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改组为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主席;国民政府下设军事部,许崇智为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7月6日,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兼任主席,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等,9月下旬,程潜、李济琛、李福林、古应芬亦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以党建军」、「以党治军」原则,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管理。
1925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现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某种减弱孕育着将来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军阀的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作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 。。。 军事部的工作,无论是对外部世界还是在党内和军事部机关内,都应当坚持极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党委军事部的工作应当分为两个重要部分:积蓄、组织自己的力量;分化、利用敌人的力量。
关于积蓄自己力量的工作。。。近期应当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组建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军部队(注:指冯玉祥、岳维峻、孙岳的部队)上。。。(并为其)开展最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做大量的组织工作。
考虑到国民党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性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坚定地、但又必须非常谨慎地争取使共产党军事部的领导人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领导人,当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时,则可把非军事部工作人员中的可靠的共产党员,或把国民党左派中值得我们信任的人推荐为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
为了秘密工作和避免同国民党不必要的摩擦,共产党的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在形式上一般都应按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调动(在个别情况下隐瞒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般军事工作问题的协调应当通过两党的日常联系和相互关系进行。
在革命党内部必须广泛运用俄国的全部经验。。。最好以国民党的名义,在中国革命军队中像我们苏联红军那样进行政治工作,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军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
为了确保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强大影响,应当在国民党的基层军事单位内建立我们党的支部,支部应当作为国民党的党团进行活动(而且通常应该秘密地进行工作)。
(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政工人员等共产党员,除了通过国民党政治部、军事部系统的正式途径与我们党联系外,还应同我们党的有关委员会的军事部保持秘密联系。
我们党在从事组建革命军队工作时,决不应该忽视建立游击队和战斗队的工作。在这方面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组建隶属于地方农民协会委员会的武装队伍上。这些队伍如果得到武器供应,组织良好、彼此联系在一起,需要时就可以迅速发展为威严的起义军。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好不要以国民党的名义,而是以农民协会的名义设立政治组织(政治委员、政工人员、支部等)。
至于城市中的部队和战斗队。。。一定要把工人作为每支纠察队和部队的基础与核心,无论如何不应组建单独由学生、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城市战斗队应按企业组建或附属于工会。。。
要争取以(上述)这些部队的直接领导权掌握在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或党的军事部的工作人员手中。
近来可以看到国民党人把共产党员排除在军事领导岗位之外的企图。。。应当坚决抵制这种企图,另一方面,在进行抵制时,不能给国民党人以口实。。。但是应当再说一遍,在任何情况下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时,都应当十分谨慎和十分坚定地争取,由完全忠实可靠的人获得领导权,使党的委员会成为整个军事工作的实际领导者。
关于瓦解敌对力量。这项工作同时也是聚集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被瓦解的部队和其中的某些建制可充实革命队伍。
在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敌对军事力量方面的最重要工作(也是中共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瓦解张作霖的军队。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军队和水兵进行接触。
瓦解工作应当采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其中最有力的手段是让忠于我们的指挥人员和从事军事部专门指令性工作的工作人员打入敌人的军队。 。。。
为了节省力量,首先应当把分化瓦解工作集中在最重要的据点(节点)上。。。
分化瓦解敌对力量武装部队的工作。。。(同样也)不应当只是由清一色的共产党人来进行,共产党应当善于把国民党、农民组织和工会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同时确保我们党对这一工作的经常性的实际领导。
关于党的军事部的组织结构。。。为了组建中央军事部(隶属于党中央),党中央将任命三名党内同志(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他们应为得到党的充分信任并尽可能熟悉军事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和优秀地下工作者,其中一位必须是党中央委员。
中央军事三人小组的分工是:其中一名成员领导和负责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另一名成员领导和负责瓦解、利用敌对力量;三人小组中的中央委员负责统管全局和协调,由他担任军事部主任、军事工作的总领导人、中央有关军事问题的直接报告人,并从中央获得必要的指令,他负责整个三人小组的工作。 。。。
地方军事部的工作人员只应知道自己的直接领导人,不应了解整个军事组织系统。
一般应避免召开军事部工作人员会议,只有在绝对必要时和非常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方可举行范围尽可能小的会议。
党的军事部应当遵守最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同时)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开展自己的工作。 。。。 (摘录结束)
1925年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至9月,改编工作完成:黄埔军校新军即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为军长;建国滇军改编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建国粤军改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福字军改编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援鄂军和吴铁城部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各军先后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
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奉系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奉系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孙岳(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三军军长)为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为陕南护军使;并命冯玉祥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冯已任西北边防督办),岳维峻兼任河南省长(岳已任河南军务督办)。至此,除关外三省外,奉系在关内也据有五省督职之位,势力达到极盛(关内另外三督是热河督统阚朝玺、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
1925年9月12日,隶属河南国民第二军的将领樊钟秀、弓富魁进攻山西,张作霖拟调兵援晋,帮助阎锡山作战。
9月14日,汪兆铭(精卫)任党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原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8月20日遇刺身亡。
9月19日,蒋中正任命共产党员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建议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 (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首先是左派分子担当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 (5)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
2。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细心接受指导。 3。俄国工作人员尤其应在这方面接受指导。 4。(中共)中央要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提出由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以之为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并强调国民党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 5。大力加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吸引中国民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应向各省派出巡回宣传指导员和组织工作人员,报刊宣传工作应力争吸引各省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要充分利用工会并通过工会吸引党外工人,还要特别加强对农村的渗透。 6.还必须加强在北京的工作。 7。采取措施安排好满洲的工作。建立国民党中央满洲局(中共中央派适当的代表参加)。 8。隐蔽党的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最重要的部分。 9。和朝鲜共产党中央一起建立共同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领导延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 10。依靠工农分子扩大党的队伍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党内的教育工作也需要予以加强。 (end)
1925年9月30日,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内容摘录如下。 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斯大林同志 中国委员会在今年9月23日和2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以下支援国民军和广州武器装备的计划: (1)为了将军队扩充到10万人,将骑兵扩充到3000人,给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拨出总额为3486596卢布的炮兵器材。 (2)给岳维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的继任者)拨出总额为701876卢布的武器装备,只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影响。 (3)张之江(冯玉祥麾下五虎将之首,时任察哈尔都统)的订货,他也许会用现金支付一部分,给他拨出总额为975635卢布的武器装备。 (4)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为3988242卢布的武器装备。 (5)调拨金额为741000卢布的毒气弹,根据需要在各军之间分配。 (6)还认为必须拥有数额为3082795卢布的储备以备支援国民三军和其它预料之外的补充调拨之需。 (7)为了加强空军,根据收到的订单拨给:(a)冯玉祥,飞机10架;(b)岳维峻,飞机10架;(a)广州,飞机15架 总金额为858000卢布。
(还需要)根据航空队的组建规模为飞行人员费用和技术装备提出补充预算。此项费用可能由国民军和广州清偿并根据收款情况注销。
建议总共给国民军和广州调拨总额为18834147卢布的炮兵器材和飞机,这些器材的运输和装卸费用为1722989卢布12戈比,总共20557136卢布12戈比。 请求: (1)批准上述总金额为20557136卢布12戈比的供应计划。 。。。 (5)责成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总局接受所有调拨器材的订货,并允许空军总管理局通过国外订货补上必要数量的航空器材(发动机)。 (摘录结束)
注:温施利赫特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博尔特诺夫斯基是中国委员会的秘书。
1925年10月1日,冯玉祥派西北边防督办署参谋长熊斌率代表团(成员有邵保、虞和钦、何其巩、鲁崇义等)赴莫斯科访问、考察,并交涉军械及秘商反奉等事宜。
1925年10月2日,瓦西里耶夫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对其工作方向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并对其强调:“我们认为,现在应当把同反动派的斗争任务摆在首位,应当围绕这些任务来大力动员(中国)国内的一切的革命和民主力量,广州应当站在反对反动派、反对张作霖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前列。”
注: 瓦西里耶夫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主任,同时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下属的中国委员会成员,他也就是与马林共同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1921年~1925年间,瓦西里耶夫还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在中国东北活动。
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中共的指导创建者,1922年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1923年任共产国际华代表(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顶头太上皇),1926年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
10月4日,冯玉祥在张家口会晤了李景林(奉系直隶军务督办)的代表张化南;同日,冯玉祥的副官长张元荣(张允荣)自外蒙库伦返回张家口。冯玉祥在库伦设有办事处,张允荣为处长。
1925年10月7日,斯莫连采夫寄给加拉罕的“对向国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内容摘录如下: 1。支援国民军集团特别是冯玉祥集团武器装备的计划是考虑到下列情况而制定的:张作霖与国民军之间的冲突仍然不可避免,但这种冲突发生的时间可能会拖延到明年春天;
2。河南最近发生的事件,即国民二军将领樊钟秀、张之江等人在国民党人于右任、刘郁芬影响下,试图占领山西省,以离开岳维峻(自立)的事件表明:(国奉)冲突可能因国民军内部纠葛或国民军的主动挑起而加速发生;
3。目前国民军集团的力量,相比张作霖,差距悬殊。国民军自己的兵工厂生产能力低下,国民军从其它省份的兵工厂(如奉天军工厂、太原兵工厂、汉阳兵工厂)获得武器的可能性也不大,并且(其势力范围)与沿海隔绝,唯一可靠的供应线是库伦至张家口的交通线;在组织方面,张作霖的军队也要略高一筹,但是在我们教官的帮助下,国民军的这一不足将会得到克服。在军队的战术训练、指挥人员和士兵的素质方面,双方大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4。相比张作霖的奉军,国民军的主要不足是武器装备差,需要大量步枪、子弹、机枪、炮、炮弹、飞机、骑兵和化学武器;
5。中国委员会通过的支援国民军的计划。。。预定给国民军调拨的武器数量是:带子弹的步枪52500支,带附件和子弹的机枪270挺,带炮弹和附件的炮78门,飞机20架,毒气弹2万枚。尽管没有完全满足国民军的需要,但这些武器足以使国民军强大到在同张作霖的战争中有取胜的可能;
6。考虑到同张作霖斗争的主要压力落在冯玉祥肩上。。。对冯玉祥的加强计划是:使其部队人数达到10万,组成15个师团(每个师团6500人),组建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加强其空军和化学作战手段。。。;
7。张之江的3000支带子弹的步枪、50挺带子弹和附件的机枪、12门带炮弹的炮和18门掷弹炮的订货,正在完成中;对岳维峻的支援确定为步枪4500支,机枪10挺、子弹500万发、飞机10架,这种援助具有较大的政治性质,旨在给我们派驻的教官创造有利的工作局面。现在什么也不给孙岳调拨,因为我们同他没有固定的联系。
计划(再)储备步枪15000支,机枪50挺、子弹1750万发、带炮弹的炮12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这些储备将用于进一步加强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一旦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话;
8。至于广州,计划使黄埔军队的人数扩大到25000人,加强其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打算给广州调拨步枪15000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飞机15架。现在黄埔军队的人数约为6000人。。。 (摘录结束)
注:斯莫连采夫1923至1924年间曾任驻华军事顾问,1925至1928年间在工农红军总部侦察管理局工作,25年时其亦应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成员。
1925年10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就“调整驻华教官工作条件”专门召开会议,以下为会议决定摘录: 对在中国工作的所有人员,给予每工作一年休假一个月的权利,返回俄罗斯后给予6周的休假; 在中国每任职一年算正常任职两年; 驻华教官返苏后的任命应不低于赴中国前在国内担任的职务,按红军法规应受指责的情况除外; 携带家眷在中国任职的工作人员,家眷亦可获得其50%的工薪,但享受这一待遇的家眷不得超过两人; 在中国境内乘车船出差,按现有规章发给车船费和差旅费,两名以内的家庭成员的外出费用亦由国库支付; 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中国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国库负担; 工作人员从中国返回时,补助相当于一个月工薪的安家费; 。。。 (摘录结束)
1925年10月8日(一说7日),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军界代表在杭州浙督督署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成立五省联盟,推举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为“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10日,孙传芳与部下高级将领再次秘密开会,下达预备动员令,以秋操的名义,向长兴(北接江苏宜兴)、湖州(北接无锡、苏州)等地调动军队,待机发动。
早在1925年春,孙传芳便开始与国民军(总司令为冯玉祥,副总司令为胡景翼、孙岳,三人分兼国民一、二、三军军长,胡死后继承者为岳维峻)秘密接触。当年4月,孙传芳派亲信杨文恺北上张家口,密告冯玉祥:孙传芳已决心进攻奉军,希望同冯玉祥合作。冯玉祥则回应:“馨远出兵攻打奉军,我完全赞成。。。我还不便与张作霖公开决裂。但是,如果馨远对奉军发动攻势,我可以在北方作出准备作战的姿态,牵制奉军,使他们不能抽调兵力南下增援。”经杨文恺居间传递,孙、冯二人交换了兰谱,义结金兰。5月,杨文恺偕同冯玉祥派至杭州的代表段其澍(冯玉祥的总参议,军官教导团团长)前往开封,与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密谈,商定:一旦孙传芳向奉军发动进攻,国民二军即出兵山东,攻打张宗昌,与孙军南北夹击奉军。5月28日,孙传芳又派戈宝深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再商合作反奉事宜。为孙传芳联络冯玉祥、岳维峻的还有高尔登。冯玉祥还向杭州派出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成员为一名政治代表和两名军人,其中一名代表是冯的中将参议、宣传处长鲍世泽(包世杰)。还有资料称,冯玉祥、孙传芳、岳维峻约定了‘浙孙攻其头,豫岳截其腰,西北攻其尾’的反奉战略方针:孙先出兵攻苏、皖,岳维峻国民二军随即进攻山东,国民一军则出兵热河截击奉军后路。
国民军三巨头冯玉祥、岳维峻、孙岳还与直系另一重要将领,两湖巡阅使兼湖北军务督办萧耀南有联络;而孙传芳与广州国民党方面亦有接洽;至于同在苏联鼎力支持、扶植下的国民军和国民党,他们的关系其实更勿庸多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徐谦是国民党常驻国民一军代表兼冯玉祥高级政治顾问;国民军聘用了众多国共两党党员作为顾问、政工人员、宣传人员,其中共产党员就达30多人,如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等;1925年6月初,李大钊与于右任、吴稚晖、王法勤、丁惟汾等国民党高层专程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商谈国民军与国民党的联合问题;冯玉祥与领导国共两党北方工作的李大钊有着极深的交往渊源,二人在1925年的接触也相当频繁,这一年2月底到11月底,李大钊先后六次前往张家口拜会冯玉祥。李大钊还是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中间人。
西北、华北、东南、中原、华中、华南的几大军事势力,已蓄势待发,准备联手打击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以张作霖为首“奉张”集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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