋寿不长，只活了七十岁，1982年年底，刘建勋留下遗嘱，再次提及自己的评价问题：“我死之后，请雪峰、润生、杨珏、鲁笳、友九、惠如、登奎、辛初、子厚、陈兰等几位老朋友替我向组织上讲一声，向熟人、朋友们讲一声。如果有机会，请一定替我说句话，我决不是戴苏理、赵文甫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人之将死，话说得很沉痛。说句公道话，刘建勋主政河南，尤其是政局诡逆难测的那十年，河南的事情做得不算差，刘建勋也确实一生辛苦，但他还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治下的叶县和屈死的冤魂吧。

2023年4月17日，北美凤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