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1923年出生于山西武乡县，家世已不可考，但至少应是小康吧，没资料显示他学校念到哪一级，但按他15岁加入共产党，一开始担任的大都是文职工作，有较快的升迁，除了立场坚定，机警干练，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也应是必需条件，那个年代太穷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官网介绍他“193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东青年救国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年救国会主席，鲁西区青年救国总会组织部部长，冀鲁豫第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部长、副主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第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部长。参与动员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和支前工作，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介绍赵紫阳在家乡河南滑县领导土改的资料中，我看到1944年3月15日，任滑县抗联主任的纪登奎和县委书记马瑞华、副书记张华给当时的冀鲁豫四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请求地委派干部支援滑县群众运动，赵紫阳和纪登奎带着几十个干部分散进驻各个村。这很有意思，文革中窜升的纪登奎与清算文革的头面人物赵紫阳早年工作上有交集。

那个混沌混乱的年代人都早熟，纪登奎15岁入党，赵紫阳13岁就加入了共青团，指点农民抢自己家的庄稼。抗战后期老区土改，在家乡滑县任地委宣传部长的赵紫阳处于要面对地主家庭的尴尬和危险境地，他手下的纪登奎就没有这种麻烦，我找不到更多的纪登奎在滑县老区土改中的做为，只看到一句话，纪登奎1944年说，“地主都可杀”。

纪登奎是1948年做为南下干部团的一员从他任职的山东平阴县委副书记的任上到了河南许昌地区，河南的南下干部大都是河北、山东、山西籍。《中共许昌历史大事记》有他到许昌后工作的踪迹：

1948年7月，豫西区党委为了取得新区工作经验，决定组织工作团，深入鲁山段店区的白象店开展试点工作。工作团由纪登奎、 赵定远担任正、副团长。为了便于工作，工作团的正、副团长分别担任段店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

也就是说，纪登奎1948年还只是一个区委书记，时年二十五岁。

同年8月，刘湘屏任鲁山县委书记，县委第一副书记由纪登奎兼任。

1949年3 月 21 日中共鲁山县委书记刘湘屏等奉调离下，纪登奎接任县委书记。

该刘湘屏应为文革时为“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夫人，任过国家卫生部部长。

纪登奎在鲁山只有一年时间，那时河南农村的土改还没全面展开，处于建立稳定新政府的基层政权阶段，鲁山处伏牛山脉，山高林密，土匪猖獗，当地人称“鲁（鲁山）宝（宝丰）郏（郏县），土匪窝”，在那个纷乱的年代，纪登奎应有出色的表现吧。

中共许昌地委是1949年4月22日成立的，为加强青运工作，许昌专区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南省许昌地方筹备委员会，纪登奎从鲁山调入任书记。8月4日，纪登奎正式上調到许昌地委工作 (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纪进入许昌地区领导层的开端。

1950年4月17日至26日许昌专区召开首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纪登奎被选为团地委书记。

到了1951年3月，“大事记”已称纪登奎为“地委副书记”了，就在那时发生了纪登奎命运转折的机遇。

当年4月，毛泽东乘坐专列巡视他的江山大地，途经许昌，纪登奎和其他地委主要领导上车汇报工作，这是纪第一次面对伟大领袖。应毛的询问，纪登奎扼要介绍了许昌地区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工作，大概毛对这个年轻的基层干部有了兴趣。

毛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

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

接着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

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

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纪的“六答”应对如流给毛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且“杀过人，杀错过人”更让领袖觉得这是个手腕强硬的干才。

同年5月9日纪登奎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被安排在会上介绍了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后说: "党的宣传工件有了新发展。"与会的同志讨论了纪的发言，并提出一些问题。 5月12日，纪登奎又作了一次答复性发言。会议结束后，中南局宣传部郭小川同纪登奎合写了一 本《关于许昌地区的宣传工非》小册子，发行到全党。

纪的这次亮丽的亮相为他日后的攀升埋下了伏笔。

1952年4月，纪登奎升任许昌地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当年11月中旬，毛巡视南方途径许昌，又召纪登奎上车汇报，谈得投机，火车行至驻马店才放纪下车。文革前毛途经河南，共有十三次与纪登奎的火车对。1954年4月纪登奎调离许昌，他在许昌地委书记任上干了整两年。在许昌工作的5年中，纪登奎对许昌的许多干部都熟识了解，这种恩怨是非关系到文革时就发酵了。

查纪的官方履历，他1954年调入国家一五计划的大型项目洛阳矿山机械厂任厂长党委书记，据说是毛建议的。这个担子很重，他大概中规中矩完成任务了，1958平调任洛阳地委书记。1963年3月，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两年后，晋升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又兼任商丘地委第一书记。这段期间未见有大的建树。

这就到六六年的大革文化命了。纪登奎被任命为“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那时的“文革小组”是“灭火”压制群众运动的，在“一月风暴”的背景下，纪登奎被群众组织关押了起来。可见从1949年到1966年，贯穿纪生涯的前半段，他的表现都只是一个“循吏”，按部就班。相比河南当时的一把手刘建勋，当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他就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有魄力有见识有担当，对当时纷纭诡异的政治形势有自己的判断和行动，而纪登奎则是迷茫的，用他儿子纪坡民文章中的话说，是“很不理解”，是“顽固”和“保守”的，由于受压的造反派的支持，纪登奎才被动地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或许儿子这么说是在否定文革形势下为父亲的撇清，但也基本上是事实。由于“支持”了造反派，纪登奎当上了河南革委会副主任。

还是“火车对”，六七年秋主席“巡视大江南北”途经河南召见河南领导，问纪登奎被批斗时坐过的一百多次飞机的感受，老纪连表演带比划，说感觉像“割麦子”，挨批斗“很有好处”，圣心大悦，因一路上他厌倦了被批斗干部的抱怨诉苦。六九年九大老毛亲自点名老纪在大会上做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大会发言，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仕途一飞冲天了，之后第十、十一届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成了文革中炙手可热的新贵。不知道是纪登奎生性豁达，对被批斗能淡然处之，还是看准了毛的文革的翻天覆地的阻力重重，这也带给他机会，故意投毛的所好支持群众运动。但他的这个表态当时和以后都很为被批斗的一帮老干部们所诟病甚至痛恨。

毛发动文革，要将已掌控了国家运作和行政管理的一层层刘少奇的人马扫除干净，利用的是林彪的军人派系和江青康生陈伯达和运动中崛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毛是权谋大师，一开始就注意培植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第三势力”，九大进入中央的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就在毛的算计中。几年磨合，三人似适合做“党政军”领军人物，其中纪登奎显示的只是一个类似于账房先生那样的处理日常事务的角色，尽管到了中央，仍不脱“地方干部”的本色。纪登奎儿子纪坡民在回忆文章写道，他老爹去整顿领导班子，很得意地说，“两个月时间，我解决了三十多个县，一天一个县。”纪登奎先生那时琢磨的是，什么时候中央的政策由保护支持“左派”的倾斜性变成了对“左中右”的平衡。他当上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搀沙子进到军队系统，做为副总理参与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反击，都没有亮点留下，而被他整肃的张爱萍和万里很多年以后却还对他耿耿于怀。

网上查到曾任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的赵树凯写纪登奎的一系列文章，标为《散忆纪登奎》，纪登奎从高位被贬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九号院，有几年时间赵与纪有频繁的接触。一篇谈纪登奎为什么没有被老毛选为接班人，纪登奎在晚年与任何人都缄口不谈这个问题。赵树凯认为，论能力，纪高于李德生、王洪文、华国锋（我不认同纪的能力超华），而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没有足够的信任。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有所不满，是纪登奎在高层权力斗争中的表现，纪登奎在高层斗争中为毛泽东冲锋陷阵表现欠佳。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博弈中，纪表现得瞻前顾后，在毛已经日薄西山的后几年，眼看邓小平要东山再起，纪更是首尾两顾了。赵树凯结论说，“就毛泽东对纪登奎的使用来说，当他发现纪登奎的政治忠诚有时候有所动摇、政策主张有时候有所差异，放弃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比比与他差不多同期进入中央顶层者，张春桥1917年出生，比纪登奎大六岁，文革前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与当时纪登奎的职位平级，但张有坚定的信仰，要批“资产阶级法权”，坚信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管成败都始终如一，倘毛多活十年，接班的就是张了。相信在毛眼中，纪远没有此等份量。

再说华国锋，1921年出生，比纪大两岁，也是籍贯山西的南下干部，文革前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共九大才只是中央委员，低于纪登奎的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华早年任过毛的家乡湘潭的县委书记，早被毛熟识，但九大上毛却是让纪登奎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而不是华。华后来居上，做了接班人，并一举“粉碎四人帮”，将中国这艘当时已摇摇欲沉的大船引上改革开放的航道，我不知设身处地，纪有没此魄力和胆识。纵观纪的一生，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带领纪登奎在自己家乡搞土改的赵紫阳比纪登奎大四岁，文革前已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方大员了。文革中老毛撰拔第三势力不选赵紫阳，或许因为赵一直在陶铸麾下，并且邓小平多次夸奖过赵的能力和成就招了毛的忌。邓小平带领中国改革开放，赵紫阳旋即成为国务院总理然后当上总书记，成了名义上的中国第一人。与赵紫阳相交五十年，并写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宗凤鸣说：“赵紫阳执政是有理念的。他的执政理念，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赵六四抗命不肯镇压被贬，十六年禁锢中的思考，完全挣脱了马列主义的束缚，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思想大升华，成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光彩耀目的政治人物之一，赵纪二人比，应该说判若云泥吧。

甚至到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纪登奎对陈云说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反感，与陈云当面争执。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前曾经征询纪登奎的意见，纪登奎的回应是对于这几个人应该区别对待，因此也让华国锋的不满。纪登奎两头不是人了。

赵树凯的“散忆”还有一篇妙文《难懂纪登奎》，说纪登奎退居九号院后，对政治“无法做到忘怀，又没有机会介入，这可能是他内心痛苦的深层来源。”他欲评价纪登奎，由于“在很多事情上，既难以逼近真相，也就无从辨别是非。”我想，这么说是太消极了。纪登奎一生的脉络是清楚的，年轻时投身中国革命，共产党掌权中国，他努力也比同侪稍有才干，从基层兢兢业业往上走，机缘巧合被毛遇上并选中，文革中顺势进入毛的核心团队，由于并没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如陈伯达）和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信仰（如张春桥），既没有江青式的对毛做狗式的忠诚，也从来没有表现出的决断杀伐（如华国锋的抓“四人帮”），而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到了最后，深刻检讨，逃脱了被划入“四人帮”团队，落得个赋闲，心犹不甘，郁抑而终了。一生风光过，不算悲剧，窃以为，他的能力见识只合当一个省部级干部。

看看纪登奎的自道。1984年6月30日上午，纪登奎在九号院整党会议上作“对照检查”。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系统检讨。他指出：“我在我们党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在若干原则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动摇的，错误的”。这些立场错误，“特别表现在处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上，在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上。”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我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动上我也是执行的”。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还说：“我虽然受党的教育四十多年，在党和国家存亡之际，不顾党的利益，不顾人民利益，而计较个人得失，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比比张春桥的以缄默抗议，和王力戚本禹到了晚年还在自传中坚守自己的“信仰”，毛能把大位传给这样的纪登奎吗？

纪登奎还检讨说自己“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内乱的灾难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并特别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他自污道：“官越做越大，头脑膨胀，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脱离实际，唯毛主席之命是从；党性不纯，计较个人得失。”政治斗争残酷无情，成王败寇，老纪连有点骨气的愿赌服输都做不到。纪登奎高位时不知逼过多少人“深刻检查”，此时报应不爽。看看和纪登奎共掌河南并在文革结束后同被审查的刘建勋在遗嘱里说的“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铮铮硬骨！

对于许昌的文革，纪登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一言九鼎，有生杀之权的“太上皇”了。五十年代初纪在许昌工作的那些年与不少许昌的中层以上干部有旧，1967年7月后纪登奎成了河南省的二把手，后来更是飞进中央高层，许昌政坛人物的沉浮就有了可见和一般人见不到的纪登奎的手，一些与纪登奎有旧或自认过去与纪关系不错的许昌干部就会向纪登奎求救，或奔走于他门下，还真有人就此挣脱厄运，甚至飞黄腾达的。许昌地委高层干部的安排有多少是出于纪登奎的好恶与之前在他任地委书记时关系的亲疏，由于当事人的缄口，事后的今天就只能靠猜测了。如接纪登奎的许昌地委第一书记的赵天锡，1937年参加工作并加入党组织，1940年就担任宜阳县县委书记。1941年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有传言说文革开始前已内定赵升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文革一开始在许昌就被打倒，被打成中国赫鲁晓夫在许昌的代理人、 许昌地区顽固不化的头号"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中统特务“，一直没被“解放”，直到文革后期才在省里安排了一个厅局长位置，不久郁郁而终。更惨的是地委副书记地监委书记段永建。段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过瑞金延安的老革命，却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在他早年干革命的家乡叶县巡回批斗长达8个月，计 100多场 (次) ，遭受罚跪、捆绑、毒打、挂黑牌、戴高帽等人身摧残。 1971 年含冤去世。纪在河南执政时“河南日报”发表《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社论，组织一个营解放军和4000武斗队员开赴叶县镇压，造成血腥的叶县四·二四惨案。有人知道纪在许昌工作时有否与赵段二人的恩怨吗？

六六年实际主持许昌地委工作的地委第二书记范青民是纪登奎离开后才调到许昌的，但他与纪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共事过。范青民是许昌地委领导中最先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二七公社的，二七胜利后他与也支持造反派的前行署专员王延太被并称“范王首长”，论能力论地位论对造反派的支持，范都远在王之上，后来成立革命委员会，王延太以许昌地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当上省革委会委员，许昌地区革委会主任，一枝独秀，范却屈居地区革委会常委，今天有谁知道其中的内幕和纪登奎的作用？后来对范的排挤压制更甚。引《中共许昌历史大事记》：“1968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许昌地区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遵照省革委会的指示，着重解决了地委副书记范青民的问题。省委领导王庭栋传达了刘建勋、王新、纪登奎从北京发来的关于范青民问题的电话指示，地区革委会领导王廷太、高书宫、李晓臣等揭发批判范青民在全区大搞右倾分裂和 "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等。此后，范青民受到公开批判、揪斗。”据当事人讲，批斗时范青民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后范青民被调离，许昌成了王延太的一统天下。

48年干部南下时王延太与纪登奎同在鲁山县，后王继任纪的鲁山县委书记一职，不久高升为许昌行署专员，其能力平平，有人甚至认为他颟顸，文革却直登高位，并十年屹立不倒，许昌人口耳相传，纪是王的后台，除了一起在鲁山的共事，二人还是山西老乡。文革后期许昌出了“108”组织反王延太，有108位地委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联署公开向王延太叫板。1975年纪登奎借率领中央代表团慰问河南水灾灾民之机停留许昌，召集干部会议，会上点名指斥一个过去的地委负责同志是“108”的黑后台，致使该人自杀，纪登奎的手上有洗不净的鲜血。

纪虽在中央唯唯诺诺，受人指使，循规蹈矩，许昌却像是他的“自留地”，颐指气使，一言之褒升人入云霄，一语之贬沉人入九重。有人为了邀宠，连与纪登稍有牵连者都会鸡犬升天，如许昌团地委和许昌团市委书记都出自纪登奎原来蹲点的村庄。

不过纪的循规蹈矩与埋首事物性工作，也让他逃过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清查，没查出他与“四人帮”的勾连。有人说，纪登奎后来还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九号院，戴一个正部级调研员的“鸡肋”官帽，还是曾与纪登奎共过事的赵紫阳的缓颊。而从高位跌落后心情的难以纾解，是他六十五岁壮年遽逝的原因吧。呜呼哀哉。

纪的一生功过，许昌人也会有自己独特的记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