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creaders.net/haikuotiankong/user_blog_diary.php?did=116068 德孤的主要观点一言以蔽之“其实许许多多的人士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都有研究，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奴性。这是数千年的儒家思想带来的”。 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我在我博客里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国民性和秦朝统一后郡县制度极大关系。 在 我看来， 任何思想到了后世都有一个被人再解读的问题。如何解读，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也取决于解读者本人的种种。打比喻的话， 思想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嫁接中嫁接枝条和砧木的关系。 嫁接最后的结果，取决两者，对砧木依赖更大一点。嫁接后出不了老果实，总不能不提砧木，一味怪罪枝条吧。 一 儒家对于汉族是有功的。 秦朝统一，毁灭了春秋战国的文化，也毁掉了传统的道德。 秦国自商鞅变法， 就一直鼓励“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打击社会原有的“小共同体”关系。 贾谊说“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幷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 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懃焉耳。然犹幷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 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幷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里面一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图像。 从短期而言， 商鞅改革调动了人的物欲，的确有极大成效。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言， 当人人都把自己决策赌在自己短期利益上，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 秦 末大乱， 陈胜吴广起来造反。 从陈胜言行看，他有野心， 所以才有“将相宁有种”的说法，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出身底层“个人野心”家。陈胜的出台表明一个事实， 自战国和秦统一之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新人”， 这批人没有宗教观， 没有宗族束缚，不受传统道德观约束，充底的从古代社会“小共同体”分离出来。 秦末群雄，多为这类人等。 这大概是战国和秦朝存在最大的后果，也是商鞅变法最大的后果吧。 秦 后八百年，中国经历了两汉，魏晋，五胡乱华和南北朝。 在这段时间中， 儒家虽然曾成为显学，但也有被扔在一边的时候。 不管学者争论如何， 东汉后到隋唐之间这段时期上层内斗不已， 政变不断，稳定时期比不稳定短得多， 不少朝代王室后裔最后被斩尽杀绝，官僚朝不保夕。 这段实践证明汉后被汉人改造过的胡族无法在胡风胡俗上建立稳定国家，而基于丛林哲学和武力的汉族武人也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大朝代， 正像从黑社会里面无法涌现一个统一体一样。如果没有南北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士族， 中国恐怕真是要落到万劫不覆的悲惨境界。 下面是钱穆谈魏晋南北朝南北世家。钱穆说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让鲜卑汉化，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籍这些门第的富户保养而重得回升。北方士族所造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 南方门第对于当好似传统文化之保存于緜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於外在权势与财力， 而能保泰持盈达数百年之久； 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於不衰。 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 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 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 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灭。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 无论南北， 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 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嗣皆当时门第之功。 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淡，作为偏狭之抨击“。 也 许钱穆说法多有可争议之处， 但一点很清楚。 在秦国商鞅之后中国日趋“个人主义时代“乱世，在乱世中， 只有儒家可以提供一种维系宗族的“集体主义”或“集团主义”，保留中国文化遗产。 这种“集体主义”也许不足以克服士族之间的纷争，但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唯一复苏的精神源泉。 因为儒家才能重建相对稳定的官僚集团， 所以我们最后又有宋明清等大朝代，才有和平稳定和腐败衰落两分的时代，才得以从南北朝和五代那种局面里面跳出来。所以不管皇权如何，后来的大朝代不得不以儒家为社会建构和政体建构的主题。 二 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本性上和秦朝郡县制度有极大冲突。 孔子生于春秋末世，周游列国而不被重用，多少说明在前战国环境里面，儒家是一种影响颇大但不得统治者青睐的学说。 如果儒家真支持“君主专制”，对各国统治者有那末大好处，各国变法大概应该争相以儒家为主。在春秋末期，孔子要求“尊君”，要求各国君主（周朝的大臣）放 弃自己一部分权力去对一个已经没有权力的周天子表示“臣服”本身就有一种特别的含义。 德孤提到汉武帝独尊儒家这个事实。 但另一方面是汉武帝处处模仿秦始皇， 几乎如始皇那样把汉朝搞得四分五裂。 汉史专家陈启云说“武帝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改革方案以增加皇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这 些手段后来被认为是压迫性的、剥削的，因而是法家的而非儒家的。但是这些措施和儒家的“大一统”（如强有力的、广阔的国家权威）和“太平”（着 眼于削平富豪们的均产措施）的理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武帝的方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不受欢迎 的结果。其反击游牧民族的军事战争，耗资巨大但没有立即可见的效果，初期对匈奴的战役更是屡屡失利；镇压地方豪强势力的努力，由于地主力量的持续增长（他 们后来成了后汉影响广泛的大士族和文化精英）而迟滞不前。地主豪强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能向武帝的镇压举措挑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得到了儒学士大夫的 同情和支持。…. 汉儒们的这种挑战皇权的倾向 和勇气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个事实，即儒学在汉初朝廷统治者的敌视和冷漠对待下，依靠本身的优点和潜力继续存活、发展并且繁荣起来的。儒者公开挑战汉武帝的残酷举措，出现在公元前81年的一次朝廷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所有的高官包括丞相、御史大夫和地方选举出的儒生都参加了，他们审度了汉武帝的政策， 强烈批评了这些政策的剥削性、压迫性、逐利性和无道德性，…《盐铁论》）”。 不仅如此，汉儒认为“作为儒家教养的完美化身的皇帝未能达成理想。他们越来越不满意现行的改革和刘氏一姓王朝。他们要求皇帝更彻底地改革自身和皇室，或让位于某个更适合当皇帝的人——如圣人，以真正顺应天命的要求。 早在宣帝统治时期（公元前79－公元前49年在位），儒学士大夫盖宽饶便已上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 则不居其位。”盖宽饶因暗喻汉天子让位，被指控为大逆不道而被逼自杀。但是汉儒对刘氏王朝严厉的批评和彻底改革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直到受当时儒生们公认为圣人的王莽登上皇位，结束了西汉王朝而建立新朝（9－23年）。王莽的胜利似乎是实现了汉儒的理想——圣人践祚皇位，但后来却变成了巨大的灾难“。 因此，儒家思想并没有创造出奴才世界，尽管有种种缺陷， 儒家提倡的并不是奴性。 如果儒家官僚表现出奴性， 那也是秦制王朝几百上千年改造所致。 朱熹学说在南宋被定为伪学， 元明又被距离儒家更远的蒙古皇帝以及朱棣定成官方学说，无不反映这种改造反改造的过程。 日本德川三家中水户藩产生的水户学受朱子学影响颇深，主张大义名分论，扶植尊皇思想， 在明治维新尊皇攘夷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一，但后来得不到政府保护，藩校弘道馆被结算， 大部分图书归于国有。 说到底，儒家理想世界并不是秦朝这样的社会， 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不是秦朝奠定的秦制。儒家一直推崇三代而贬低秦制。 儒家真正追求的世界更接近一般历史学家眼里的封建社会而非郡县社会。 但是秦朝之后中国的现实是离开皇权儒家无法生存。 宋代后，恐怕非官僚地主都无法延续“耕读世家”的理想。 所以才演化出儒家“宗法”大家族， 靠家族的力量培养官僚，反之回报家族。 也许因为儒生日益依赖皇权和政府的施舍，日益失去独立的身份，多数儒者才表现出“奴性”。 但这已经是果而不是因了。 待续 | 
